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茸岑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部署和理论阐述。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途径之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邓小平文选》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载体。经研究发现，《邓小平文选》对外译介的过程是翻译与传播的有机统一。本文通过厘清《邓小平文选》日译本的译介过程，进一步探索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译介的多维度路径，助力打造“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

　　关键词：《邓小平文选》 对外译介 话语体系

　　《邓小平文选》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收入邓小平自20世纪3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主要著作共222篇。《邓小平文选》日译本则是向海外受众传播邓小平思想及理论的重要途径。目前《邓小平文选》较为权威的两个日译本分别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翻译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邓小平文选（1975-1982）》《邓小平文选（1982-1992）》共三卷（以下简称《邓小平文选》中方译本）以及日本中国研究会翻译的《邓小平文选》全译本（以下简称《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

　　一、《邓小平文选》及其日译本概述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1983年7月1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首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通过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发行。[1]1989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1938—1965）》在全國公开发行，1994年10月经过修订，1938—1965改称第一卷，1975—1982改称第二卷。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全国公开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至第三卷分别呈现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28年的重要文章，邓小平在1975—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前的讲话、谈话，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思想论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邓小平对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于1979年起开始翻译除毛泽东外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其中《邓小平文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相继被翻译成英、俄、法、西、日5种文字出版。第六研究部的译者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形成了以集体翻译、中外专家合作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机制，保证了中央文献翻译的正确性和通顺性。通过Cinii books检索可以发现日本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中《邓小平文选》各个日译本版本及出版社信息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翻译的《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为《邓小平文选（1938—1965）》《邓小平文选（1975—1982）》《邓小平文选（1982—1992）》共三卷。其中第一卷（1992年出版）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第二卷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日本东方书店与中国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三卷由原中央编译局牵头，外文出版社约请专家参与翻译，由日本TEN-BOOKS公司出版发行。其中《邓小平文选（1975—1982）》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日译本出版时间最早，为1983年11月。

　　日方译本的译者为日本中国研究会，于1983年11月由风媒社出版发行。中国研究会共有9位译者参与了《邓小平文选》的翻译，分别是竹内实、吉田富夫、北村稔、楠原俊代、小岛朋之、德冈仁、中岛胜住、荻野脩次、狭间直树。他们当时均为中国研究会的成员，并且全部都是日本的大学教师，专业方向为现代中国、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政治、中国教育。[2]

　　二、《邓小平文选》对外译介的特点

　　本节基于传播学的5W模式，即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反馈，通过分析《邓小平文选》日译本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接受者、传播途径以及传播效果研究其对外译介的特点。

　　（一）中日出版社联合协作，多方译者参与

　　译介主体可以是媒介组织，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电影公司等，在传播过程中负责搜集、整理、选择、处理、加工与传播信息。《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译介主体主要是中日双方的出版机构以及中日双方的译者。

　　共有3家出版社参与《邓小平文选》中方译本的出版工作。分别为中国外文出版社、日本东方书店以及日本TEN-BOOKS公司。日本风媒社参与了《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出版工作。

　　外文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是我国主要的对外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不仅是《邓小平文选》中方译本的出版机构，也是大部分中央文献外译本的主要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在《邓小平文选》等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中方译本由东方书店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共同刊行。东方书店位于东京都，前身是成立于1951年的极东书店。1966年起极东书店的中国部门单独成立为东方书店，成立之初便以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为宗旨，是日本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相关书籍的专门书店。TEN-BOOKS公司承担了《邓小平文选（1982—1992）》的出版工作。日本风媒社是《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出版机构，该出版社成立于1963年，总公司设于名古屋，创始人是稻垣喜代志，目前仍然在出版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期刊。除中日双方的出版社外，中日双方的译者也是《邓小平文选》日译本的译介主体之一。中国方面，邓小平重要著作的翻译工作从1979年开始。以陈弘为代表的原中央编译局及外文出版社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忠于原文并且充分考虑日本受众的表达习惯。日译本为日本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途径。陈弘曾被中国翻译协会评为第一批资深翻译家，他将《邓小平文选》日译本的翻译称为中日翻译界的一次竞争。陈弘表示：“1982年，日本开始翻译《邓小平文选》，我们得知后，争分夺秒地与他们竞争。两边译本出来后，日本NHK广播邓小平语录时，选了我们的译本，因为我们的更权威、更准确。”[3]gzslib202204011605日本中国研究会的译者们也是《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译介主体。该版本由以竹内实、吉田富夫为首的日本中国研究会成员翻译完成。其中日本学者竹内实1923年6月12日出生于中国山东一个名为张店小镇的日本“居留民”（即侨民）之家，可谓“日本血脉，中国故乡”[4]。他不仅参与了《邓小平文选》日方版本的翻译工作，在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也有所建树。特别是对邓小平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着浓厚兴趣，著有大量相关评论，始终以“同情之理解”向日本学界、民众介绍邓小平和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巨变。[5]中日双方的出版社和译者在《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译介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也形成了中日出版社联合协作、多方译者参与的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Cinii books检索出日本各个大学以及公立图书馆对《邓小平文选》各版本日译本的馆藏情况。进而分析出该模式的优势。

　　从表2可知，东方书店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馆藏数量最多，日本中国研究会翻译的《邓小平文选》全译本（日方译本）馆藏数量次之。从《邓小平文选》日译本在日本各大公立图书馆的分布情况来看，分布在日本近畿、关东、九州、东北、北海道、中部、四国等地区，分布范围及涵盖的地区较广。其中由东方书店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馆藏数量最多。

　　可以看出，由中日两国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的中方译本馆藏数量最多，译介效果最好;多方译者参与的《邓小平文选》（1982—1992）的中方译本馆藏数量也较高。该模式也可为今后其他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之道。

　　（二）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相结合，以邓小平理论研究为主

　　媒介即中介或中介物，存在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载体。《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译介的主要媒介有相关的研究期刊、网站等。

　　日本国内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期刊也是《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在日本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日本的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研究月报》、日本现代中国研究会主办的《现代中国研究》、日本霞山会编辑的《东亚》、日本亚洲政经学会主办的《亚洲研究》以及大学的学术期刊等。

　　以《中国研究月报》为例，该期刊主要刊登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学等相关的论文，其中关于邓小平的文章共21篇。1983年《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问世后，关于邓小平的研究达20篇。涉及时评、书评、资料、论文、报告等形式，涵盖类型较广。首篇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出现在1976年，最后一篇为2018年2月。可以看出该期刊对于邓小平的研究时间跨度大。邓小平同志逝世后，1997年12月刊刊登的研究大会报告中有3篇与《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相关，分别是1983年11月西村明撰写的《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书评，[6]可以看出该期刊对于中国相关研究的时效性较高。此外，山内一男探讨了《邓小平文选》中涉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7]2018年美丽和子的《从“报告”到“文选”——就邓小平〈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考察》一文，主要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问题进行了研究[8]。

　　除日本学者对《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相关研究外，中方媒体的日文版网站也是《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对外译介的重要媒介之一。此类网站主要是将中国国内刊发的新闻报道等文字资料翻译成日语。例如，人民中国、CRI日本语、中国网日文版等，均对《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出版等做过相关报道。

　　《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译介途径呈现了中方媒体的日文版网站等新媒介以及研究期刊等传统媒介相结合的模式。研究期刊以《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为依托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居多，而中方媒体的日文版网站则以专门报道日译本发行以及相关书展信息等为主。

　　（三）受众以专家学者为主

　　受众是指信息的接受者，包括報刊的读者、广播的收听者、电视的观众、网民等，从宏观上来看是一个集合体。《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属于中央文献翻译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翻译。文件的政治性和理论性决定了整个译本的传播范围必然限定在对会议感兴趣的小众群体，因此在保持译文流畅性的同时，一定不能牺牲掉译文的专业性和理论性，尤其不能放弃政治立场。[9]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也越来越需要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发展变化。

　　除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外，笔者还利用OCLC的Worldcat图书馆联合书目库①，发现日本国内其他类型图书馆中《邓小平文选》日译本的馆藏数量较少。综上所述，《邓小平文选》及其各个版本的日方译本主要分布在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私立、公立的世界级顶尖大学且大部分大学开设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专业或者课程，还有以基础教育为主的社区大学、职业学院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在日本的主要受众是大学教授、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

　　（四）译介效果影响广泛而深远

　　效果是指传播行为对受众产生的有效结果，具体指受众接受信息后各方面发生的变化，从浅到深可分为知识、情感、态度、行为等四个维度。《邓小平文选》的译介效果可以体现在日本相关专家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其主要载体为相关的论文和书籍。

　　在CiNii Dissertations中输入关键词“邓小平”，可检索出相关博士论文13篇。博士论文提交时间在1992—2014年间，多为经济学、政治学等专业的论文，其中铃木绫子的《中苏比较经济改革史绪论：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时代》一文着重论述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等。在CiNii Book平台输入关键词“邓小平”并设定为日文书，可检索出与邓小平相关的书籍166本，其中2000—2020年29本、1980—1999年117本、1950—1979年19本。gzslib202204011606在CiNii Article平台以“邓小平”为关键词检索，关于邓小平的研究共93篇，其中2000-2020年85篇、1980—1999年3篇、1950—1979年4篇。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书籍和论文分别呈现了不同的研究高峰期。论文的研究高峰期出现在2000—2020年，而邓小平相关书籍的出版则多集中在1980—1999年期间。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于邓小平研究的热度并未出现减退之势，且主要的研究多集中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重要论述、市场经济、南方谈话等。邓小平理论时至今日依然保有鲜活的生命力。

　　《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问世后，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研究的书籍也大量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天儿慧，现任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生院院长。其先后于1988年、1992年出版了《中国改革最前线》和《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等专著。天儿慧于1986年至1988年期间，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区进行了两年多的实地考察研究。每到一地，他都同当地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看法。通过实地考察，天儿慧加深了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了解，在回国半年后出版的《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中，他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做的巨大贡献。除天儿慧外，渡边利夫和小岛朋之在其合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也谈道，“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也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

　　此外，小岛朋之、渡边利夫、小竹一彰、矢吹晋、植村高久等日本学者也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等重要论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可以看出，《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在日本专家学者中有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

　　三、新时代中央文献对外译介模式探索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文选》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载体。“译介”可以理解为“翻译”与“传播”，《邓小平文选》对外译介的过程是翻译与传播的有机统一。本文通过厘清《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的译介过程分析其特点，并进一步探索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对外译介的多维度路径，打造“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一）依托新媒体，增加译介主体多元性

　　目前，《邓小平文选》对外译介的主体主要为中日双方出版社和译者，即中国外文出版社、东方书店以及外文出版社的译者。其中与前两卷不同，《邓小平文选》外文局译本的第三卷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和东方书店共同出版，且由外文局和原中央编译局的译者共同参与，体现出版形式和翻译模式的多样性，且其馆藏数量也居于首位。该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以推广至今后中央文献的对外译介过程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中国要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较以前更为快捷和直接。出版社方面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或新媒介拓宽中央文献的传播路径，例如通过出版社官方Twitter（推特）账号推介日译本加大宣传力度，并推出日译本电子书。

　　（二）扎根传统译介途径，拓展多模态译介方式

　　《邓小平文选》日译本译介的主要途径为报刊、网站等。其中人民中国、CRI日本语、中国网日文版等都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的出版做了相关报道。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距离拉近，世界人民可以更为快速便捷地了解中国。传播途径不再拘泥于以往传统的方式。多模态的符际翻译也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之一。符际翻译采用非文字符号来阐释文字符号，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文字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将原文本衍生出来的各种媒介形态都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强调多模态的互动，增强了知识文化传播的有效性。[11]

　　因此可借助与中国领导人相关的音乐作品、电影等多模态的外译激发读者兴趣。例如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100周年的大型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相关电视剧或纪录片的译介，进一步激发外国受众的兴趣。

　　除依靠多模态形式外，应始终扎根传统译介方式如在日本举办中央文献日译本书展;以日本的书店和出版社为依托，在两国建交纪念日或中央文献日译本正式出版之际举办日译本书展，并通过中国学术走出去，面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翻译出版中央文献研究相关著作和论文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天津外国语大学合作的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培养了英、日、俄、韩4个语种的大批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人才，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为中央文献翻译以及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对策和建议。可以从中选择高质量且有针对性的论文翻译为外文版，拓宽中央文献传播的路径。

　　（三）扩大读者群、促进译介内容多样化

　　中央文献的翻译政治性较强，因此受众一般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等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就要进一步扩大中央文献的读者群。译文读者可划分为专家学者和普通读者以及历时读者。《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在日本传播的受众主要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和学者以及青年学生等。其主要译介效果可以体现在日本相关专家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载体为相关的研究书籍和期刊。《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出版后，在日本中国问题研究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都聚焦在邓小平提出的相关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研究上。上文主要探讨了《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译介过程中专家学者的接受效果。对于普通读者接受程度的评判，近期也有学者通过整理亚马逊网页读者对译本的评语来分析一个译本的接受效果。笔者通过日本亚马逊网站以及book log的检索发现，目前普通读者对《邓小平文选》各版本日译本的评论和书评较少，可以看出《邓小平文选》在普通读者中的译介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gzslib202204011606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对世界的影响与日剧增，想了解中国的群体扩大，我们译文面对的不再是少数外国专家，而是57亿外国人。虽然读者群扩大了，但他们对中国的平均了解程度和理解能力却下降了，因此对译者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要尽可能地考虑到国际受众的理解能力，要努力和善于在翻译中构建起具有本国特色且又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译文话语体[12]，因此，我们需要在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扩大读者群。

　　首先需要在横向维度扩大读者群，在时机合适之时，普通读者极有可能变成现实读者，成为作品的受众。在作品翻译中，译者对普通读者这个未来受众群体绝不可忽视。中央文献的潜在读者群十分庞大，应该充分考虑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使译文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之上尽量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争取达到与读者的有效交流。此外，可以面向日本的普通读者出版《邓小平文选》的简明读本版，并通过副文本引发普通读者对《邓小平文选》的阅读兴趣，如适当添加与政策相关的图片或对较难理解的政策进行解释说明等。在翻译策略上适当采用归化的处理方法。未来的译文形式不仅有对领导人讲话的全文翻译，还要有大量的辅助性译介类书籍出现。这一方面有助于宣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深读者对于原文的理解。[13]例如可通过出版译本相关读物如领导人传记、领导人政策解读等辅助书籍，先构建起普通读者的先在知识，再进一步做到与普通读者的视野融合。

　　纵向维度需做到与历时读者的有效交流。译者除了了解同时代读者的文化背景，还要尽可能预测未来读者（即历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审美情趣和接受水平的变化，与他们对话，才能使译作缩小和读者间的文化距离，争取更大的读者群[14]，以赋予中央文献新的活力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出版往事[J].党史博览，2019（7）.

　　[2]崔亚蕾.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D].天津：天津外国语大学，2019.

　　[3]架设通向世界的思想之桥——记中共中央编译局对外翻译群体[N].光明日报，2014-07-07.

　　[4][5]吴强.竹内实和他的邓小平研究[J].邓小平研究，2017（5）.

　　[6]西村明.《邓小平文选》（日方译本）上下卷[J].中国研究月報，1983（11）.

　　[7]山内一男.《邓小平文选》中的中国经济改革[J].中国研究月报，1983（9）.

　　[8]美丽和子.从“报告”到“文选”——就邓小平《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考察[J].中国研究月报，2018（2）.

　　[9]杨雪冬，卿学民，熊道宏，张琳娜.党的十九大文件对外翻译：创新、过程与前瞻[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2）.

　　[1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01.

　　[11]朱玲.多模态：翻译研究的新视角[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26.

　　[12]尹佳.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6（5）.

　　[13]修刚，李钰婧.推进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访天津外國语大学修刚教授[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

　　[14]屠国元，李静.文化距离与读者接受：翻译学视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

　　（作者单位系天津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