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要求下，在教材国家事权的强力领导下，统编教材呈现进一步强化育人导向，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系统融入等时代特征。展望未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教材建设的最新要求，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要在编写、出版、教材使用服务等全流程追求高质量，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严把教材质量关，加大教材配套资源建设力度，为教材使用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
关键词：统编教材 教材建设 精品教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材为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经过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编研出版道路。这其中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统编通用”的教材编写使用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又决定对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实行统编，三科统编教材的编研出版工作，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铸魂工程”。2020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我国中小学教材编研出版专业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指示，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这一指示精神，是现阶段教材建设的根本遵循。本文旨在系统总结统编教材编研出版的历史经验，提炼新时代的最新经验，提出未来建设高质量统编教材体系的构想。
一、统编教材编研出版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70余年的教材建设，曾借鉴了苏联、欧美等先进的教材编写理念和编写经验，最终探索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和教育需要的出版道路。这其中统编教材是影响面最大，也是影响时间最长的一类教材。新中国成立以来共统编出版了9套教材，2000年开始实行“一纲多本”教材编写审查制度，2017年起国家又启动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统编教材编研出版工作，形成了统分结合的教材出版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教学条件落后，第一套统编教材开创了全国使用统一教材的格局，迅速稳定了全国的教学秩序，为学校提供了教学的基本依据，为基础教育水平的稳步提升奠定了基础。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推进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是体现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统编教材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构筑了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屏障，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在经济困难时期，统编教材的出版、编写和使用，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保证了教材的供应，保障了亿万中小学生受教育的机会，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统编教材的建设还建立起一支专业的教材编写出版队伍，使得教材编写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提升教材质量，它为新中国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不断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统编教材的编研出版有一套特殊的经验，系统挖掘总结经验，对于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有重要意义。
1.坚持党的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新纪元。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人民政府确立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的教育政策方针。“教科书对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1]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制定全国使用统一的教学用书及中小学教材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开启了统编教材出版的序幕。
统编教材从诞生之初，就备受党中央的关怀和关注。1950年12月由出版总署和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家叶圣陶任社长、总编辑，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社名。1953年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示，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出社会主义教材。全国各地100多位专家、名师充实到人教社的教材編写队伍中。教育部责成人教社代拟中小学教学大纲，并据此编写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人教社在这一阶段组织编写了第一套至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对于课程的规范实施和教学质量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亟须恢复教材建设。邓小平同志分管教科工作，指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随即全国200余位专家、优秀教师与人教社的编辑一起在北京香山进行教材会战。经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了由人教社主要领导参加的教育部教材编审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方针、原则，领导制定教学大纲，并组织编写了第五至第六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邓小平要求编印通用教材，“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他指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科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2]并拨款10万美元购进国外新教材，供编写教材研究参考。
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后，建立教材编审分开制度，教材编写出版主体更加多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决定中小学思想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人教社受教育部委托承担编写三科统编教材的政治任务，义务教育统编教材于2017年开始陆续投入使用，形成了“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的新时代教材建设方针。
70余年来，统编教材坚决贯彻党对教材建设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为纲，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让国家意志充分体现在教材中。教材的政治立场决定了我国的教材与其他国家教材的根本区别，也决定了新中国教材与旧教材的根本区别。统编教材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教材。统编内容的选编，教材的发行和使用，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基于人民立场，从根本上说，是要为亿万中小学生成才奠定基础，为广大人民谋幸福。
2.编研一体
编研一体即将教材的编写与教材研究融为一体的编写出版方式，这是新中国统编教材不断开拓创新、不断提升质量的一条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统编教材以一批国内教育及学科专家为核心编写人员，专家同时就是教材的编者，引领教材的编写方向，为学科教材的质量把关，奠定了统编教材编研一体的基本格局。老一辈统编教材编者中的知名学者不胜枚举，如教育家柳湜，文史学家朱文叔，历史学家汪篯（兼职），地理学家田世英，历史地理学家王剑英，教育史学家曹孚，语言学家洪心衡，语文教育家刘国正、袁微子，小学教育家霍懋征，以及一批中小学学科教育专家，如语文的蔡超尘、黎明（黎季纯）、董秋芳，历史的王芝九、李赓序、李纯武，数学的吕学礼、余元庆、曹飞羽，物理的陈同新、雷树人、张同恂，化学的梁英豪、许国培、周芬，生物的徐晋铭、李沧、刘默耕，地理的芮乔松、李明，俄语的丁酉成、龙在田。[3]这些专家将教材研究与学科教育紧密结合，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科教材及学科教育的著作，如曹飞宇《小学数学教育改革文集》、张志公《语文教育论集》、黄光硕《语文教材论》、陈尔寿《地理教育与地理国情》、王宏志《历史教材的改革与实践》等。
1983年，为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经教育部批准，依托人教社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所名。课程教材研究所是我国首家专门从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的学术机构。借助这一契机，人教社确立了编研一体的统编教材研发思想，制定了“研究—编写—实验—完善—出版—培训服务”的教材编写出版机制。这一阶段人教社编写了6套供全国使用的教材。可以说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在制度上稳固了编研一体的教材编写模式。人教社的编辑身兼教材编写者和教材研究者两种身份，在教材编写的同时肩负教材研究的责任。后来，编研一体在编者队伍建设上，又逐渐发展为“三结合”，即学科专家和学科教育专家、一线优秀教师和一线教研员以及专职的编写队伍。[4]“三结合”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材在学科内容上的科学性与前沿性，以及与教育教学的紧密结合。
3.教学为镜
教材是促进亿万学生全面成长发展的基本核心读物，广大师生是教材的忠实读者。教材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教学，教学效果的好坏是教材编写质量的一面镜子。统编教材的编辑出版，与区域性使用的教材的一个区别在于，对教学的广泛适用性有更高的要求。教材内容的选择，要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域学生的生活实际、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要让所有的师生看得懂，学得会。统编教材特别重视广泛吸收读者的意见建议。教材编写过程中，要在多省市，兼顾农村和城镇，兼顾东西部地区，择选不同学习程度的师生进行试教试用。第一时间了解师生对于新教材的使用体验，编写人员通过直观的课堂反馈，调整教材内容。在教材通过审定之后，每学期要进行范围较广的教材回访，编写人员要到课堂上听课，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以及与师生进行面对面座谈。在平时，编辑都要认真对待读者来信、来电和邮件的反馈意见。所有的意见建议，都要经过编写组的梳理、归类、研判，认真给予读者回复。经研判确实需要修改的内容，在修订周期内提交审查，不断完善教材内容，不断提升教材的质量。
4.统一租型
一直以来，统编教材都面临巨大的印制和发行压力。春秋两季教材需要在付型之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通常不足一个月），让全国的学生都在课前拿到教材。为了完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统编教材出版的政治任务，形成并不断完善了统编教材的租型发行模式：由原创出版社将其所出版的教科书纸型（铅字印刷）或胶片（胶板印刷），按照文件（或合同）规定有偿租给各地出版机构。原创出版单位租型费用非常低，以此保证了统一定价（或极小的价格浮动），分地区印制，分地区发行，分地结算盈亏。[5]租型的特点是“薄利”“高效”和“统一质量”。租型模式可以说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的教材出版经营经济模式。这不但保护了教材原创出版社的经济利益，也将教材利润最大化地让予地方教育出版社，稳定了全国教材出版市场，避免了恶性竞争，使得中小学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以最低的价格使用高质量的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统编教材的出版机构，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统编教材编研一体出版队伍，自主编写了10余套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全国通用教材，并建立了穩定的教材出版发行体系，保障亿万中小学生课程学习需求，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筑牢基石。
二、新时代统编教材编研出版的新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师要围绕此任务来教，学校要围绕这个任务来学，教材要围绕这个任务来建设。以意识形态属性特别强的三科统编教材为核心，各学科教材均注重提升教材的育人价值，取得了如下一些新经验。
1.教材编写强化育人导向
教材出版乃铸魂工程。新时代面对世界发展之百年未有大变局，面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输入，让学生成长为具有中国根、民族魂的人才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教材被认为是承载知识和文化的载体，这固然没有错。但是作为教育领域里的独特出版物，作为师生课堂教学的基本资源，教材首要的功能应该是育人的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确立，立什么德、树什么人就是教材编写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教材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必须要打好中国底色，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的融合是教材编写的最大追求。以统编三科教材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学科教材体系逐渐建立。各学科均重视结合学科特点系统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材在编写时首先要考虑选取的内容，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是否有含糊不清的立场，是否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相背离的不良倾向。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教材要突出实现的德育目标。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各学科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转化为适合的教材内容。如古代先贤的名言、立志故事、经典古文诗篇、古代科学家求索的精神均成为本套教材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三科统编教材又加强了革命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突出显示了我党的初心和使命，教材引导学生通过典型革命人物、革命故事，理解体悟革命先烈的初心，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精神和革命奋斗历程，树立远大理想。各学科还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教材时代性的标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建设成果，从科技、人文、制度等方面，充分表现了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不平凡发展历程，全方位帮助学生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以研究为教材出版全流程提供坚实支撑
编研一体是出版优质基础教育统编教材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国家层面，教育部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并遴选首批11个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服务于教材建设研究决策;研制发布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8—2022年）》及《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等重要文件，完成了教材建设顶层设计。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和《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教材建设指导文件，均以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教材政策拟定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出版社层面，也进一步加强了教材编写和使用的全流程研究。教材编写之初，主编带领编写团队深入研究课程标准、学科最新知识体系及当下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作为编写的起点。教材编写样章形成后，将经过“试教试用”的实践研究，经过不同地域不同学情的教学检验，形成修改意见。教材出版后，研究工作转移到使用环节。通过大规模的教材使用问卷调查了解初步信息;通过深入课堂听课，与一线学生、教师、教研员座谈等实地回访研究，掌握教材使用者的意见。此外，专门建立了读者意见反馈网络平台，定期梳理读者意见，开展量化和质性的分析，多渠道获得的读者意见成为每季教材修订的重要依据。
3.层层严守出版质量关
2017年成立的国家教材委是统编教材的最终审定机构，教材委专家委员会汇聚了各学科国内顶尖的学者和教育教学专家，整体上提升了教材质量把关的水平。出版单位传统的“三审三校”环节，只是必备的基础性质量把关。三科统编教材比一般教材的审查要求更加复杂、严格。在编校阶段实行的是“多审多校”“校对通读”制度。教材正式发稿前要经过试教试用、一线教师审读、教材专家委员会审查、国家教材委审查及重大选题备案等，保证教材质量。教材出版后，还会根据有关要求，由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开展专项审查，确保教材没有政治问题、没有科学性错误，最大限度保证教材的出版质量。
4.为教材使用提供全方位服务
教材与一般图书的重要差别在于出版社要为教材使用提供全面系统的服务。一般图书与读者见面之后，除了收集一些读者反馈意见，其主要工作就基本结束了。但教材要服务于教学实践，也只有在教学实践中教材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教材的使用，并不是阅读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教师把教材内容转化为教学活动，最终让学生学会知识，掌握技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认识。最新统编教材为了给师生提供最好的使用服务，从国家级培训、骨干教师培训到普通一线教师培训逐层推进，实现了全员培训，做到使用前先接受免费培训。进一步，又针对教材使用的薄弱环节、薄弱地区开展了众多的定点培训。例如，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开展义务阶段统编教材培训巡讲活动，组织名师工作室等，切实帮扶当地理解好使用好教材;再如，面向民族地区，在调研基础上，针对民族学校教学的实际困难，提供丰富的教学补充资源。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全国免费提供电子版教材，保证停课不停学，支持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施。回答师生疑问，及时答复读者意见也是教材服务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时代，除了保留书信、电话传统的反馈方式，还通过意见反馈平台收集读者意见。编写组均慎重研究这些意见，并给予专业答复。每季度还汇总相关意见，定期在网络上回答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三、奋力打造未来统编精品教材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对未来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并且指示我们要将教材建设放在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基于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教材建设发展方向，笔者尝试提出未来教材编研出版的三个重要着力点。
1.坚持党的领导，汇聚更多专业力量，打造精品教材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有两次大规模的调集人才充实教材编写队伍的举措。[6]进入新时代，國家教材委的成立使得教材建设得以依靠全国顶尖的专家学者。这些经验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教材建设的方向，一流的教材建设队伍是保障高质量教材的关键。基础教育教材具有研制编写时间长、使用周期长、覆盖面广的特点，因而在强有力的专家团队之外，还需要长期稳定的教材编写、编辑队伍。也必须由这支稳固坚实的编写出版队伍，服务于亿万中小学生，才能保证教材编写守正创新，更好地汲取既有经验，保证教材一定时期的稳定性，并根据时代发展和学生发展需求开拓创新。未来教材建设还需要更多的学科专家、教材研究专家、教材出版专家及优秀教师投入到教材建设事业中来，需要为教材编研出版及使用提供充分的人力保障。
2.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服务教育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一方面弘扬优良传统，一方面要推进改革创新。基础教育教材编研出版具有专业性强、学科多、难度大的特点，并且因教材建设的目标是培养我国未来的建设人才，教材必须与时俱进，永保动态创新性。对于教材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如何构建教材知识体系、如何实现大中小学教材一体化建设、如何将学科知识转化为教材知识等，70余年教材建设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仍需要提炼提升教材编写规律。加强教材基础性研究，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教材肩负着为国育才，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重任，未雨绸缪，指向未来开展前瞻性研究势在必行。新世纪前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素养培养的教育改革浪潮。我国于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以来，课程标准及教材的研制也都围绕素养培养目标。但未来教育变革的方向在哪里，教材如何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教材如何促进学生发展形成这些特质等前瞻性问题，亟须加强研究。
3.完善体制机制，构筑面向未来的教材出版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编研出版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国家层面设立教材委，建立教材专业审查体系;建立了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建立教材研究体系;建立教材局，加强了教材管理体系;发布一系列教材管理办法，加强了教材制度建设。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下，未来在教材编研出版全流程中，需进一步细化落实相关体制机制建设。要进一步以研究支撑发展新理念，聚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推进“铸魂工程”建设。面向未来，要通过教材建设烙印中国底色，筑牢中华民族魂，从坚定“四个自信”的高度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用丰富多彩的内容弘扬革命传统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丰富的教材素材库，制定统编教材内容选用标准。面向未来，要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精华和最新科技发展成果，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基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优化教材呈现方式，让教材利教易学。面向未来，出精品教材，即要全面提升教材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印刷质量和服务质量。面向未来，要开拓新发展格局，适应信息社会特点，加强研发数字教材和数字配套教学资源，为服务于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方式提供资源支撑。不断推动传统教育与在线教育、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助力教育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总论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2]黄强.为开拓新时代教材建设新局面不懈奋斗——写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N].中国教育报，2020-12-09.
[3]郭戈.《人教名人录》：人教人的学术风采录[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1-28.
[4]课程教材研究所.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杨惠龙.新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出版“租型”经营模式探源[J].出版发行研究，2021（02）：94-101.
[6]郭戈.我国统编教材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经验[J].课程·教材·教法，2019（05）：4-14.
（作者单位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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