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军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杜斌《天上有太阳》这部长篇小说，让我第一时间形成条件反射的，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曲。无论是作者有意或无意，我都更愿意把它作为一种带有谐谑意味的巧合。小说的内容与歌曲无关，却在精神向度上暗合了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诡异。本需要严肃对待的一场小说叙事，却在终结的那一刻，给人以游戏人间的虚幻感。正如小说中那辆最耀眼的座驾——劳斯莱斯幻影，奢华与高昂的外表之下，满是阴暗的见不得阳光的角落。这种巨大的反差，使观者形成了视觉上和心理上的扭曲，直想打个呼哨，吹个小曲，乃至赋歌打趣一番。那好吧，就用这首歌吧，因为它实在是最无聊也最无赖的一首，谁也挑不出毛病，谁也不以为意。

　　“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弗洛伊德这一著名的观点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有足够的力比多(即心灵内驱力)，二是这种力比多能通过文本得到有效的释放。唯此，才能担得起“升华”二字。无疑，杜斌在文本实践中实现了这样的升华。作为一位曾沉浮商海和官场的写作者，他的经验世界中已经储存了大量力比多，这种无法与现实世界苟合的犹疑、惶惑与不安，促使他以叙事的方式平衡心理错位和价值观变异的可能，从而达到一种斗争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的表象之于读者来说，便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段和“太阳”有关的商业帝国的野蛮生长史。

“野蛮”表征下的叙事野心

王高峰从住处到公司，短短一千米的路，本来只需十五分钟，他却走了足足一个小时。当然，这还只是物理时间，对他来说，心理时间的跨度则是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他在珠海的太阳能市场跌爬滚打，商海沉浮，笑傲江湖有之，遭遇背叛有之，虎落平阳亦有之，历经的一切仿佛一场梦，让他久久难以释怀，又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这个决心是什么？是他是否去那场由儿子王全德和曾经的心腹、现在的仇敌兼竞争者吴天明共同策划的为其过六十大寿的 “阴谋”盛宴。

　　一如这个句子的繁复冗长，王高峰内心的纠结矛盾自寿宴开始，在经历了一番约三十万字的长篇回忆性叙事之后，九曲十八弯，又回到了寿宴事件。

　　小说中可见的线索有二，除了寿宴事件，便是王高峰无意中捡拾到的一串藏传佛珠。伴随着王高峰在路上依次遇到同行所勾连起来的回忆片段，他整个二十年的商海人生逐渐清晰和成形，那串藏传佛珠主人的下落也终于在他抽丝剥茧般的回忆下有了眉目。由此，小说中的隐性线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浮出水面，即以王高峰为叙事中心的“太阳能”商业帝国的野蛮生长和无序竞争。

　　三条线索各自承担了它们相应的功能。寿宴事件是引子，也是结点，它为王高峰的回忆和文本的铺开提供了叙事可能；藏传佛珠将以阴谋和倾轧为主的商业原始积累期的种种龌龊行径巧妙地“连接”了起来，同时承担着一种隐喻叙事的功能；而整个珠海 “太阳能”商业帝国二十年的野蛮发展史则是贯穿整个文本叙事的核心。

　　在杜斌建立的由时间(二十年)和空间(珠海——请注意，文本中的“珠海”不应与现实中的珠海混淆，作为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我更愿意相信作者之所以用实际的地名来指称，是为了给读者以更真切的阅读体验，而非确指)构成的庞大叙述网络内，集聚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的身份大多是太阳能产业的私企负责人以及与之商业活动相关的下属、合伙人、政府工作人员等。对众多事件的讲述也以他们的商业活动为主，兼及与当事人相关的情感和生活。在这个网络内，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依托于这个网络并形成某种纽带关系的群体。因此，我更愿意用“群像式的描写”对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征予以确认。尽管重点刻画了王高峰、吴天明和李长安三个主要人物，但也仅仅是相对而已，作者的目的自然不是为某人树碑立传或专意去揭示“一个人的思想心灵史”，而是通过这样一种群像式的书写，来折射某一离当下并不久远的整整一代商人的生长史。请注意，我这里并没有用“成长”二字，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更中性的词语——生长。原因是我并不认为小说中所述可以称得上“成长”这样一个含有褒义色彩的词语，而直到小说结尾，我们都并没有看到除了财富的积累和对物质的贪欲之外，作为群体的他们在整个商业帝国建立的过程中，究竟获得了怎样的成长。即便是王高峰看起来非常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逃离”，最终也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出现了妥协的倾向。“是继续前行？还是掉头去得月舫？还是打110电话？他的心在游移……”这说明，这张基于金钱和交换而形成的巨大而无形的网，已经让其中的个体很难抽离，更不用说全身而退。“身不由己”已经成了约束个体行为的牢笼，而牢笼上的那把沁着“血和肮脏”(马克思语)的看似金灿灿的锁，让任何欲冲破牢笼者，都必须掂量一番这样做的代价自己是否能够承受？而事实上，就王高峰来说，他在最后一刻的动摇，也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任性”会给儿子王全德的前程与婚姻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茅盾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作的史诗性长篇巨著《子夜》。不能不说，杜斌在创作前有一种书写当代民营资本生态史的冲动和野心。杜斌在结构的安排和叙述的经营上也有意无意地借鉴了《子夜》的某些叙事策略。比如，王高峰之于吴荪甫，吴天明之于赵伯韬，互文性相当明显。当然，写作语境和时代的差异性，也给杜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得他的“当代《子夜》”充满了更多的时代气息和多样化的艺术探索。如此的叙事野心和视野，为我们继续文本内外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可能。

伦理拷问与道义沧桑

“资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的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世易时移，其之所以仍旧闪耀光辉，是因为它在不同层面仍旧烛照着现实。镜像之下，让我们触目惊心的同时，也是一种警戒和提醒。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更涉及到对资本的管控和规制。这是一个大问题，并非本文所阐述的重点。重点是在资本世界，商业伦理和道德理念如何从个体内部建立，从而延伸成为群体的规范和原则。这也是《天上有太阳》这部小说在“现行”商场种种的同时，力图解决的问题。王高峰作为小说中相对正面的人物，其一力秉持的做人准则和道德底线，在一次次的物质利诱和外界冲击下频频失守，为了在工程项目中中标，他甚至当众学狗叫，以博得权势者的欢心。这种与现实的苟合，让他渐渐迷茫和力不从心，精神的空白越来越大，虽然初心犹在，但其所作所为仍旧经不起商业伦理和道德的拷问，更不用说为谋取利益不择手段，已经毫无羞耻感及底线的吴天明和李长安了。而道德逻辑和生存逻辑又往往是两码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无视规则的人，越赚得盆满钵满；越是谨守规则的人，越碰得头破血流。现状的乖戾之处正在于此。不合情理在一定的群体认同下，变得合乎情理，反而将违拗这种群体认同的人贴上了“格格不入”的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积累和扩张带来的副产品，但同时也是道德失序的情况下，未能及时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伦理规范的结果。

　　建设性的探讨远比一般性的批判和揭露更有意义。因此，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作者和作者笔下人物的努力。被作者寄予厚望的王高峰便是力图挽救这一颓丧现状的孤胆英雄式人物。他对王家宝的知恩图报，他对战友情的看重，他对试图加害自己的李春生的谅解，乃至对李长安能够改过自新的幻想，都是基于这一点。本能的善良、大度和正义感让这个形象时时闪现出人性的光芒。

　　你很看重亲情友情乡情。你身上人情味很浓，你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一个大好人。有人情味的人，是不会害人的。有人情味的人，心慈手软，宁愿自己吃亏受罪，也会帮助别人。

　　在陈前程的忏悔信中，对王高峰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但这种“老实厚道”的性格若仅仅被加诸一人身上，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便十分突出。而商业伦理和道德操守尽管并不完全呈现二元悖反状态，但二者在很多方面又天然存在某种疏离。

　　商业行为本身的物质属性，让其更多地屈从于市场“优胜劣汰”的反映性原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的竞争法则；道德操守基于的则是内在的精神属性和外在的公序良俗，其对人性人伦的依赖更为紧密。因此，物质的商业帝国不可能必然走向道德的商业帝国，其中的过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过渡期，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干预，或者外部力量本身的功能性作用较弱，暂时留下真空状态而无法及时弥补时，物质的商业帝国能否凭借内驱力向道德的商业帝国自然转型。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搞清楚了作者在小说中极力隐忍，又借助不同的人物和事件欲图表达的担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伦理规范是否能真正建立？何时建立？将如何建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到经验世界，在相似的语境下，探寻一些启发式的感受。

　　我生于1980年，1997年上高三。那年秋天，为了能够于来年考取一所全国知名的艺术类高校，我远赴兰州参加那所大学组织的专业面试。在这之前，我虽然未出过几趟远门，但自认为还算身强体壮，所以就拒绝了父母陪同，独自一人坐火车去陌生的城市。

　　当时去兰州没有直达火车，我需要先到西安，再转火车去往兰州。我是上午到西安的，在西安火车站旁的一个小饭馆要了一碗五元钱的蛋炒面，然后在附近走走停停打发时间，由于要赶七点来钟的火车，下午五点多钟，我便又来到火车站旁，想吃了晚饭再上车，不过这次我没有选择原先的那家饭馆，而是来到他家隔壁(门脸、规模和前者相差无几)，也是要了一碗蛋炒面。吃完后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七块。我说你家隔壁一碗同样的面要五块，怎么你就要七块呢？老板没有多言语，直接拿着菜刀就上来了，后面还跟着两个大师傅，一个拿着擀面杖，另一个攥着铁铲。我一看这阵势，吓得立马付钱走人。

　　上了火车，又在路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兰州站。当我跟着人流涌出出站口，来到站前广场时，第一反应就是找公交车站，因为那会儿是穷学生，总共身上才带了一千块钱，能省则省，哪还舍得打出租？正当我寻觅公交站牌的身影时，感觉身后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旁边还跟着一个，比他矮一些。还没等我开口，就看到年轻人从裤兜里拿出一个类似盛放青霉素药液的那种细管的注射用针药瓶，说刚才我碰了他一下，结果把他的药瓶碰碎了，值二百元，要我赔钱。我哪见过这阵势，一听就懵了，赶紧道歉并求他们放过我这个穷学生。那个比较矮的摸了摸屁股后面的口袋说，小伙子，你信不信我现在一刀捅死你。吓得我魂儿都要丢了，赶紧掏出钱包……

　　在兰州参加面试的那几天里，我总是战战兢兢，走在大街上，都刻意地和路人保持距离，生怕又有谁冷不丁冒出来说我撞了他。

　　那次面试没通过。不过这不是我阐述的重点。我是想说，在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头几年，火车站周边可以说是最混乱的地方，是藏污纳垢之所，也是社会急速发展过程中各种肮脏和阴暗的集中展览馆。可到了后来，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大家普遍感到火车站周边越来越干净，也越来越安全了。坐地起价、强行宰客、恶性竞争、黄赌毒等现象越来越少，直至销声匿迹。有人归功于政府治理到位，有人说是人们的素质提高了，有人则认为是市场自愈功能的体现。当然，更多的人将其看作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此为镜像，我想我们更容易厘清这部小说的能指和所指。

自赎与他赎的可能性

赎罪说，来自于西方，是由宗教而世俗的一种价值观念，它的前提是人生来便有罪，所以才要用一生去赎罪。在中国，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虽没有赎罪一说，却有个类似的词语，叫“积功德”。身前功德积储的越多，死后灵魂才得升天。这种基于朴素的灵肉分离的因果报应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待生死的看法，因此长期以来，维系中国庞大社会结构人伦道德秩序的重任便落在了两种价值理念身上，一是儒家传统文化，二是因果报应观念。而在广大的民间，因果报应观远比儒家学说对人的行为更有约束力和震慑力，因为它来自人的内心对身前、身后和现世、来世的恐惧性驱动，向好、向善，自然成为不二的选择。在此，为了便于接下来的表述，我暂且将类似因果报应观的行为方式，看作是一种“自赎”，而将儒家文化传统形成的意识形态规制看作是一种“他赎”。

　　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在得到相对彻底的革新和确立之后，面对新的时代症候，传统的儒家学说和因果报应观事实上已经无能为力，如小说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仍旧普遍存在，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取向，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自赎和他赎机制。如果说主流公共话语所推动的意识形态和思维观念作为“他赎”的范畴，已经形成了重要的一翼并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话，“自赎”机制的滞后性，就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请注意，自赎不等于自律，自律是一种自觉状态，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但自律对个体从经验储备到人格修养的要求都极高。在社会未发展到高度文明的阶段之前，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自律的条件，倡导可以，却不能对其形成完全的依赖。而自赎，带有与生俱来的“赎”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出于源自个体精神的某种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内在力量的惧怕与担忧，这种反向的约束力，会让个体在良心的不安与恐惧中自发调整行为方式，逐渐形成惯性思维，从而建立一套符合人伦道义的行为机制。

　　拿前文所例举的我的两次噩梦般的遭遇来说，法律法规的惩治固然对当事人会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前提是法律法规体现了它的“在场性”，而当时，在执法仍旧存在疏漏和死角的情况下(事实上，任何时候，法律法规都不可能完全照耀到所有阴暗的角落)，“他赎”力量的薄弱已经不足以让当事人产生忌惮，那么，如果当事人内心存在一种“自赎”力量的话，可能事情就不会发生。比如饭馆老板意识到，一次欺诈行为，可能会让他失去很多顾客，以致最终关门歇业。这时，他的自赎机制便会约束他的行为，使之热情待客，诚实守信，久而久之，自然会成为他做人做事的信条。再比如，那两个敲诈勒索的年轻人如果意识到，他们的敲诈会让彼此都陷入到不劳而获的怪圈，再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即便侥幸逃过法律的制裁，也逃不过生活的惩罚。行为做出之后，其隐藏的巨大代价所带来的恐惧感，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行为本身的利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臆想，但却具有现实可能性。正如一个人偷了一次东西，就担心自己一生都会背上“小偷”的骂名，被别人处处提防一样，自赎机制会在不经意间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也会在不经意间承担起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的重任。

　　回到小说中，作者通过王高峰这个人物形象所要找寻的也正是这种自赎机制。王高峰在吴天明、李长安那里承受的是背叛和倾轧的痛苦，而从王家宝父子那里却得到了久违的快乐和安宁。他与王家宝父子去看装泥鱼比赛并加入织鱼笼的行列，亲身体验了一把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和幸福……这个情节的隐喻性便在于，自赎机制一旦启动，其带来的巨大惯性会自动矫正人性的扭曲。

　　故而，在他赎机制相对完善的前提下，发挥自赎机制的巨大内驱作用，或可以为解决小说中所提出的隐忧提供另一条思路。

盛宴之后的写实主义残羹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杜斌，“务过农，从过教，当过兵，做过官，开过厂，经过商……1978年开始发表小说……近年来，重新投入文学创作”。从这段相对简短的履历来看，杜斌应该是深受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影响。在小说《天上有太阳》中，也可以明显看到他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承继和坚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体呈线性的叙事结构，追求历史性的宏大叙事和细节的真实等。应该说，这样的小说叙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文学创作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小说 “怎么写”早已不是某种主义或者思潮即可引领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求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末，到21世纪初几乎戛然而止的先锋实验，也被有意识地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反拨所替代。温情的新写实主义及随之而起的“向内转”的经验叙事和商业化大潮下讲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小说叙述方式成为主流。而许多旁系支流，如类型化网络小说也大放异彩，为文学消费和整个中国文学结构的重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复杂局面。人们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也渐渐对各种文学写作方式，尤其是对小说的叙事方式，持极大的宽容态度。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是不是小说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呢？或者说真正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小说又应该是什么样呢？除了被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所谓“文学性”之外，小说在不同轨道上的叙事应该具有哪些值得推敲和评判的基本准则？梳理清这些问题，自然不是这篇文章能做到的，但就《天上有太阳》这部小说，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为蓝本，来探讨一下，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范畴内，符合时代审美情趣的小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其可能的更好更 “耐读”的走向应该是怎样的。

　　传统现实主义所依托的几个要素，一般认为是人物、情节、结构、艺术手法及语言。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天上有太阳》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因前文对此已多有涉及，故下文所述，会根据情况做出相应的详略调整。

　　一是人物。王高峰这个人物是小说众多人物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一个。接着再来看反派人物吴天明和李长安。请注意，我这里之所以称这二人为“反派”，就已经将他们绝对化，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正面色彩可言，集各种卑劣品行和阴暗心理于一身。而事实上，在小说中，我们也丝毫没有看到二人的闪光面。拿吴天明来说，他被王高峰接纳后，无论是起初做太阳能热水器的销售员，还是后来挖王高峰的墙角，自己成立天明太阳能公司，与王高峰在太阳能市场的竞争，其所作所为，都是极其卑劣和令人不齿的。即便是他向王高峰“示好”，主动将一笔生意拱手相让，也怀着明显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的人，其“坏”的一面被描写得无以复加，奸诈狡猾、道德败坏、贪得无厌、霸道强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一无是处，根本与禽兽无异。而其“好”的一面我们却没有看到丝毫。这样单一、扁平式的性格描写，应该说直接弱化了小说的艺术性和人物的丰满性。是小说创作的大忌。因为，任何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都是复杂的，作为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不承认或刻意掩盖这种复杂性，都会让小说缺失深入观察和洞见人物性格以至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可能。

　　李长安也是如此，他的生意经也就是一本“算计经”，算计别人成为他在经商过程中唯一的信条，而在个人生活中，他与吴天明同是生活糜烂的典型。还有其他次要人物，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总之，人物是否丰满，决定着人物性格的可信度，可信度越高，其在小说叙事中的分量和厚度也越强。

　　二是情节。情节自然需要描绘和讲述，对话、场景、动作、语言、心理，这些传统现实主义推重的创作手法，在小说中均有表现。但如何安排得妥帖，以及安排得相得益彰，就需要作者的精细打磨。其实，越是好的小说，越注重每一处情节及情节之间的连接和构建。小说是讲述，但小说也是一种艺术化的讲述。读者不是只要听一个故事，更多是在故事的讲述中产生某种审美的快感和愉悦，继而引起心灵的波动。

　　在《天上有太阳》中，作者轮番使用顺叙、倒叙、插叙、回叙，也是希望通过不同叙述方式的变换，提升小说的可读性和艺术性。但有一点，作者做得仍显薄弱，即作者在不同事件中刻画人物和展现“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环境时，其情节有相似性和雷同性，如各种各样的竞标事件及在竞标前后相对固化的人物和情节展示。尽管这其中也有不同，但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没有见出明显的独属于这一情节的鲜明特征。而此情节区别于彼情节，恰恰可以从不同性质和面目的事件中得到更方便更扎实的展现。

　　三是结构。以一条寿宴主线，勾连起以王高峰为中心的“太阳能”商业帝国的百态，应该说这个初衷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可取的。只不过因为人物和情节的相对薄弱，使得这一结构未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

　　四是艺术手法和语言。就狭义的艺术手法来讲，传统叙事的经典艺术手法，作者运用得应该说颇为娴熟。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注重故事流畅和悬念设置、跌宕起伏等的叙事特征，都让文本具有一种当代商场“现形记”的卓越风范，这也是其可读性极强的一个主要原因。但美中也有不足。即，阐述和议论性文字较多。这就使文本在流畅的故事性叙述过程中，有被人为刻意打断的嫌疑。从文本表征上来看，显得生硬和突兀；从文本的审美内在来看，这些阐释和议论性文字让小说“展现而不是说明和评判”这一原则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比如小说后半部分，阿秋对王高峰的崇拜和尊敬，完全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且王高峰的品行已经在许多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似乎没有必要再插入阿秋基于王高峰的对中国贵族文化的大段论述。这样做，确实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

　　此外，人物说话的口吻与其身份地位也存在不相符合的地方。比如，曾经“小学二年级毕业，放羊娃，穷困潦倒，吃着猪狗食”的吴天明一会儿是脏话满嘴，一会儿又文质彬彬起来。这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使人物形象的可信度减弱。

　　当然，杜斌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借鉴和个性化发挥，是这部小说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重要因素。瑕不掩瑜，以上几点，作为一己之见，只是想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以便作者能在未来的写作中走得更远。

幻影破灭与上帝人格的两难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这部我认为堪称“人生派”的“问题小说”的内部，重新审视其作为“提出问题”的叙述文本，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阅读体验。我首先能想到的两个词，就是“幻影破灭”和“上帝人格的两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生就是一个个幻影不断破灭和新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得到了成长、历练乃至升华。灵魂在经历纠结磨难之后，走向了内在精神的新维度。不同的人由于阅历和思想的差异，其人生道路和形成的内在精神维度都是不同的。对于某些人，其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人格的实现。这里的人格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格，而是生命本体论的范畴，即出于生命本体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动的统一，我们或可以称为“上帝人格”。

　　在《天上有太阳》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在王高峰身上便寄托着实践“上帝人格”的期许，但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上帝人格的实现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是性格本身所形成的做人准则和道义品质，驱使他做出很多符合人性人情却有悖于商业丛林法则的行为，这就注定了他会处处碰壁，处境艰难，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旧在执拗地坚守某种人格的底线。另一方面，当时社会整体规范尚不够健全，秩序尚处于初期的相对混乱时期，制度的缺失与人性的贪婪，让他这种坚守变得“无意义”。所以，当他带着妻子李凤云在去往荷包岛蝴蝶谷的路上，并没有如大家(包括作者)所热切盼望的那样，一往直前，最终实现自己失落已久的“上帝人格”，而是被儿子的电话和妻子的埋怨“逼停”在路边，现实让他又一次陷入迷惘。

　　这便到了小说的高潮处，也是主人公人生的关节处，同样是几乎所有人都逃不脱的人生悖论。内心的坚持究竟是和现实妥协，还是冲破现实的桎梏，或者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实现双赢？这永远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也永远值得人深思和实践。当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是用何种方式解决。在现实生活中，个体解决的办法不尽相同，却成就了世界的五颜六色和丰富多彩。正如大观园中的那些女孩儿，他们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演绎了一场道不尽的“红楼痴情”。

　　幻影是破灭了，在新生之前，谁又能解答诸多的人生之谜呢？

　　太阳底下照见的，便是这人生困顿的永恒。

　　我想，这就足够了，至少这部小说实现了它的“上帝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