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川

　　太赵崖上忆耕耘

　　即使是蕞尔荒村，巴掌大一块地皮，也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村地形像一个大圈椅：北边是坡地，坡顶有一庙墟，在那里可以看见汾河谷地和吕梁山脉，地名便叫“庙上”，其北叫“后坡”，其东叫“庙东”，其南叫“庙前”;村南是一马平川，有个名字叫“陆里”，听起来很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村东南一带，有很多大沟，沟边上，沟里头，很早就有大片的果林，沟的对面有一大块平地，名字叫“太赵崖”，那里向东南不远就是太赵村，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我们家在太赵崖上有一块三亩多大的责任田，是水浇地，以前种小麦，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放了暑假，常在那里干活。开始是套了牛车，把家里的农家肥，如猪粪、牛粪、茅粪等，一车一车地拉到地里，很整齐很均匀地下成一个个小堆，然后找拖拉机翻地，翻地前用铁锨把小粪堆均匀地撒开，翻过以后，麦茬和粪都翻到下面去了。

　　每下场雨，就要耕一次，耙一次，把水分保住，村里话叫“保墒”，也是套上牛，用传统的曲辕犁来操作。这样反复到中秋前后，就是施化肥，用耧来种麦了。一般我等不到种麦，就开学了，所以能干的活，主要是拉粪和耕地，外带养牛。

　　我是个生性懒惰，又心慈面软的人。晚上不睡，看书看到两三点钟，早上不起，天天都要被父亲或者祖父喝叫。套车干活时，自己懒，也舍不得使唤牛，别人一早上能拉四车到六车，我最多拉三车;耕地时，别人一早上能耕一亩，我最多耕半亩，牛累了不肯走，我也舍不得打。只有一个时候我积极，牛身上有了虻子以后，把牛叮得乱叫，我便歇下来，脱了鞋子，用鞋底打虻，拍中以后，牛身上便显出一块血迹，虻子的稀烂的尸体掉在地下，我和牛一样高兴。那根鞭子主要用来练武功，坐在牛车上走的时候，看见路边的椿树上有一种臭蛾子，就用鞭子抽过去，越练鞭法越准。过一个暑假，好好一头勤快听话的牛，能被我纵容成偷懒的赖皮，祖父便不得不把它牵到市上卖掉，让有经验的老农重新调教它。

　　懒归懒，但这种传统的劳动方式还是有很多乐趣的，尤其是耕地的时候。刚起床，我还两眼惺忪，半睡半醒，一万分的不乐意。等到了地里，早晨清冷新鲜的空气一吹，人就完全醒了。看到太赵崖周围葱郁的果园，和沟里升腾起的那种青紫色的薄雾，脚底下的野草叶上满是亮晶晶的露珠，心情也就开始大好。

　　刚下过雨的地潮湿松软，犁铧很容易进去，牛也拉得不吃力，就这样一行一行地犁着。我的工作只是右手扶着犁柄，掌握犁铧的方向和深浅，左手拿着鞭子和缰绳，指挥牛的方向。口里还要不时地喊口令，往前走是“打起”，往右走是“打打”，往左是“咧咧”，停下来是“我哦”。

　　这种吆喝牛的口令还有一个笑话：一个口吃的人赶着牛车，拉了一车的新小麦去交公粮，路上别人好意地问他：“今年打了多少麦子啊？”他急得说不出来，右手执着鞭杆，紧张地敲着牛背，口里吃吃地说：“打，打，打……”结果一句话没说完，把牛车赶到沟里去了。

　　常和我一起耕地的是祖父和堂弟。两头牛，两套犁，一套耙。耕的时候，我和堂弟一人把一只犁，祖父在地头坐着观看，有问题他过来解决。耙地得祖父亲自上阵，两头牛套在一起，祖父手挽缰绳，两脚踩在耙上，一声吆喝，牛就欢欢实实前进了。堂弟身轻如燕，不久也学会了耙地，只有我学不会。

　　一般都是早晨五点多开始，九点半收工，中间八点钟左右要休息一下。休息时，我们坐在地头，取一块馍，拿一根葱，吃几口充饥，祖父还要抽几支烟，说上一会闲话。他见多识广，常给我们说一些稀奇的事，但也不是滔滔不绝，说几句就完，闹得我和堂弟倒向往不已。

　　跟着祖父耕地，还有一个好处。太赵崖附近有很多果园，苹果已到了成熟季节，白天晚上都有人看着。看苹果的人认识祖父，看见我们赶着牛来了，就摘几个苹果送过来，叫我们尝尝。祖父往往推辞几句，人家把苹果往地头一放，就跑走了。这样，我们休息时吃馍，就不用就生葱了。一人一个大苹果，美得很！

　　我们经常耕地，人家也经常送苹果，这家送了那家送，有时候一早上能得到一二十个，吃不了就拿回家去。有一回早上出发前，祖母拿出一个布口袋，说把这个带上。我问：“带这个干啥？”祖母不好意思地说：“一会人家送了苹果，可以装在这个里头。”她把接受馈赠当成习惯了。如果祖父不到地里去，只有我和堂弟两个，也就没有人给我們送苹果，由此我发现祖父在村里是挺有威望的。

　　外祖父的田园

　　今天，忽然秋高气爽，碧蓝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一下子扫尽了连日阴雨带给人的不快。上午在学校，有学生谈起假日里在家中掰玉米棒子、摘豆子、摘棉花等秋收的情景，又让我一下子思念起多年前外祖父的田园。

　　外祖父承包责任田时，选择了一处很特殊的沟地，产量虽然不高，但面积很大。从西陈村出来向东，沿着平整的田间小路，穿过一大块一大块平整的麦田和果园，走到小路的尽头，到深不可测的悬崖边时，就到了外祖父的田园。

　　悬崖边有一条小土路可以下去，情形有些危险，但外祖父是艺高人胆大的农民，他赶着骡车上下，总不会出问题。小路的两侧全是野生的枣树，到了秋天便是满树的红枣。下到沟底，有几大块平整的田地，外祖父在这里种麦子、棉花、豆子、玉米、花生、蔬菜等作物。在沟底往上看，有一种在在深山老林的奇妙感觉。沟的东南方崖顶，是东陈村的古旧房屋，从沟底看上去，好像神奇的原始部落一般。

　　顺着沟里的小路盘旋向北，地势更低更深，如果一直走下去，便能走到汾河谷地，但我从来没有走过，只走到一处水井边。那眼深井是西陈村的水利设施，把水从地底抽到沟底，再送上崖顶去，那大的管道斜倚在沟崖上，看上去很壮观。

　　外祖父还有一块位置最特殊的地。站在悬崖顶上看，那块地和地平线齐平，四周不挨，好像孤岛一般;站在沟底看，那块地便如同在山峰的顶部。也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去，上面有几棵老柿树，一大块平整的麦田。在古代，这块地应该和旁边的田地是相连的，后来雨水冲刷沟壑，才形成这么独特的一块地。

　　我曾经和外祖父一起，来到这块奇峰顶上的地里耕田。站在那里看东陈村，很近很近，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隔了一道沟，过不去。

　　秋天的早晨和黄昏，沟里会弥漫着一层薄薄的紫色雾气，看上去和仙境一样。在其中行走，衣服会变得有些潮湿，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秋天常常有红枣和软柿子可以摘着吃，这些东西都属于自家的，从来不用担心有人管。

　　记得最清楚的一件趣事，是外祖父的种咖啡。本来我在地理课上学过，咖啡是热带作物，黄土高原是不能种的。但有一年，外祖父的一位农科站朋友赠送了少量的咖啡种子，让外祖父试着种一种。外祖父便在花生地和棉花地里随便撒了一些，后来长得很好，样子像一种豆子。收获以后，外祖父高兴地把咖啡豆分成几份，送给大家煮着喝。我们家也煮了一次，汤是红褐色的，说不清什么味道。大家都有些疑心，外祖父便包了一些，转送给外地的朋友，找专家检验，过了许多时候也没有结果，可能确实不是什么咖啡，而是另一种植物。

　　前几年，运城的电视报上忽然登了一条广告，说是推广种植草本咖啡可以致富，我就疑心他们推广的其实就是外祖父种过的那种东西。果然过了没多久，有专家指出这是假广告，所谓的草本咖啡，是一种可以入药的普通豆类植物。

　　外祖父年纪大了之后，家里的各种农活便渐渐落到四姨两口子头上。我没有舅舅，管四姨父叫舅舅。责任的转变也带来权力的转变，外祖父有些不适应，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有一次他要上地里割韭菜，四姨嘱咐他要当心韭菜地里的井，他生气地说：“我会走到井里去吗？”确实，那块地他摸爬滚打多少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外祖父是最能容忍我调皮的人，不管我想玩什么，他总会全力配合，直到我上初中高中还是这样。我看了武打片，想找白蜡杆练武术，他便到沟里给我砍白蜡树;我说自己家桃园最好的围墙是栽种带刺的花椒树，他便到沟里给我挖来许多小花椒苗;我要玩弹弓，他便找来树杈和皮条;我要找一把真正的宝剑，他便从屋里翻出一把生锈的七星宝剑。在他老了之后，最高兴做的事就是和我聊天，其实所谓的聊天，是让我听他讲往事，吹牛。有时我去看他，时间太紧不能多聊，他就遗憾许多天。

　　那年冬天他提出要来运城看我的新房子，当时身体还很好，母亲并没有在意，认为机会多的是，不争这一时。过了春节我去看他，精神依然健旺，和我喝了好几杯酒，说了许多话。但几天之后，就突然发作了心脏病，只过了几小时便去世了。

　　东天月上

　　八月十四的傍晚，闲闲地坐在故乡小院北屋外的台阶上，看见我家的月亮从邻居家的黑色桐树冠里缓缓透出金光。

　　这到底算是金光？银光？或者是玉光？

　　它是那么的明亮耀眼，好像刚刚清洗过，打磨过，焕然一新地来迎接自己的节日。当然我知道，月亮总归是月亮，它没有什么变化。空气浑浊的时候，月亮就昏暗;空气清净的时候，月亮就明亮。就和我们的心灵一样：心念杂乱时，人就糊涂;心念专注时，人就灵敏。

　　这时的月光还没有照亮大地，院子里亮着一颗电灯泡，照得那几朵月季花也透出娇娇的亮色。大椿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掉落，撒在院子里，显示出秋天的一点颓唐。两棵小枣树，结了不多的果实，此时仍挂在树上。枣树下，有两丛躺着的菊花，却还都没有开放。菜畦里，杂乱地长着些辣椒、芫荽，正是能采着吃的时候。

　　母亲坐在灶边，时不时往灶膛里塞着果树枝，锅里蒸着的是馒头。下午，母亲曾蒸了一锅香喷喷的肉包子等我来吃。我回到家的时候，肉包子还冒着腾腾的热气呢。听说我不吃肉了，母亲和父亲顿时失望起来，好像做了件错事。其实几个月前，我就给他们说起过不吃肉的事，但在他们的印象里，我一直是个肉食动物，看见肉两眼发光，吃起来狼吞虎咽。这种深刻的印象持续了三十几年，要想一下子改变过来，还是很难的。

　　就在我看月亮，母亲蒸馒头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了南屋里的“三白瓜”。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西瓜，皮是浅绿色的，瓤是浅黄色的，籽是浅褐色的，味道是极淡的。农村里习惯把浅色称为“白”，所以这种瓜便得了一个“三白瓜”的名字。因为皮儿厚，这种西瓜可以挨过夏天，一直储藏到秋天，所以便成了中秋节的佳品。父亲说，“三白瓜”是可以入药治病的。至于治什么病，他们也不清楚，不外乎是“败火”吧。

　　我把瓜切开，一人取了一牙来吃。凉凉淡淡的，几乎没有甜味，但吃到肚里很受用。瓜籽挺大，可以晒干了嗑着吃。

　　父亲的一位朋友来了，他也吃了一牙瓜，然后约父亲去另一家去参加“茶会”。这是父亲进入晚年后的一大享受，村里有一班朋友，喜欢喝茶、喝酒、下棋、品尝美食、欣赏蒲剧，有时也交流点类似《东周列国》《治家格言》的学问。他们探讨的话题，有时很古怪，冷不防真能把许多人难住。记得有一次，我听见一人问另一人：“五福临门的五福是哪五个？”我听了，立即庆幸人家没有问我。

　　父亲开着老摩托车，突突突地走了。我吃完了瓜，洗了手，继续坐着看月亮。

　　忽然间想起郁达夫的一篇小说《碧浪湖的秋夜》，小说中的清朝诗人厉鄂，纳了一房美丽的姨太太，他给她取了个别号叫“月上”。当时读小说的时候，我疑心“月上”二字有什么典故。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月亮刚升起来时，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地方，而且，给美人取“月上”二字，念起来也不一定好聽。

　　这时，我重新审视这中秋前一夜的皎洁月轮时，忽然觉得“月上”两个字，其实是很好听也很好看的。它的圆满，它的明亮，只有经过仔细审视才能有真正的感觉。

　　苔痕上阶绿

　　一夏多阴雨，院子里的青砖地面都长了一层绿苔，就连一少部分潮湿的砖台阶，也显出了绿意。这人不由想起古人那句“苔痕上阶绿”的诗句。

　　绿苔虽然富有诗意，但却不太利于行走。听说父亲有一次骑摩托车回来，就在院心里打了一个滑，幸好没有摔伤。母亲曾在西屋的门口跌过一跤，今天中午，我亲眼看见，妻子也在那里跌了。也幸好，都只是跌了一跤，没有出什么事故。

　　环境潮湿了，动物们就有了更好的生存空间。首先是黄昏时分的蚊子，在不知不觉中，向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咬的时候没感觉，咬完了才发觉痒，一摸，被咬的地方早起了一个大包。过不了一会的功夫，大家的身上会起好几处大包来。

　　还有一种“铡子虫”，它的名称，我不知道那两个字怎么写，算是根据土话“音译”的。这虫的样子是黑黑瘦瘦的，不咬人，只是爱到处活动。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听得屋里有些动静，以为是老鼠呢。开灯看了半天，也没发现老鼠的踪迹。关了灯，躺下细听，它还在活动，声音离我非常近。于是，再开了灯看，终于在沙发上的一个塑料袋里发现了它。它的动静其实不大，但因为钻在塑料袋里，一活动，塑料袋就发出较大的声音来。我笑着把它拈起来，放在了屋外。

　　关于这铡子虫，有个难以忘怀的笑话：以前村里常演家戏，有位黑瘦的大叔在《三对面》中演韩琪，因为是武将，上下场总要做几个铿锵有力的动作。父亲坐在下场门的地方拉二胡，这黑瘦大叔下场做动作时，离父亲很近。可能是因为他的动作不好看吧，父亲回家后就取笑说：“某某演韩琪，下场舞弄那几下，像一个铡子虫。”那戏我也是常看的，所以一看见铡子虫，就想起那黑瘦大叔，一看见黑瘦大叔，就想起铡子虫，呵呵。

　　屋里有时还会跑进蝎子。昨晚妻子正要睡觉，忽然吓得大喊了几声，蝎子跑到她脸上去了，她一抓，又跑到了手上，再一甩，蝎子被扔到地上了。我奉命拿着手电筒去找，那小蝎子还活着，正从地上往墙上爬。我拿了点卫生纸垫着手，把它轻轻拈起扔到屋外，一边走一边和它说话：“你怎么跑进人住的屋里来了？不小心把你踩死了那可怎么办？”这么说着，自己都觉得挺可笑的。

　　还有一种喜阴湿的动物，就是蛇。据说，有一晚上，我正在院里躺着乘凉时，一条一米多长的大蛇，正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静静地蜕皮，谁也没有发现它。第二天一早，我回城去了，家里人起来，才发现院子里直直地放着一副蛇皮，根据蛇皮，想象那蛇的长度。村里人把蛇当做“神”或者“神的马”看待，轻易不敢伤害它。

　　院里其他的小动物，还有菜畦土里的蚯蚓、螞蚁，椿树上趴着的臭椿蛾，以及一种长着保护色的小硬壳虫等。

　　比较可喜的动物是鸟类，它们都在高处的树冠上。今年夏天，我见到数量最多的是灰喜鹊。记得小时候，从来没见过灰喜鹊，只有黑喜鹊。现在黑喜鹊似乎绝迹了，而灰喜鹊却大量繁殖。这种鸟，据说能给人带来喜气，所以很受欢迎。还有灰绿色的啄木鸟，也在树上活动，数量似乎不多。另有一种花鸟，头上长冠，名字我却记不得了，大约是叫什么“戴胜”吧，以前只在村外的林子里见过，现在都进了村了。鸽子的数量也不少，它们不一定在树冠上呆，都跑到房顶上觅食，胖乎乎的，很招人喜欢。

　　最漂亮的一种鸟，却最不知名，数量也最少，我只见过它两三次，每次一两只。它的样子，比灰喜鹊略大一点，比鸽子小一点。身上的花纹，和喜鹊较像，但却是金黄色和黑色搭配。尤其是那闪着亮光的金黄色，好似“皇帝的龙袍”，气质高贵，像是鸟中之王的作派。父亲也不知这鸟的名字，权且称它为“金翅”。

　　这些鸟中，最不怕人的是麻雀，它们不仅在树上广泛活动，而且因地制宜，钻到我房间的白铁烟囱里度夏。虽然隔着一层铁皮，但到晚上，人活动，它们也活动，好像同居一室似的。父亲曾经尝试把它们的窝移出来，窝里有两颗麻雀蛋，父亲慈悲，把麻雀蛋放到安全地带——“嘣嘣车”的车箱里。过了一晚，却发现车箱里的麻雀蛋不见了，而那窝麻雀又固执地搬回了烟囱。父亲很惊讶，不知老麻雀那么小的嘴巴，如何能叼起麻雀蛋，飞回烟囱里。

　　除了蚊子和蝎子比较麻烦之外，这些动物和人大抵能和平相处。每天的早上和黄昏，鸟儿们欢叫起来之后，我们也会打开录音机，放出阎逢春、张庆奎、王秀兰等人的蒲剧唱腔，各乐各的，互不相扰。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今年的鸟儿特别多？”她说：“近几年，鸟儿一直就是这么多。只是你往年夏天不常回家，偶然回来一两次，也没有注意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