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1911—2000）作为当代著名学者和编辑家，一直在文史编辑和文史研究的双轨上行走，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位首届韬奋出版奖的获得者集名编辑和名学者于一身，是学者型编辑的代表，又是编辑型学者的典范。作为作者，他一辈子与众多出版社、报刊社打交道，编书撰稿。过去介绍其生平事迹，研究其学术成就，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与《伉俪月刊》的关系。最近因为撰写《中国出版家 周振甫》，在爬梳资料、钩沉历史中发现，周先生与40年代后期沪上的《伉俪月刊》联系十分密切，本文就此做些梳理和探讨。
一、《伉俪月刊》是一份家庭妇女类期刊
就笔者所知，国内学者仅有李频在《大众期刊运作》一书中对《伉俪月刊》有过评介：
正如家庭妇女期刊是大众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期刊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家庭妇女期刊的发展史。1946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伉俪》在中国期刊发展史上应占何地位，或者说是否有其一席之地尚待深究。从其创刊号来看有其一定的鲜明特色。
该刊大32开本，97页，全用楷体字竖排，清新淡雅，偶有黑白精致小题图。作为家庭妇女类杂志，它“激发爱心，宣扬德性，假基督之教旨，阐正义于人伦，理较近于恒情，无过高之陈议”（见《发刊词》），这是其内容特征;从该创刊号的版权页上可以看到，该刊的编辑顾问为严呐厂、俞庆棠，编辑为吴好好。从创刊号所载辅文看，其编辑活动机智灵活，其技巧娴熟非一般半路出家或半生不熟的期刊编辑者所能比拟。[1]
誠如李频所言，《伉俪月刊》是一份提倡基督化家庭生活的杂志。它的创办本身就与教会直接相关，隶属于上海清心堂的伉俪团契。笔者在网上搜到上世纪40年代曾任清心堂执事的郭芝萍所撰《清心堂伉俪团契和伉俪月刊》[2]（下引郭语均出自此文），对刊物的来龙去脉论述甚详。
关于上海清心堂，基本情况如下：原名“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成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不久，美国差会开办清心书院，该堂做礼拜就在书院内，故又称“清心堂”。信徒大多是书院的教职员工、家属和学生。清心堂初创阶段，堂牧由清心书院院长范约翰兼任。1919年，清心堂从清心学校迁出，择地建造新堂，1923年落成。清心堂曾办有清心中学、清心女子中学、圣经学院和普益社。1958年，清心堂成为南市区联合礼拜场所。1979年9月，举行复堂礼拜。1992年，该堂进行大修，同时新建二层楼小礼堂。1994年3月，清心堂被列为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这个清心堂与中国现代出版还真是关系密切，范约翰本人创办过《圣书新报》（1871年）、《小孩月报》（1875年）等刊物。他还在《格致汇编》上发表过科学文章。而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商务印书馆创办人都曾在清心堂所办的学堂读过书。
抗战胜利后，上海清心堂的四大教友组织——益友会、妇女团契、青年团契、伉俪团契——重新活跃起来。当时担任清心堂执事的郭芝萍是个积极分子，她（或他）同时兼任益友会干事，还是伉俪团契的组织者之一。据郭芝萍回忆说：“当时在新闻报馆工作的吴好好先生，找上门与笔者商讨，拟创办《伉俪月刊》。吴好好先生向笔者提出，由于笔者所担任的教会事务已很多，《伉俪月刊》只要求笔者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其他诸如编辑、处理稿件、经济、印刷及发行等一切事务都由他去办理。”刊物意在提倡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创办之时就得到清心堂牧师、众多教友和信徒的支持。“伉俪团契也将《伉俪月刊》当作自己生下的小宝贝，纷纷加以援助及爱护。就这样，在1946年6月，《伉俪月刊》创刊号出版了！”该刊虽与教会息息相关，但其主要内容不是弘法传教，而是家庭生活。首期版权页上的《投稿七件事》有明确昭示：“本刊以家庭实际生活为主，举凡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伉俪生活，恋爱生活，家政治理，儿童抚育，医学常识，宗教修养，各国风俗，各国新著，以及游记，小说，诗歌，小品等，均所欢迎。”这里涉及刊物的内容，也涉及文体形式，更关乎明确的定位和宗旨。
其教化功能定位在“发扬基督化的家庭生活，特别注重婚姻问题，希望伉俪间能激发爱心，培养德性，健全家庭机构，增进夫妻幸福，以理论和现实来作有力的说明和见证。”（见《编后散记》）在杂志中参杂有关基督教文章，这在近代以来的中文期刊中屡见不鲜，但像《伉俪》这样明确提出“发扬基督化的家庭生活”，且运用恰当的编辑手段将基督教义与家庭杂志熔为一炉，在中国期刊史上则不一定多见。
《伉俪》的主题鲜明突出，主体内容为家庭生活。创刊号上发的30篇文章集中在家庭实用知识和情感生活两类。实用性文章主要有《房荒的救星流动金屋》……有关情感生活的文章有《我们俩怎样得到伉俪幸福》《我的太太》……该创刊号中5处补白，4处引用《新约》语录，其中2处有关夫妻家庭生活的则冠名《伉俪信条》。另一处补白内容为当时西方的美女身材标准。[3]
李频认为这本刊物起点很高，在编辑出版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其约稿技巧的高超，辅文处理的细腻，选题设计的精到，都可圈可点。刊物还连载过长篇小说《生死恋》，当时影响很大;特设的《伉俪信箱》，注重加强作者、编者和读者的沟通互动;此外，还有广告专页的设计，也不落俗套。我们现在可以从民国期刊数据库看到该刊从1946年6月创刊号，到1948年10月终刊号的几乎所有内容，感觉它从内容到形式确实是一份难得的家庭生活类优秀期刊，许多东西值得今天的办刊者学习借鉴。
二、《伉俪月刊》编辑吴好好与周振甫
从郭芝萍的回忆文章可知，吴好好自己就是教徒，当时热心参加了清心堂的伉俪团契。而这份高起点、高水平的《伉俪月刊》，从倡导创办，到实际的编辑出版，吴好好居功至伟。郭芝萍写道：
《伉俪月刊》的创始人吴好好（德明）先生，在编辑等方面，是他独自一人支撑的。从组稿、访问、调研、发稿、排版、校对，到付印、联系发行等方面的工作都是他一人唱的“独角戏”，真可谓呕心沥血，劳苦功高。好好先生当时任上海新闻报编辑，常在夜里工作。他牺牲了许许多多白天休息的时间来编辑《伉俪月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忠心耿耿。
但对于吴好好这个现代报刊出版史上被遗忘的编辑家，我们能找到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幸运的是1984年第4期《图书馆杂志》有篇短文，对吴好好的生平事迹有简略介绍：
上海解放初期，在党的关怀下，原《申报》和《新闻报》的部分工作人员，被组织起来兴办上海市新闻图书馆。在筹备建馆期间，曾由吴好好同志担任该馆的总务主任。吴好好是王蘧常教授的高足，与周振甫是同班同学。他通晓俄文，抗战期间，曾在党领导下的《上海周报》等报刊上，以“好好”笔名，译介了当时苏联《真理报》所载抨击日寇与汪伪的大量文章资料。……他参加筹备新闻图书馆担任总务主任时，曾选定馆址在原《大晚报》所属的一幢花园住宅里。不料，当时刚到上海上任的张春桥，正在四处寻觅他的“公馆”，结果被他看中了新闻图书馆的房子，要该馆迁让。吴好好当然不甘屈服，据理力争。结果在张春桥面前碰了个硬钉子。未并转之前，力辞总务主任之职，并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担任教学工作，从此不再写作。……十年动乱中，几乎被置之死地，至今年已七十，大难虽过，却留下一身疾病。[4]
王蘧常教授说起吴好好这段经历及其结果，是用“可怜”二字来形容的。郭芝萍也说吴好好去世前的几年里，病魔缠身，幸亏夫人周瑞霞女士相濡以沫，尽心服侍。而从上面文章的叙述中，我们得以了解到爱国爱教的吴好好与周振甫是无锡国专同学，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周振甫与《伉俪月刊》建立了不同寻常的联系。我们查询相关史料得知，吴多多，本名吴德明，无锡国专第十一届毕业。周振甫是十班的肄业生，时在1932年。谈及周振甫与吴好好的关系，笔者与周老孙子周兄海涛有过微信沟通。
范军：通过“读秀”搜到1946年到1948年《伉俪月刊》上15篇周（振甫）先生文章，创刊号（1946）的《释伉俪》署名周振甫，后面文章均署名“振甫”。读了这些文章，感觉应该是周老的，但关注的主要是社会问题，现实话题，与老人其他文字不同。
周海涛：民国《伉俪月刊》所载文章，可能为我祖父所撰，虽我祖父未言及此事，但据我所知，月刊编辑中有一位祖父生前好友吴好好先生，所以我推测是好友相约写稿。因月刊内容特点，故而写的是社会类文章，大概年轻时撰稿以补贴家用之举吧。
范军：那就对了，挂主编的就是好好。若有好好先生资料可提供。
周海涛：应该是我祖父的同学，但是否是无锡国专的同学还待查。吴老先生与我祖父一直有书信往来，我幼时随祖母去上海旅游，还曾小住他家。
有资料显示，周振甫、吴德明（多多）、卢芷芬等都是无锡国专时期的同窗好友。卢芷芬新中国成立后命运坎坷，先是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到偏远的东北农场，病饿而死，令人扼腕痛惜。周、吴二人大约是在1979年为写纪念卢芷芬的文章，还曾有过专门的书信往来，吴致周信所述卢芷芬事甚详。
那时候办一种刊物，即便是月刊半月刊，常常就是很少的三两个人，有时候专职的就是一个人，而署名所谓“编辑”的，其实就相当于现今的主编了。浩然的《发刊词》中明确说：“伉俪月刊主编者，为余友好好”。吴好好无疑就是《伉俪月刊》名副其实的主编，一个人既要承担《新闻报》的编辑工作，同时把这份月刊办得风生水起。创刊号一炮打响，刊物发行量每月大增，无论在信众中，还是慕道友以及教外人士中，都广受欢迎。国内的新旧订户读者与临时求购的人络绎不绝。到1947年，该刊美国等地也有来信邮购的。而吴好好，正是凭着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在默默付出。他在《我们的奉献》一文中说：“奉献，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也是自身应尽的一种义务！”
三、周振甫刊发在《伉俪月刊》的文章
周振甫1932年入职开明书店，一直工作勤勉敬业，是优秀的编辑;同时好学上进，笔耕不辍，是難得的作者。但全面抗战时期的八年间，留守沪上“孤岛”的文化人都是苦撑苦熬。因当时文网甚严，报刊受限，本来创作高产的周振甫在这期间，总计在《学林》《东方杂志》《中学生》《万象》《民主》几家杂志发表了七八篇文章，大体是每年才一篇，且没有著作出版。而此前的1936年，他就出版了2本个人著作，发表了5篇文章。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中国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人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但国内新的矛盾很快突显出来，内战一触即发。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社会混乱，物价飞涨，普通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周海涛说周振甫先生接受约稿，有“补贴家用”之意，当是很符合那个时期文化人实际情况的。战后，开明书店留守上海的人员和从大后方复员的开明人，又一道重整旗鼓，全面恢复书店业务，各项工作渐入正轨。到1947、1948年，周振甫担任编辑的《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正式出版，更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的《谈艺录》经周振甫之手编校后面世，钱周二人的学术友谊之舟从此起航。
1946年，接受了吴好好的约稿，周振甫自然就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写好每一篇文章，尽管这些内容是他过去很少涉足的领域。翻检《伉俪月刊》两年多的全部刊物，我们查到周振甫共计发文15篇。创刊号上的《释伉俪》，署名为周振甫;此后其他各篇都署名“振甫”。14篇文章标题依次为：《谈美》（1946年第2期），《谈父子》（1946年第3期），《谈中秋节的感想》（1946年第4期），《对双十节的认识》（1946年第5期），《谈再蘸——读木每女士“寄——”》（1946年第6期），《答木每女士并谈龃龉和决裂》（1946年第7期），《怎样迎接未来》（1947年第3期），《从“造命的女孩子”说起》（1947年第10期），《儿童礼赞》（1947年第11期），《谈婚姻的结合》（1948年第1期），《新的企慕》（1948年第8期），《家庭和社会》（1948年第12期），《读<生死恋>》（1948年第12期）。
《伉俪月刊》创刊号的《发刊词》是吴好好约请著名报人、《新闻报》同事浩然所写。而接下来排在头篇的文章就是周振甫的《释伉俪》一文。笔者估摸此文是命题作文，但周振甫写得很认真、很到位。编者说它“是一篇略带些考据性的文字，作者搜集关于伉俪一词的含义和演变迹象，同时附带说明本刊的性质和立场”。（《编后散记》）周振甫从孔夫子说到司马迁，在引经据典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现代“伉俪观”：
伉俪的意义虽同于夫妇，可是伉俪比夫妇更为正确些;因为夫的本义是指男子，妇的本义是指女子服役在做洒扫等工作，没有配偶的意义包括在内，更没有包含平等的意义。可是伉俪就不同了，既有匹配的意义，又有平等的意义，伉俪犹言对等匹敌的配偶，在现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夫妻地位绝对平等的社会里，伉俪的含义，实在最为正确，合于雅正的标准。[5]
主张男女平等，夫妻间互相尊重，和而不同等，彰显出周振甫文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和婚姻观念。他在月刊上还发表多篇关涉恋爱、女子再嫁、父子关系、儿童教育等方面的文章，无不体现出现代性，通达、理性，毫无封建时代的陈腐之气。
周振甫刊于《伉俪月刊》的众多文章中，1948年第12期的《读<生死恋>》无疑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这里还有一段传奇，一则佳话。主编吴好好在读者自由投稿中发现了一个叫方健明的女士（后用笔名“林淑华”）具有写作才华，便登门拜访。当时她既遭新寡，又患了肺病（当时几乎等于绝症），贫病交迫，不知所措。吴好好劝她从事写作，一方面把哀思悲情用文字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也可将文字发表所得稿费用于她自己和两个年幼孩子的最低生活。受此鼓舞，方女士拿起笔写出了感人的故事——一部题为《生死恋》的长篇纪实小说。《伉俪月刊》从1946年第7期到次年第12期，用一年半连载了这部小说。方女士在写作中变得开朗和坚强，身体也慢慢恢复。吴好好又有意识地将整部小说稿打印成书，发行单行本。该书从1948年初版到1950年，3年内再版5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此书还在重印发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周振甫也是积极支持者、参与者。很少为新文学作品撰写评论的周振甫，这次满怀感情地写下了长篇书评，及时刊于《伉俪月刊》。当小说单行本刊印时，周文又是作为辅助文献附于书后，题为《读<生死恋>后》。这位方女士当时一面写作《生死恋》，一面为该刊主持“伉儷信箱”，用笔名“木每女士”主答。周振甫也积极配合这个信箱，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谈再蘸——读木每女士“寄——”》（1946年第6期），《答木每女士并谈龃龉和决裂》（1946年第7期）等文章，密切联系，互促互动，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这或许算是周振甫漫长编辑生涯和写作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但它确实很有意义，不应被人遗忘。这样的个案，其实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3]李频.大众期刊运作[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441-442，442-443.
[2]郭芝萍.清心堂伉俪团契和伉俪月刊[EB/OL].http：//blog.sina.com.cn/u/5561022904.
[4]吴礽六.新闻图书馆与吴好好[J].图书馆杂志，1984（4）：70.
[5]周振甫.释伉俪[J].伉俪月刊，1946（1）：7.
（作者范军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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