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想起那年高考
我常想，尘世中人，有时不得不相信一点宿命，比方因果，比方知恩图报，比方机缘巧合……就拿我当年高考的事儿来说吧，头一次因功课学得不扎实，名落孙山;第二次下了点工夫，录取了，偏偏通知书的寄送又出了差池。那时我就琢磨，或许是好事多磨吧，只要尽力了，终会有结果。
国家恢复高考的时间是1977年，我在1978年就参加了高考。今天看来，那时的高考题简直是小儿科，没有几道考题，科目也少，落榜只能证明自己学无所成，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被“文革”耽搁了。父亲原本对我期望值很高，以为成龙变凤呢，哪知道事与愿违，便叹口气说，人挪活，树挪死，换个地方补学吧，再要考不上，就只能回老家种地了。
父亲把我安顿在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机关附近的朋友家里，随后又带我拜访他的好友冯聪敏先生，并在冯先生推荐下，让我插班进了公司机关子弟中学应届班复读，冯先生正好代我们的地理课。
那时候年龄小，对陌生环境并无多少不适，而我聆听冯先生授课，却认为是难得的享受。冯先生毕业于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素养颇高，上课虽夹一本讲义，却是摆设，整堂课不瞟讲义一眼，手执粉笔，边讲解，边绘图，一幅世界或者中国地理版图惟妙惟肖地绘制在黑板上，手不停，嘴不歇，一些重要的地理标志、知识要点梅花间竹般标注在地图上，也深深刻进我们心里。一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当我再次踏进考场，便有了胸藏百万兵的自负。果不然，高考地理成绩是几门学科中分数最高的。即使过去多少年，我对冯先生的授业之恩，仍心存感佩。
走出考场，我如释重负，这次与上次心境大不同，上一次心里發虚，没着没落的，这次却有种踏踏实实的感觉，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样子。等待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里，我随矿山子弟去垣曲县地表径流板涧河北岸的胡家峪铜矿马头岭农场做临时工，日工资9角钱。9角钱不错了，那时候一袋白面才9块钱。我很知足，师傅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场领导也看在眼里，经常当众表扬我。
我们家离农场并不远，家里捎来一包点心，或者我给家里捎一封信，也就一两天的工夫。父亲来信说，好好在农场表现，万一考不上中专或大学，在农场做个学艺工也是蛮不错的。父亲是过来人，他知道乡下孩子找工作不易，但我的心思父亲怎能读得懂？我有些莫名的伤感，苍苍茫茫的中条山显然不是我人生目标里的背景。忽然想起，当年有个叫仇远的钱塘人，职场失意，郁悒不欢，遂写诗道：我月太古色，我琴太古音。色见音声求，焉能知我心。谁又能知我心呢？我的心虽不能像舜那样放眼天下，但一点小小的抱负还是有的，那点抱负如蚕食桑叶般折腾得我夜不能寐。
等待的日子简直是一种煎熬，度日如年也好，望眼欲穿也罢，这样的心境被我隐藏得很深。从七月份开始，一直盼到十月份，一块来打临时工的矿山子弟已经接到通知书走了好几个，我却仍无音信。冥冥中，对自己的高考成绩产生了不详的预感，接下来怎么办？重新补学还是在农场当一辈子学艺工？生来第一次对人生和前程感到极度迷茫。
冬天到了，山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而我感觉不到寒冷和疼痛，似乎神经末梢都麻木了。在冷风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像年轻时的舜王那样，整天在中条山里不问世事，躬耕陇亩。
1979年11月29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往地里用平板车盘了一上午肥料，累得人困马乏的。临近中午，有人在远处的高坡上大声喊一个人的名字。风大，声音或粗或细，听不分明是在喊谁。后来是一块干活的一个同学推了我一把，忠明，场领导喊你呢，你愣着干啥？
这个时候，平白无故喊我做什么，难道是我奶奶病了？
我胡思乱想着，心一下子悬在嗓子眼里，仿佛看到油尽灯枯的奶奶颤抖着一只爬满蚯蚓般经络的手，无望地指向窗外的样子。
“王忠明，你被学校录取了，你父亲让你赶紧回家！”
那天，我不记得场领导是怎么帮我协调回矿里的汽车，又是怎么帮我结算工资的，只记得我提了一个装行李的编织袋，笨手笨脚地爬上一辆老解放，沿着山路吭哧吭哧离开胡家峪铜矿马头岭农场。直到农场的房子被满山树木渐渐遮蔽了，我才想起忘了许多礼节上的事情，后悔没有来得及与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和带自己学徒的师傅道别。这一别，何时才能相见呢？能够看出来，就连场部的几个领导都是真心替我高兴，他们笑呵呵地叮嘱我，以后远走高飞，可别把马头岭农场给忘了啊。我嘴里一股劲儿说，哪能呢，哪能呢，一颗心却早飞越迢迢关山。
如果是夏天，马头岭的风光确实不错，山水树木是天然的一幅水彩画，但对我而言，那只是我长途跋涉偶尔小歇过的一块石头，石头上连我的屁股印都没有留下。
回到家中，迎接我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着一行字：山西省地质局技工学校。虽说只是榆次的一所技工学校，如果从名牌大学到普通大学，再到各类中专一直往下数，数到最后才轮到技校，但技校也是包分配的。在那个年代，上了技校就等于捧起一只铁饭碗。1979年，胡家峪矿子弟中学毕业生里，满打满算仅有5个学生被各类院校录取，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搭的是最后一班车。
我不得不往宿命上去推敲，当初高考报名时，我将接收录取通知书的地址填为集团公司子弟中学，而应届毕业生里恰好有个叫王忠的同学，比我的名字少了一个字，收发室的校工误把通知书给了那个王忠，一来二去，整整延后一月之久，但好在物归原主了。
看上去父亲是高兴坏了，几乎逢人就说，“我家忠明考上学校了，过两天就走，总算从这山沟沟里蹦跶出去了……”我母亲天天给我改善伙食，把家里仅存的一点压缸底的白面都做了扯面，烙了烧饼。那些日子，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少有的喜庆当中，为我光明的前程高兴并骄傲着。我呢，也是满心欢喜，做梦都要笑醒，就像舜即将要走出历山，准备执掌五典，巡狩四方一样。
B、走出中条山
我母亲是不信神的，但我临出门那天，我亲眼看见她双手合十，站在灶君位前嘴里念念有词。几年后，再次回想那天的情景，我才明白“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老话的深刻内涵，不禁潸然泪下。
1979年冬天，我背着母亲缝制的全新被褥，揣着父亲塞给我的20多元钱，朝一个未知的远方迈出第一步。那时，中条山刚落过一场雪，大地纯净得一尘不染。
家乡距离省地质局技校少说也有400来公里，没有直达的火车，中途倒两次车，兜兜转转要花十多个小时。先是坐胡家峪铜矿至公司机关的大巴车，沿盘山路赶往垣曲县城，然后乘火车去闻喜县礼元镇的礼元站，再倒一次车去榆次。在垣曲车站涂了绿漆的低矮的木头售票窗前，我买了一张学生车票，全票价应该是5.8元，我花了2.9元。车票是窄窄的硬纸片，捏在手里，轻如鸿毛。一张硬纸片居然花了2.9元，我心疼得不行，心想一角钱能买两个大烧饼呢，2.9元就是58个烧饼，坐火车等于是吃钱呢。垣曲开往闻喜的火车是那种三节半的硬座小火车，汽笛声起，火车摇摇晃晃驶离月台，车窗外一团白汽从车头一直延续到车尾。我想透过车窗，望一眼家乡的田野和房子，还有缥缈而亲切的中条山，但车窗被大片的冰花覆盖了，那种类似热带雨林植被的冰花阻隔了我与家乡的对视。我摸了摸装在内衣口袋里的通知书，感觉那里硬邦邦的，心里非常踏实。
下午两点多，我出现在礼元火车站附近的公司驻礼元办事处，登记了一张床位，准备换乘晚上7点左右由西安开往北京的一列特快列车。
“该吃时吃，该喝时喝，穷家富路，别把自个儿给饿着。”母亲的叮咛犹在耳，我在车站附近的小饭铺里要了一碗刀削面，面条上摆了几片五花肉和一撮碧绿的芫荽。落座的时候，我又摸了摸内衣口袋。对我来说，饭并不是非吃不可，只是为了填一填饥肠辘辘的肚子，如果不感觉饥饿，三天不吃也无妨。三口两口吃完，抹了抹嘴，我原路返回办事处。办事处的一个房间里有十多张床，差不多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人，他们七高八低略带粗野的呼噜声暴露了他们的身份，我知道他们都是从中条山里走出来的公司职工，有机关干部，有回家探亲的矿工，也有去很远的地方出差的采购或推销员，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职工子弟，说不定要漂泊到天南地北的哪个地方，但我们的根依然深植在中条山里。这样，我自然又想起了舜，那个“行厚德，远佞人”的贤明的君主，在他走出历山之后，一定也没有忘记历山的黄天厚土，以致于多年之后，“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在我闭目打盹时，仍忘不了将装有入学通知书的口袋死死压在身子底下，仿佛玄奘悉心守护着他去天竺取经的通关文牒。
晚7时40分许，我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虽是夜车，车厢里没座位的乘客比比皆是，就连列车的衔接处也挤满了人。婴儿的哭闹声，大人的说笑声，列车员的报站声，咳嗽声，放屁声，甚至鸡笼里公鸡的打鸣声……搅成一锅粥。临出门，父亲一再嘱咐我，要我多长个心眼儿，找座位尽量嘴甜一点，脸上要常带笑。尽管我中规中矩落实着父亲的教导，挨着座位一个一个低声下气问人家去哪里啊，快不快下车，但收效甚微，只能说明父亲的经验谈并不“通用”。挨了几次白眼，吃了几次闭门羹后，我改变了策略，开始留意那些空着两手，或携带行李不多的旅客。这样，我很快就找到一位准备在侯马车站下车的旅客。我就像人家的贴身保镖一样，把行李放在自己脚面上，一手捺着内衣口袋，一手掰着那人身后的座位靠背，直挺挺立着。大约20分钟后，我的屁股有了着落，在昏黄的灯光下，我长长地，满心愉悦地松了一口气，仿佛在大漠深处找到一块可以活命的绿洲。运气真不错，走道上还有那么多旅客依然找不到座位，他们木然的表情似乎与生俱来，这一夜他们只能站着打瞌睡了。头顶上的行李架满满当当塞的都是别人的大包小包，我的行李卷挤不进去，只能夹在我的两腿之间。这样也好，我可以趴在行李卷上心安理得地打呼噜。想不到好事情都让我遇见了。
我是被簇拥的人流推出寒气袭人的榆次车站的。那时，太阳还没有出山，晨雾在车站外面空荡荡的广场上游曳。劈面的严寒让我缩紧了身子，平原地带的榆次毫无表情地看着我，打量着我这个木讷而又猥琐的不速之客。
时间尚早，估计接站的校车还没有出发，我只好在候车室把时间一点一点耗掉。候车室的座位都是冰冷的木头长椅，亏了母亲事先给我缝制了御寒的棉衣棉裤，样子虽有些臃肿，但抗冻是最重要的。
候车室里的旅客并不多，我发现坐在对面的一个小伙子总在有意无意地瞟我。父亲告诉我，出门在外要多长个心眼儿，提防小偷。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内衣口袋，却又觉得多此一举，小偷偷我的通知书干嘛？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当钱花。我试探着与对方搭讪，不想对方一开口就露馅了，竟然是我熟悉的晋南话。一问才知道，这个叫杨超的小伙子是平陆县人，和我一样都是来榆次上学的，而且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俩上的是同一所技校——山西省地质局技工学校。这让我们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彼此互道了姓名，年龄，高考成绩，坐了几个小时火车，家里几口人，城里住还是乡下住，吃早饭没有等等，最后甚至还扯到《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课文。一谈及那篇课文，杨超帅气的脸庞上露出了自得的微笑，他眉飞色舞地给我重述那场发生在二十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杨超俨然变成了那场事件的亲历者……
接站的大巴车来了。
C、清晨来到树下读书
1979年的山西省地质局技工学校，圈在一道红砖大墙里，大门口有两根砖砌的门柱，外面贴了一层花里胡哨的马赛克，地址在榆次市的长凝镇，原来是晋中地委党校所在地。学校外面是农田和村庄，由于季节原因，很难看出迷人的田园风光来，只能靠想象推理春天是什么样子，夏天又是什么样子。我的家乡没有这样平整广袤的农田，极目四望不外乎是隐隐青山，除了起起伏伏的山巒就是层层叠叠的树木，还有袅袅炊烟，还有“花鼓花鼓两边站，听我老婆子唱一段”的民歌小调，还有舜在坪上耕耘，娥皇女英在家中纺布的不朽传奇……我有点想家。
报到，注册，领取餐证，办理户口和粮食关系手续，认宿舍认教室认餐厅认厕所，安顿好行李，置买好洗漱用品，中间还吃了一顿午饭……等所有的事情告一段落，我把自己如同麻袋一样，重重地摔在光板床上，头枕着还没有打开的铺盖卷。室温很低，好像没送暖气，眯了一会儿，脑袋格外清醒，怕把自个儿冻着，赶紧铺开被褥，端着脸盆找水洗漱。期间，陆续有新同学探头探脑地走进宿舍，寻找属于自己的床位。宿舍是里外套间，十个床位，先到的学生都选择靠近窗户的床位。彼此做过介绍，才知道大家来自全省的四面八方，吕梁的，长治的，运城的，大同的，忻县的，还有省城太原的，拗口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郁的方言。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全新的学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们都在揣摩和熟悉着彼此的秉性与习惯，一切都透著别样的新鲜，一切都在小心翼翼地滋生与发展。
榆次的冬天是一块雪花与阳光交替嬗变的调色板。
学校党委书记王文华似乎天天在操场上跑步，打拳，别看50多岁的人了，三米多高的墙头轻飘飘就攀上去了，大家私底下疯传，王书记会飞檐走壁，是燕子李三的徒弟。代我们钻探工程课程的薛文保老师是山西地矿局资深技师，操场上那根20多米长的不锈钢旗杆就是薛老师想办法鼓捣起来的，用的不外乎是一根粗麻绳，怎么绑，怎么扶，怎么撤绳头，全凭薛老师手头和脑袋里的功夫。有个来自长治的同学，晚上睡觉，从不掩蚊帐，我们即使把蚊帐扎得严严实实，也免不了身上长几个红疙瘩，而那个“长治家”却百毒不侵，每天早上，他睡过的床边总会熏死十几只长嘴蚊子。我有一个同桌，上课时总是安安静静地伏案创作，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写小说，后来才知道他在给讲台上的老师画素描，还别说，画得有模有样的。学生们正处于长身体的年龄段，每到饭点，食堂售饭窗口前就会挤成疙瘩，食堂大师傅是个胖子，不仅刀工了得，还喜欢守在窗口给学生打饭，手拎一把铁勺，“啪嚓”一声伸进菜盆，盛起满满一勺菜，看上去有荤有素，色香味俱全。可他弯腰朝窗口外面张望的眼神有些古怪，男同学是一码事，女同学是又一码事，学生是一码事，老师又是一码事，认识的是一码事，不认识的又是一码事，经他鉴别后，手上的技巧就昭然若揭了，或者是满满一大勺菜一滴不剩落入碗中，或者勺子轻轻一抖，肉片重返锅中，面条的分量也是厚薄有别，多多少少一眼就能分得清……
那时候，国家每月给学生补助15元钱，再加上家里寄来的零花钱，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也挺惬意。虽说饭菜的规格偏低，餐餐不离玉米面窝头和炒土豆丝，但毕竟能够吃饱，比起我们的前辈来，不知要幸福多少。学校安排的课程也简单，课堂上自行消化后，基本没有课外作业。作为地质技校的学生，我们把自己的未来与一台钻机紧紧绑在了一起，而那台钻机很快就出现在校园里，成为我们的“打卡”之地，怎样填报施工日志，怎样开钻，怎样提钻，怎样取岩心，怎样标注记号，怎样观察岩心成分，怎样处理卡钻……这些属于地质勘探工人的基本技能，逐渐被我们由浅入深地学习和掌握，并且融会贯通。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超前适应那个冷冰冰硬邦邦的地质勘探生活了，尽管在思想上远没有达到那个名叫张二棍的地质工人的精神高度，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棵随便的，生长在南山或北坡上的草，缄默的根，握紧深处的土……
父亲来信了。父亲在信中说，家里一切都好，勿挂念，不要光知道学习，礼拜天也别总困在宿舍里，学校离太原不远，约个伴儿去省城散散心吧。
如果不是父亲的来信，我几乎把家乡忘掉了，我几乎把历山上的舜王坪忘掉了，我几乎把舜王坪上那个躬耕陇亩的虞舜忘掉了，我明白我压根儿就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俗人。比方我和我的同学们在秋深的季节里相约着去偷摘附近农民枣园里的红枣，我们的吃相都很难看。比方节假日里，我们会乘坐校车去太原游玩，迎泽公园、柳巷、海子边、五一大楼……都曾留下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足迹。比方我经常因为贪玩，耽误了校车返程时间，只好乘坐火车在北合流车站下车，再徒步6公里夜路，直到子夜时分才可以走回学校。
距离北合流车站数百米远，有一座公路桥，桥下是汾河的支流潇河。有几次，我踏着黏稠的夜色走上大桥，听得身后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想央求对方搭自己一程，往往被误认为劫道的强人，把人家吓得又喊又叫的，玩命地疾驶而去。偶尔也有运气好的时候，会遇见赶夜路的手扶拖拉机，司机出于好心，在判断我没有恶意的情况下，主动捎我一截。年少不识愁滋味，在技校学习的那两年，我像一只无忧无虑转着圈子逮自己尾巴玩儿的小猫咪，风清月白总相宜，乐在其中。
有一次，我还专程去省城拜访山西日报社的翁小绵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文学热潮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但我写不出什么大部头作品，只能往报社投稿，小小说，小散文，小通讯，逮啥写啥，作为山西日报社的自由投稿人，翁先生对我投寄的每一篇稿件，从选题到篇章结构、措词行文，都会尽可能地给予精心指导，对我知遇有加。
D、有个老师叫贾盛茂
1981年7月，我从技校毕业后分配到省地质矿产局第一水文地质大队，当了一名野外钻探机组的钻探工。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经常激情高昂地合唱《地质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疲劳和寒冷，背起我们的行囊，踏上层层山峰……但是，当我们真正成为一名常年在野外作业的地质队员时，当初的豪情一落千丈，餐风露宿，居无定所，日晒雨淋，筚路蓝缕。师傅怜惜地对我说，赶紧让你爹妈在老家帮你介绍个对象吧，要不年龄大了，就不好找个合适的。言下之意是干地质工人这一行，不比窑黑子（煤矿工人）高级多少，连找对象都是个大问题。我忽然怀念起在马头岭农场打临时工的日子，工作虽然辛苦，但男女同学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日子过得好悠闲。哪像现在，理想与现实出现巨大落差，我的人生如何重新规划？我的未来又在哪里？
家里又来信了，我无心去看写信的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无非是希望我安心工作，不要有任何牵挂。
那年冬天，天降大雪。我和几个同事挤在一户农民的大土炕上，冷得睡不着。寒风鸣着口哨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我们每个人都摸个遍，炉里的火早熄灭了，我们脸前总是萦绕着一团白汽，还有数不清的跳蚤在衣服里騷动，这里咬你一口，那里又咬你一口，我们拍打跳蚤的巴掌声，让漫漫长夜变得紧张而又血腥。
还有一次，是我独自一人寄宿在一户农家的过厅里，地铺旁边搁着一口没有上漆的棺材，每到夜晚总觉得棺材里嘎巴嘎巴地乱响，经常被噩梦惊醒，全身冷汗淋漓。
1983年春天，机组转场到吕梁市交口县双池镇。我们在这里进行水文地质资源普查，顺便打几口机井，解决当地群众饮用水不足的问题。
双池镇中学有个老师叫贾盛茂，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当时贾老师刚四十出头，留着小分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一口流利的太原普通话，是学校的教导主任。我这人喜欢交朋友，闲暇时经常去学校做客，一来二去就和贾老师成了朋友。我们聊得很投缘，几乎无话不谈，竟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有一次，贾老师邀我去他家做客。那是两间窑洞状的平顶建筑，屋里收拾得很干净。贾老师说，这都是他爱人的功劳。贾老师的爱人是乡镇医院的医生，很贤淑，我们在沙发上聊天，她就坐在贾老师旁边静静地打毛衣，并不插嘴。我就想，知识分子的家庭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以后，我经常去贾老师家里闲坐，遇到吃饭，也不客气，拿起筷子就吃，边吃边聊。记得贾老师给我讲的最多的是要我在逆境中学会拥有一份乐观心态。
随着工作地点的变换，我与贾老师的交往也戛然而止了。几年后，我离开了地质部门，回到中条山下的运城。而我猜想，老家在太原的贾老师一定也从吕梁调回省城了吧？落叶总是要归根的，总不至于像舜那样，把自己恒久地安顿在陌生的苍梧之野吧？
近来，我开始整理我的一些经历与过往，突然想到多年未曾谋面的贾盛茂老师。我把那段经历写成一篇散文，投寄给《太原晚报》。不想，《太原晚报》社会新闻版在2019年1月4日刊登了题为《家住运城市的王忠明给本报来信寻找自己的人生导师：敬爱的贾盛茂老师，您在哪里？》的消息，居然以这样的方式帮我寻找一位旧友。类似贾老师这样的旧友，在我的生命之旅中，曾经邂逅了许多，譬如我的中学地理老师冯聪敏先生，譬如马头岭农场的工人师傅，譬如我的同学杨超，譬如技校的党委书记王文华，譬如扶掖我步入文学之路的翁小绵先生……他们都是我需要感谢或寻找的。
前人刘孝绰说：故居尤可念，故人安可忘。我们都是舜的后裔，舜能够携带中条山之风，明德于天下，我又有什么理由忘记故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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