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2007年至今，中国出版政府奖走过了15年。该奖项代表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最高政府奖项，获奖出版物折射出我国主题出版的价值追求，已成为各大出版集团，甚至是中国出版业努力的风向标。本文以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情况，分析出版物的选题价值追求、生产价值追求和传播价值追求，提出出版社实现上述三大价值的建议方案。
关键词：主题出版物 中国出版政府奖 价值追求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最高政府奖项，获奖图书可以很好地映射主题出版物的价值追求。该奖项于2007年首次开评，每3年一次，旨在表彰和奖励我国新闻出版业的优秀出版物、出版单位和个人，目前已评选5届。具体奖项分为正式奖和提名奖，细分奖项包括图书奖、期刊奖、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印刷复制奖、装帧设计奖、先进出版单位奖和优秀出版人物奖等七大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出版政府奖自设立以来，总体奖项数量呈增长趋势，各细分奖项数量设置基本稳定。评奖的6条标准对应出版物的选题、生产和传播三个层面，研究中国出版政府奖折射出的选题价值追求、生产价值追求和传播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能引导出版社的发展。本论文选取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图书奖，从293本获奖图书探究出版业的价值偏好，凝练出具体可行的努力方向，提出可供出版社高质量发展参考的建议。
一、选题的价值追求
（一）侧重社科类选题，反映国家新成果
在所有奖项中，图书奖占比最高，是中国出版政府奖最重要的奖项之一，也是最受出版业关注的奖项。目前图书奖按照类别分为社科类、科技类、文学类、艺术类、古籍类、少儿类、辞书类、民族类8类。
其中社科类和科技类图书数量累计164本，占据每届图书奖总数的一半以上，达到56%;比例最小的则是辞书类，5届仅获奖16本，占比5%。从涨幅来看，与第一届相比，社科类涨幅4.8%，成为中出版政府奖青睐的选题方向。
社科类和科技类在科技创新、党政建设的背景下能够直接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政治经济的新变化、科学研究的新发现、文学创作的新成就都为出版提供了新的素材。[1]在科技类中，物理学和生物学占据一半的比例，展现的是中国现有的研究或者突破。例如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的起源、辐射与多样性演变——华夏化石记录的启示》获得第一届图书奖，《基于特征模型的智能自适应控制》获第二届图书奖，《干涉型光纤传感用光电子器件技术》获第三届图书奖，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的强大力量。
2020年我国图书销售市场略有下滑，但社科图书出版逆势上扬，成为少有的增长品类。[2]中国出版政府奖中的社科类获奖数量也在增加。在社科类中又可以细分成5大类，历史类和党政类占比较高，其次是社会类、经济类和法律类，这些也分别体现了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的成效。
如表2所示，在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党政类的获奖图书有11本，超过历史类图书。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要展现出建党百年的风貌，因此红色主题出版物必不可少。党政类的书目中，可以找到一些共性：追根溯源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立典型明党性，弘扬主旋律，彰显时代特征，而这也是《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章程》中的第二章第八条所强调的。
（二）侧重民族特色，传承优秀中华文化
中国拥有56个民族、31个省级行政区，每一个民族、省份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出版社要深度挖掘当地文化的特色资源、提炼出版价值要素。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出版社要把握本地资源，建立核心竞争力，充分贯彻落实国家出版指导方针，可以对当地或地缘相近地区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版社，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可以对反映当地民俗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科普”图书策划，坚守民族使命;突出民族语言文字和地域文化特色，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阅读需求为出发点，深入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文化精髓，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3]例如，云南教育出版社对当地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斑铜从青铜到生斑、熟斑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介绍，已精装出版《云南斑铜》。另外还有陕西三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山东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孔府珍藏》、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湖南动物志》都属于此类选题资源。
在民族类的图书中，获奖单位大多集中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四川、青海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这些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因此往往是民族符号显著的书籍在民族类的赛道中更容易获奖，例如民族音乐、民族传说故事、民族英雄等等，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在文化类、艺术类的图书中，同样也有很多民族特色的内容选题，比如《昆曲艺术大典》、《中华人物故事汇》（109册）、《江南丝竹音乐大成》（共2卷）、《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画册）、《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研究》（共2卷）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事实上，民族出版资源的开发不仅会影响出版行业的兴衰，还关乎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指数以及对民族的理解与认同。[4]这类选题不仅能够推动文化交融，也能帮助读者树立民族自信，传播中国文化，使得传统文化有人知晓、有人延续，其社会价值不言而喻。因此，垂直深耕，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本地文化成为西部地区和地方性出版社最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
（三）学术图书重作者，顶尖学者助出版在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有很多高校学者撰写的书籍获奖，如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撰写的《中国儒学史》、中南财经大学校长吴汉东的《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编的《中国朝鲜民族文化史大系——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医疗保健史、科学技术史（朝鲜文版）》（共11卷）等，这些都是依托学科内的专业人士完成编著的。专业学术选题资源需要持续跟踪各学科细分领域的学术动态，借助各专业领域的学者型作者，做好出版项目的作者储备。这类选题需要既能反映作者的创新性學术成果，同时要注重基础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应用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建筑遗产保护学》作者朱光亚先生及其带领的团队参与过大量的建筑遗产保护项目，在20多年的实践中以及10多年的写作与反复修改中，逐渐提炼出本书所想呈现出的知识和经验要点。因此该书和目前已有的多数遗产保护类的书籍不同，这本书中包含有大量的实践体会，也有关于西方建筑遗产保护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讨论。又如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细冶金》一书作者唐谟堂教授是中南大学精细冶金课程的负责人，长期致力于有色金属冶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擅长清洁冶金、精细冶金和非传统资源的有效利用。学术出版让优秀的学术著作走出书斋与象牙塔，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让学者的科研成果与思想成果助力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思想不断碰撞发展[5];给出版业带来了很多的资源，推动学术出版发展。gzslib202204011546二、生产的价值追求
（一）国家出版基金赋能，助力优质出版物
从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开始，至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共产生293项图书奖，其中有53项图书奖获得资助，占所有正式奖项的18.1%，提名奖中共有152项图书获得资助，占所有提名奖项的25.9%。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数量最多，高达80项。从数据整理中发现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在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图书中，绝大部分（151种）是先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而后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仅有少数图书（4种）是先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后又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中浙版集团旗下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整形美容外科学全书》连续两个年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先于2010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后续在2016、2017两个年度连续获得两次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能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出版项目和选题内容，所体现的是国家出版规划发展大局的需要，代表的是国家出版水平。其无论是项目导向、选题价值高还是内容质量都代表了在国家层面对出版内容的认可，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社会价值，因此受到资助的项目也成了一匹黑马。
（二）存量资源再生产，既有选题再开发
在同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图书中，有一类选题属于对出版社内既有选题资源进行不同版本、不同角度的再开发再利用，尤其是对过去曾经获得过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图书进行再生产。虽然从数据上来看大多数同时获得基金资助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选题一般都是先获得资助，再获得政府奖，但反过来，对曾经获得过政府奖的图书进行新开发利用，也会增加获得国家基金资助的机会，两者是双向互惠的关系。例如，军事科学出版社在获得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的基础上，策划出版了该书系的简化版，简化版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无独有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获得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也作为存量优质选题资源再开发为《贺友直全集》一书，成果获得了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三）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出版出精品
在历届图书奖获奖（正式奖）作品中，共有18种获奖图书属于合作出版图书，提名奖中有10种图书属于合作出版图书。从具体合作情况看，一些面向民族地区的出版物、面向少儿群体的出版物以及一些自然科学学术著作比较适合开发合作出版物，例如“中华人物故事汇”（109册）是一套旨在加强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读物，由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学习出版社、中华书局共同合作出版;而《格萨尔王传》大全（1—300卷）是一套面向藏族地区的人物传记，特约非遗画师拉孟为项目绘制格萨尔王唐卡总计12幅作为丛书插图，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自然科学领域的英文学术著作往往也采用合作出版的形式，例如《油田化学》（Oilfield Chemistry）由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和国际知名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共同出版。
三、传播的价值追求
（一）体现用户思维，提升出版物双效
获奖的出版物中，不乏人们喜闻乐见的精品，体现用户思维、高购买率的图书。例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策划出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以独特的视角策划出版面向少儿群体的主题出版物，其中《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获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同样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策划出版的“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图画书（35册）也是面向少儿群体，以家乡为主线串联的小切口见大格局的微叙事图书策划。另外，重庆出版集团策划出版的《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系列图书则是以图像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图书策划，以全新视角诠释马克思等主题人物。这套书分别获得了2011年度和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新角度、增创意才是主题出版物的发展路径，也是出版业应该追求的价值。
（二）经典文化引流，优秀图书再传播
经典文化需要转化语言风格，解读后才能被大众读者更好地阅读，因此对于经典图书的二次出版也成为出版业的风向标。经典图书能够得以流传，说明其本身是具有人民性、深度性、思辨性的总和，经典图书的出版可以很好地填补精神上的空缺，刷新读者的思想维度，尤其是在碎片、浅阅读的数字时代，更加需要出版产业承担涵化读者的责任，服务大局、成风化人。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奖项中，有很多对经典著作的解读出版，例如郁贤皓通过实证研究，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辑，删除伪作，补入遗诗逸文，并进行校勘、注释、评笺，推出了全新的《李太白全集校注》;再如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古文字诂林》，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最终使得这项传世的大型文化工程圆满结束。出版机构把经典图书作为发力点，激活经典作品的内生价值与社会效能，将为我国的出版事业、文化事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勃勃生机。[6]
（三）知名作者加持，提升出版影响力知名作者是出版物质量的保证，也是出版影响力打造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地方出版社之所以能在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选择头部作者创作图书。如山东教育出版社获奖作品的很多作者是学科带头人，大多数是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至少发表专著10余本，论文数百篇，有些自带出版基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几乎是在山东省内发展，但头部专家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学者，更要匹配行业内的大牛，聘用其为顾问。挖掘本地年轻学者的潜力最为重要，能够可持续发展。例如《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9卷）》的作者是山东大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教授，但是这本书邀请了文学的领军人物王元化当顾问，加之内容很详实，在当当网上的评价很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历届获奖作品，有袁隆平主编的《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蔡光先主编的《湖南药物志》、马继兴的《针灸学通史》以及黄伯云的《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这些执笔作者在学界乃至业界都享有盛誉，是打造出版物影响力的保证。gzslib202204011546四、结语
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出版物，体现的是国家出版规划发展大局的需要，代表的是国家出版水平。其选题价值、内容品质、社会影响力，都代表在国家层面对出版内容的认可。打造一部高质量高标准的出版物实属不易，其从策划选题到项目申报，再到项目实施阶段，直到最后的项目结项，通常需要历经三四年的时间。这就要求出版社认真研读国家政策，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自身优势和特长，找准选题方向和定位，并做好内容储备。结合历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图书的选题特征，应当着重关注以下选题方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优秀出版项目;“纪录小康工程”，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优秀出版项目;立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出版项目;服务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需要的优秀出版项目;总结建党百年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的优秀出版项目;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和多民族文化认同的优质出版项目等。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政府奖三者具有承上启下、互利互惠的可能性，因此，各出版社的选题项目应当是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出版产品，对选题资源需要持续挖掘、跟踪和整理。
获奖出版物的最后一关是经得起读者的检验，而优质作者是检验图书社会影响力最重要的标准，一些在中国政府出版奖评选中脱颖而出的黑马，正是凭借优质作者的发掘，促进了其出版物的成功传播。特别是科技类、专业性学术选题项目，更要挖掘各专业领域的重量级作者。一些大部头的专业学术丛书通常有多个分册，编委众多，这要求主编不仅要具有学术地位与广泛影响力，还要具有较强的团队领导力和沟通协调能力。专家型学者较高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地位、业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助其迅速組织作者队伍，还会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
参考文献：
[1]黄先蓉，陈馨怡.建党百年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成效与展望[J].中国编辑，2021（06）：12-17.
[2]王鹏飞，刘麦.2020年我国社科图书出版的六个主题词[J].科技与出版，2021（03）：45-52.
[3]吴志海.引领出版导向，铸就时代精品——“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选题特点分析与启示[J].编辑之友，2021（01）：21-27.
[4]王伟超.民族出版资源开发问题探析[J].出版广角，2019（14）：38-39.
[5]王焰.新时代学术著作的价值坚守与出版创新[J].现代出版，2021（05）：81-84.
[6]温明，吴春娥.历久弥新：再议经典图书出版的价值、问题与路径[J].科技与出版，2021（10）：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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