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代表了他目前的创作水平，是他倾心尽力打造的一部作品，今天我们《黄河》就此作品为他举办研讨会，一是对他近些年创作成果表示祝贺，二是对他的创作作一个简单性的回顾与总结，第三，更重要的是请来各位领导、老师、朋友，给予他中肯的评价与指导，希望大家拿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展开深入热烈的讨论，使他在今天的会上收获多多，在今后创作出来更好更多的作品。
罗向东（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我代表作家协会，向参会所有人员致以问候。新年伊始，《黄河》就吹响了文学的集结号，给山西文学开了一个好头，在山西作协洋溢起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两年山西省作协搞“双百”工程，《天上有太阳》就是其中一部。这部小说我认为题目就起得好，给人以温暖，给人以满满的正能量，而这部小说也恰恰是这样。此外它最大的特点是写实，秉承了山西文学一贯的传统，作者把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付诸笔端，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市场竞争的残酷和激烈，但他始终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主人公王高峰始终有着道德的坚守。现在从国家到省委都提倡要关注现实，搞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省委宣传部也作了规划，对于现实题材的作品给予奖励，希望大家在现实题材的写作上，能有更大的拓展和更好的成绩。
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杜斌先生对于文学创作尤为执著。他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没有忘记文学，文学已经深入他的骨髓，是他生命的一种需求。他从70年代开始创作，中间虽然表面似有间断，但事实上没有间断，因为有一种理论叫文学的“潜意识”。40多年在文字上耕耘，表述自己对文学对生活的感受，这是作家确确实实需要的。从杜斌先生40年的奋斗历程来看，他一定会写下去，而且会写得越来越好。
续小强（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天上有太阳》这本书是这两年“双百”工程的一个收获，叫“北岳风中国原创长篇小说”。这本书主要是作协在审读，在此过程当中，我们和作协一道把选定的十个作家从基层叫回来，面对面地开评改会，我们北岳社对这本书，对原创长篇小说山西这一块，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以我的阅读经验，我觉得杜斌老师身上有很浓厚的80年代新世纪文学的影子。比如说很正面，或者说很写实，但是我认为现实主义作品也应当多样化，我们是不是只能够正面搏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祝愿杜斌老师笔锋更健，祝愿每一位作家都会和北岳文艺出版社发生一次亲密接触。
杨占平（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天上有太阳》这本书确实是我在退休之前一直主持的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之一，对这本书的编写，甚至出版过程都比较了解，对杜斌的创作过程比较熟悉，我觉得他把他的人生写出来，就是非常好的小说。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杜斌作品的感受。第一是我们一直强调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我个人认为，杜斌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是因为他写的是自己熟悉的题材。第二点，他所讲的故事和人物是能够“守住道德的底线”的，这也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与其说杜斌作品在写人写事，不如说是在写道德。第三点，杜斌从1978年写第一部小说起，就用完全经得起考验的语言叙述现实生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杜斌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落伍，同时他也在努力接受现在年轻人所喜欢的表现方式，对于杜斌来说非常不容易。
对于一个60岁的人来说，写作也如人生一样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相信他一定能继续写下去，我也愿意继续跟踪他的创作。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我们山西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老中青三代互帮互促，让我感觉“晋军”非常有活力。我感觉杜斌先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这部小说带有很多非虚构的纪实色彩，我常常在想，这个王高峰是不是他自己的化身，或者一个对应物？
杜斌的《天上有太阳》写了几个“场”，写了商场，写了职场,写了官场，当然也写了欲望场、利益场，多种场交织在一起非常好看，很生动。
杜斌为什么将作品起名叫 《天上有太阳》？我想有他的价值观在里面。《天上有太阳》带有批判、反思的意味，我们看到王高峰是有底线的一个人，保存了人性最根本善的东西，在这个小说里面，不仅有正和邪的竞争、善和恶的角逐，同时作家认为天上有太阳，就像我们头顶有神灵一样，我想这是作家想要表达的，作家希望通过一些正面积极的人物，重建一种文明道德的秩序。
书中人物个性很分明，包括一些笔墨不多的人物，非常鲜活。同时作家对很多专业性的知识掌握得非常到位，对太阳能市场，对太阳能热水器非常熟悉，可以当做教科书来用。这可能源于作家自己有非常丰富知识储备要倾诉。
对这个小说有些建议，我觉得书中揭示的丑恶多一些，温暖的东西比较缺乏一些;作品叙事的过程当中也有点儿同质化，比如说每次投标，都有点儿类似；作家对于女性的刻划个人认为是个败笔，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附属品，在以后写作的时候，还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刘洁（《小说月报》副主编）：《天上有太阳》是一部城市题材小说，这个说法是序言里提到的。同时这也是一部商战题材的小说，是作者自己说的。要我说，这还是一部充分展示人性之多面性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所有的人都因为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作者通过对这些出身底层的人物的生存困境的描述，揭开了繁荣社会的另一面。他们每个人表现得很复杂，不能简单地用脸谱化的词来单向形容，无论是王高峰、吴天明、李长安，还有那些女人，阿莉、阿秋，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当他们以利益为出发点的时候，可能做出超乎想象的疯狂和被自己都鄙视的各种表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了中标，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卫三明提出来要王高峰学狗叫，王高峰尽管觉得非常屈辱，也想过抗争，但是为了目的能达到，仍然张了口，并从此一发不可收，甚至在他表示高兴的时候，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很荒唐，是对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荒诞性的揭示，也符合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发展脉络。
这也是一部自省的小说。作者在写作中时刻记得底线的存在，因而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思考的本能，从王高峰开始，每个人物在遇到状况的时候，都会在临机反应之后，做出反思，同时还要提升精神境界，甚至有把问题提升到哲学高度以教化读者的倾向。他和李春生有过这样的对话：“我觉得比较严肃客观的说法，有过是这样的：有梦想的人，去追求梦想，但是建议你要留意现实给你的反馈，如果现实给予你积极的反馈，那么说明你至少应该检查一段时间。”类似这样的对话，不仅王高峰说过，阿秋也说过，比如阿秋在知道王高峰给曾经做过他的情人、后来又背叛他的生病的阿莉打钱之后，发表过对历史人物“宋襄公”的看法，那样长篇大论应该是作者的看法。作者想通过这样的对话说明人物的自省。
在这部现实主义作品里，作者带着批判的眼光，把他笔下人物的负面不加隐晦地进行了展现，作者的态度是具有批判色彩的。
这部作品以王高峰过生日为点，以回忆他的野蛮生长史为面，在结构故事的时候，不断地让人物之间的冲突到达某种顶点，从王高峰跑到珠海卖家用热水器开始，到后来因为吴天明野蛮冲击市场，以及王高峰意识到真正的大太阳能热水器市场是工程等等的原因，他转战大型工程，拉开了这部作品占最大比重的关于工程招、投标、建设以及各路人马各显神通的大幕。而这些人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市场那么大，没有谁是完全能垄断的。商场上各种的尔虞我诈不过是证明了当市场被认为就这么大的时候，结果往往是血流成河的惨状。事情从萌芽到高潮的进展很快，如果某个人机智地发现了另外的天地并及时转身，像有个人举起了大锤却不知道砸在什么地方的局面出现后，局面往往豁然开朗。如果做个不太合适的比喻，王高峰像发明家，每次都发现新战场，而吴天明就像善于把学来的本领做强做大的山寨人，他不具备发明和发现的本领，他把别人的发现拿来，再加上自己的野蛮生长意识后，做成有发明家的影子但已经完全脱离了发明家当初的设计的成品。李长安的结局是个意外，他猥琐，在许多时候忘了自己还是个人，最后被扔到大坑的时候，他没有求饶而任由自己死去，表现出的决绝有非常的震撼力量。作为成熟的写作者，在复杂的人生经历中一定遇到过类似的人，但这样的集大成的人物，也一定是集合了众多相似的人物而产生的有核聚变能力的新代表。这些充满蛮力，机智多变，为生存不介意付出的人，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批人的写照。
这部小说的写作能看出来作者的着眼点，通常在充斥着商战和小蜜的小说里，都会花相当的篇幅进行各种情欲的描写，而这部小说中这方面很少，多半一带而过；而对商战则事无巨细，洋洋洒洒，兴致盎然，如果想看看中国商人最近这些年的成长史，这部小说提供了参照价值。
和许多作品一样，有特点之处往往也是商榷的地方。首先，这部小说的立足点可以更高一些，作为站在全知全能立场进行叙述的小说，作者有机会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更高一些，把整部作品的格调提得更高。另外，这部小说中的自省内容有点多，且多半通过对话，如何把这样的内容通过合适的途径表达出来，是作者今后的写作中应该思考并进而解决的问题。
李昌鹏（《小说选刊》编辑）：这个小说有特点，但它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说。《天上有太阳》是一部商战小说，写商业竞争的丛林法则，具体写的是改革开放后，太阳能热水器及相关产业在珠海的野蛮生长史，以及相关企业家王高峰、吴天明、李长安等人的野蛮发迹史。
《天上有太阳》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写太阳能产业的小说，具有原发性、原创性，有开创意义。作品不仅完成了对一个独特行业题材的书写，还在形象塑造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上，表现出色。
鲁迅批判国民性，其中有这样两点：一是奴性，一是流氓性。企业家的流氓性在作品中表露得非常充分，而没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奴性的一面也十分醒目。在鲁迅的视野里，流氓性和奴性并不是剥离的，一个人会既有奴性，又有流氓性。比如《天上有太阳》中的吴天明，是性格塑造得最为立体的一个人物，原因也在于，吴天明奴性和流氓性并存，而且都是入木三分的。
《天上有太阳》中的男企业家几乎全都是流氓，是有钱的流氓，因为是流氓，他们攫取了巨大份额的社会财富。流氓也有性格差异，可以分“硬流氓”和“软流氓”，作品还写出了同类人物形象的差异性。吴天明和李长安，都是让人读了，觉得可怕的人物，这两个流氓一个“硬”一个“软”。吴天明硬气，疯狂。吴天明说话硬气，像他挥舞的拳头一样硬气。面对财富面对女人，吴天明表现出的是疯癫般的迷狂状态。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李长安，则是柔软，狡诈。李长安狡诈，话语柔软，长袖善舞，笑里藏刀，翻脸不认人。
《天上有太阳》这个文本，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我想谈谈叙事立场的择取问题。叙事立场，包括价值立场、态度、情感等立场。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不管哪种生活，其实都由两种生活构成，即：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故事叙述时间生活，但小说——如果是好小说，则要同时包含价值生活。”《天上有太阳》中描述的生活，让人感到震惊，因为小说中土豪们的生活，极少有称得上“价值生活”的。土豪们在追求价值，具体说来是在追求金钱，而不是追求有价值的生活。作家描述这样的生活时，已经暗含批判，小说以相对正面的人物王高峰的视角来书写，隐含着价值的最低底线。
然而，如果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吴天明、李长安是非常可怜的人，不在正确价值观下生活的人，都是可怜的，得不到真正的认可，偏离正常的生活，他们失去的非常多。这部小说在面对吴天明、李长安时，缺少一些怜悯。鲁迅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怜悯在前，鞭挞在后。鲁迅的态度，鲁迅作品对情感立场的摭取，值得借鉴。比惩罚更能激励人的，是宽恕和怜悯，怜悯标识出的是——值得怜悯之处。《天上有太阳》中对人物的怜悯如果多一些的话，一定会获得更多的读者认同。
哈金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祝愿杜斌的小说，能让更多“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从中“找到认同感”。我也祝愿杜斌写出更多作品，谢谢！
冯祉艾（《创作与评论》编辑）：《天上有太阳》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故事性极强的书，杜斌实在是一个会写故事的人，在这部书里，我见到的是层层的波澜，见到的是波澜的一次次叠起。它具有商界小说（或说类型小说）中所有的典型要素，具有商界小说（或说类型小说）中所有的流行性、揭秘性的要素，具有商界小说（或说类型小说）中所有动人的情感要素与故事性要素，但它也包含有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灵魂叩问，包含有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所含有的艺术质地。而这，也是我在阅读中感觉欣喜的地方。老板与员工，商业与政治，亲情与背叛，爱欲与情仇，阴谋与斗争，赤裸与狡黠，较量与合作，名义与本质……这部书的故事足够复杂，它有极为错综的关系线，我们看到在王高峰与吴天明之间，与刘天利之间，与李长安之间，与阿秋阿莉之间，与卫三明之间，与甄得道之间，与李春生之间，与王家宝之间……每个人物都不是单一的、扁平的，他们都携带着个人的故事和发展脉络，而后他们又相互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地构成故事的起伏和层层高潮，共同推进故事的向前发展。可以说，杜斌具有较强的掌控能力，既让线头多重又不让它们脱开故事独自游离出去。我看得见他对故事的耐心，对关系的耐心，以及对整体性设计的耐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看到杜斌在事件安排上的耐心，它同样是错综的复杂的，小说虽然是围绕着王高峰的商业起伏、吴天明的背叛与侵略以及两个人、两家公司的商业较量展开的，但又不止于此，我在这部有厚度的书中读到了可以说关于商业运作、商业战争中的全部方式方法和可能，我们看到了王高峰与吴天明、李长安等人很不同的发家之路，他们的各自依靠与理念上的差别；我们看到了商业战争中的种种算计与设计，看到了投招标背后的运作与考量，看到了关系微妙和它的时时变化，看到所谓“三十六计”在商战中的种种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讲，杜斌的《天上有太阳》是一部关于中国某一时段民营资本商业运作的“百科全书”。然而这部“百科全书”却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一点点地渗透出来的，它们都含在了风生水起的故事之中。
杜斌的故事能力值得称道。
这是一部有着丰厚知识含量的书。我说它有丰厚的知识含量，一是表现在我刚刚谈到的中国某一时段民营资本商业运作的 “百科全书”上。它集大全，集大成，几乎涉及到了商业运作的方方面面。我们看到这里的某些民营资本，是如何完成官商结合、利用权力完成自己的项目推进的，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商机中完成预判的，是如何利用这样的预判充分布局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是如何利用种种的阴谋阳谋以及某些黑恶逼迫和裹胁对手逼其就范的，是如何利用他人对美人、金钱的欲望和食欲贪欲，一步步拉人下水的，这里的知识量之大让我惊奇。书中的知识点远不止这些，我更为看重的是它在文字中渗带出的另外的知识，譬如书法、音乐、文史、美食，它还涉及经济学知识，还涉及人性思想。而且，这些知识点是融合的渗入的，并非硬性植入，它和故事紧密贴合。许多作家做不到这一点。
它同时也是一部反思和追问的书。杜斌显然并不满足于只是讲述一个好看故事，他要的是透过这些社会现象，完成对生活、社会的反思与追问。
书中，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他的这一反思。王高峰所设的“募捐宴会”上众人的对话颇有力度和深度，它涉及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几乎完全是一场精彩的辩论会。在书中提出并展示杜斌的“问题意识”的并不止于这一处。杜斌其实一边讲述生动精彩的商界故事，一边为我们的追问、反思留出了可贵的通道。
总体而言，杜斌的《天上有太阳》是一部非常有故事魅力、知识魅力和精神魅力的书，是一部精彩的并且具有一定深度的书。
当然，我也想谈一下我认为的某些小小的遗憾和不满。一是小说的开头，是由王高峰和儿子之间的通话开始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很有张力，但一旦进入到主体故事之后，王高峰的儿子阿德就被忽略掉了，他没能很好地参与到故事中。二是阿德说经由吴天明搭桥他就能升官发财，我觉得有些轻易，不符合规矩和规律，通道可建可用，至于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复杂的考量。三是，可能是出于一个女性之眼的缘故，我觉得在这部主要由商界人物构成的故事中，多少有些不尊重女性，忽视女性，仅仅把女性当做玩物，而没有审视过她们的内心，处理得有些随意。
周宗奇（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上世纪70年代我在山西文学院工作的时候，杜斌就发过小说，我给他提出了意见。这么多年杜斌一直坚持阅读和写作，有了今天的成就，岁月没有亏待他。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作品以王高峰做60大寿开篇，构思上很灵巧；再一个我感觉杜斌在人物的刻画方面有明显的进步。
与杜斌认识几十年了，就他的经历来看，就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来看，就对文学的要求来看，写商战的很多比杜斌这个好，也许他们的文学语言技巧没有达到杜斌的程度，但是他们对人物灵魂的叩问，对时代的反思超过了杜斌，我认为杜斌应该写得更好才对。
杜斌从穷光蛋变成富翁，又从富翁变成穷光蛋，那么多年隐姓埋名，从主流当中消失，这个为什么不写呢？《天上有太阳》这个题材我觉得很一般化，你能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是不敢写，还是不想写？你对经历如果没有反思，这个经历就不起作用？而且对商战中的女性杜斌确实是没有把握好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大潮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年代，我们现在的作家静不下心来，不能好好反思，不能从文学的本质上，从人性人道去挖掘，都是很表面化一些商战的题材。我想，杜斌也到了深入了解生活和社会的阶段，他自己的经历一般人没有，但是为什么几十年来，还没有更深刻的作品？一个原因是作家写作以前就会考虑能不能发表，能不能得奖，是潜意识的选择，而不是灵魂的选择、感情的选择。杜斌确实应该沉下心来，别追求数量，好好把自己的追求深入反思一下，真正构思一些好题材，表达自己的一些深厚积淀，希望在这本书之后，杜斌能够拿出更好的作品。
蔡润田（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杜斌先生的几篇（部）小说里，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清明吟》中的张宝贵和《天上有太阳》中的吴天明，这两个人物形成鲜明对照，拿来比较很有意思。他们是近年小说创作不可多得的很有典型意义的两个人物。《清明吟》的格调悲凉荒诞。张宝贵秉持传统化育的伦理道德，和淳朴善良的农民本色。如果说，张宝贵这个具有悲剧与荒诞意味的人物是盲目被潮流裹挟入城，很难融入城市，其本来的淳朴本色并未丧失。那么吴天明这个原本苦寒的农村放羊娃入城之后就异化为一个无法无天、全无心肝的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这两种人物既是艺术的真实，也都是生活的真实，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政治经济、特定社会思潮孵化的怪胎。前些年，有种理论，似乎是说历史与道德相悖的合理性，大意是说经济要发展，历史要前进，就必须崇实尚利，就必然要重利轻义，崇尚现实利益，漠视道德感情，这是商品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然逻辑。我对此很困惑，曾写文章批评。我觉得这样的理论大概是不当竞争的跟风文章，是对黑格尔“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的误读滥用，值得商榷。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排斥人们合理的福利追求，但绝非鼓励私欲膨胀、不折手段、恶性竞争，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存在，应该把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抵制结合起来。不能由“恶的杠杆理论”推导出所谓“道德代价”论，这样才有益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物竞天择，用以阐明禽兽及其他进化原则则可。人类进化应以互助为原则，以道德仁义为用也。总之，经济领域的“恶”，正需要文学作者的人文情怀、批判精神。我觉得，杜斌先生的小说是有感而发，也是有问题郁结于胸的，有很强的针砭时事、社会批判意味。
总的说来，我对杜斌和他的小说大致有这样几点印象：一是感到作者生活阅历丰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厚积薄发,一定还会有更好作品出现。二是作者知识面广，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些知识储备有助于提升小说的文化品位。三是视野开阔，立足国内，世界眼光，纵横捭阖，有益于作品境界的提升。四是有忧患意识、问题意识。杜斌先生是位富于良知、思想敏锐，能发现问题，具有创作冲动和热情的小说家。五是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叙事和文字表达功力。这是作品艺术性成功的保证。
以上各点交互作用，形成小说既好看好读，又有意味发人深思的品格，令人感觉到作者是具有资质、特禀和有实力的小说家。
陈为人（山西省作家协会原秘书长）：应该说，杜斌的小说可读性很强，一个充满张力和人生沧桑沉浮的故事，足可以吸引着人一路读下去。在当今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效果，也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上世纪开始的经济大潮，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改观了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杜斌的作品对这场经济大潮中，民营企业家的暴发与破败，开拓与原罪，资源整合与分崩离析都有着生动的描绘。在商场上你死我活的打拼，人物之间尔虞我诈的纠葛、矛盾、冲突、碰撞，形成了峰回路转的故事。杜斌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珠三角太阳能热水器的开发。作者把题目命名为《天上有太阳》，可谓匠心独运寓有深意，把民营企业“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艰难创业，和“东边日头西边雨”竞争中的无序和不公，给予了形象概括。杜斌对故事的设置也有着一番良苦用心，从王高峰的六十祝寿起笔，在宏大场面中，引出一个个人物：王高峰、吴天明、刘天利、马华东、李长安等。我想，这些笔下人物一定有现实原形，来源于作者的切身感受。所以，笔下的情节和人物，写得灵活鲜动血肉丰满，即便是廖廖几笔的次要人物李凤云、王瑞瑞、阿霞、阿秋等，由于有着某种类型人的共性，读者从他们身上也会引发共鸣及翩翩联想。
过去对一个小说家的赞语就是 “会讲故事”，莫言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就是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杜斌由于自身丰富经历的沧桑沉浮纵横捭阖错综跌宕，他用生活中淬炼出的生动语言，讲述了一个曲折的故事。然而，有火就有灰，杜斌的成功可能同时带来另一面的隐忧。
本雅明有句名言：“讲故事的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发生转变，人们由讲故事进行了一场“形式革命”。在卡尔维诺、巴塞尔姆的小说中,故事的完整性已被击碎，碎片化和碎片的拼贴成为新的写作技巧。碎片化拼贴的目的,是为给读者营造一个创造性的阅读空间。如罗兰·巴特所言：让读者也成为一个写作者。此观念与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讲故事”已发生了审美价值观上的极大变化，碎片化倾向比那些完整故事所展现的社会性,要更为逼近生存的真实，是灵魂的真实。现实生活中，何尝有那么完整的故事性？更多的是碎片化。卡彭铁尔说：“当小说写得不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成为一部传世之作了。”
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可能更接近于这种碎片的拼图。每一块记忆的碎片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会变得愈益清晰。
杜斌先生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这些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都成为他特有的创作资源。杜斌不要辜负了人生赋予他的财富，应该挖掘自己特有的资源。
在打开一扇扇迷惘之门后，我希望也祝福杜斌先生打开那扇埋藏着 “写作真谛”之门。
徐大为（《太原日报》副总编）：总结起来，我说三个字。第一个是“你”，就是杜斌先生。我觉得作家要深入生活、面对现实他做到了，他也用文学的方式把人生的历程呈现出来了。读杜斌先生的作品，我能感觉到他的文学性很强，一个写小说很有水平的人，首先得会讲故事，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因作品而更加关注社会、关注文学。从这一点上来说，《天上有太阳》是成功的。
但是作品中那种婉转、曲折的内心动态，包括语言对话、形象塑造等等，我认为空间还比较大，还可以更好地拓展。杜斌兄早年间从事文学写作，后来因为他个人的经历，中断了文学创作，到现在又重新拿起笔，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在断档的这段时间里面，杜斌兄有没有对文学进行思考，对你的功力进行提升？这个断档是不是一个非常可惜的缺失呢？如果你是持续的，没有因为你人生经历的复杂性，给你的文学产生断裂的话，估计现在视野更宽阔一些，笔锋更健一些。
第二个字是“他”，主要说的是《黄河》和北岳文艺出版社这两个团体。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是一个链条，从创作者本人到他们的作品呈现，包括我们今天开研讨会等等，这都是需要链条来把它完成的，我们这么多年来，文学链条的延续一直没有断过，叫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这种作品研讨它的外向功能是什么？如果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圈子，它的外延功能就不强。怎么增强它的外延功能？我希望有更多的途径把它传播出去。
第三个字就是“我”，我就是这个链条的末端，或者说终端之一。我们一直努力打造高端平台，如果我们的平台更高，我们就可能为在座的每一位作家，尤其像杜斌先生这样的作家，有一个推广的可能。尽管现在的纸媒是“化石媒体”，但我们对文学的坚守从来没有薄弱过，我这两天总结了一句话叫 “杜斌现象”，这样的人打年轻的时候，对文学有一种钟爱，中间虽然有断裂，但是到现在，年过花甲，又开始笔耕不辍，从我们媒体工作者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是非常好的，杜斌典型性和代表性更强，这就是“杜斌现象”。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摭取本次会议一些最新鲜、最有力、最独特的观点，在《太原日报》上来呈现它。
李骏虎（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研部主任）：有些年没有看到这样众声喧哗、庞杂丰沛的小说了，一个在初学创作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受到山药蛋派风格影响的五零后作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摸爬滚打之后，重新开始写作，爆发出青春时期被压抑的激情和才情，几乎是喷薄式地写出了这部《天上有太阳》，为我们呈现了浮世绘、万花筒般的世情闹剧。和过去时代印记明显的书名不同，杜斌先生的写作风格是现代的，杂糅了很多流派的特点，尤其在心理描写方面，丰满而立体，刻画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矛盾，他是一个以细节取胜的作家，情节是靠着扎实的心理活动推进的，这使他的小说洋溢着经典作品的底气，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影响过他的那些经典著作的影子。
但我觉得使杜斌先生拥有这样汪洋恣肆的语言，使这部长篇具有这样大的感染力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他的文学功力，而在于他丰厚的生活经历，这部小说几乎折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所有的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了转型的阵痛和人性的纠结，每一个人物也都是类型的高度归纳，很具有代表性。生活现实的坚实累积，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可读性和艺术张力。
如果要让我提意见的话，我觉得杜斌先生在这部作品里唯一没有处理好的就是人物对话，跟他文学品质极高的叙述相比，人物对话缺乏个性，没有地域特色，尤其是把书面化的表达和大众化的思想用于对话，减弱了人物的个性和整体的艺术质地，我希望他能够把方言的特点和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都体现在对话里。
总之，这是一部有着丰厚的生活积淀和丰沛的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品。
王宏伟（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天上有太阳》正如大家所说的，是一部商战小说，在一个粗放型的市场经济下，一群商人的价值追求、人生经历、人性、情感交织在一起，具有现实批判性，《天上有太阳》这个题目本身就反观了他作品的批判成果，用这个照妖镜照遍商业大潮在时代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参与者，所以小说确实有批判价值，有非常好的功能在里面，然后可读性也比较强，很多场面活动也描写得特别好。我另外谈几点需要商榷的.
一个方面，我觉得从小说的结构来说，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应该有几条线索往下走，但是我现在只看到一条主线，就是王高峰这个家族，然后辐射到其他几个商业小伙伴恩将仇报的故事，一条线索下来使阅读变得很累。
第二个方面，从叙事方式来说。王高峰也好，吴天明也好，这些人物的个性和人性当中恶的一面，都是通过作者叙述出来的，我觉得更多应该用描写的语言把这些人物完整地塑造出来，通过人物的行为来展现，而不要总是出现作者的身影。这里面作者议论的地方出现了很多次。我觉得很像纪实文学。
再一个，我的感受就是说这么多商战当中参与的，这些人都是有毛病和缺点的人，他们都是尔虞我诈，都是互相拆台，都是过河拆桥的这么一些人。商业领域里面有没有诚信的商家？这里面能不能塑造一两个人物，他们好比传统的晋商，他们展现出一些优秀的文化品质？有人说，最初的商人是拼产品，然后是拼创意，最成功的企业家是拼文化，文化做得好，企业的生命力就强，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商家分成不同的层次？这样就更好了。
金春平（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天上有太阳》是一部典型的“经济”小说，以充满历史化、人文化乃至悲悯化的叙事姿态去呈现资本商业行业及其群体的内在风貌和无限传奇，但又并未仅仅停留于再现、反映和描摹的传统现实主义层面，而是内隐着作者对资本欲望的一种寓言化的尖锐聚焦和先锋实验，当然这种聚焦表达和艺术先锋始终是以人性和人心的断裂与永恒之间的坚守或抗衡的艰难、沦陷以及胜利等为轴心，形构出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历史语境的小说叙事范式。这部作品很有特点，但是从文学本身来说，应该更好地表达出生活的深度、广度、丰富度，加强人们对自我的认识。我觉得作品阅读的快很强，背后呈现的丰富度方面可能还有所欠缺。
再一个，整个作品来说，更多让我看到的是商业当中的狼性文化，反映出来的问题背后，作者到底想要呈现怎样高的东西？我觉得需要把它加以补充，所以整体作品来说我感觉价值立场的选择方面，情感的态度方面，需要更明朗一些。在人性的透视度、丰富度方面，还需要再加深这方面的刻画。
王朝军（北岳文艺出版社产品开发部主任）：这部小说从结构来讲，有可圈可点之处，我在读小说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到上世纪30年代茅盾的《子夜》，两者有点儿相似之处，比如王高峰和吴天明的斗争，有很多的互文性。小说涉及到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本世纪初期，商业伦理的问题，小说其实是对商业伦理和道德理念的拷问，包括相对正面的人物形象王高峰，他也面临着这种拷问和危机。他是有危机感的，所以说他的行为，他的思维，都在摇摆和恍惚不定，直到小说结尾，王高峰还在考虑是不是回头再参加那个60大寿的筵席，用不用报110把吴天明揭发出来呢？这个作者是下到功力的。我们说作品揭露和批判是有意义的，比揭露和批判更有意义的，在于怎么去探讨找寻，所以我们在理清这个小说能指和所指的基础之上，是否有一种“自说”与“他说”的可能性？我们整个社会在曾经那一段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整体道德秩序、道德伦理的强制性的治理之外，当然还存在一个本身的道德自律，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道德自律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监管相对缺失的情况下。而小说所反映的，恰恰就是监管缺失或者薄弱的状态下所出现的。更可怕的是，当商业和公共权力的合谋出现，如何又去通过自赎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问题小说，他摆出了这个问题，让我们有一种更为深入的思考。
至于这个思考是什么，我得出答案，是一种发自内在的驱动力量。比如一个人做错事时，他就会有恐惧感，制止自己那样做。
还有一个“盛宴之后的残羹”，杜斌先生相对纯熟，但不足之处也有，比如偶然会有大段的议论文字，我觉得是有改善空间的，比如阿秋从王高峰身上引发出的对中国贵族文化的看法，明显像一篇书面发言；其次，有些人物的口吻与身份不符，像只上过小学的吴天明，他放过羊，他有些时候说的话过于文雅，过于书面，过于和他的身份有疏离感，这都是作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们都在探索，都在摸索，无论是其他艺术作品还是小说。当然，写实主义，或者说小说创作有不同的方式，但我们还是应当摸索到一种更适合我们的，而且是相对被大家所认同的一种方式。我想，杜斌先生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上意识到，并且会逐步有更好的小说出现。
鲁顺民（《山西文学》主编）：拿到这部长篇小说之后，我对杜斌兄是有期待的，因为我知道他的经历特别坎坷，我希望他把这么多年的经历写出来。这本书我觉得他写得太小了，没有把他这么多年坎坷的东西写出来，反思不足。吴天明也好，王高峰也好，李长安也好，阿德也好，现实生活当中是一帮坏人，这本书是按照“坏人如何干坏事”来写，实际上一部长篇小说一开始构思，就应该有“反转”情节。如果你写一帮坏人最后干了好事，这样的话就好看了，比如把一帮坏人当好人去写，比如《教父》，成为一个电影的经典。
第二个，同样一件事情，你把他放在不同的人身上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效果，我以为杜斌兄会把他这么多年商战曲折的经历、惊险写出来，结果最后写出来就是卖太阳能热水器，这就“格局”太小了。
最后想说的是叙述毛病。这个书里面“的”字用得太多，定语放一大堆，说句玩笑话，这不是考验读者的阅读能力，而是在考验读者的肺活量。我认为你去了“的”和之前的定语之后，语言会更加精炼一些。特别是一些中心词前面的定语，杜斌兄在叙述的时候，可能是想尽量用一个句子，写出更加丰富的信息量吧。事实上我称之为“焦虑句”，建议要写得从容一点，把这些扔掉。
杜斌：尊敬的各位老师，今天坐在这里，我心里只有两个字：感谢。感谢各位老师不辞劳苦，在百忙之中参加我的研讨会。回顾我61年的人生，不管世事如何沧桑变化，生活遭受什么坎坷艰难，无论走到哪里，我始终不忘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为朋友要讲义气；第二点是做人要懂得感恩。所以在这里，我再次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山西省作协，感谢 《黄河》，感谢我所钟爱的文学。在文学这块天地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如沐春风般的温馨，其他环境就不行，比如商界、政界，有时候说错一句话，或者办错一个小事，可能就会得罪一个人，搞不好甚至能毁掉你的一生。而在文学界就不一样了，文学界的每个朋友在我的感觉里面就像家人一样。比如1983年的时候，当时我无路可走，周宗奇接纳了我，我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没有在他家的半个多月，就没有现在的我。
在文学这块天地里，我能找到我自己，真正做我自己。文学环境中的人都是好人，是天下最善良、最无私的人。许多老师甘心给别人做嫁衣裳，比如《黄河》的编辑，对我的稿子比对他们自己的稿子还认真。是《黄河》不断给我信心，今天的研讨会是我生命中的加油站，激励我在创作道路上继续远行，我会不断努力，因为有文学的召唤和吸引，因为有在座各位老师的加持，我将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回报大家。
张锐锋（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既不是讲话，也不是总结，我也讲两个字：感谢。首先感谢各位专家都发表了自己高超的见解，尤其是远道而来的四位专家，作了精彩的发言，而且他们细读了作品，作了精心的准备，不仅对杜斌，而且对山西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具有指导性意义。其次我要感谢老领导周宗奇先生、蔡润田先生、陈为人先生，他们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我也深受启发。特别要感谢杜斌先生给我们奉献了好的作品，一部作品好不好，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能不能引出话题，引人深思，杜斌先生的作品达到了这个条件，现在关于商战题材的作品也不是很多，尤其他写得非常精彩，非常好看，我觉得如果拍成一部电视剧，肯定很好，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
《天上有太阳》这部长篇既是我们山西长篇的重要收获，也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之作、反思之作，他写了一代人投身商海、极力拼搏的故事，里面的细节非常真实，具有纪实性、自传性，同时也具有史料性。从空间来说，它变成了一种无所指的语言，它把我们推向了更多的意义、更多的想象，使我们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杜斌是个有故事的人，他本身就是一本书，非常精彩，所以他讲故事也非常精彩，其中可以看到他喜欢什么，什么使他感到快乐，什么使他感到内心的愉悦。而且他还为一代商人画了像，这个像可能是扭曲的，也不那么光彩照人，甚至脸上是有乌斑的，但是他画得栩栩如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甚至能看出他们内心的逻辑。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投身商海，商品经济的大潮不仅冲刷着每一个人，而且动摇着某些观念，人们从道德的高地上瞬间崩溃撤退，欲望大爆发，每个人都在欲望的第一推动下，做出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寻找到一条捷径，寻找到通往暴富的最大路线，所以眼前许多看似坚不可摧的屏障，最后发现是那么虚幻，那么脆弱，一夜之间就被推翻了。而且商人更多的是做而不说，我们过去家里房子的脊兽都是闭着嘴的，它不说，它的行为就是它的思想，所以我也同意许多老师的意见，杜斌先生在这里面大段的议论，所谓的反思，可能是不必要的，就写他们的行为，已经足够了。而且杜斌的语言很有自己的个性，让我们读起来非常顺畅，他的语言也是非常舒服的，表述得也非常好，祝杜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也祝各位身体健康、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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