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融合发展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改变和重组了学术期刊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链条，塑造了学术期刊新的出版理念、出版流程、出版模式和出版形态。人工智能对学术期刊编辑大量重复劳动的替代并不意味着其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解放”，而是对其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上线对学术期刊可能产生的学术不端、学术伦理、版权争议以及其他不确定性和未知性问题，引发了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应主动实现角色转换，并予以积极应对，重点是要在坚守出版人原有初心和责任担当的基础上，积极向内容整合与价值发现者、学术创新引导者、学术交流组织者等转型，正确认识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防止学术发现和学术创新价值能力式微；向学者型编辑转型，提高专业学术能力和学术交流感召力；构建协同传播模式，提高学术期刊传播力；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潜在风险的研判和应对能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 ChatGPT 学术期刊编辑 角色转型
一、理性认识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学术期刊发展的深刻影响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进一步彰显出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的广泛推广和运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在推动社会发展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相应地，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融合发展使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出版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链条被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深刻重组[1]，极大地改变了学术期刊编辑的出版理念、出版流程、出版模式和出版形态，使广大学术期刊编辑从原来枯燥、重复、机械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为其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工作方式和内容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由于ChatGPT具有撰写论文功能，由ChatGPT撰写的论文摘要和内容甚至“骗”过了期刊编辑和审稿人，学术界和期刊界对ChatGPT的不当运用可能引发的包括剽窃、欺骗、篡改等在内的学术不端甚至学术失范问题[2]，表示出了强烈关注甚至是担忧。因此，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运用不能仅局限于其对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发展活力与功能增强的层面，还应审视其对学术期刊带来的潜在风险，并由此对编辑功能定位转型和能力发展转向的新要求。因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融合发展，以革新学术期刊出版业态进而提高编辑出版技术性和效率并不是最终目标，我们要以辩证思维和从价值理性视角全面审视人工智能对学术期刊编辑产生的多重影响，顺应人工智能背景下学术期刊发展的新要求，回归理性与人工智能运用的本原，引导和支持学术期刊编辑进一步提高编辑业务素养，更加聚焦于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引导作者研究方向、推动学术创新、传播学术思想，促进学术期刊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为此，正确审视包括ChatGPT在内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带来的多重影响，研究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出版中的运用与学术期刊编辑发展的辩证关系，推进编辑角色转型与目标定位，关系到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方法创新、方式变革和内容扩容，同时也是学术期刊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二、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亟须实现角色转型
学术期刊编辑角色转型主要决定于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学术期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学术期刊编辑主体地位与职能体现，以及学术期刊功能实现等多重因素。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深度应用，使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出版业进入了全新的智能媒体时代，深刻变革了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生产流程，再造新的学术期刊运行模式并将持续重塑出版业态。[3]特别是ChatGPT的问世及逐步推广，使未来学术期刊面临更复杂多元的写作伦理、科研伦理以及其他不确定性和未知性课题。[4]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运用不但改变了出版业的生产力，也深刻变革了其生产关系，而且正是通过变革出版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作用于编辑出版生产流程和出版模式、出版业态的重塑。无论什么条件下，也无论任何时代，出版业都始终要围绕“谁来出版？谁能出版？出版什么？”这一核心逻辑展开和推进。在传统纸媒时代，谁来出版和谁能出版主要是依托“人”这一主体，具有更强的单一性、实体性和传统性，编辑出版方式、出版手段、出版模式、出版内容、传播媒介以及面对的群体等相对比较固定，技术属性要求没有那么明显，工作效率偏低。
人工智能融入出版领域后，人不再是出版领域的唯一主体，出版活动逐渐转向人机交互、人机协同、人机融合的新业态，人工智能替代了传统出版业中的人的部分职能，人与技术的关系不能再单纯被视作使用与满足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人机协作关系。[5]就学术期刊而言，在ChatGPT没有诞生之前，依托人工智能，编辑可以较好地完成选题信息采集、研究热点预判、学术不端检测、稿件评审、排版校对、内容传播、个性推介、与作者读者的互动交流、网络阅读、网络学习培训等工作。如运用智能编辑系统，学术期刊编辑可以按照通识性编辑算法设定的编校规范对论文的格式、用词、计量单位、统计数据等进行自动编校、核实参考文献[6]，甚至提出修改意见；运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比对，可以对论文中重复或相似的内容、比例以及出处等进行快速识别和标注，给出论文原创性程度等判断；运用网络审稿系统按照设定的程序和步骤，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比较高效地进行目标论文的审稿流转；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及时收集、分析和整合当前及未来的学术研究热点，并获取不同学科、主题的重点选题等信息内容。而ChatGPT的上线更是进一步创新了信息收集、内容生成、信息传播等的模式和业态，辅助学术期刊编辑加强文献梳理和搜集、观点评述与讨论[7]，进而提高学术评价的效率与质量。人工智能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内容消费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传统出版的单向性流程逐渐被人工智能的多元性、动态性、个性化等替代，重塑了学术期刊出版的形态与模式，同时也对编辑的意识、能力、角色、业务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工作意识方面，学术期刊编辑要增强融合意识、规范意识和版权意识，采取恰当的融合方式更好地发挥好纸质媒体和数字产品的优势，以形成和增强期刊的综合竞争力。在严格遵守国家出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在碎片化信息中根据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将准确的内容推送给不同类型的读者，而且要注意增强版权意识和做好知识版权划分，推进产品的多元化开发。[8]在能力方面，學术期刊编辑要向掌握文字编辑能力、互联网思维能力、学术不端与版权审查鉴定能力、多种传媒技术综合使用能力、资源整合和应用能力、项目管理能力、产品宣传与营销能力、团队协同工作能力等的复合型编辑转变，以适应学术期刊智能化发展和服务作者、读者的需要。在工作中，学术期刊编辑要打破传统媒体时代的主要侧重于编辑与编辑之间的内部交流的局面，构建编辑与作者、读者及专家等多群体互动的新生态。
可见，人工智能时代，出版领域去组织化、去中心化的内容生产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赋予了学术期刊编辑素养全新的内涵，传统的编辑出版理念、出版模式、出版流程等已经难以适应媒体智能化背景下的学术期刊发展需要，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因而难以全面指导编辑职业的未来发展。编辑作为学术期刊的主体和核心生产力，必须实现角色转型，重新进行定位，并构建适应学术期刊智能化发展的理念体系、思想体系和能力体系。
三、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角色转型的方向与目标定位
（一）内容整合与价值发现者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对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引导学术研究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紧密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战略任务。为此，学术期刊应紧紧围绕传承人类社会文明，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提供优质内容产品，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推动学术期刊科学良性发展。编辑是学术期刊的主体和核心生产力，要通过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对稿件的政治方向、质量和价值等把关、引导来实现上述功能。[9]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特别是ChatGPT的上线虽然扩大了出版领域的信息采集源、增加了信息供给内容、提高了信息采集便捷度和信息内容整合优化能力，依靠智能化算法能够找准用户的兴趣点，实现出版主题与内容的智能化挖掘，快速捕捉到相关领域的热点事件、热点词汇、发展趋势，还可分析作者特点和读者偏好，重塑内容分发机制[10]，缩短编辑出版策划时间，但也使网民进入网络空间的门槛变低，人人都是出版人，人人都是传播者，不同传播者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无秩序、无方向的生产、分发、消费行为释放了民众旺盛的传播欲望，也虚耗了他们大量宝贵的时间。碎片化、海量化、匿名性、多样性的信息充斥线上线下的空间。[11]与此同时，这种信息的捕捉和分发主要建立在事实存在的基础之上，即在特定领域“首次出现”的信息和不符合统计学规律的独特价值点往往很难被智能技术识别和捕捉到。[12]而且，人工智能对信息的识别和捕捉是以事先设置的条件和程序为主要标准的，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所收集的信息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不同学术期刊的定位、风格、特色和发展方向。即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的嵌入并不是万能的、一步到位的，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比如ChatGPT在上线初期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学术不端、学术伦理、学术责任分散等风险，也无法公允地判断学术产品的学术价值等。这就对学术编辑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在海量碎片化的信息中，如何寻找、筛选、挖掘和判断与期刊定位、特色、发展方向和契合读者需求的有价值与有意义的优质内容。由此，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更强的知识整合的能力、发现和判断价值的能力、挖掘优质内容的能力、根据现有信息判断未来发展的能力。
（二）学术创新的引导者
引导职能是学术期刊编辑的重要职能，贯穿于选题策划、组约稿、审稿、编辑、校对、宣传等期刊出版活动的全过程。[13]这里所说的引导职能并不是说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没有该职能，而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职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履行该职能的影响因素更多、难度更大。在目前的学术生态和语境下，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置、选题方向、用稿要求等对学术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对学术期刊的学术引领能力要求的那样：学术期刊要引导学术研究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紧密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战略任务。为此，学术期刊的引导作用首先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上，其次才是学术质量的把关、学术方向的引领和学术规范的优化。学术期刊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从未停止，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刊发的论文传播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14]，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来源的多元性、信息内容的碎片性、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信息受众的广泛性等既给意识形态带来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又难以对所传播的信息自动进行正确筛选。此外，ChatGPT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潜在的学术不端、学术伦理等问题，怎样鉴别和判断这一问题并引导更多的作者甚至读者树立科学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理念，养成遵守学术规范和学术品德的治学行为，净化学术生态，无疑成为学术期刊编辑的又一职能和责任。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学术期刊编辑怎样做好“守门员”、把好质量关并引导学者运用科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坚守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围绕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国家关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研究，任务极为艰巨，重要性和紧迫性尤其凸显。对此，学术期刊编辑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坐以待毙”，固守传统的编辑思维和理念，而应主动出击，自我发展，强化责任担当，加强选题策划，调整和优化编、审、校流程，建立集编辑、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等一体的开放性、互动性交流对话机制，为学者的科研活动和学术创新选题提供帮助和咨询，协调好科研作者、读者诉求与本刊宗旨之间的关系，引导作者在遵守学术诚信、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开展学术研究，做好科研创新活动的“引路人”[15]。
（三）学术交流的组织者
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的组稿、审稿、编校、内容传播以及编辑与作者的交流等都呈现出动态性、多元性、可选择性等特征，彻底变革了传统期刊出版形式中的编辑单向接收稿件和向受众单向传播信息的固定化模式。而且，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向受众和社会传播信息，不再局限于以期刊出版的论文来呈现，而是形成在论文传播的基础上叠加网络论坛、网络会议、微信群、音频、视频等多元化渠道。在此过程中的信息传播具有更强的交流性、互动性、对话性，而不是传统形式中的“你听我说”或者“我说你听”的静态性的单向传播。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不管是出于挖掘、发现价值内容的需要，还是引导学术创新等的需要，学术期刊编辑都应建立起与专家、作者、读者等多元沟通交流的有效通道和机制，即学术期刊编辑不应只是成為稿件的被动接收者，而应向组织专家、作者、读者等进行常态化、有效性交流的组织者转变，在传播学术期刊选稿用稿信息的同时，通过互动对话，挖掘更前沿、更具价值的选题，发现更多优质的潜力作者，推进作者队伍建设，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力和知名度。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运用为学术期刊编辑发挥这一职能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平台支持，期刊编辑转型为学术交流组织者既有可能，也具有多种价值。
四、人工智能时代推进学术期刊编辑角色转型的应对策略
（一）提高编辑学术发现和学术创新价值能力
学术期刊智能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遵循“技术至上”原则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出版领域替代了传统编校工作中的大量重复劳动，学术期刊编辑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后，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增强危机意识：编辑解放出来后应该怎么办，向哪里转？其正确的选择应是将精力和时间投入更具创造性、思想性和需要感性经验及价值判断的学术审视和学术交流中[16]，而不是借助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简单完成原有的既定工作。人工智能在编辑出版中的运行和作用机理表明，智能编辑所执行的编校工作具有很强的被标准化、编码化、数据化和程序化特征，工作思路相对线性和单一。在这种模式下开展的编辑出版工作，对学术期刊编辑的要求更多的体现为技术操作的准确性，而难以体现编辑的社会性和个性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运用的实践已经证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一直在“义务”地异化着人类的自然本能，导致人的肌体对自然界适应能力、感觉能力、动手能力、语言能力的生理本能和思考力、辨别力、判断力的精神本能发生了异化或退化[17]，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性越强，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的异化就越明显。事实也是如此，学术期刊出版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后，开展持续性广泛阅读、参与高水平会议与专家学者的沟通、编辑与编辑之间的有效讨论交流不再是编辑获取相关信息的唯一途径，他们依托软件程序通过简单的技术操作就可以基本完成研究热点、选题策划、学术内容评议等工作。长此以往，这种建立在技术和程序操作基础上的编辑出版模式，难免会对学术期刊编辑的思想意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等方面的能力和知识积累的广度与深度形成较大冲击，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发现和学术创新作用将面临日渐式微的可能，难以与学术期刊责任相匹配，不利于推动学术演进与创新、学科建设等。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谨防这种现象的发生并进行深刻反思。编辑工作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承担着传承与传播人类先进文化的使命，必须充分把握内容的品质、文字的灵性、思想的光辉和精神的魅力[18]，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因为真正的学术创新与进步、学术价值的提升等是体现在学术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这需要学术期刊编辑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沉淀和价值判断，仅仅依靠技术、技巧或是媒介资源进行差异化竞争是无法实现的。[19]为此，学术期刊编辑不应只是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被动使用者，更不应对其形成过度依赖，简单将其视为减少工作任务、减轻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的“制胜法宝”，而应克服技术迷信，摒弃效率至上主义，把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领域中的运用由技术规范性向价值提升性转变。在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增强稿件加工规范性、审稿流程线性化、信息采集多元化、期刊出版电子化、内容传播多样化的同时，更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及时加快角色转型定位、调整工作内容重点、创新工作方式、提升业务素养，使自己成为与学术期刊智能化发展相匹配的、具有新型核心竞争力的新时代编辑。
（二）提高编辑的专业学术能力和学术交流感召力
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生命，对文章价值的判断是学术期刊编辑最核心的能力，是办好期刊的前提和关键。[20]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学术期刊编辑转型和成长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的运用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改进和革新了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和业务流程，具有极强的技术属性和工具属性，要实现真正的人机协同和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实现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专业能力的全面转型，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向学者型编辑转变，提高自身的专业学术能力和学术对话的组织力、感召力。这是学术期刊编辑在参差不齐、碎片多元的信息供给状态下进行有效的内容提炼、资源整合，判断、发现、挖掘信息价值，并引导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组织学者进行学术对话交流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当前，学术期刊编辑已经身处数字虚拟与现实世界交汇融合的学术时空，应在极大丰富的知识网络中追踪学术热点和发现独辟蹊径的信息，将专题策划与稿件编审提升至全球化学术研究的层级和视域中进行权衡辨析。[21]没有较高的学术研究素养作为基础，没有充足的学术研究实践经验，没有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就不可能准确、科学地判断、评价和发现学术稿件的真实价值，也无法从海量的数据信息中提炼出与自己需求相匹配的有效用、有价值的内容，难以与学者进行真正有效的平等的学术交流。学术期刊编辑的价值判断不应仅仅是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选题和内容，还应能根据现有的信息和内容，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洞察那些还没有被智能算法统计分析出来而又具有持续关注价值的选题。其一，学术期刊编辑要形成和保持常态化学习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要全面、准確和持续地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重要文件、重要活动精神、相关专业理论和学术动态，时刻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形成和增强学习张力，不断扩大知识储备，以此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研究方向，准确掌握学术前沿信息。其二，探索编辑业务与学术研究有效衔接的融合模式。重点是要推进编审校业务与学术研究相互融合、协同共进，把学术研究融入选题策划、组稿、约稿、编审校、作者队伍建设等内容，自觉提高每项工作的参与度和有效度，通过对相关信息内容的整合、提炼、研判和在编辑与编辑之间、编辑与作者之间、编辑与学科领域专家之间的多维度交流讨论，结合期刊的定位、栏目、特色和规划，拟定具有前沿性、特色性、价值性的选题，并开展针对性的约稿、组稿工作；在编审校过程中，编辑对于理论不科学、方法不正确、逻辑不严谨、论证不充分、重点不突出、概念不清晰等问题以及其他疑难问题都应与作者进行深入交流或者请教于他人，以方便自己扩大视野，丰富理论知识，进一步加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升学术研究能力。[22]其三，自觉参与学术研究实践。参与学术研究实践是提升学术研究能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学术期刊编辑应根据自身的专业、兴趣、基础、负责的学科领域和职业发展规划，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由原来的“裁判员”向“运动员”转变，通过撰写论文、课题调研、项目评审、参与学术研讨会等方式，组建学术团队，在实践中提升学术素养和学术研究能力。
（三）构建协同传播模式提高学术期刊传播力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运用既革新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流程，又重塑了学术期刊的传播生态，使其进入了便捷、立体、多维、动态的传播时代。为此，学术期刊编辑不但要学习掌握和运用更多的新媒体技术，还要整合传播资源，加强与相关传播媒体机构的合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传播模式，为学术期刊传播加持赋能。其一，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学习。学术期刊编辑要跳出“案头编辑”的局限，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网络采编系统、信息检索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等的学习，掌握包括网页设计、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在内的相关编辑软件的使用原则和方法，熟悉各种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规律[23]，更加准确、更加清晰、更加立体地把握从创意到内容、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服务、从服务到传播、从传播到盈利的出版流程等内容[24]，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组稿、审稿、编辑校对、出版发行、学术评价、信息采集、内容传播、读者服务等工作。其二，发挥好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提高学术期刊传播效果，推动学术成果价值实现与提升。如利用好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功能，在确保没有政治导向问题和符合学术规范等的基础上，及时、快速推送传播思想前沿、时效度高、创新性强、关注度高的研究成果，以时间优势抢占学术传播主动权，提升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效应。利用中国知网有关平台，在相关论文中链接与其观点、论证方法、论证支撑相关的音频、视频等资料，更全面、立体和动态地展示优秀研究成果，提高读者对学术期刊的关注度和传播的深度。其三，加强与相关新媒体运营商、机构和数据库平台合作，协同推进学术期刊传播。学术期刊要增强责任担当，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还要善于整合资源，增强组织协调能力，在条件允时，推进学术期刊与相关新媒体运营商、机构和数据库平台的合作，以弥补学术期刊技术人才、技术资源等的不足，增强学术期刊新媒体传播的技术支撑，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多媒介传播、多样态传播、多层次传播，进而提升传播效能和影响力。
（四）提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潜在风险的研判和应对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术期刊中的运用具有两面性。学术期刊编辑既要利用好人智能技术以便更好地推进相关业务工作，提高期刊管理水平和办刊水平，又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解决好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期刊和学术生态造成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对于ChatGPT与学术期刊发展的关系更要全面审视、理性对待和超前应对。目前，鉴于ChatGPT可能会产生的学术不端、学术伦理和版权争议等实际，我国一些核心期刊已经明确拒收ChatGPT类工具署名文章，要求使用ChatGPT类工具须详细说明，否则将予以退稿和撤稿处理。一些学术期刊对于ChatGPT的上述态度和做法有其自身的考虑，但这并不是所有学术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的共同认知和行为。事实上，ChatGPT对学术期刊所带来的影响到底涵盖什么方面、影响程度有多深、最后的发展结果为何，目前难以预见更无法定论。但是，不管是期刊界、学术界，还是其他行业，对于包括ChatGPT在内的新技术的运用都不应该在一开始就完全予以否定和拒绝，而是要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予以正确对待。面對ChatGPT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应加强对ChatGPT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问题的研究；如果允许ChatGPT类工具署名文章怎样解决版权纠纷、学术不端和学术伦理等问题；是禁止ChatGPT进入期刊所有流程还是禁止其进入部分流程和领域，所允许进入的流程和领域如何监管；等等。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应为期刊出版单位及其相关部门完善应对ChatGPT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积极献计献策。学术期刊编辑应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对学术期刊发展、学术规范、学术本质等的认知，以有利于构建积极、健康、活跃的学术生态为目标导向，为应对ChatGPT可能产生的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等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学术责任规范以及相关监督、审查机制提出真知灼见，并主动参与其中，共同推进学术期刊和学术生态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王政武、唐玉萍，《改革与战略》杂志社；李君安，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创新》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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