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导

　　摘 要：本文梳理了我国数字教材发展现状，对制约数字教材发展的问题瓶颈进行了剖析，提出了遵循原版原式数字教材开发规范，加强研发创新，打造“纸质+数字+服务”立体化教材服务体系的发展思路，以期为数字教育融合产品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教材”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含义，广义的教材指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学材料（Teaching Materials），狭义的教材指教科书（Textbook）。[1]本文所说的数字教育融合出版产品主要指数字形态的教材，即数字教材，取的是狭义上的含义。数字教材是信息化发展催生的创新产品。

　　一、数字教材的发展现状

　　数字教材在电子书形态基础上发展起来，是为教育教学研发的特殊电子书。国内中小学数字教材的出现始于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全国9个省市的10所学校签订了手持式“人教电子教材”的试验协议。该电子教材约为32开大小，采用液晶显示屏，本质是一款电子书，其内容从文字到插图都是纸质教材的原样翻版。“人教电子教材”在2012年后也被人教社定义为第一代“人教数字教材”，是国内最早一款中小学数字教材。由于当时国内研发出的数字教材产品数量很少，第一代“人教数字教材”没有在教育领域产生太大影响。真正得到广泛推广的是以光盘为载体的数字教材。数字教材的发展分为光盘版数字教材、多终端版数字教材和网络版数字教材三个阶段。

　　（一）光盘版数字教材

　　2009年，教育部颁布的《2009年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中开始出现配套CD-ROM光盘。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陆续开发了与纸质教材内容配套的光盘版教材。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数字课堂光盘在2010年至2012年三年间累计发行2800万张，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数字课堂光盘是 “凤凰数字教材”第一代产品，以凤凰版新课标教材电子文本为基础，添加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开发了适合各学科的学习工具，全方位、立体化地拓展纸质教材的内容。此外，用户还可以记笔记、加批注、人机对话，建立错题库和生词本、画图、查找、增减页码等。至今，光盘版数字教材仍在全国各地使用。

　　（二）多终端版数字教材

　　多终端版数字教材一次制作、多终端分发，适配PC、平板、手机，并兼容Windows、Android、iOS等主流系统，支持离线、在线学习。如今数字教材大都已经升级为“光盘+客户端+平台”的形式。“凤凰数字教材”多终端版是与凤凰版新课标教材同步配套的电子教材产品，以教材电子文本为基础，融合多媒体、人机交互等数字技术，配以音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每册教材根据学科特点设置“基础知识点分析”“疑难解释”“动画演示”“提示指引”“拓展资料”“智能练习测评”等模块，全方位、立体化地拓展纸质教材的内容。在载体形式上，多终端数字教材以传统光盘为依托，同时支持PC、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实现多终端阅读，能够在Windows、iOS、Android等环境下顺畅运行，满足多样化的需求。2019年起，“凤凰数字教材”已实现高中全学段品种多终端发行。

　　（三）网络版数字教材

　　网络版数字教材与光盘版、多终端版数字教材相比，不再是一次制作成形，发布后还需要不断更新和维护。在功能设计上，相较于之前的数字教材，网络版数字教材还提供功能更加强大的网络辅助学习工具，如智能语音评测、理化生虚拟实验室等，并搭配有相应的教学资源库。网络版数字教材是复杂的系统级产品，为用户提供云服务，具有很强的开放性，通过强大的云端服务作支撑。目前，网络版数字教材正在朝着数据化的方向发展，重视建设完整的用户中心和数据中心，对用户行为数据进行记录分析，据此提供精准服务。在此基础上，网络版数字教材还可与其他教育产品体系实现数据贯通，并与国家各级各类教育应用平台对接，为用户实现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学习提供保障。

　　网络版数字教材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内容结构性更强，结构化粒度更小，数据信息可提取程度更高，数据价值密度更高;二是网络版数字教材有内置的数据接口，可以将学生的使用数据记录以特定格式导出;三是网络版数字教材更强调数字教材与教学平台的整合应用。教学平台除了可以汇聚不同来源的数据外，还可以提供数字教材应用时所需的师生、生生交互功能以及数字教材之外的课程资源链接或推送。目前，国内网络版数字教材还不多，但隨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及业内数字教材研发机构认知的提升，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网络版数字教材出现。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几乎所有教材出版单位都将自己教材的电子版免费供公众使用。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全国首家提供全学段免费电子教材的出版机构，率先上架了167本电子教材、94本同步教辅、1500多集精品课程等免费学习资源，并通过“凤凰易学”等自有平台、“学习强国”、地市教育平台等发布，为4000万凤凰版教材用户提供“停课不停学”服务。截至2020年12月底，电子课本和教材PDF总访问量已超过35亿次，下载次数超过1300万次。疫情期间上线的电子课本大多是简单的教材PDF文件，没有扩展互动性内容。一方面由于制作时间紧张;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避免学生因提前接触学习资料而失去学习新鲜感。疫情期间巨大的平台访问量体现了在线课堂教学对数字教材的迫切需求，也让教育系统更加重视数字教材的价值，这对数字教材的普及大有裨益。

　　数字教材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较为成熟。目前，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都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数字教材的研发。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教材与基础教育领域有较大区别，主要是打造基于纸质教材核心内容框架的标准化数字在线课程，同时通过二维码将传统纸质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关联，在平台上完成数字课程的更新、维护、监控等，使教学资源和数字课程与纸质教材相辅相成。[2]

　　二、数字教材建设发展存在的问题

　　教材建设属于国家事权，纸质教材一直处于国家严格管理之中。相比之下，数字教材缺乏政策支持与引导，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数字教材诞生至今，相关标准研制工作还较为滞后，尤其缺乏支持中小学数字教材内容审定、质量检测和出版发行管理的标准依据。从应用角度看，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中小学数字教材设计与开发出现版本间兼容问题。[3]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还未针对数字教材类产品（除光盘外）制定数字教材目录等准入流程，除广东和河南等少数省份，其他省份对于纯数字产品的政府采购还没有启动。数字教材的推广及应用完全依靠出版社推动，推广力度和效果相对有限。

　　当前，基础教育领域的数字教材主要面临三方面问题。

　　（一）教育行政部门对软件类产品及其内容资源价值认可度不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与引导

　　目前，中小学数字教材产品主要有三种销售模式：一是面向C端用户销售的光盘+网络支撑的数字教材，这类业务较为稳定;二是通过教育系统单项招投标进行推广，如人教Pad等;三是政府大规模采购，如河南、广东以不同的方式对数字教材类产品进行了采购。前两种模式都是搭载了硬件，事实上，在招标采购项目中，大部分经费都被用于教学硬件的采购，而对数字教材内容资源及其软件价值的认可度不高，采购项目中数字教材的定价偏低，采购经费也很有限。政府采购模式尽管实现了产品内容的单独销售，但这种模式的应用范围并不广泛。

　　（二）前期研发投入高，后续运营服务压力大

　　数字教材的研发和运营投入都远远高出传统纸质教材。数字教材服务周期长、成本高，实力雄厚的出版企业也只能分步实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所有版本教材的数字化。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育类数字产品及服务网站用户量激增，带来巨大技术压力。出版社不得不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通过扩容数据库、服务器和缓存，投入巨额运维成本，满足用户访问需求。同时，提供专人电话和在线客服，以便做好用户咨询服务。[4]数字教材的资金投入远比传统教材业务要大得多，尤其在平台运营上需达到与互联网公司同台竞技的水准，很多出版社在现有的体制下难以对数字教材项目的资源内容制作、专业技术研发、运营宣传推广等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充足资金。

　　（三）应用环境不成熟，终端“最后一公里”待打通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偏远地区的网络条件仍然不具备使用网络教学产品的条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有新闻报道，家中没有网络的学生，只能到村委会门口蹭网听课，教育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仍待打通。此外，长时间使用各种电子设备确实对青少年视力有一定的损伤，相比数字教材，不少教师和家长还是认为纸质教材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视力健康，倾向于选择传统教材产品。

　　三、数字教材发展的破局之道

　　数字教材符合教育信息化2.0对优质数字内容资源的要求，以课堂和教材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推动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目前，各地区各学校单独采购的内容资源，相互之间无法很好地形成共享，形成信息孤岛，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也无法形成课程体系，无法做到全覆盖，更无法保证符合国家出版管理要求。而数字教材配套内容具有系统性、普及性的特性，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人教社王志刚认为，在信息化教学环境下，中小学数字教材可以支持信息化环境下的基本教学活动和多场景应用，可用于教师备课、授课及教研活动，也可为学生提供自主阅读和学习。它的教学内容覆盖了课程标准的全部要求，是最为基础与核心的教学内容，具有其他内容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5]

　　尽管数字教材发展面临种种困境，但数字教材仍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是对纸质教材的有效补充。从长远看，数字教材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河南省目前的数字教材定价稍高于纸质教材，按这个定价方式，加上必要的硬件需求，未来数字教材的产业规模将比传统教材市场要大。对教育类出版社而言，义务教育阶段的纸质教材不会被取代，数字教材的收入将形成有效增量。广东省的经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广东省在纸质教材的采购之外，专门从教育信息化生均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数字教材的采购经费，用来推动教育信息化2.0的落地。2019年7月，广东省采购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全学段、全学科数字教材及应用服务，三年预算金额共5.3亿元，实现数字教材全覆盖和大规模应用，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笔数字教材的政府采购。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对数字教材的发展制定指导性意见，例如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对数字教材进行审定、核价、上政府采购目录等，完善数字内容资源的审核和监管机制。出版单位在数字教材领域布局和发力，需着重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遵循原版原式的数字教材开发规范

　　数字教材需要基于纸质教材进行开发，强调原版原式。《中小学数字教材加工规范》（CY/T125—2015）（简称《规范》）中将数字教材定义为“以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通过的国家课程教科书为内容基础，并包含相关辅助资源、工具的，用于教学活动的电子图书”。《规范》要求凡教科书中有的内容，如前言、编者按、附录、索引等，对应的数字教材必须全部包括，且目录和正文的结构、次序也需与对应的纸质教科书一致。[6]强调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一致，有以下原因：一是数字教材中存在一些难以审定的内容，要强调基于已经审定过的教材进行加工。二是教材肩负着价值导向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承担着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战略任务，在梯度设置上要尽可能兼顾大多数的学生。因此，数字教材的设计应该以纸质教材为蓝本进行开发。

　　（二）加强研发，实现数字教材产品创新

　　数字教材最终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其研发过程由出版单位、教科研专家团队、技术公司、制作團队共同参与，涉及团队内部合作和跨团队合作，因而要着力以下三点创新。

　　1.设计理念创新

　　做好数字教材产品的内容呈现方式创新、产品形态创新。数字教材在载体形式上从光盘版到多终端版，再到网络版;在呈现方式上从静态PDF到融合了音视频的多媒体，再到可交互的富媒体，带给用户的学习体验不断提升。目前，已有数字教材开发成微信小程序的形式。未来，随着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应用，数字产品的内容和形态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间。数字教材要与先进信息技术结合，在内容呈现方式和产品形态上持续创新，才能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2.组织方式创新

　　编辑团队、教科研专家团队、技术团队、制作团队之间的协作创新对于不同类型的数字教材来说，开发方式与流程差异较大。例如，静态媒体数字教材最为简单，通常只需要将用于印刷的教科书电子胶片（一般是PDF文件）直接转换为用于阅读的中、低精度PDF，或各类图片格式、Flash格式的电子图书即可，开发过程较为简单，对团队的协作创新能力要求不高。而多媒体和富媒体数字教材的开发是通过以静态媒体数字教材为主体，集成数字教材构件的方式来完成，除了数字教材主体部分可以从PDF直接转化外，还需要进行资源开发与集成工作。因此，多媒体和富媒体数字教材在内容设计、内容呈现、交互方式和技术架构上都更为复杂，加之其最终的质量须达到科学、合理、稳定的要求，因此提高编辑、教研、技术、内容制作等团队间的协作创新能力非常重要。

　　以凤凰数字教材开发为例，团队的内部人员配置上主要分为核心项目团队（由项目负责人、学科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组成）、学科编辑团队（由各学科组组成，含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制作团队（制作视频、动画等内容素材）、技术研发团队（搭建网络平台、APP等），合作团队主要为数字教材内容编创团队，由纸质教材编写组领衔。各团队之间分工明确、协作有序，共同保证数字教材的研发质量。例如在原型设计与开发阶段，技术研发团队需要全程参与并配合学科编辑，预设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影响点，并及时协调解决;对内容编创团队基于学科特性提出的产品功能和表现需求以及实现的方式进行分析，予以确认是否可行。在此阶段，技术研发团队还需要充分考虑到未来数字教材与其他体系产品在功能、数据、环境等方面的对接问题。在组稿与编辑制作阶段，学科编辑团队需要协调各脚本编创团队、动画制作团队、视频摄制团队、音频录制团队等，进行各类多媒体内容的制作加工、合成上传，并保证其准确性、科学性、艺术性等。此外，学科编辑团队也需要依据不同学科的性质，调整产品设计等。

　　3.开发流程创新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7]数字教材作为教育、出版、技术三者的结合体，要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信息化学习辅助，因而对数字教材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要从课程、教学的视角，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一步扩展，促使数字教材的设计、开发更为科学，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要。比如，数字教材可以依据学生测评的结果给出学习建议，推荐针对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的学习资源。这就对资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资源进行科学分类与标引，使之系列化，具有层次性，才能保证学生在使用时达到效果“增值”的目的。由于数字教材的以上特点，其开发流程也必然区别于传统的编辑工作流程。不同的数字教材研发单位在开发方式与流程上各有特色，本文不展开探讨，但总的来说，都要对数字教材的内容、功能和用户体验重点关注。

　　（三）构建产品生态，打造“纸质+数字+服务”的立体化教材服务体系

　　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要以传统出版为根基。在以传统出版为基点的知识生产与服务的融合发展中，传统教材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不会改变，变革的关键在于运用互联网思维重新定义传统教材的价值，以技术赋能推动传统教材的升级换代，构建融合发展下新形态教材的产品生态，打造“纸质+数字+服务”的立体化教材服务体系，以大数据推动产品生态的建立。

　　1.以纸质教材为基础提供线上增值服务

　　纸质教材具有结构完整、内容严谨、表达规范的优势，在教学活动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但是，传统纸质教材对于学科知识和信息的承载量毕竟有限且单一，无法满足使用者拓展延伸的学习需求，使用者往往想要获得比单一纸质教材更多的信息资源和知识服务。传统教材必须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和信息获取方式，围绕核心知识点及学习路径，研发形式丰富的线上资源，为学生提供增值内容服务。例如，高教社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教材，通过关联大量的演示程序、动漫、微课等动态资源，有效弥补了纸质教材在表现形式上的不足，形成优势互补。[8]

　　2.依托平台开发数字资源及应用，实现覆盖教学全流程的产品服务

　　在传统教学中，教材、教辅、教学材料等必不可少。在信息化环境下，用户仍需要使用这些资源，且需要以适应数字化教学的新形态呈现。因此，出版单位应当围绕数字教材研发优质数字课程内容资源，全方位服务教育教学。单一的数字教材本身功能有限，特别是在基于网络的课堂教学互动、大数据采集与分析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难以支撑教学活动全流程（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的需求，其应用需要功能强大的教育教学平台支撑。这就需要将数字教材的研发技术与教育教学平台的研发技术结合起来，以网络版数字教材为核心，融合教育教学平台、学习终端硬件，形成完整的信息化教学解决方案。基于数字教材，通过对配套数字资源及服务的研发，如学科课程资源、大数据分析系统、课堂应用、区域平台应用、用户角色差异性服务等，形成内容丰富、互动性强、用户体验佳、个性化的网络教育数字融合产品矩阵，进而构建教育融合出版新生态。

　　3.结合地方实际，打造特色教育融合产品

　　由于历史原因及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各学校之间的教学水平差异很大，学生综合素质也参差不齐。与国标教材相比，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更能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有两类：一是根据区域、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以国家课程标准为依据开发的本地化教材。例如，有些学校生源质量很好，参加竞赛的学生较多，就开发出适合竞赛学生使用的教材。有些学校生源质量较差，就需要开发与学生接受能力相匹配的教材。二是结合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编写的专题课程教材。例如，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曾编著了一套《北京市初级中学地方教材（选修）京剧》，在北京市中小学推广使用，以让学生学习京剧中的一些程式化的身段与手势，感受礼仪之美。该教材含有大量插图、唱段，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志愿者对学校老师进行专业培训。出版单位应该重视对地方教材、校本教材中数字资源的配置，开发特色教育融合产品。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勾画出未来教育发展的蓝图，教育出版企业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必须紧随教育发展步伐，依托传统出版优势进行融合发展策略调整，从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变，提供数字教育融合产品及服务，降本增效，实现双效统一。

　　参考文献：

　　[1]康合太，沙沙.数字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14（11）：80-84，100.

　　[2]陈晓光.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编辑，2020（1）：4-9.

　　[3]沙沙.中小学数字教材标准化建设的思考[J].科技与出版，2017（7）：90-93.

　　[4]黄璜.疫情之后，数字教材能否驶入发展“快车道”？[J].出版人，2020（4）：22-24.

　　[5]王志刚.构建以数字教材为内容核心的服務教育新业态[J].科技与出版，2019（11）：12-17.

　　[6]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小学数字教材加工规范：组成要求非书资料：CY/T125—2015[S].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11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EB/OL].（2015-06-26）[2019-12-18].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342/201203/xxgk_133322.html.

　　[8]陈晓光.教育出版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编辑，2020（1）：4-9.

　　（作者单位系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