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是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科技出版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是展示中国形象、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在审视其优势和困难的基础上，着重从提高翻译质量、构建科技出版规范；加强选题策划、找准市场生长点；重视发挥技术引领、不断创新表达方式；加强业态创新、构建海外出版平台四个方面论述了科技出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中国故事 科技出版 走出去
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出版走出去，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是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重要工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拘泥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字面意义，中国图书走出去多以叙事性文体作品为主，造成了走出去选题的自我窄化，间接导致出版界更重视文学类作品和概论式图书的输出，而对于学术性、科学性更强的图书的海外传播重视程度相对不足。目前，科技类出版产品的国际传播已然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薄弱环节。据统计，在学术期刊300多亿美元的国际市值中，美国的占比高达41%，而中国仅占不到0.1%，“中国科技出版远远落后于中国科技的世界话语权”[1]，因此，探讨科技出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就具有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意义
“十三五”以来，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出版走出去的图书品种依然偏重汉语教材、中国历史、戏剧文化、风土民情、武术和饮食文化等传统门类。2012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打破了中国历史、典籍在走出去的图书中占主体的态势，成为优势板块，但影响力始终不大，而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真实反映我国现代化发展现状的图书占比较少。
从表1可以看出，近10年来，除2011年、2012年外，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类的图书出口数量占比没有超过5%。即使就占比最高的2018年而言，中国科技图书版权输出也仅1000多种，只进入到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2]长期形成的结果是海外读者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甚了解，熟悉的始终是中国的过去。在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的一项旨在了解中国出版影响力的在线调查显示，海外民众开始认知当代中国，但中国形象仍偏负面。[3]这一点在好莱坞电影上也反复被印证，中国文化被大多数尝试中国元素的好莱坞电影所误解。2020年上映的带有刻板印象的东方主义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中国人形象被典型化的倾向无处不在，其从侧面折射出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任重道远。
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领域，是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核心概念，兼具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中国在世界主权国家体系中的自我表达与符号代表，是历史话语与现实话语的结合，内涵相当丰富。讲好中国故事，并非单指文学叙事。把当代中国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用纸媒或网媒的出版形式传播出去，是当代中国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传播能力及国际竞争力，正是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展现的是我国在世界中的学术地位和科技实力。毋庸讳言，由于科技出版走出去相对滞后，中国许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研究上取得的一流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影响了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示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阻碍了国际科技同行之间的交流，不利于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显然，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也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应意识到，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图书，如果得不到有效传播，充其量是一个出版大国，算不上是一个出版强国。同理，中国科技出版基于自身的发展需要，也必然要求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
科技出版走出去，不但能体现中国现代文明的成果，且有利于海外读者了解我国现代化发展现状，尤其是学界同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可见，科技出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走出去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图书出版走出去内容缺乏创新、结构失衡的当下，加大科技类出版产品输出力度可作为破解我国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叙事困境和实践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
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编码、译码理论，奠定了媒介建构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传播就是传播者的符码系统与受众个体认知系统发生交互反应的过程，最后决定传播效果的是受众对媒介符码进行分析判断，即译码，从而自主建构起新的意义。他认为，传播者的编码与受众的译码之间有联系，但更多的是分歧；传播者的编码与受众的译码之间存在着断裂，最终决定传播文本意义的不是传播者，而是传播文本的接受者。[4]每一个接收者由于其所在的国家、所处的阶层、所持的立场及个性特征等情况的不同，会运用各自不同的译码机制，从而形成不同的意义建构。
那么如何弥合传播者的编码与受众的译码之间的断裂，避免传播文本意义的失真呢？在对外传播领域，可充分利用科技语言跨越国别、民族、宗教等世界性的特征，构建中国故事的科技传播文本，运用科技出版的对外传播途径，突破国家和文化的藩篱，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讲好中国故事。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追捧的科技出版物，其内容大多是难以复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医学等方面的内容，因较少受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如果推进工作得当，较之大众出版更容易走出去。
诚如北京大学陈玉龙教授所说：“文化交流的走向往往是从高处向低处流，由实处向虚处流，其势有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科技的传播尤其如此。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就是例证。西学东渐主要通过翻译西书来影响国人，译介西学先是从理工技艺开始的，后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国人系统引进西学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当时大量翻译西方的历算、格物、制器等图书，动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后来发现，夷之长技不仅是坚船利炮，更有支撑坚船利炮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套知識体系初被译成“格致学”，在19、20世纪之交被正式定名为“科学”。[5]中国近代出版业忠实记录了这一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研投入的稳步增加，我国取得了很多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在超超临界高效发电技术、新型核电技术、暗物质粒子探测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等许多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而中国航空母舰的下海远航、中国空间站的组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和转化示范工程同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惊叹。而在反映科技成果、推动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期刊和科技学术著作的出版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论文数量也站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0年，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数和引文影响力均位列全球第一。以上这些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都为我国的科技出版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如2019年电子工业出版社与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携手推出了四种英文版学术专著——《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技术》《国产遥感卫星进展与应用实例》《智慧城市：框架与实践》《宽带中国与下一代互联网》；同时，双方还就《“一带一路”工业文明——工业信息安全》等科技图书的版权合作签署了协议。而中印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拥有工程科研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印在学术出版领域加强合作，将会对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杠杆作用。电子工业出版社每年向海外输出130多种图书版权。通过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约翰·威利出版集团等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合作，最新出版的《集成电路产业全书》《北斗导航技术与应用》《大国重器》等图书，以版权输出、多文种出版的形式面向海外读者，产生了强烈影响力。这表明我国科技图书出版告别了只引进不输出或很少输出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出版加快了世界一流学术期刊、世界一流出版机构的建设速度。由中科院化学研究所韩布兴院士任主编的《创新》（The Innovation）第一期问世约两年后，该在线期刊已经发展成一份活跃且权威的刊物。《创新》（The Innovation）刊物创始人之一的陈科表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论文生产国，但大多数顶级研究成果都流向了《科学》和《自然》等西方期刊。中国需要能匹敌西方最具声望的同行评议刊物的英文学术期刊。[6]2019年10月18日中央电视台公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的科技发明代表中国文化的占比比2018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了27%；认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强的占比达到了68％，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占比超过80%；他们最认可的中国科技成就，有44%的人选择了高铁，接着是超级计算机（24％）和载人航天技术（23％）。
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与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普适程度低的文学、人文社科类图书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有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一面，是反映一个国家学术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虽说中国在科技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具有局部领先优势，相对形成了一定的技术高地。
三、科技出版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困难
科技出版走出去虽然形势向好，但仍面临着经济效益低、语言存在障碍、输出渠道不畅等现实问题，与国际科技出版不“共码”、不“同频”，难“共振”、难“同舞”。首先，语言是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之一。科技类图书专业性强，翻译难度大、翻译周期长，翻译成本高，对翻译人员外语水平和学科专业技术要求很高。而且，科技出版规范亦不相同。只有提高翻译质量、构建科技出版规范，与世界科技出版“共码”才能破解科技出版走出去的语言障碍。其次，由于缺乏对海外读者需求的精细把握以及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的研究，我国很多外向型选题、出版项目与海外读者的心理不“同频”，导致其传播效果不理想，走出去的效果不佳。尤其是很多著作缺乏原创性，质量达不到国际学术质量标准。再次，科技出版走出去、中国故事的表达方式亟待创新。最后，中国科技出版还未融入世界出版，还不能与世界科技出版同台竞技、同台共舞。
四、科技出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1.提高翻译质量、构建科技出版规范，与世界科技出版“共码”
较之英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语言、文化差异之大犹如天渊。可见翻译之重要、要求之严苛。翻译不仅是技巧问题，还是两种不同语言的交融和转换。翻译的目标不仅在于让读者理解著作的字面意思，还要让翻译出来的作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背景。与大众类图书相比，科技类图书的翻译要求更高，译者除过语言关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背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科技翻译人才培养。
提高翻译质量，才能使我们的科技出版与世界科技出版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一个共同的语境。而要“共码”，还需构建科技出版规范，与国际科技出版接轨。遵循国际通用的版权贸易模式，从选题策划到翻译交稿都遵循国际科技出版的标准来进行版权图书的运作。在这一点上，我国科技期刊走在了科技图书前面。在全球开放获取大趋势下，我国正在探索推动以金色OA与绿色OA为基本实现途径的科技论文开放获取，以及开放获取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
2.加强选题策划、找准市场生长点，与世界科技出版“同频”
如何吸引海外读者的目光，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和购买欲？《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实践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所以在全球具有巨大的影响，跟这部书选题策划立足创新、视野宽广、沟通古今中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海量史料和证据对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历史总结，以比较方法向世人展现出了东西方文明的广阔历史背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读者定位非常精准，其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而是有关中国科学的普及性读物，目标读者是一切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他们对全人类文明史有关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与技术发展史，尤其是对欧亚两洲的文明比较感兴趣。正因读者范围较为广泛，从而有利于科技文明的传播和交流。[7]
选题是出版的灵魂所在，所谓的“同频”就是指要以需求为导向，明确国际市场对科技选题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策划适合不同国家和地区急需的科技图书。①以合时之需策划产品。2020年4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立足国际疫情防控需求，开发了防疫图书《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其电子版有英语、波斯语、泰语、意大利语等十余种语言译本。②以原创高端之需策划产品。在科技专著领域，国防工业出版社与施普林格、爱思唯尔等国外知名出版商合作时发现，越是高端、前沿的学术专著，国外的出版公司越是感兴趣，即便是专业面窄，目标读者群不大。因为国外的科技出版市场主要是按照图书的内容质量定价，质量好、读者定位窄的学术专著，定价可以很高，出版社仍然能够得到很好的收益保证。如《综合脉冲孔径雷达》《飞行器测控与信息传输技术》《湍流控制原理》等产品，选题内容都是涉及国际上科技发展的前沿技术或应用基础研究，原创性很强，国防特色鲜明。[8]③以科技教育之需策划产品。机械工业出版社在海外市场调研中了解到我国有些科技教育教材已经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具有很强的世界通用性，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求的热点产品。为此，机工社从2014年起就按照工科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的要求，策划出版了《电机学》《机械原理》等既体现我国机械领域教学現状和特色，又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教材特点的英汉双语教材。该系列教材出版之后，被印度阿尔法国际科学出版有限公司引进，实现了走出去。[9]
因此，出版社在进行图书选题策划或者对外推荐选题时，要明确国际市场对选题的需求，积极寻找市场需求的热点与可能点，了解国际科技各领域最新动态，进行市场细分，找准定位。坚持需求导向，与世界科技出版“同频”，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科技出版走出去工作。
3.重视发挥技术引领、不断创新表达方式，与世界科技出版“共振”
在“共码”“同频”的基础上，中国故事的表达接受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中国科技出版如何融入现代科学精神和全球思维，与世界科技出版“共振”，引发全球读者的认知和情感共鸣，这需要中国科技出版不断创新表达方式，探索更加有效的分享和交流模式，把中国科技出版内容与国际表达方式结合起來，突破国外读者的心理壁垒，符合其阅读习惯，使科技出版走出去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
2019年公布的《国家形象报告》显示，新媒体和人文交流等渠道对海外年轻人影响更广泛，通过该国的新媒体和中国在该国推出的新媒体了解中国的占比分别为41％和21％。可见，数字出版将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必须注意的是相较大众出版，科技出版的数字产品在走出去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西班牙帕拉蒙派多特里博集团（GRUPO PARRAMON PAIDOTRIBO）是全世界第二个将最新的AR技术融入图书出版的公司。正是看到AR/VR技术的发展前景和对方公司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图书市场上的卓越表现，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在2017年与帕拉蒙派多特里博集团合作成立了沈阳维艾达科技创意有限公司。公司主要面向海内外出版行业，提供AR/VR图书策划与技术制作服务。这是中国科技出版与海外科技出版在资本和技术层面合作的一个典范。[10]我国科技图书数字出版要走出去，在注意与国际数字出版标准接轨的前提下，要不断创新数字出版产品形态。我国很多大学图书馆和科研院所信息中心采购爱思唯尔的数字化学术期刊数据库，对我们亦是一种启发。
顺应全球数字化出版的发展浪潮，中国科技出版应该深入实施融合发展战略，加强自主创新，大力推进数字出版走出去。
4.加强业态创新、构建海外出版平台，与世界科技出版“同舞”
爱思唯尔、施普林格、威利等世界著名科技出版集团都是跨国出版集团，他们产品的国外收入相当可观，威利集团就有近一半的销售额来自国外。爱思唯尔是目前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信息多媒体出版集团，其在全球拥有200家出版单位，出版专业期刊近2000种；施普林格6000多名员工分布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跨国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根据不同的科技出版项目，调集相应的人、财、物，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出版物。显然，集团化经营模式是有效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中国科技出版只有实现选题、作者、编辑、设计制作、营销的国际化和出版机构、出版资本的国际化，使科技图书进入国际主流发行渠道，才能在国外得以广泛传播，形成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我国科技出版企业走出去数量逐年增多，积极探索走出去持久发展的新模式，正逐渐与国际接轨，向集团化模式发展，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海”再到“造船出海”。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为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集团形成了出版品种多、涉及学科多、发行途径多的规模效应和集团品牌效应。现已累计出版5万余种科技图书，涉及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众多科技领域，以《科学通报》《中国科学》为核心的中英文系列科技刊物300多种，不断完善从美国纽约到日本东京再到法国巴黎的全球出版布局。2019年，成功收购了法国EDPSciences出版社。EDPSciences出版社由居里夫人、德布罗意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20年创立，是法国最大的科技出版机构，至今已有逾100年的历史。科技出版集团未来将基于此打造在欧洲的出版分中心，并将利用这一海外出版的桥头堡，更好地满足中国广大科研学者第一时间向全球出版发布学术成果的需求。地方出版社则以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代表，其集聚全球资源，围绕版权、实物、品牌、资本等多方面走出去，通过科技类图书的专业化运作，由走出去到“走进去”乃至“一起走”，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发展之路。其从2010年起陆续在英国伦敦、美国洛杉矶分别注册成立了 Design Media Publishing（UK） Limited设计传媒出版（英国）有限公司、Design Media Publishing（USA） Limited 设计传媒出版（美国）有限公司，并陆续使用英国书号出版英文版图书，在全球发行；在美、英、德、法、日、韩、西班牙、土耳其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销售渠道。2015年，其旗下的设计传媒出版（英国）有限公司在伦敦落地经营，真正实现了国际化运作。到目前为止，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已累计出版英文版图书300余种，同时还用美国刊号创办了英文版《景观实录》杂志在全球发行。[11]
可见，科技出版要讲好中国故事，须不断加强业态创新、构建海外出版平台，融入世界出版，这样才能真正与世界科技出版同台竞技、同台共舞。这需要科技出版界的不断探索和进取。
［作者单位系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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