刘媛媛

　　 山西文坛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以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陈为人、毕星星等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们，老当益壮焕发艺术青春，佳作迭出，引起世人关注。他们近几年的创作如汩汩清泉，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总体上看，他们大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经历丰富，在人生的壮年时期赶上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并幸运地踏入文学殿堂，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目前均已退休安享人生，但是依然笔耕不辍，而且作品多以纪实类回忆、人物传记为主，在重现历史或者人物事件中，充满哲思。毕星星先生新近出版的《河槽人家》，就是一部记述自己家乡的散文集，这样一说可能不会让人觉得稀奇，大凡人有了点年纪，都爱回忆过去，故人故事涌上心头，不免有怀旧之思，是很正常的，述诸笔端往往更多的是自我沉浸，于读者来说，那些私人化的陈年旧事恐怕引不起更多的共鸣。若以此推论毕星星先生的这部作品，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装帧精美，厚达四百页的集子，阅后令我惊诧不已，一是颠覆了以往对乡土记事尤其是上世纪农村生活的固有印象，二是对于散文的写作有了新的认识。

　　 山西这样一个内陆省份，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穷山恶水，故此毕先生的《河槽人家》书名令人生疑，不像是写山西，倒像是南方小镇。细细看来，原来毕先生的家乡和别处自是不同，他的家乡高头村，也是这本书的主角，隶属晋南地区，晋南运城一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高头村就是一个古村落，一个颇有来历的村庄，村东南就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涑水河经村而过，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因为有这样厚重的历史，也因为仓廪足而知礼仪，高头村就显出与一般村庄不一样的品质。作者开篇就颇费心机地放了一篇《回乡去认古碑》，从一块古碑的辨认起笔，巧妙地道出他与这个村庄的关系，接着将这块古碑的发现、保存、挖掘、到最后的辨认、安放一一道来，就像展开一段微缩的历史，将一个村庄的过去现在连接起来，古碑证实了村庄八百多年的根脉传承，也间接证实了李世民御赐“高头李村”不是虚妄之言，而这块古碑在这个村庄得以保全并最终得见天日，是由于这个村子里有“有心人”处心积虑地寻找并守口如瓶，也是这个村子有敬重历史敬重文化的村干部，还有就是那些热爱家乡，以自己家乡悠远历史为榮的村民们。生在这样一个浓郁的有着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村庄，是一种什么体会？这里的人这里的事有什么不同？毕先生就像一个擅长“说古”的艺术家，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文章结构上的疏密有致，语言的精粹凝练，让每一篇文章读来都饶有兴味，全书连缀起来就是一部生动的高头村风物纪事，从这个村庄的故事里，又折射出时代光影的斑斓。

　　 作者在《自序》里写道：“这些文章的起因，来自我们村里的历史档案……一个乡下村子，自觉地保存下自己几十年的历史记录，历任交接，这些纸张文字竟然完好地交割了，保存到今天。”一个村庄能完好地保存几十年的档案，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更巧合的是这个村子出了一位作家，将这些陈年旧账视为至宝，变成了笔下鲜活的文字形象，让世人知道了那并未远去时代一个村庄的悲喜沉浮。“无论如何，我记下了一地一域的历史，对于故乡，我总算留下了点什么。”（毕星星语）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作者特别强调“真实”，人物、事件、地名、人名、在高头村都要一一对照上，为此他每出一篇都让村里的人看，被认为“真”是作者最得意的夸奖。

　　 这本书分为“旧时光”“乡村事”“忆乡人”“乡村风景”四个部分。我个人最喜欢第二部分“乡村事”和第三部分“忆乡人”，其实这两部分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不过是侧重点不一样，“乡村事”是以记事为主，由事情牵涉到人，“忆乡人”则以人为中心，因人涉事。“乡村事”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少男少女》，这是我近年有限阅读范围内读到的以男性视角写情感的最细腻、最诚实、最深情的散文。男性作家写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在虚构类作品里可能会投射在人物身上，但如果是纪实散文，可能会有所顾忌，其间的分寸拿捏很见心性和功力。这篇《少男少女》，从童年两小无猜的懵懂，少年情窦初开的喜悦，谈婚论嫁时的现实，成年后彼此心照不宣的牵挂，一直写到老年后百般滋味的释然，这样贯穿一生的两个人的情愫，被作者从容地一一道来，那么不着痕迹，又那么细致绵密，像是精工细作的一件绣衣，通身是一种颜色，简素到极致，却让人觉得满身锦绣，绚丽之极。“月光那么杳渺，空气那么好闻，少年心里洋溢着一种陌生的喜悦和沉醉，那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相随的月光之旅，万物萌动，我们的心里也像是有什么要破土顶出芽儿来。真的，以后哪里还有那么好的秋天，那么好的月光，那么好的苜蓿地。”这段文字让我无端地想起鲁迅先生《社戏》里描写看戏回来坐在船上的那一段，那是先生笔下最柔软最温情的一幕。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时刻，能在很多年后明白无误地再现出来，并且引起读者的共情，一方面得力于深厚的文字功力，最根本的还应该是深埋于心的那份情感。

　　 “忆乡人”里《乡村恶人》写的很精彩，高头村两个绿林莽汉一样的兄弟带兵，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他们无知无畏，靠着发狠逞强横行乡里，但又不仅仅是恃强凌弱，还敢于顶撞冒犯权势，为众人出头，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仗义行侠的豪爽，与很多人印象中胆小畏葸的农民完全不同。《乡村闲汉》同样生动有趣，“闲汉”历来是乡村一景，他们偷鸡摸狗游手好闲，在村里惹是生非，但脑筋活络能言善辩，为单调的乡村生活中增添了些许趣味。作者笔下的闲汉庆和好吃懒做，心眼奸猾，挖空心思占便宜，作者用了大量人物行为突出他的“馋”“懒”“奸”，他偷吃儿媳妇存着过年哄孩子的枣，在生产队干活偷奸耍滑不肯出力，尤其写他在集市上吃羊肉泡馍利用差价套取押金的片段，令人捧腹。这些人物故事完整，几乎写了他们一生的经历，如果稍加文学化的处理，当成小说也是毫不逊色的。鲁迅先生的《故乡》，我觉得更像是散文，其情感心境的透露很容易被读者捉捕到，对比一下《阿Q正传》，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我前面说毕先生这部书颠覆了我对乡村纪事的印象，是因为我记忆里的乡村书写，多是对于贫瘠生活的零星片段回忆，苦难、哀伤、艰辛是主调，鲜少有这样完整、纵向、立体地记叙一个村庄生活史的作品。毕先生与故乡亲密的关系形成了他写作的情感基础，高头村独有的保存了几十年的村史，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宝库。那些当初作为存档的记录，经过作者的加工连缀，成为独具一格的写作素材，让这些作品呈现出与同类题材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你可以把它当成散文来读，也可以当成非虚构纪实作品。比如《1959，一家人院子里挖出财货》，写高头村景自立一家院子里挖出来铜元前前后后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其中加入了很多当年档案里的记录，历史的音容笑貌就那么真切地展现在眼前，荒诞到幽默的场景，却是一本正经的严肃认真。造化弄人，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体又是多么无辜和无奈。这部书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有根有据，有头有尾，来历清楚结局明白，这样的笔法，真是需要岁月的积淀，让人觉得回首是一件很值得尊重的事。在书写这些陈年旧事的情感基调上，作者避开主观情感表露，也尽量收敛价值判断，努力做出最客观的呈现，同时写作思考的视角放在对时代和人性的文化反思上。《唱家戏》《请先生》《乡下野医生》等，再现了千百年来乡间绵延不绝的某些民间风俗，这些风俗与时代和主流格格不入，甚至是作为封建糟粕被明令禁止的，但却有着深厚的民间土壤，在乡野大地上以某种神秘的途径流传延续，生生不息，这是当下农村生活的某种真实存在，是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奇妙的融合，也是储存在华夏子孙基因里的遗传密码，无论时代发展到哪里，这种骨子里的因子会在特定的时间环境里复苏和呈现。《最后一个入社的女人》等，则反映出时代夹缝里个体生存的千姿百态，北岛有著名的诗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代风云变换中，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游离于主流之外，用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与时代背道而驰却也自得其乐，潮水退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偏偏这些人的人生更实在更通透一些。故此，毕先生这部书里的作品，完全没有一般怀乡思故作品的抒情泛滥，也没有惆怅惋惜或者怀念的情绪，他完全站在记录者的立场，不偏不倚冷静而客观地记述，摒弃了同类作品的某些共性特征，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文化品质。

　　 还要说的是作者的文章结构和语言。作者在《自序》里说：“这个时代，恰恰是散文，代表了当今汉语文学的高度”，并将自己的这些作品归为纪实性散文，我倒是觉得，在很多篇章里看到了小说手法的运用。作者显然熟悉小说的技巧，并巧妙地运用在散文的写作中，在篇章结构上营设出峰回路转曲径通幽的效果，从而让叙述变得妙趣横生，令单调乏味的内容变得灵动有趣，吸引读者一路读下去。作家葛水平非常惋惜这些题材的浪费，她认为有些是绝妙的小说素材。在语言上，笔者也非常同意葛水平的看法，她说毕先生的语言“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尖锐杀伤力，他的文字磨去了生活的浮华和松散，那些历史缝隙里伸出的生命，其中既停泊着宿命的符号，也停泊着无奈的选择。”作者选择了近乎口语的表达方式，包括题目的选取也是如此，《回乡去认古碑》《乡人不惜命》《我和父亲共同守护的一份隐痛》等，拙扑平常，一种返璞归真的自在。文章多用短句，读起来轻快顺畅，但又善于陈述描写，用语典雅整饬，韵味悠然。“很多人想象的乡村，是古典的乡村。其实就在古典的原野上，也不是你想象的那般南风如熏，祥云缭绕。自古以来，乡村当然是一块美德的沃土，乡野却也不是一种颜色。”这样的句法比比皆是，很有特点。“十爷最小，和父亲年岁差不多，我就记得多了。十爷身强力壮，在巷子里就强横，不服人，好争胜，翻了脸，敢吵也敢打，巷子里一般没人惹他。”这样的短语排列，干脆，表现力强。

　　 总之，《河槽人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作品，正如傅书华先生指出的那样“除了具有非虚构写作的普遍性意义，还因为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即使今天的中国，都市兴起，商业经济大潮汹涌，但乡土的基因仍然深植于社会结构及每个人的生命之中。几千年传统中国的乡村，百年来中国的农村，面对今天时代转型仍以农业为主的乡下，这三种不同的农人存在形态以及演化形态，还有其间各种观念性生成与冲突，毕星星都通过非虚构的乡村叙事给我们以真实而生动的展示，这正是其作品独特性之所在。”从这部作品中，我们除了从中可以了解山西南部这个叫高头村的村庄，以及它所代表的晋南文化，还有一层写作上的意义我们可以认真研究琢磨当下文章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