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平

书伴人前行——读黄树芳随笔集《书人书事》

年过八旬的黄树芳先生，一辈子钟情于阅读书籍和文学写作，依靠执着的精神追求和强烈的文化情怀，成为全国煤炭行业和山西省文学界受人尊敬的作家、文化人，至今出版了十几部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近几年，他过着轻松淡泊的退休生活，仍然不放弃读书写作，前不久，结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书人书事》。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这种对读书和写作的坚守品格，实在是值得我等后辈人敬佩！

　　我是一个在文学界供职几十年的所谓“业内人士”，对国内和省内文坛状况比较知情，曾经表达过多次对文学走向的看法：现如今，文学已经不再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如果想靠读书写作得名获利，对多数作者而言是一种奢望，除了少数以此为生的职业作家外，业余作家能够坚持不懈地读书写作，必须具备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可以说，黄树芳先生正是属于这类业余作家。他在这部作品集《写在后面的话》中，就抒发了自己对读书写作的情感：“我已是耄耋老人，自己走过的路，办过的事，给了我一些切身感悟。如今，我仍在路上，还在前行，不能也不敢淡忘和冷漠了这些感悟，这就是我要出版这本书的初衷和力量源泉。愿这本书能和我成为今后征程上的知心伙伴，并肩走好日后路上的每一步。 ”这段话把他对读书写作的热爱，传达得非常真挚，非常贴切，也是他近年来继续痴情于读书写作的最好说明。

　　阅读黄树芳先生的《书人书事》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他是一以贯之地以真诚的态度与人交往，更是以真诚的态度从事读书写作，可以说，他是真诚地阅读每一部书籍，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读书感受，真诚地评价与书有关的人和事。从散文随笔的基本要求来看，真诚作为一种品德，应当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当具备的素质；但是，近些年来，受市场经济商业化大潮和崇尚享乐观念的影响，一些写作者不再把真诚奉为原则，而是把写作看成一种文字游戏，或者是谋取名利的手段。我以为，一位文学写作者如果失去真诚，就等于没有守住写作底线，即便你很有才气，很有体验，很有思想，也不会有多少深刻和创新之处，作品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黄树芳先生从一开始读书写作，就恪守真诚品德的原则，几十年没有改变，就是他能够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也是他能够得到文学界和读书界朋友们认可的重要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书人书事》收入的二十多篇作品，多是近年来所写，从不同角度纪录了我与书们交往的经历和感受。人有感情，书也有感情，和书打交道，包括买书、赠书、淘书、藏书都得有真情实意，读书就更得掏心亮肺地和书说真话，才能得到书的真心实情的对待，帮我走好路，办好事，在人生的旅途中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行。 ”（《写在后面的话》）

　　《书人书事》一书中的一些文章，出书前曾在一些报刊上先行发表，我就拜读过，这次再读，无疑会加深印象；而那些首次读到的，则让我对黄树芳先生的读书写作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阅读过程中，我就体会到，这是一部很有个性的作品集；到读完全书，这种体会就更为坚定了。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对于黄树芳先生更是如此。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多年从事煤矿企业管理的宣传文化领导，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尽职尽责，口碑很好；业余时间则全身心投入到读书写作中；他对这个业余爱好，总是那样认真，那样执着；即使是进入高龄仍然在坚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书人书事》除了序言、附录文章和作者的后记外，一共收入25 篇文章，分为：“书情”、“书事”、“书味”三辑。 “书情”共八篇文章，主要记述黄树芳先生与一些学者和作家朋友因书而产生的交往情缘，包括《难忘与葛剑雄教授的那次电话》《我与刘庆邦》《怀念李国涛老师》《周宗奇和朔州的朋友》《一书赠三杰和一杰赠三书》《两位女作家的生活细节》等；“书事”辑收九篇文章，主要讲述黄树芳先生同样是因为书而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读哈默》《买书那些事儿》《我丢的那三本书》《我的书房，我的沉思》等；“书味”辑录八篇文章，主要表述黄树芳先生自己读书写作的感受，包括《读书永无毕业，要做终身读者》《我读〈红楼梦〉》《重读〈创业史〉随想》《〈人事感言〉的感言》《巷道深处传来的觅书声》等。仅从这些题目就可看出，黄树芳先生的读书写作，具有明显的情感性、创意性和思想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表达他对当今读书写作的看法。我行走在文学界多年，也还了解一些作家的读书和写作状况，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青年作家浮躁气盛行，为了尽快获取到名和利，很少花精力进行素质上的提高，结果是写作一段时间后就显现出素养准备的不足，缺乏后劲。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树芳先生的这部文集，还可以解决一些读书人和作家的困惑。

　　品读黄树芳先生的《书人书事》，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能够给读者以启示：

　　首先是读书写作要有指向性。这个指向性不是功利性，而是基础性。我以自己多年的体会，感觉到当下文人的读书写作，随着创作与研究的多元化和读者接受的选择性的确立，也逐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指向性。黄树芳先生在《读书·读人·读自己》一文中说：“读什么书？怎么选读？冰心说：‘读书好，读好书。’什么书才是好书？我理解：好书，就是自己需要的书，这应该是首选。……阅读的关键是怎样才能让知识的太阳照到心底，让文化的温情滋润周身，让纸韵书香启迪智慧，升华人生，真正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式。 ”如果读书写作毫无目的性，只是附庸风雅，不求甚解，那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作一些浅层次的理解。因此，黄树芳先生特别注重寻找最能让自己获得提升的书籍，像一些经典名著《红楼梦》等，是必读反复读，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收益；同时，他也对一些文化大家特别看重，比如特别敬佩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通过读钱穆的书，既增长了国学知识，更了解了钱穆的做人胸怀和品格修养，成为自己的榜样。这种读书的指向性，会形成个人的独到眼光，进而在创作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时，写出自己的特点来，在评判、分析作家作品时，得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来。

　　其次是读书写作要力避精神涣散。当今文坛，有些写作者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念，如果要赞扬人，就会无原则地吹捧，任意夸大其词，本来是普通作者，一定要说成大家、名家；把一般性作品一定要说成上品、佳作；如果要批评人，就会随意挖苦、讽刺、嘲弄，甚至于把简单的文学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因素，更有写文章人本身内在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就是这些作者缺乏精神价值。黄树芳先生的读书写作特别注意避免出现这种状况，他讲述交往过的读书人和作家朋友，肯定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人或者粗制滥造的作品，比如他在怀念李国涛先生的文章中，追忆了与李国涛先生的交往过程，从李国涛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为文为人的良好品行，让我们看到两个文化人之间真挚的感情。读黄树芳先生的文章，能够体验到他高尚的精神价值观念，体验到他所写对象真实的内心世界，真正是有见地有思想的文章。

　　第三是读书写作一定要把现实性作为灵魂。应当说，读书写作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思维深浅的问题。我在这里讲的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阅读表现当下人们生活的作品才是现实性，而是强调，不管你读什么时代的著作或者作家作品，只要能用当下的认识观念、思维方式、文学标准去评判，得出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看法，就可以说是有了现实性。黄树芳先生的文章，总体上就做到了把现实性作为灵魂的标准。从他的《书人书事》所收文章中，我们可以意识到，现实性是最基本的尺度，他决不让自己的文章还停留在陈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新鲜的。一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有许多价值让人们接受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写文章的灵魂。

　　从读书和写作规律上看，年龄不是一种界限，黄树芳先生八十高龄都能有这部《书人书事》作品集出版，就说明读书写作永远没有终点。希望他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平和心态，保证身体健康，然后在轻松自如的状态下，阅读喜欢的书，思考写作问题，把读书和写作当成一种自然的状态，不要给自己加压力，那样，一定还会写出好文章来。

透视当代人的精神价值——读杜斌小说集《天眼》

近些年来，描写商战现状的中长篇小说比如《输赢》《圈子圈套》《对决》《胜算》《浮沉》《商不厌诈》等，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广泛，销售也看好，与其他体裁文学作品普遍滞销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状况引起文学评论界的一定程度重视，称其为“商战小说”创作现象。人们对商战小说一般性的理解，指的是故事情节主要围绕着商业活动而展开的小说，作品中大量穿插着市场动向、项目攻关、竞争策略、谈判技巧及客户问题的解决情节。具体而言，一定是在写商海中人如何发现项目价值和利润率，如何调查清楚竞争对手底牌，如何与客户及对手谈判，如何采取多种形式取得主动，如何解决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概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可否认，商战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它能够集中反映一个时代的本质，也可以深刻展示不同性格人物的心理世界，还是体现各种文化观念的地方；尤其在如今社会转型期，商海中人的心态更为多样化，既有以实力赢得市场、占领一个行业的精英，也有小打小闹、守法经营的商户，更多的是那些一方面诚心诚意干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利益使用手段的商界老板与员工。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作家杜斌的小说集《天眼》，则刻画了多个商战中不同性格人们的形象。与其说杜斌是在写商战，实则他是通过这些商战故事，进而透视当代人的精神价值。

　　杜斌是一位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思考能力和敏锐的文学感觉的作家，分析事物或研究问题，往往是在尊重事实基础上，坚持己见，不愿意附和别人。但是，读他的这部小说集《天眼》，我却感觉到，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心态的渲泄，更鲜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现实世界，感受和体验商界风云，感受和体验复杂人生。这样，就能够把他思想内涵的独特思考和文学感受的探索精神渗透到作品中，准确地把握住故事的基本特征，准确地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人物和场景在作品中既表现得真切、自然，又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学个性。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集，不光中短篇小说所要求的深刻内涵、明确的线索结构、复杂的人物性格、真实的生活细节等等基本要素，全部体现出来了；更主要的是有属于杜斌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对身处商海不同位置不同角色不同实力的人们心灵世界的细腻刻画，看似松散却又有紧密内在关联的故事结构，等等。

　　眼下的杜斌，社会身份是一位企业家、商界精英，日常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业余却醉心于文学创作，喜欢跟文人交流。他写作的素材，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商海生涯真实生活，小说叙述方式追求曲折生动，故事结局总有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能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心灵共鸣。读者喜欢读，更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和冲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出长篇小说《天边一片火烧云》《活法》《天上有太阳》，中短篇小说近二十部，总字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其中，中篇小说《天眼》获得了“2013——2015 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被中国作协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2018 年第五期全文转载，并获得该刊当年优秀作品特别推荐奖。这些实绩与一些职业作家相比也不算差，证明了杜斌的小说创作才华与实力，圆了他的作家梦。

　　收在小说集《天眼》中的九部中短篇，大多数作品是以杜斌打拼数十年的珠海特区为背景，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一批实力有别、角色不同、性格各异商界中人的一个个故事，透视出当代商界人精神价值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出了商人心理的深层历史与现实原因，颇具时代感。或许是杜斌在透视当代商人精神价值的特殊性时，感觉到这种价值的守护与失落并不单单表现在商人身上，其实整个当代社会中各类人都如此，老板大款如此，普通打工者同样如此。

　　九部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天眼》。这部作品发表后，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获得了“2013——2015 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评委会对《天眼》的评语是这样的：“这部小说选择当代商战为题材，以天眼为比喻，通过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点出人在做，天在看的主题思想，富有独特性。写法极具南派小说特点，铺陈细节，设置悬念，对几位商场人物的个性刻画非常成功，表现了不同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性。作品整体结构完整，语言老道成熟。 ”我在几年前就阅读过《天眼》，基本上认同上述评语。这次重新仔细阅读作品，又有了新的发现，明显感觉到，杜斌有着很强的设置故事情节能力，在他的笔下，一系列商界惊心动魄却意味深长的矛盾冲突，吸引着读者欲罢不能，几个主角张高美、李春生、刘成等人物，围绕利润丰厚的黄杨中学太阳能工程的投标与中标，真是处心积虑、手段用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残酷性、激烈性，显示出商战的本质，不深入其中，是绝对体会不出来的。

　　杜斌在《天眼》中使用的文学表现方法，是采取冷静叙述的笔调，在你死我活商战氛围下，着力描写张高美、李春生、刘成以及他们周围人的生活方式、处事原则、价值观念、心灵世界，这样，整部作品就主要是由事件过程、矛盾冲突和生活细节组成，没有多少理论阐释，也没有多少抒情式描绘；但是，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显得非常真实，非常自然，非常合乎情理，经商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能遇见。我以为，这样的表现方式，更符合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艺术审美特性。

　　《清明吟》是九部小说中与商战比较远的一部作品，讲述了出生在黄土高原中条山下的张宝贵，为了改变家庭贫困生活，能够盖几间新房子，给儿子娶上媳妇，到了珠海打工。只是由于他天生不善于经营，缺少经商的才能，二十多年过来还是个最下层的打工仔，依然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连老家都没回过一次。某年清明节前夕，他在梦中几次梦见父母亲跟他要钱，于是，咬牙决定要回一趟老家，给父母亲祭奠祭奠。然而，经济实力的不足，让他的回乡路复杂且多事，甚至于祭奠父母亲竟然上错了坟茔。整个故事真切朴实，苦涩中不乏幽默，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端。透过张宝贵回老家过清明节的故事，也让读者感受到了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理解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伴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在变化，同样是精神价值在嬗变。可以看出，杜斌是把写这部小说作为一种体验人的生命历程的方式，所以他的叙事方法，就是着重刻画人性复杂的心路轨迹。不论是描写主人公张宝贵内心世界的状态，还是对其他相关人物的表现，都紧紧地扣住人性的复杂命运，动荡的情绪、简洁的对话、特定的环境，都是为了加强人物的复杂性。尤其是故事详略的处理，看得出杜斌是颇费了一番思考的，一些必须出故事出性格出深刻之处，写得很详尽很透彻，而一些可有可无的过程，则是简略到最小，这样，叙述的魅力就显示出来了。

　　从文学性方面总体上分析《天眼》中的作品，我以为，杜斌在小说创作中核心是描写人物，他把握的原则，是要让每个人物真实可信，让读者感觉这个人物就生活在大家中间。因此，在故事情节设置，在人物性格定位，在叙述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围绕真实性来确定，这个真实性，是既有生活中的原型，又经过艺术创造，成为真实的文学形象。如此，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却非常自然流畅，没有显出刻意为之痕迹；人物性格鲜明，却合乎情理，不是为了突出某一个人而有意贬低其他人；叙述则采用了传统的起承转合方式，由开头、发展、高潮、结局组成，中间穿插有回忆、倒叙、心理活动等手法，张驰有道、详略得当、少有漏洞，能够吸引读者产生读下去的兴趣。

　　杜斌中短篇小说的语言文字都比较有质感，有张力。这种语言特色，首先是跟故事情节、跟人物性格是相吻合的。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效果，是将语言与故事和人物融化为一体，语言是为故事和人物服务，同时，故事和人物也离不开这种风格的语言。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是语言，有特色的语言，会让作品上一个档次；如果语言一般化，那么就是有很不错的故事情节，有性格鲜明的人物，也会大打折扣。杜斌的语言，很好地提升了商战小说的品位，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正处于创作亢奋期的杜斌，凭着不懈怠的性格，必将会写出更多精品力作的，继续用实绩证明他的实力。

一个真字了得——读贺虎林散文集《走在此岸彼岸》

《走在此岸彼岸》是作家贺虎林的一部讲述亲情的散文作品集。这部书中的绝大多数文章我在之前都读过，围绕亲情这个主题，从不同人物和不同事情入手，以小见大、直抒胸意、内涵深刻、文笔流畅，呈现出一个不同寻常“亲友群”的形态。亲情散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许多从事写作的人或多或少都写过，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模式，无非是长辈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子女努力奋斗，勤学苦练，经过坎坷过程，最终梦想成真。贺虎林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避免重复别人的路子，避免落入俗套，选择自己七十多年人生中，与父亲、母亲、兄弟、姥姥、二爷、舅舅这些至亲骨肉，发生的刻骨铭心的事情，其中许多细节充满怨恨、充满不理解，当然也有亲人之间的温情和独特的爱，贯穿文章的是一个“真”字，真情、真实、真相、真话，让读者跟这些“真”产生共鸣，进而思考如何处理家庭、亲友、社会、伦理问题。

　　贺虎林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第二年进入山西大学读书的，俗称七八级；事实上，在第一年他就以高分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却由于曾经的极左思潮产物“政治审查”未获通过，没有如愿，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抹不掉的伤痕。好在第二年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扫除障碍，终于跨入大学的校门。毕业后，贺虎林从事教师和机关工作多年，是出色的教育工作者和机关单位领导；后来靠自学进入法律行业，成为一名律师。虽然日常工作繁忙，可他业余一直对小说和散文写作情有独钟，没读大学前就在省内一些报刊上发表作品，工作之后，把别人消遣娱乐的时间用来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和写作。几十年过来，他写出了上百万字的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出版了长篇小说《紫丁香》。这些成果对于一位专业作家可能不算多，但对于他这个有着很多工作和家庭责任的业余作者而言，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尤其是近些年来，文学写作已经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社会上也不再把作家看得特别神圣，而贺虎林不为名利不求回报的写作心态，说明他对文学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贺虎林如此喜爱文学，并且把写作当成自己的精神密友和灵魂的守护者，让我这个文学业内人士非常感动，也非常钦佩，正像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我对他有过一些帮助，就是因为他的执着精神让我特别愿意跟他交流，愿意为他的文学写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理解，虎林之所以这样执着，这样真诚，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是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事工厂技术工作的父亲，责任感强烈，对子女严格要求，从小他就受着父亲的性格影响，做任何事都认真努力，都有目标，都坚持不渝；其次是他从小就有一个当作家的梦想，虽然未能进入文学界，却不离不弃，坚持不懈，一直要用写作来证明自己；再次是他在几十年里认真阅读过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密切关注文学创作的走向，为自己的写作积淀了厚实的文学素养。

　　阅读《走在此岸彼岸》这部散文集中所收的文章，我的总体印象是，贺虎林在处理亲情关系、观察人物性格、认识社会本质、理解生活内涵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此，作品很有个性，没有人云亦云，更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不去刻意隐瞒某些亲人的负面行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表达的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比如《二爷的坟墓》，讲述了虎林与至亲二爷一家的纠葛，二爷在他们家落难时，不仅没有伸出援助的手，反而落井下石，见死不救；多年比邻相居，竟然不如外人，处处跟他过不去，最终二爷去世后还得他挖坟墓。他与二爷本来应当有的亲情，变成了仇恨。这样的描写，似乎不合常理，有损亲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实就在那里摆着，虎林可以委婉地写，为逝者留一点面子，他却坚持写出了实情。由此可见，贺虎林是很好地学习借鉴了历代散文大家的优良传统，写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实实在在的经历和想法，决不去把切身感受淡化。

　　《走在此岸彼岸》，这本作品集，应当是贺虎林关于亲情散文写作的一次集中盘点和小结，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将会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集子总共收了十二篇文章，字里行间流淌着由某件事情比如伺候父母亲、比如己酉年腊月全家人从晋城回吕梁的坎坷路，或者由某个人比如姥姥、二弟、二爷的行为，而产生的爱憎分明的体验，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他对亲人和事件的判断能力与思考心态。所以，他的叙述、他的抒情、他的议论，以及他的绝无掩饰造作的细节描写，都是围绕真诚展开的。

　　亲情，在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世界中也是作家的常规主题之一。散文注重抒发真情实感的特点正好契合了亲情这一内蕴，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朱自清的《背影》、莫怀戚的《散步》、龙应台的《目送》、彭学明的《娘》等作品，之所以能在时间的推进中留存下来，感动着一代一代的读者，正是因为其语言文字背后绵密真切的情感。贺虎林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古今中外，书写亲情的文章何止千万。而亲情又是最难写的，尤其是纪实性文体，最易犯溢美隐恶的通病。所以，如何能写得不落窠臼不落俗套，是一个很大挑战。思来想去，我还是秉承了一个‘真’字，以真诚老实的态度，真诚老实的笔触，去书写那些真实的故事和人物，以及我对生命真实的体验。但又不是把那些鸡零狗碎，原封不动搬到纸上，而是用理性的温情，用历史眼光和现实关照的解剖刀，去重新梳理和分解，那些早已湮灭在岁月星光里的烟云。 ”他的这段话是在交代写作的态度，其实更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看法。真情实感是散文写作的宗旨，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文坛上的一些新潮作家不再认为这是宗旨，而是追求语言文字的华丽，追求所谓大格局大境界大思想，使用许多让读者雾里看花似的文字，讨论各种历史、政治、伦理、文化的宏观问题，将真情淡化。这种写法未尝不是一种探索，但是，忽视真情就不可取了，就容易把散文的宗旨偏离。所以，我还是强调散文写作不能丢失真情，也十分赞赏贺虎林坚持的一个“真”字。

　　贺虎林刚开始写这个系列文章时，我就提醒过他，如果原汁原味地书写亲情，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你不光要展示亲人的善良，也要暴露亲人的丑陋，有时候写扭曲的亲情会给作者带来无穷的后患，在亲友中造成极大的争议；特别是你要写长辈的丑事、糗事，不光亲友们指责你，外人也会说你不厚道。但是，贺虎林经过再三思考，还是坚持要真实地写，他在本书《后记》中是这样阐述的：“人类情感世界里，再没有比亲情更重更直接的了，也没有比亲情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的了，因而没有能比袒露自己对亲人的爱恨情仇更纠结的。在亲情这棵树上，不是根脉所系，就是藤蔓相连，哪个人的亲仇美恶，不关乎你的名誉？不关乎家族的荣誉，你对任何人的不恰当表达，都可能刺伤他们，也会刺伤读者，你的人品文品，便也一览无余。这世界上每个人的人生，已经有太多的无奈和挣扎，安再忍心对他们擅加褒贬？所以，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写，从自己心底最幽微最柔软的地方打开那扇门，用文学审美的橄榄枝，轻轻揭开人性的面纱，让真善美的永恒光泽，披洒在这块既山花烂漫又野草丛生的土地上。”这话是大实话，也是我们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时如果产生问题的答案。

　　当今时代，散文随笔写作在文学创作中越来越普遍，可以说，不光专业散文作家在写，而且从事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以及戏剧创作的作家都加入进来，甚至于有不少评论家也涉笔散文，队伍真的是十分壮观。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地在散文创作中出现一些误区，比如，有人就认为，散文是表达自己的体验与感受，不一定考虑读者是否喜欢。我认为，这是需要商榷的。散文作家的写作手法、语言文笔，自然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然而，写作态度上却一定要像巴金先生强调的那样：把心交给读者。事实上，我们经常读到的那些平庸之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不到这一点。贺虎林的亲情散文就避免了这个毛病，他在《走在此岸彼岸》这部集子中的每一篇作品，无论叙事记人，无论评说世态，都是像在跟读者坦诚交谈，绝没有把自己凌驾于读者之上颐指气使的做派，没有故作惊人之语或华而不实之词，没有自我感觉良好的陋俗。这样，使得读者阅读起来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有味。

　　在语言文字叙述方面，我能够感受到，贺虎林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三番五次修改润色，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尽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叙述过程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他虽然不是专业散文作家，但他对如何写好散文是有追求的，力争让文章做到细而不腻，适可而止，转折自如，体现出自然得体的风格。比如《奉亲日记》一文，总共一万四千多字，讲述的是贺虎林在2014 年3 月到5 月两个月期间，伺候病危父亲的过程。伺候病人是许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但在贺虎林笔下，却写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的父亲九十多岁，患有多种疾病，病危住院时他和弟弟、妹妹都在尽孝，却难免会发生不同看法，比如是否准备后事之类，特别是父亲不配合时自己的焦躁心情，这些都如实地写了出来。整篇文章详略得当，该细写的时候决不偷懒，该简略时决不拖泥带水，而且不故意制造噱头，自然得体，把读者带到了一种氛围中，让你细细感受，慢慢品味。

　　文学作品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是文字，有特色的文字，会让作品上一个档次；如果一般化，公文化，那么就是有不错的题材，或者有深邃的思想内涵，也会大打折扣。贺虎林是将文字与题材和思考融化为一体，文字既是为题材和思想服务，同时，又有自身的魅力，让题材和思想无法离开这种风格的文字。应当说，这种文字为作品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贺虎林已经过了七十岁，进入悬车之年，人生旅途和文学之路，都走到了成熟阶段，凭着他对文学的执着和丰富多彩的社会体验，在以后的散文或者其他体裁的写作中，肯定是更为精到，作品一定会不断登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