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龙

　　关键词：大足石刻 考古报告 精品意识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现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其中尤以北山、石篆山、石门山、南山、宝顶山石窟最具特色。它开凿于初唐，历经晚唐、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余绪延至明清，以佛教造像为主，儒道造像并存，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作为大足石刻考古报告集，《大足石刻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收录大足区境内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内，包括北山、石篆山、石门山、南山、宝顶山和北山多宝塔所有石窟、石刻群。正式出版的《全集》共11卷19册，约252万字，各种图件3539张（测绘图、等值线图3230张，展开图、效果图、示意图等309张），图版5170张（造像图版3622张，铭文及拓本图版1548张）。《全集》是目前国内首个公开出版的针对单一大型石窟群的考古报告，从立项到出版整整用时8年。

　　一、《大足石刻全集》从立项到出版的背景

　　大足石刻系摩崖造像，是石质文物的典型代表，整体为开放式空间，岩石又均为砂岩，造像千百年来裸露于崖面，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冷暖交替等自然因素的作用，已进入高速风化期。石窟岩体长期受水患、天气、风化等侵害，最终将导致石窟逐渐消亡。加快考古研究，整理遗迹信息，已不仅仅是文物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同样是出版工作者致力的目标。

　　1935年，上海《东方杂志》刊登了8张大足石刻的照片，这是它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露真容。此后，一批又一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史家跋山涉水，走进大足，将这座珍贵的艺术宝藏展示出来。梁思成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考察了大足石刻后给了它“真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的美誉。再后来，对大足石刻的研究便慢慢升温，从早期的考察、收集基础资料，以介绍性文章为主，到本世纪初开始运用洞窟考古、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以及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考古整理，每一阶段都延续着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传递着大足石刻的人文光环。

　　虽然对大足石刻研究已历经百年，前期基础调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进行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还不够，再加上早期成果受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整个学术成果还很局限。2003年，大足石刻研究院启动了“大足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拉开了大足石刻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2010年，重庆出版集团为加强文化整理研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经过广泛调研、深入论证后，决定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共同编撰出版《全集》，并分别申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于2012年相继获批立项，并获得国家和重庆市两级财政资金资助935万元。于是，大足石刻研究院在与重庆出版集团商议出版规划时，提议将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成果推广运用到整个大足石刻区域考古学研究，以大足石刻考古报告集的形式出版《全集》，这一提议经过出版和文物专家的评估论证，得到充分认可。自此，以考古报告的形式来编写和出版《全集》也得以正式确立。

　　二、从组建团队到探索出版新模式

　　2010年10月8日，经过前期筹备，《全集》编撰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在重庆出版集团举行，标志着大规模的石窟考古报告编撰出版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内尚无任何同类出版物借鉴，编辑出版压力空前。本着对优秀文化传承的责任感，8年来，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石刻研究院通力合作，最大限度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以严谨务实的精神，圆满完成了编撰出版工作，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一）组建专业团队

　　石窟考古研究专业性极强，技术规范严谨。《全集》主要工作包括考古編撰和编辑出版两大部分，而考古编撰又主要分为考古记录文字整理、图版拍摄和考古测绘三项主要工作，而且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亲临石窟现场，每龛每窟逐个完成，考验专业能力素质。为有效推进工作，大足石刻研究院和重庆出版集团共同组建编委会，成立项目组，整合内外资源，按专业特点组建了若干专业团队：以大足石刻研究院为主导组建了现场考古团队，负责考古记录、文字编撰，并负责总体协调;以重庆出版集团为主导组建了图版拍摄团队，牵头负责图片拍摄、拓片整理等工作;以武汉华宇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帝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导的测绘团队，负责考古测绘工作，运用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和三维测绘考古技术，大大提高了测绘效率;重庆出版集团举全集团之力，选派有专业背景、有编辑经验、有高级职称的人员负责各卷编辑和审稿，组成了专业的编辑队伍;重庆金雅迪印务安排专人提前参与其中，组成了排版印制团队。各团队按分工投入紧张的编撰、测绘、拍摄、文献整理、制图等具体工作。此外，聘请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等国内权威专家学者组成了学术顾问团队，为考古报告科学性、严谨性把脉定向。

　　（二）编制基本内容体例框架

　　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保证如此浩繁的编撰出版工程有效推进，首先就要对《全集》内容、体例进行梳理和编制，尽量做到科学、合理、详尽，这样在推进过程中就有章可循。随着考古不断深入，团队不断对体例内容进行补充完善。

　　项目正式启动后，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石刻研究院经过多次交流、讨论，并邀请考古、出版、摄影、文博等相关领域专家出谋划策，数次召开出版工作会、现场协调会，就《全集》的定位、体例、版本、结构、出版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了以造像图版、拓片、文字、线图等记实手段来呈现大足石刻的共识。

　　为了使《全集》符合考古报告规范，完整、科学地体现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考虑到现实可行性，经过不断调整，最后确定图书主体部分1—8卷为考古文献，每卷分上下册。上册为文本卷，包括文字记录、测绘线描图、碑铭拓片等;下册为图版卷，是与上卷内容相对应的摄影图版，每卷内容按石窟区域位置编号接续排列;第九卷为大足石刻专论;第十卷为大足石刻历史图版;第十一卷为附录及索引。文字卷主要包含凡例、目录、记录说明文字、平立剖图、示意图、拓片、参考图版提示等内容;图版卷除凡例和目录以外，主要包含按分卷规划、反映本卷应有的所有石窟摄影图版，以及各龛窟摄影图版（总图、大局部图、经典局部图）、参考文献提示等。专论卷收录历年对大足石刻研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及最新的学术研究文章;历史图版卷收录历史上有关大足石刻的珍贵图片;附录及索引卷中附录包含大足石刻年表及研究文献目录，索引便于《全集》的检索、查阅。

　　（三）在考古发现中完善内容体例

　　一般图书都是完全按照事先确定的体例来进行后期编辑加工的，但《全集》的整体规划是随着考古报告的不断完善而渐次调整的，因而其内容和体例也在不断增加和改变。《全集》的体例在2010年规划为9卷17册，按图、文分卷编撰，即“文本卷”和“图版卷”。但随着考古调查的不断深入，对考古报告内容体例的理解也不断加深，为尽量体现其完整性和科学性，就要增补一些新发现内容，适当调整体例。

　　《全集》在2013年增加了龛窟测绘图;2014年对新发现的40处石龛摩崖造像以及20多处佛龛铭文进行了整理与增补。变化最大的一次是2017年，《全集》出版规模由9卷17册变更为11卷19册，增加2卷，即第十卷《大足石刻历史图版》、第十一卷《附录及索引》。增加这两卷是基于新的考古发现，在编辑后期才确定的。2015年，敦煌研究院程博先生向编撰者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1940年初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及梁思成夫人林洙教授处。2016年大足石刻研究院派人员专门与林洙教授取得联系，并获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支持，收集到梁思成等人当年所拍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大足石刻历史图版500余幅，这些珍贵照片是重要的考古史料，对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保护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具有较高的出版价值。鉴于照片数量多、史料价值高，编委会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单独成卷，即增加第十卷。

　　第十一卷著录了附录及索引，附录包含了大足石刻年表、大足石刻研究文献目录和大足石刻铭文目录;索引部分为整套《全集》中的关键词索引，便于读者查阅与检索，体现整套书的学术性、完整性与专业性。这一卷是在2017年增加的，此类可参考的索引编制形式较少，编撰过程中重点参考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崇峰为宿白先生所著《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所编的索引方式，甚至由设计排版人员手工一一进行复核，完成附录索引4000余条。

　　（四）打破传统编校排版流程

　　图书出版流程一般是书稿齐、清、定后再进行编辑和排版设计，但《全集》涉及的排版内容有文字、线图、图片、效果图、注释等，各种展示图片类型各有各的标准和作用，且图件、注释均需与文本内容一一对应匹配，如果采用一般图书先定稿再进行设计排版的编辑方式很难奏效。因此，为了编辑人员审改方便，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排版效率，《全集》采取先由作者与编辑共同参与设计排版，再共同审稿，边审边改，将复杂的版式、可用的图件一一清晰、明确展示出来，作者、编辑和排版三方人员对文图、版式共同把脉，现场研究解决一切实际问题。

　　这种作者与编辑共同排版设计的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及时处理排版突发情况，有效减少重复劳动。有些章节图少、文字多，排版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图片大小，尽可能根据内容需要放大图片，或者增加一些图片，例如效果图。如果遇到图多文少的时候，就采取现场增加一些文字的方式，以保证各章节的一致性、美观性。

　　三、从精编精校精印到呈现精品

　　在后期编辑出版过程中，重庆出版集团先后成立了审稿、编辑、校对、设计印制4个组开展工作。其中，审稿组由经验丰富、专业功力深厚，参与过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主题出版项目等编辑工作的老编审、骨干编辑10余人组成;编辑组和校对组均为具有文史哲专业背景、年富力强、敏锐精干且业务能力过硬的资深编辑、校对专业人员;设计印制组由重庆市最有实力的印刷厂——金雅迪印务公司装帧设计排版制作人员10余人组成。各小组通力合作，创造性地完成了稿件的编辑、设计、校对、校色、印制等多项工作。

　　（一）线图转换

　　《全集》线图原格式为cd格式，与设计排版的InDesign软件的格式不兼容。在排版初期，设计人员仍然采用植入线图方式，等前两卷排完了才发现，所有线图比例都有部分错位，有的线图上面的粗线、细线、虚线全部混乱，有的线图甚至线条都漏掉了，这种情况是设计人员此前没有遇到过的。通过数次试验，最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将cd格式的线图全部转为ai格式，并且一张张调整ai里面的线条粗细，保持比例不变、线条粗细不变，并建立单独文件夹存放，以链接文件夹的方式在InDesign里面进行排版设计。小创意解决了大问题，使设计排版工作能继续下去。

　　（二）图版校色

　　《全集》图版数量大，而且图像全部为数码拍摄RAW 格式，这是一种无损照片格式，是未经过任何软件处理，直接由感光元件生成的高质量原始图像。也就是说，照片是没有经过白平衡、降噪、锐化等数字化处理的文件。由于石窟颜色各异，同一窟造像拍摄时间不一致的情況很多，为确保色调一致，每一张图版至少经过了三次校色处理：第一次是在RAW格式里校色，第二次是由RAW格式转为TIF格式，最后在TIF格式里再次校色。

　　（三）拓片铭文

　　《全集》中的拓片，大多是1993—1995年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前身）在进行铭文收集时，由唐毅烈、唐长清所拓，少部分由唐长清于2013—2016年补拓，铭文实物及拓片由出版集团编辑拍摄完成。由于时间久远，给后期识别、校对造成困难，一些资料和拓片对不上，识别过程中出现错字、漏字，更有资料上有识别文字，而拓片没有这个字的情况。为了统一标准，全书依据1993年版《大足石刻铭文录》一书作为比对标准。同时，为了能将铭文识别出来，采取了直接使用图片的方式，而不用一一电脑造字，更直观、更实用。

　　（四）注释编排

　　《全集》的专业性注定了其将会涉及各个跨学科内容，石窟考古报告有其自身的标准、规范以及较多的专业术语，注释自然繁多复杂。编辑人员并未接触过如此众多的注释，通常采用一项项独立排版，人工加排。这种排版方式当后期改动较大时，动一项全盘皆动，十分混乱。经过反复尝试，最后找到了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即直接在InDesign里面链接注释，这样完美解决了注释改动较大容易推版的问题。

　　（五）制版印刷

　　《全集》图版多、精度高，给后期的制版和印刷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后期印刷过程中保证石窟造像细节最大程度还原以及保持全书色调一致是一大难题。为此，印刷厂特别定制了一套方案：采用300线高精度印刷工艺，五色印刷，同时对个别地方过油处理，保证了图片的精度。配备德国进口印刷机，定制了日本进口油墨，采用精确分色、曲线分色，以丰富图文的色彩信息。选用高质量纸张，以达到理想的色彩表现。

　　《全集》这一大型出版项目是众多学者、出版人智慧的结晶，是新时代出版人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坚守文化担当，践行出版人责任的具体体现。2019年9月6日，《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领导和中国社科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等文物考古专家对《全集》的编撰出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全集》的出版向世界展现中国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填补了我国在大型石窟考古领域出版的一项空白，为考古出版树立了典范，具有里程碑意义。

　　参考文献：

　　[1]林保尧.评胡文和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之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1（2）.

　　[2]王金华，陈嘉琦.我国石窟寺保护研究现状及发展探析[J].东南文化，2018（1）.

　　[3]陈灼.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M]//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4]重庆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大足石刻铭文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5]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6]李巳生.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7]郭相颖，李书敏.大足石刻雕塑全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8]重庆大足石刻艺术研究院.大足石刻全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系重庆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