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波

　　摘 要：当代职业出版人的发展与成功有着相似之处，著名编辑出版人周百义也不例外。从初入行业到最终成功，周百义热爱并自觉投入出版，始终坚持正确出版导向，打造传世经典，与作者以诚相交，专注专业，并坚持总结与反思，形成了自己的编辑主张，其成长又极具个人色彩。探究周百义成长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对出版常怀敬畏之心，是其能取得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职业出版人 编辑主张 敬畏出版

　　七十年披荆斩棘，七十年风雨兼程。见证新中国七十载峥嵘并与之砥砺奋进的，自然少不了出版人。当我们回望风云激荡的七十年，溯及新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时，那些品种丰富、数量众多的精品佳作，汇作一幅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画卷，真实描绘了出版人成长的历史足迹。也正因为一大批优秀出版人的共同努力，时至今日，我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出版业大国。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出的那些优秀出版人实现职业理想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这其中，作为出版业发展改革的亲历者和践行者，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周百义的成长之路尤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探寻。

　　周百义，河南商城人，当代著名的编辑出版人。他自1987年进入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初审编辑开始，就在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奋楫前行，逐渐成长为地方出版社以及大型出版集团的管理者。作为编辑，他积极策划选题，认真实施与组稿，撰写审读报告、编辑加工，最后成书后，还要撰写书评、编辑手记等，担任了二月河《雍正皇帝》和熊召政《张居正》等优秀图书的责任编辑。作为管理者，“他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实行的很多改革措施和制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在他的领导下，长江文艺出版社从一个地方小社跻身为全国知名强社，出版了众多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图书，如《跨世纪文丛》《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中国作家作品年选》《二月河文集》等。“被业内誉为中国出版的奇迹和神话”[2]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即是由他负责组建的。

　　周百义的出版实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活动，而且在我国出版业企业化、集团化、数字化、融媒体化、国际化等变革浪潮中，经受了检验。在出版企业谋求数字化转型的当下，我们探究周百义的成长路径，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也就具备了相当的现实意义。

　　一、出版是一种自觉的情感追求

　　出版是一个需要靠热情驱动，凭经验和审慎来驾驭方向的行业。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琐碎、为人作嫁的平凡工作，一些编辑总会陷入动摇和彷徨。他们怀疑自己的才能是否能得到发挥，个人价值能否实现。我们不清楚当年走出武汉大学校门、初入出版业的周百义是否也抱持这样的心理，但我们知道的是，在进入武汉大学前他就已经是小有成就的作家，若非后来忙着编辑出版他人的作品，他的文学成果应当会更多。对此，他也曾说过：“热爱文学起步，结果出版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归宿。”[3]

　　对于出版，周百义是一种炽烈的情感追求。他将自己对于文学的热爱全部倾注于文艺出版之中，也正因如此，他能设身处地体味作者写作的甘苦，亦能指出他们作品的得与失。每当自己编辑的优秀作品问世，欣喜之情，不啻于自己创作完成。他殷切地将这些图书送到读者面前，也希望能得到读者良好的反馈。于是，他考虑的永远是如何编好手边的每一册书，如何去挖掘优质的作者资源，以及如何通过自己的工作，使那些寂寂无名的作者精心创作的佳作能广为人知。作家们不能做到的，他通过出版做到了。尽管暂时搁下写作，周百义收获的却是另外一片广阔的天地。

　　丰富的、健康的、高尚的情感，是鼓励我们积极向上的动力。周百义对出版自觉的情感追求和自己的文学经历有关，但归结到根本上，是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与理解。无论是早年的文学创作，还是三十余年的出版工作生涯，无不体现着他对现实与生活的思考，给人以启迪。对于不同时期的成绩，周百义将其归因于尽力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不能自觉投入，也就很难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显然，对于出版工作，我们既需要有既往知识或经历所带来的情感基础，也需要依靠自身自觉的努力去培养和发展，将热爱与责任倾注于工作之中，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出版要有一颗可以传世之心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编辑作为“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4]，更应有“可以传世之心”。周百义认为：“一切的物质财富都会消失，但精神的财富却会流传千古”“一个编辑的使命就是要为后代留下有价值的精神产品”。[5]

　　周百义是这样认为，也同样是这样做的。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两部历史小说二月河《雍正皇帝》和熊召政《张居正》，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获得了多个颇有分量的文学奖项，早已成为了经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港台言情和武侠小说风靡大陆时，他坚持推出了后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文学丰碑”的《跨世纪文丛》，一改严肃文学的颓势。该丛书几乎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一网打尽”，不仅囊括了王蒙、贾平凹、池莉、余华等知名作者，也收录了八九十年代文坛的精锐作家，如迟子建、阿城、林白、残雪、史铁生、张抗抗、梁晓声等。

　　周百义认为：“出版社不仅要出版经典，更要主动‘建构经典。建构经典是作家‘经典化的过程，需要出版单位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发挥主体作用。”[6]他的认识，已不仅仅局限于当下一时，也不仅仅局限于出版工作的各個环节，他倡导的是出版单位要做社会阅读的引领者，在出版好书的同时要让其能广为认知，成为可以传之后世的经典。也正因周百义秉持这样一颗可以传世之心，无论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的图书，还是他管理的出版单位，都获得了双效俱佳的不俗成绩。

　　周百义的成长路径告诉我们，出版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效益的获取，是与那些能传之久远的经典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始终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心中装着作者和读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担负起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中华文化发展新方向的使命，才能为世人留下更多的经典之作。

　　三、以心相交，用专业赢得信任

　　当“一个白白净净的纤瘦青年，拎着个包来南阳”，出现在二月河家门前时，“智慧、执着、精明、善意”的印象就让二月河心生好感。二十多年过去了，周百义留给二月河的“这些基本印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磨愈明”[7]。彼时谁也不曾料到的是，二人的友谊自此建立，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愈加深厚，在出版业内传为佳话。《雍正皇帝》的出版为二人带来了种种荣耀。然而，周百义只身前往河南时，对于是否能拿到书稿，以及出版后的市场情况，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是用自己的真诚换来了书稿，又坚定地走好了之后的每一步，只因不能辜负二月河的信任。

　　《雍正皇帝》在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评论家们太多关注。在周百义看来，一时没能得到圈内人认同以及世人理解的二月河内心是寂寞的。于是，周百义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尽管如同一颗投进大海的石子，没能激起太大的涟漪，但对于寂寞中的二月河来说，多少也带来了一些慰藉。也正因为周百义的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和自己辉煌的出版事业也就此奠定。

　　编辑和作者以诚相待，相互理解，可以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解决出版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二者在共同为人类奉献优秀的精神产品，也互相成为人生路上的挚友。同时，编辑和作者的良好交往，更需要以各自工作的精专为基础：作者为编辑提供高质量的稿件，编辑要在工作中表现专业，这样才能赢得相互的尊重与信任。而编辑工作的专业性，并不仅仅体现于一些编辑加工技巧，还应包括对自己工作以及工作对象的认识。

　　周百义的专业在于他对作家的作品具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得益于他自己的创作经历。此外，从编辑到发行，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小到一本书的广告词，大到行业的现在与将来，他都有着自己的认识。正因如此，他能获得越来越多作者的信任，也就有了后来熊召政烧掉自己写完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的书稿，而按照周百義的建议，重新进行创作。

　　四、笔耕不辍，坚持总结与反思

　　“当个好的社长，能够对出版规律进行总结，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才会让自己的工作做得顺风顺水。”[8]在《周百义文存》一书出版后，二月河在一篇小文中如是说。翻开三卷本《周百义文存》，除了早期创作的小说、散文等作品外，其他的几乎都和出版有关，如各类序跋、编辑手记、图书评论、出版研究论文以及不同时期的工作总结等。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大致窥见他在出版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实践。

　　周百义主要的出版工作都是和文艺作品有关，他在充分调研搜集资料基础上完成的《畅销书出版三十年》《文艺出版三十年关键词》《中国畅销书市场状况的调查与分析》等论文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出版进行了研究，很好地指导了自己的工作。此外，大量的文艺评论写作，让他在时刻关注文艺图书作品的同时，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见解。这也正是其能在激烈竞争的文艺出版中，守正出奇、推陈出新的关键之所在。

　　由于编辑出版历史小说的缘故，他写出了《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孔子〉：井上靖和杨书案审美追求的异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浅谈历史小说〈张居正〉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因文生事，金碧间杂——兼谈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雍正皇帝〉一书编辑谈》等文章，反映出其在历史小说研究上的专业水准和理论功底。长江文艺出版社能成为“历史小说重镇”，就是从周百义这里起步的。

　　此外，周百义对出版的思考还涉及到了产业观察、市场走向、经营管理、出版人才等诸多方面，如《中国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的差距在哪里》《文学出版如何走出低谷》《经济波动对出版产业有何影响》等。尤为难得的是，在《得失三章》一文中，他将自己决策失误较典型的几个例子记录了下来，通过回顾出版流程，梳理归纳教训，总结检视鉴戒，不仅为自己后来的出版工作提供了警示，也为其他出版人的规范运营、防范风险提供了生动而理性的“反面教材”。

　　五、通过实践，形成自己的编辑主张

　　和一些编辑将工作简单化为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和校对等环节不同，周百义通过个人实践形成的编辑主张，蕴含着自己的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使得其能从普通编辑逐渐成长为知名出版人。

　　周百义的编辑主张基于他对出版本质的把握与洞悉。他认为：“编辑作为一种蕴含了极高文化含量又不易被读者察觉的社会工作，中介性质往往被认作为其本质特征。”“而实际上，中介性质只是编辑的特征之一，编辑工作的本质特征在于创造性。”[9]编辑的创造性表现为对文化的策划、对作者和作品的选择等多个方面。跟风炒作、出版同质化，就是缺乏创造性的表现。周百义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即是以拒绝出版平庸之作贯穿始终的。

　　同时，作为出版单位的管理者，周百义的主张又是具有市场性的。他在坚持社会效益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又指出“我们无形的精神追求是附着在可触可感的经济活动上的”。于是，在这一认识下，也就有了后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走出体外，寻求再生”的转制探索。

　　周百义的编辑主张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出版业历经数次转型，他都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时至当下，他对出版界越来越急功近利甚至见利忘义的行为感到担忧，而对于大数据时代下的出版，他又觉得“我们不要盲从和妄自菲薄。我们不要将现象当成了本质，不要将技术武器当成了精神长矛。对于出版而言，要拥抱互联网的春天，插上互联网的翅膀，该转型的可以转型，该融合的就要融合，但该坚守的一定要坚守，不能用眼花缭乱的说辞去代替扎扎实实的耕耘，用碎片化、娱乐化去冒充知识的系统与缜密。”[10]

　　“出版人的精神境界首先来自于对出版业比较深层次的认识。”[11]周百义的编辑主张，基于个人实践，蕴含着对出版的热爱，有着专业的认识，无论对个人，还是后来者，都具备鲜明的指导性。

　　周百义的成功，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从他的成长路径我们也能得到不同的启示。但所有的这些，汇集到一点，那就是他内心深处对出版的敬畏之情。正如他所说：“敬畏出版皆因为这曾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它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也不是一个能带来丰厚利润的行业。但是，它为这个社会架设了通向文明世界的天梯，给这个社会送来了光明和放置灵魂的殿堂。”对于新时代下的出版，“敬畏出版，就是重拾社会对出版人的尊重，就是重新界定中国出版前进的方向”[12]。

　　参考文献：

　　[1]范军，曾建辉.论周百义出版评论活动及特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2]周百义.他们是这样创造出版“神话”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展探源[J].出版科学，2011（6）.

　　[3][5]周百义.周百义文存（第三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516，312.

　　[4]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代发刊词）[J].中国编辑，2002（1）.

　　[6]周百义.出版在经典建构中的作用[J].出版科学，2017（6）.

　　[7][8]二月河.一个作者对编辑的祝福[N].中华读书报，2015-02-11.

　　[9]周百义，芦姗姗.再论编辑对文化资源的再创新[J].出版科学，2010（3）.

　　[10]周百义.融合与坚守[J].出版参考，2017（3）.

　　[11]聂震宁.洞察出版——出版理论与实务论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86.

　　[12]周百义.敬畏出版[J].出版参考，2013（8）.

　　（作者单位系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