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人类的戏剧是从森林上演的,最初的道具是石头。我们的先祖就是用这些坚硬的石头开辟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并从这样的道路上走出了森林,来到了无边的旷野。这是对原初栖息地的背叛。森林变为了陌生的存在。在古代诗人的心中,它成为一种充满死亡和危险的诗意暗示,一种宁静和寂寞的生存象征,以及具有禅意的心领神会的个人意境。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他的亚登森林同样如此,阴郁可怖和暗含危机、深不可测而充满未知的变数又含有玄妙的造化生机。在西方宗教中,美好的伊甸园中孕育了叛逆,恐惧、信仰、试探,由于诱惑和好奇驱使产生的背叛,因而人被逐出大自然的怀抱。被逐之后的漫长流浪中,创造和灵魂的焦虑,以及重返伊甸园的内心渴望,一直是人类生存史中的重大主题。现在,几千年前的古文明大多沉入了浩瀚的沙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统计的二十一个大的文明,中国文明硕果仅存。文明失落伴随着森林消失,人类从森林开始,又到森林消亡结束,这是一个可以观测到的后果,是大自然对人类背叛的严惩。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已经有10000年左右的农耕史,这样的农耕开拓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定居生活,但却以森林的损毁为代价。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被简化,积累了千万年的森林繁茂景象日渐凋零。从地图上可以发现,密集的村庄意味着这里曾经是最适宜定居的地方,现在这些星罗棋布的村庄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重点脱贫的对象。它至少说明,我们从来没有不受制约的生存特权,大自然也从来没有宽容的性格。人类生存的剧烈活动,不断打破自然的动态平衡。一次次洪水爆发,泛滥成灾,一次次大河改道,家园沉没,大面积的土地沙化,使我们不断从生存的边沿退缩,丝绸之路上曾经繁华的城邑,现在已经坐落在沙漠深处,成为我们征服自然结局的标本——它将我们傲慢和狂妄的头颅压低到尘土里。
生存的觉醒和价值的回归是建立在悲剧上的,也许这就是人类的伟大之处。上世纪60 年代,《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引发了我们对自身处境的深思。 70 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撼性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人口、粮食、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摆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工业革命以来的时间段里所做的一切,审视我们的行为和对自然肤浅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人类的一次“精神化”,是一次爱与自爱的思想革命,它包含了几千年苦难不能忘怀的记忆,是记忆在反思中的再生。
这些反思建立在由物质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上,它意味着人类视野的开拓和观察角度的重新调整。它在空间尺度上的广阔和在时间尺度上的深远,改变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或者说,我们开始重估自己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尽管我们已经拥有庞大的知识量和空前的技术手段,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解决却成效甚微,这动摇了我们利用技术成长不断取得大自然中的优先权的自信,甚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感,因而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会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一个个困境接踵而来。只有找到其中的深刻原因,才能将这些产生危机的基础予以铲除。
在池田大作与奥瑞利欧·贝恰的对话中,指出了这一危机现象的内在原因,那就是无数纠缠我们的、令人困惑的复杂原因中的基本原因,就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对所有生命体的优先地位。这需要选择的着眼点对准“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方有可能”,要知道“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因素”,我们对自然的和自然关系的任何贪婪的盘剥,就等于最后削弱了我们自己。
人类的自我省思,体现在行动上的自我重塑和积极进取。上世纪80 年代初的一个植树节,中国启动了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北京玉泉山种下了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开始抛弃了人定胜天的自负心态,开始了谦卑的自我救赎历程。历史的欠账需要偿还,曾经向自然索取的账单并不会一笔勾销。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国的生态系统几乎处于崩溃状态, 森林覆盖率不足12%,经济恢复和生活重建的迫切性,压倒了营造自然生态的理性,或者说,我们对于自然的有限性仍然缺乏理解和认识,认为它有着无限的可供我们尽情挥洒的本金。当然我们也需要用消耗森林资源来支撑贫弱的国民经济体系,我们需要从森林中获得经济建设的税源。
环境的恶化是渐变的,它超出了我们观察的限度,只有长时间的积累效应才能击垮我们的乐观预计。可以说,如果我们缺乏对自然生态的持之以恒的修复和重建,就不可能支持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飞跃。另一方面, 规模宏大的退耕还林和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及各地政府对绿色生态工程的巨额投入, 不仅来自国家战略和科学化的顶层设计,也来自各级政府直面现实的政治决断,同时也体现了经济崛起的自信和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拥有14 亿人口和低于需求的人均土地以及自然资源,进行如此大面积的绿色投入,中国人民做出了卓越的牺牲,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诠释,也是对追逐中国梦的最好诠释。
在芮城县,我们见到了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一生来植树。还是很小的时候,他在自己村庄旁边的山沟里突遇山洪爆发,几乎被洪水卷走。 幸亏村里的乡亲把他救了上来。一个童年时代的惊险遭遇,让他立志要让家乡的荒山变为青山,以报答乡亲们的救命之恩。后来他报考了北京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林业厅工作,植树造林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他一直没有忘记儿时的愿望,但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兑现内心的承诺。他倾尽了自己所有,率领全家老少将村后的几千亩荒山植满了绿树。这是一个愚公移山式的当代传奇。
我曾看过一些资料,知道了很多造林英雄的故事。一个50 年代的伐木能手,在78岁高龄时带领全家上山种树,几十个酷暑严寒,凭借一双手和简单的工具,植树50 万株,偿还了几十年砍伐树木的精神负债,伐木模范转变为造林英雄。一个农场场长举家迁移到荒芜的黄沙飞扬的不毛之地,40 年的坚守,在毛乌素沙漠建造了100 公里的绿色屏障, 将曾经肆虐的风沙挡在了防风林之外。还有一个女人,背着干粮,带着美好的青春年华,使11 万亩荒漠变为绿洲,以一人之力将沙漠逼退10 公里……这是精神飞扬、超凡卓绝的中国故事,也是跌宕起伏、悬念迭出、精彩纷呈的人类童话。
人类不能脱离生物界而独立存在,生活的一切来自森林、海洋、湿地以及其他动植物资源。地球已经存在了46 亿年,生命也至少在30 亿年前诞生,而人类仅仅存在了700万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意味着,没有其他生物的开辟和铺垫,人类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发育和成长,或者说,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大自然的完整性和健康状况,不但决定着我们的过去,也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设想了一个可怕的未来场景,即我们不得不带着整个地球在茫茫宇宙中流浪,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是我们的唯一家园。
森林、湿地甚至荒漠等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在维护地球生态平衡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据说,有人对树木的价值做出了精确的计算。一棵生长了50 年的大树生态总价值有19.6 万美元,包括生产氧气、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增加土壤肥力、为其他动物提供栖息地和产生蛋白质等多个方面的价值。据科学评估,2008 年我国的生态服务总价值为10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三分之一。森林树木的滞尘效果明显,可以缓解PM2.5 的危害,还可以有效降低环境噪音,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安静。而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沙尘暴就是土地大面积荒漠化的后果表现。
树木还是陆地上最大的碳储库和吸碳器,增加森林资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近20 年我国的森林净吸收4.5 亿吨碳,相当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工业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一半。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并有效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它还可以促进降水和涵养水源、调节径流、补充地下水和净化水体。它还是自然界物种的庇护所,地球上50%以上的生物在森林中栖息,森林保护着地球生命系统最丰富的的物种和遗传基因。当然,这些显而易见的重要性, 更多的是从实用性层面上观测的。 它在我们的生活的精神内容方面的作用,仍然处于不可测的暗淡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树木和森林的存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并获得了生命自身更多的愉悦和圆满感。
来到芮城,我们看见了改造家园的卓越努力。一切为了使我们的家园更加健康、更加适宜栖居,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安全和基础支持。这里曾是春秋时代古魏国旧地,是晋国大夫毕万的食邑。晋国的卜官曾从毕万的名字推测他的未来, 认为万是一个满数,是吉祥之数,天子统辖兆户,诸侯统辖万户。而毕则有着完成的意思,再加上他的食邑的魏则有巍峨之意,这样的名字匹配意味着他的将来子孙繁衍、事业昌盛、前景无限。现在,古魏国旧地的芮城县,已经成为黄河岸边的明珠,到处绿树成荫,漫山遍野的光伏发电装置,摄取太阳的光芒,源源不绝地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绿色的光明。更为重要的是,芮城已经将现代社会的人类共识转化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良性的区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笼罩下,绿色生态的建造不仅是一种简单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将之引向调控自我和具有进取心的行为自觉。
芮城的绿色行动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上的实用价值,也不仅仅具有生存意义上的自救价值,它还为哲学对价值的追问提供了一个审美的视角, 具有人之为人的本体论意义,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感知和认识我们自己。它在我们生活的多层面上展开了爱的审视,在经济、科学技术和自我认知等多方面找到了一个价值契合点,也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上获得了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反省。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存、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生存境况、以及我们怎样把握自己、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必须用行动来回答。它既是一种生存的觉醒,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理性的觉醒,因而历史记忆积累中的自问转向了现实可能和行动开拓,安乐思维转向了危机思维,转向了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绝对命令,进而重建生命美学、实现万物一体的仁爱之道,承担起人类命运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的使命和责任。
芮城归来,许多作家写了他们内心的感受,汇集在《黄河岸边的绿太阳》这部书中。芮城仍在进行中的创造性剧情感动了我们,本书汇集了众多审视角度,形成了一部充满了历史和现实律动的变奏曲。作家们的内心有着很多感受, 已经不能用有限的文字表达,但他们的真诚思考已经住在各自的文字里。绿色的芮城令人感动、感慨,它是人类伟大剧作的一部分,其中充满了迷人的未来悬念,其中的光芒让我们看见更远的道路,它没有尽头,只有更远、更远。我想起了古老印第安人的四句誓词,它说明了生命存在的四大要素:
只要月亮还在升起
只要太阳还在照耀
只要河水还在流动
只要草木还在生长
贝恰说:“我们是地球上变化的最高代行者,我们要做的一切,都会给今后的各种时态带来影响,成为左右我们未来的主要因素,具有这样的自觉是极为重要的,人类的未来是永远延续还是以短命告终,是美好还是破灭,是得到酬报还是悲惨结局,这涉及是保存还是毁灭遍布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网,涉及如何从更全局的观点,运用我们庞大的知识和力量来改变这个生命组织体”。让我们珍惜生命,也珍惜生命存在的基础条件,珍惜我们的共同家园。珍惜和创造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唯有珍惜才会更好地创造。
权且用这些粗糙的感受作为这本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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