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吟诵，作为一种传统习惯性的读书方式，在近现代中国教育急剧转型之际，却突然成了一项需要恢复、传承和发展的“绝学”。本文通过吟诵之名、吟诵之用来分析吟诵的当代承传，通过对吟诵在大中小学的教学实践的审视，预测吟诵传承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并结合出版的成果，结合当下的图书销售环境，提出一些出版的创新举措。
关键词：吟诵 吟诵教学 吟诵出版
120年前，中国的读书人普遍会吟诵，不论鲁迅、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等人都会吟诵。因为吟诵与古典诗词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吟诵“符合汉语诗文的表达要求……汉语诗文的声律之美只有靠吟诵才能体会”，“符合语文学习规律”，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最好载体，也是进行道德人格教育的最好方式”。但20世纪以来，吟诵却由盛转衰。“近百年来，由于不加选择地排斥中国古代文化，盲目地接受西方文化，致使吟诵这一宝贵而又优秀的中华文化遗产几近失传”[1]。“吟诵教学法是古代私塾教育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吟诵教学技能，一系列吟诵教学方式，表现着识字、发音、记忆、理解、写作等多种教育技艺，实现着智育、德育、美育、体育、群育等多种教育功能”。但“随着私塾的解体，新式学堂的转型，现代学校班级课堂教学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吟诵教学法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教育教学空间，古人私塾教学采用的诵之、歌之、弦之、舞之等吟诵教学方式逐渐失传”[2]。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钱基博已经将吟诵列为“当代之绝学”，而今掌握传统吟诵的人年龄偏大，气力日衰、嗓音老化等，后继无人，王恩保先生在20多年前曾说：“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诗词吟唱几乎成了绝学，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的课堂里，都不再听到吟诵声。”[3]
一、认知吟诵
1.吟诵之名
何谓“吟诵”？吟诵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涉及吟诵的本体研究，学界的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的，这些理论争论看似与实践无涉，却左右着吟诵的现实传承和发展。
胡俊林在《论中华吟诵的发祥起源》中认为，广义的吟诵兼指歌吟（吟咏、吟唱、吟哦、嗟叹等）和诵读（讽诵、背诵、熟读、哼念等），狭义的吟诵专指介乎歌唱与阅读之间的有节奏的有声语言现象。[4]徐健顺认为：“吟诵是传统的诵读方式，是通过教育体系（主要是私塾）代代相传的。”“吟诵是学习方式，也是自娱的方式，修身养性，大有助益;吟诵是吟咏与诵读的合称。”他还认为，声律之美对古诗文教学大有裨益，“这些年来，大家于声律之美是很不讲究了，甚至无视它的存在。讲文学，只讲文字内容，分析思想内涵、社会背景、段落划分、艺术特点。须知道，汉语的古典文学，最讲究声律，声律乃是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5]。这一点，王恩保先生也认为不注重吟诵是近现代语文教学成果不佳的原因之一，“相反，用对字词句的繁琐分析，对思想性的刻意阐发，来代替用传统的吟诵方式对全诗意境的把握，语文教学质量下降有很多原因，不重视吟诵的普及恐怕也是原因之一”。[6]这样的强调，其实揭示了吟诵乃是一个语言学、语音学、音乐学的综合体，而就其三者孰重孰轻的关系，学界产生了内在的不同倾向。
第一，吟诵的语言本位。这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为主。“传统吟诵是以语言为本位的艺术，它的作用是强化语言本身在声音方面的意义。”虽然唐朝释处忠《元和韵谱》中有所谓“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明朝释真空《玉钥匙》中总结有：“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但“在这里，音乐虽然也有它的存在价值，甚至还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是和语言相比，音乐在传统吟诵中始终是第二位的，语言才是第一位的。二者的关系一旦颠倒，将语言为主转化为以音乐为主，吟诵就变成了歌唱。传统吟诵是以语言为本位的口传艺术，其核心在于它强化了语言的声音意义。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语言的声调意义，第二是语言组合的节奏意义”。所以赵敏俐教授一再强调：“没有诗文的诵读就没有吟诵，哪怕它与吟诵有再相似再接近的关系，也不能把它视为吟诵。传统吟诵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既便是把吟诵称为‘吟诵音乐，这种音乐的创作首先也要遵从语言的规律，要‘建立在诗文诵读的基础上。”引陈少松先生和王宁先生的研究成果为证，陈少松先生曾有很好的辨析。他认为：“所谓‘吟，就是拉长了声音像歌唱似地读;所谓‘诵，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这说明吟诵和唱歌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吟”，与歌唱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陈少松先生又特别指出：“为什么在界说‘吟时要加‘像歌唱这几个字呢？这是因为吟时既同歌唱一样拉长声音行腔使调，却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歌唱，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唱，一有乐谱可依，唱时对乐谱不可随意改变;二在通常情况下用乐器伴奏。‘吟却不同，一无乐谱可依，吟时对音高、时值、速度、旋律等处理有一定的随意性;二在通常情况下不用乐器伴奏。”王宁教授对此有过很好的辨析。她说：“吟声像是乐声，实则乃是语声——与心声同步的语声……吟诵重词不重乐，旋律、节奏都是对文学形象的强化和再度美化。”[7]所以学界一般认为：“就吟誦艺术而言，至多也只能近于歌唱，如果再进一步向歌唱靠近，吟诵便丧失了独特的价值和地位。”[8]
第二，强调吟诵调的音乐性。这以孙玄龄先生为主。他说：“吟诵能不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这要看吟诵本身的内容、性质以及对其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目前，吟诵还处于探索的阶段。吟诗调研究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已经离它很远，缺少判断优劣的标准。现存吟诗调的情况比较复杂，能听到的，有的曲调鲜明，比较好听;有的曲调模糊，难以琢磨;还有些确实也不大入调。此外，在我所接触的吟诗调中，也有以自己喜爱的曲调来吟唱，冠以古调的情况。这虽也有特色，但似乎不必列入传统一类更为合适。”[9]
第三，三者综合论。以常州吟诵调研究者秦德祥先生为主。他强调：“对于文学、语言、音乐三种元素融为一体的吟诵，固然可以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审视和研究，但唯有将此三方面综合起来，方为全面和完整，因而，由精通这三门学科的个人进行吟诵研究，当然最为理想，然而，由于近百年来学科细分现象普遍存在，像赵元任先生那样既是语言学大师，又兼音乐家，还具有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的学者，当前实在罕见，因而，主要还得寄希望于三门学科中的有志于此道者，打破学科间隔阂，互相尊重、不囿于本学科的学识见解，虚心倾听不同方面的意见，以对方的学养弥补自身之不足，共同完成这一课题。”[10]
其实，吟诵的内在特征显现，主要是在与朗诵和吟唱的区别上。陆有富认为：“吟诵是中国传统特有的诵读方式，又被称为‘中国式读书法。”“传统吟诵是介于诵读和歌唱之间的口头表现方式，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对作品的理解，遵循作品的平仄韵律，将作品中所传达的多维复杂的情感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等表现出来。吟诵是一种细读的、创造性的、回味式的读书方法和表达方式，是文学、音乐、语言的综合体，与朗读、吟唱有别。朗读是把文字转化为有声语言的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出声的阅读方式，但并不像传统吟诵那样能够表现诗作铿锵悦耳的音乐美感。吟唱则加入了许多音乐元素，具有固定的乐谱格式，其中之高低起伏、轻重缓急变化不大。而传统吟诵可根据吟诵者对作品之理解而有多种变化。可以说，吟诵是一种创造性的读书方法，不同时间地点、不同读者的玩味涵泳正是对于诗歌多方位的創造性的解读，我们只有在这样的曼声长吟中才能体会诗歌作品中传达出的复杂多维的情感和深刻的志意。”[11]
虽然学者们争论的观点有同有异，但任何的重心转移，都会造成实践中的流派差别，正如华锋教授2009年10月在北京参加国内传统吟诵高端论坛时的发言，就将当下的吟诵（华锋称为“吟咏”）分为四个主要流派：“以北京戴学忱先生、湖北侯孝琼先生为代表的学人，在传统吟咏的基础上，吸收了民歌的演唱技巧，修复为全新的吟咏模式;以马鞍山盘石先生为代表的学人，在传统吟诵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洋音乐的演奏技巧，创作出以全新的交响乐、摇滚乐为表现形式的吟咏模式;以台湾王更生先生为代表的学人，呈现给我们的是没有任何师承背景，只是依据自己对古典诗歌的理解以及传统音乐、戏剧知识，独自创作的自创吟咏模式;以天津叶嘉莹先生、北京屠岸先生为代表的学人，是原汁原味的、‘土得掉渣的‘私塾调吟咏模式。”但赵敏俐教授认为：“其他三种‘吟咏模式，无论就其文化价值还是学术意义而言，都与第四种‘吟咏模式无可比拟。鉴于吟诵界当前存在的四种吟咏模式，亟须对其进行更严谨的区分，把那些‘土得掉渣‘原汁原味的‘私塾调式的吟诵称为‘传统吟诵，而把其他几种方式，根据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可以分别称为‘普通话吟诵或者‘新式吟唱。”但“在当下吟诵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如何处理传统吟诵与普通话吟诵和新式吟唱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12]。
2.吟诵之用
在春秋时期，吟诵《诗经》可以有助于诸侯国的外交事项，可以说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13]。但在今天，理解“吟诵”的本体，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知道吟诵在当今的功用。对此，学者们见仁见智，在吟诵功用的对象、范围、程度、方式上更是有不同的定位和理解。
徐健顺认为：“只有吟诵，才能表达出诗歌的声韵意义。只有吟诵，才能体会到诗歌的真正含义、全部含义、深层含义、正确含义。”[14]他认为为了恢复和找到适合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读书法，应该大力恢复中小学的古诗文吟诵教学功能，“吟诵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诵读的方法，应和朗诵并行”[15]。
施久铭则希望对吟诵抱有的态度，首先应该是抛弃成见，了解并研究它，其结果也许和您的想象并不一样，或许会对某些方面有所启发。通过吟诵找回来的不应当是古老的外衣，而应是属于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优雅的美感。吟诵不是目的，它是陶醉在语言、文学、音韵美中的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成分，它是我们亲近自己母语的独特方式。[16]
曾田力教授则将吟诵定义为一种“汉语古诗文的活态”，真正体现中国汉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精神。其重要目的是“以吟诵为媒介解读汉文化中的意蕴情境，体味言外之意、意中之情”，“通过吟诵读懂历史，读懂中国伟大的诗乐文化精神，读出古代文化阶层的品格气质，读出旷远的山水情怀和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这是事半功倍的好事，“但不是靠操作、靠肤浅的形式模仿，必须植根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解读上”，“不能忘记‘天地人整体存在的大智慧和中国诗学精神”，“其‘汉语古诗文的活态性帮助我们复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性和灵性，帮助我们在当今全盘西化的思维逻辑和审美心态中感受到东方整体感性思维的魅力和生命力”，“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集中观照的是人”[17]。
陆有富认为：“吟诵时的那种涵泳玩味不仅使人沉浸在诗作的妙境之中，更是对人的道德品格、文化精神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培养。”“吟诵教学不仅能求得一篇诗作之声情气韵，还能加深学生对诗作的理解。清人张裕钊在桐城古文家姚鼐、刘大櫆的基础上，提出了‘因声求气说：‘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18]正是从这个角度，王轻鸿才说：“吟诵诗文治病是一种精神疗法， 突出地强调了吟诵这一艺术审美方式的审美愉悦效果。”因为“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吟诵这种艺术审美方式形成的基础”，“原始的思维方式是吟诵成为艺术审美方式的核心”[19]。这已经把吟诵的功效提高到民族生命意识和民族思维方式的精神治疗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吟诵功用的最高境地。
二、承续吟诵
1.吟诵的文化影响与更新
古诗文吟诵不仅是中国人的读书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越南，是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共同财富。“古诗文吟诵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有声文化，早已传播到我们的邻邦。日本吟咏活动参加者达500万人之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退休的老年人。在大自然中吟诵，可以使身心愉快。日本多次派遣吟咏古诗的代表团和旅游团到中国，希望和我们进行吟诵的学术交流。越南也是非常重视古诗吟诵的国家，他们焚香吟诵《离骚》，用汉越音来吟诵唐诗。因此，搜集吟诵资料，研究吟诵理论，普及吟诵技巧，弄清吟诵源流，不但是精神文明的需要，而且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20]中央民族乐团一级演员戴学忱老师擅长演唱中国传统民歌，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吟诵的传承和创新上，其核心动力就是20世界80年代日本代表团来访，提议交流古诗文吟诵，而当时中国人已经很少会吟诵了，她才奋起直追。
古代的吟诵传承主要依靠两种途径，“唐宋诗人的吟诵格调传下来其一就是文人为古诗词谱曲，如宋代的《白石道人歌曲》、元代熊朋来自作的‘诗新谱。另一种保存古诗词吟诵的方法就是口口相传，这主要是宋元明清的书院和分散在各地的私塾老师，向弟子们传授吟诵的技巧。”[21]20世纪以来，在吟诵传统危亡之际，有知识界人士赵元任、唐文治、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竭力呼吁挽救这门传统艺术，致力于对吟诵传统的保护与复兴。如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国专，提倡吟诵，1934年、1948年分两次为他录制吟诵唱片，灌制《唐蔚芝先生读文灌音片》两集15张，诵读中华古诗文21篇，面向社会各界发行，其精神追求则在1947年《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诸同学注意读文，则精神教育即在于是。他日家弦户诵，扩充文化，为文明教育最盛之邦，其责任实在于我诸同学。”[22]赵元任先生致力于對吟诵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对“常州吟诵”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曾多次用其家乡常州的方言吟诗录音、灌制唱片，并依据常州吟诵记录下乐谱，进行有关吟诵的探究[23]。
2.吟诵的传承发展与教学实践
吟诵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从当下的传承和发展来看，学界更认为其是一种教学方式，一种可以服务素质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方式。路琦提出要“真正让吟诵音乐走进课堂”，“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明显增加了古典文学作品的分量，规定了学生必背的古诗词、文言文篇目等，如果我们不止于让孩子们背诵，进而教他们吟唱，把语文教育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使之摆脱死记硬背，这会变得更有趣、更易记忆、更富艺术性，那不更好吗？”不过“让它真正为素质教育服务其实并非新鲜的见解，音乐界及文化教育界早有人主张这样做，但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其原因之一是“方言吟诵的方式”的弃用，人们喜欢用朗读而不用吟诵，“另一原因居然有相当一部分教育界人士认为方言与普通话的推广相抵触”[24]。当然，这些都是在吟诵进课堂当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但作为一种有效的古诗文教学方式，其传承和发展的主阵地是大中小学课堂，当无疑义。
当前，吟诵作为一种教学方式，在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乃至家庭教育、社会培训机构中，都有不少应用，应该说燎原之火已经点燃神州大地。
首先，大学课堂的教学实验和展望。姚蓉、王天觉认为，大学课堂上的吟诵教学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未来是大有可为的，但要“遵循教学规律、符合教育精神，做到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大学吟诵教学的难点是如何提高大学生对吟诵的认识，要点是转变学生的观念、激发学生的兴趣，要通过组织比赛、适当奖励来激发学生兴趣。“应以生为本，以技能训练为主，从教材、教学环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测试、评估等环节进行教学改革”;“大学课堂上的吟诵教学应秉持百花齐放、传承经典的理念，并积极开展信息化教学”[25]。
其次，中小学吟诵教学已经有一定规模，有成效。广州第四中学的张慧宁老师认为“吟诵领悟是培养语感的有效手段”，并在中学语文课堂上进行了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26]。在小学界，上海的戴建荣老师说“吟她千遍也不厌倦”，“就在不断地吟诵之中，就在摇头晃脑之际，我们的学生学会了读诗，学到了我们的文化，更学会了做一个中国人。”[27]北京的窦桂梅校长说，吟诵是“悄悄传习母语的温度”[28];广东的汪秀梅老师说，中华诗词用吟诵教学效果最好，这就是“最好的理由”[29];江苏的周益民老师认为应该提倡方言吟诵，“在吟诵中先与人精神会晤”[30];陈琴老师则在古诗文教学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反思有“童子功”老先生的教学，在对比古诗词的吟唱教学效果后，终于走上了吟诵教学的路子，并总结出“平长仄短入声急，依字行腔气要匀。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练习原则，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提出了“不妨试试吟诵法”的倡议，受到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欢迎[31]。所以，首师大的刘占泉先生热烈地为吟诵教学的归来欢呼，“归来兮，吟诵之教风”[32];赵敏俐教授也衷心祝福吟诵教学进入课堂，“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对吟诵有了新的认识，在全国大、中、小学推广仅一年多时间，就得到了学校、教师和家长的热烈响应，也在学生们身上看到了明显的成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吟诵必将重新走进全国中小学古诗文教学课堂”[33]。
再次，2016年至2020年7月中旬，中小学诗词吟诵教学研究成果较多，质量提升，反映了吟诵教学的深入发展和质量提升。杨牧通过近5年来的论文分析，“从现有文献看，总体上，吟诵教学法在中小学诗词教育中被大力推广，受到老师们的普遍认可;中小学诗词教学中使用吟诵教学法是可喜的”，但也存在问题，“以具体的诗词分析为主体，对于吟诵教学法表述不多”，“一部分论文对吟诵的解读比较感性”，“对吟诵的了解浮于表面，对吟诵的概念认识不够准确，没有掌握吟诵的规则和方法”[34]。
3.吟诵的出版创新
自2009年以来，吟诵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有专业的“中华吟诵学会”的成立，有“中华吟诵周”的连续举办，有成规模的中小学吟诵师资培训班的开展，当然，这些也离不开吟诵读物的出版。
最近10年来，吟诵的学术著作、普及读物和吟诵教辅陆续编定、出版和推广。学术著作如叶嘉莹《古典诗歌吟诵九讲》、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导论》、朱光磊《唐调诗文吟诵二十讲》等，普及读物兼吟诵教材有，张本义《吟诵拾阶》、薛瑞萍《吟诵课》、华锋《基础吟诵75首》、徐健顺和陈琴《我爱吟诵》（初、中、高级全3册）、李昌集《中华吟诵读本：高中生必备古诗词文70篇》、华锋《中级吟诵61篇》、徐健顺《普通话吟诵教程》、戴学忱《中华吟诵读本：少儿歌诗30首》等等。“在短短几年内，有这么多的教材面世，而且编定者多为吟诵大家，这必然有助于吟诵更好地应用与推广。”[36]
这些学术著作、普及读物和教辅读物的出版，因其还不是教育体系内部指定的教学参考用书，只是在小范围内实验和推广，是很难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为此，出版社应该创新思路，第一，多与教师培训、社会培训结合起来;第二，借助线上平台开展导读、培训等引领活动;第三，开展有效的公益吟诵学习活动，营造学习吟诵、分享吟诵的学习氛围;第四，邀请好的专家、教师、教研员开展全国的吟诵巡讲;第五，出版社应主动出击，与相关的学会组织、专家学者和中小学老师一起走到读者面前，将好的吟诵学习方法展现给读者，从满足和提升读者的学习需求，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合理的社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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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系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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