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巢峰为代表的辞书编纂前辈身上所体现的“《辞海》精神”说开去，寻绎辞书规划和辞书编纂学进展，辨析辞书强国建设路径，用创新担当的使命意识和科学研究的缜密举措，培育原创精品，创造辞书理想未来。
关键词：辞书 《辞海》与巢峰 中外辞书比较 出版精神
2018年6月，时隔二十多年的中国“优秀出版编辑”再度开评，在十位入选者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巢峰的名字。90高龄的巢老曾参与和具体主持《辞海》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版编纂，担任过《辞海》第一责任编辑，长期领军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担任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等角色。60余年出版历程，涉猎辞书编纂方案、修订原则，以及审稿加工、队伍建设、经营管理，择其理论枢纽所在，他巨细不遗，纲目兼顾，由纪事到评论，再升华为研究，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为我们营造了一座编辑学宝库。
一、全面长远的规划
编纂辞书意在解决普通读者质疑问难的需求，并兼顾各学科固有体系。《辞海》涉及学科100余个，选收单字、词目10余万条，1000余万字。以1979年第三版为例，主编夏征农，副主编16位，编委186位（含主编、副主编，与124位分科主编互有交叉），署名的撰稿和编辑人员更有四五百人之多。几十年《辞海》修订过程中，参与的作者、编辑和出版者不下数千人，很多人都没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出版社如何开展组织工作，巢峰1986年概括出十项主要内容，包括选题确立、体例制定、讨论样稿和定稿、组织编辑加工和印刷等环节。由“三分编写七分组织”的漫谈，到1990年探讨出版组织学，保质、省时、节用、尽才、协调的原则，藉由组织而产生的生产力、管理力、服务力、凝聚力作用，指导辞书编纂尤为奏效。
辞书现状源流了然于胸，得益于比较鉴别的深广视野。巢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撰写“辞书”条目时，分析该词从1915年《辞源》中首次出现，到1936年《辞海》沿用，撷取传统与外国同类书长处，内含词语、概念或独立知识主题等三大板块的结构特点。以辞书科学性而言，巢峰择其主要方面和基本要求胪列为收词合理、定义准确、事实客观、诸说并存。看重辞书的科学性，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共识。1995年，巢峰呼吁将辞书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搭建的理论框架应该容纳收词、释义、体例、检索、组织等诸多门类。例如“战争”定义如何做到全面正确？巢峰选取苏联《军事百科词典》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作参考，总结《辞海》第五、第六版释文走向科学，弥补不足的过程。[1]《辞海》第三版社会学方面只收20余条，与同期西德《社会学词典》总量7500个条目相比，我们研究的落后一望即知。拿台湾版《辞海》来对照，更是随处可见，与他主持《辞海》繁体字版在台湾东华书局出版彼此呼应。
重点书、套系书生产周期跨越五年八年，甚至一二十年都属正常，传世经典很难设想在没有目的和计划条件下完成。中华书局1918年即酝酿编写《辞海》，1928年舒新城主持该项目时，已有初稿数十万字。因为“原稿中已死之旧辞太多，流行之新辞太少”，只能作为参考。1936年之后，相继推出的几个版本《辞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总发行量超过了100万部。巢峰认为每家出版社、各个地区及某一方面，都要有长期出书计划。上海辞书出版社历经21年推出1979年版《辞海》后，又制订了22年的长远选题计划，“文革”前即确定选题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从编写到出版，跨越了21年有余。
二、创新担当的运筹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名实相应的正名，求真斥伪的比对，明所去取的探究，辞书编纂前辈们不甘蹈袭窠臼，敢于面对挑战，契思专注，逾关越碍。1978年编纂新《辞海》最困难的是确立正确指导思想，阻力疑难、尚无结论的问题当头，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领袖、历史人物，苏修、美帝怎么写？在夏征农、罗竹风主持下，巢峰起草了八条39款具体处理意见，大胆否定了许多“左”的提法和观点。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真正的出版精神让《辞海》修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社会学”条的彻底变化：第二版《辞海》把它定义为资产阶级学科，全盘否定。第三版启动伊始，编辑部聘请尚未平反的费孝通担任该学科主编，费老动笔作了颠覆性修改，删去上版批判性语言，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赶写出18个条目，聊备一格。第四版该学科仍在费老主持下，收词增至367条。社会学理论长期以来形成以现代性和现代化研究为己任的知识体系，与改革开放的中国现实桴鼓相应，十几亿人参与伟大社会变革是社会学生长发展的最肥沃土壤，其兴盛昌明自有道理，社会学在中國结出灿烂丰硕果实顺理成章。
从不因循才会爆出创新思维和创获项目。《唐诗鉴赏词典》牵头的“鉴赏词典”系列已近百种，社会反响、市场业绩俱佳背后是上海辞书社调研策划、大胆决策的结果。将典籍名篇的个体审美归纳集中，以“标准化”文史径路提示与“序列化”知识储备呈现给读者，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品牌辞书。[2]上海辞书社除了又创牌子又赚钱的《辞海》外，还有重要的第三类：不（小）创牌子能赚钱的彩图、绘图系列词典，它们对于创牌子来说作用并不很大，但利润却占全社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陆续颁布了作为国家标准的《辞书编纂基本术语》《辞书编纂常用汉字缩略语》《辞书编纂条目XML格式》《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上海辞书社作为主要发起者之一，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国标准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了“基本术语”的起草工作。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上海标准情报研究所共同起草的《辞书编纂符号》获得了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成为出版行业较早通过的国家标准。
编纂辞书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一个有质量的条目远胜于一篇平庸论文。学习、研究与撰写修订密不可分。巢峰身体力行，如此立论，更始终如一付诸实施。1984年上海书展在香港开幕，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在香港举办的首次大型书展，学术活动引人关注。作为社长总编辑的巢峰，其论文《中国辞书事业回顾和展望》广泛发放给各界人士。他总结专科词典释义方法，有十种之多。比较或解剖、抽象或概括、溯源、引证、区分、例举、示意、平衡、分列、简练，谠论良言谏往追来，津逮后学。辞书写作、编辑、出版的逻辑体系中西会通，连贯古今。学人、出版者磨合协作，催促着释义原则、方法和具体内容的更生与丰富。
巢峰力主把辞书的政治性改为思想性，围绕这个把握辞书内容的第一要素，贯彻四个统一，与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完美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辞书达到如此境界，就是最大的成功。记录时代的知识体系，昭示学术引领下的思想文化价值，《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工具书品牌，凝聚着一代代辞书家维新反思、精心培植的智慧。美国巴德学院学者高哲一在《创制〈辞海〉：中华书局与中国现代语言与思潮的产生》一文中，比较过《牛津英语词典》与《辞海》对于文化塑造的相似作用，“《牛津英语词典》编辑者在收录哪些词语以及词條释义方面做出了至关重要的抉择，可以说是对英语这种语言进行的筛选与分类。同样的，《辞海》通过确定使用或不使用某个术语及以特定形式界定术语的方式巩固了现代汉语的词语体系”。《牛津英语词典》历代主编，都有意通过编纂词典来影响当代与未来语言使用，从中生发出来的语言思想和英语研究方法，对于英语在当今世界语言圈居于领先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牛津英语词典》本身，已变成国家的符号和民族的象征。《辞海》通过收集、定义、解释新词和翻译词构建了新时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激发了中国20世纪最主要的语言变革之一。[3]辞书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最重要工具，未来更可能成为“百事通”和“百事帮”，作为国家文化的标志，在语言认知、学术进益和文化涵养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解剖纠错的路径
辞书质量再高，也难免错误和不足。一部辞书问世行销之日，即其内容陈旧老化之时，规模大、影响好的辞书每隔五年、十年左右必经一次修订，此乃辞书出版的规律。经典辞书的一个个修订版本，已然化作一座座文化里程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海辞书出版社创办《辞海通讯》《辞书研究》，襟怀坦荡，搭建挑毛病、查问题、提建议的平台，意在反省自身，成为辞书界的舆论阵地和学术论坛，帮助辞书业掌握质量保证和控制关。陈增杰作为刊物聘任了十几年的特约撰稿人，曾发表文章检点鉴赏辞典的基本特性和功能，认为其突出阅读而非查验等特征不符合辞书要求。刘玉柱和孙柏录合著的《〈辞海〉（第六版）指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这一年，辞海编纂处着手准备2019年出版的第七版《辞海》，收集资料的同时，对第六版《辞海》大部分学科进行解剖，当年即完成解剖报告80份之多。
粗枝大叶的作风，以偏概全的成见，特定上层建筑的影响，针对上述不一而足的原因，巢峰从1983年起陆续以《辞书记失》为题发表剖析文章，列举分析流行辞书中的失误实例，大到人民、社会的难于定义，小到南昌起义领导者排列次序，立足准确周详的前提，剔抉磨勘。三十年过去，集多年所得共143篇诊疗毛病的论札出版，20余万字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独创一格，短小犀利，教训经验公之于众，金针度人。严谨负责的编者、学者莫不如此，著名语言学家、《现代汉语词典》后期主编丁声树1978年在研讨会上的讲话，指出“现汉”中“皮里阳秋”的注有毛病，《辞海》引《淮南子》的注出处不对，重在强调学习，对派往华东、中南、西北调研的三组同志直言“真诚学习，多讲我们走过的弯路、不足之处”。[4]原稿问题，加工过程中的漏洞，当时思想认识的局限，凡此种种冗余不当或负面信息，不是做简单或专题的质检、审读和校勘，而是解剖作答，矫正纠谬，精炼更新，修改补遗，把研究笔墨灌注到出版全局，切磋琢磨，判别高下，研核是非，补缀成篇，“朝冠挂了方无事，却爱山僧百衲衣”，如同张元济主持编校、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意在纠正殿版《二十四史》“检稽之略、修订之歧、纂辑之疏、删窜之误、校刻之疏忽”五大失误。显微望远、洞见清明的《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一样会成为辞书行当的难得善本。从知识论探究辞书生命力所在，自我约束、行己有耻的古训同样赢得了共鸣。“我们应当做的是放弃终极知识源泉的观念，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5]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辞书界剽窃、拼凑之风甚嚣尘上，巢峰亮剑“评劣”的武器，力斩胡编滥制、跟风抄袭的邪气，不惮繁难，匡正时弊，追剿以炮制辞书作为谋利出名工具，全不计及社会效果的冒牌专家，夺取了打假批劣“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勾勒未来的辞书理想境界，面对造假制劣、失范无序如何治理净化？重拳出击，激浊扬清，巢峰提出的五条措施果决奏捷：建立健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机制;评优的同时，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加强法制建设;加强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6]实现大中小型专科辞书、引进外国辞书与中国特色辞书有机组合，衔接有序，在规模体系上长短相宜，避免重复分散，减少浪费“撞车”。巢峰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最为看重制订和落实出版规划。他强调图书是完全的商品，并不否定其特殊性，尤其重视遵循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有机结合而成的图书，才能完成阵地意识与市场意识有机结合的使命。大发展、不成熟、有滞胀的图书市场，需要深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违法违纪违规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应统筹兼顾。[7]辞书事业的健康之路，须臾不能离开这一指针。辞书出版准入制、辞书编辑培训颁发上岗证，他的诸多具体建议已上升为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措施。
以学养作底蕴的职业精神，成就了巢峰辞书编纂思想的理性光芒，正确的路径是范式规律，是学说理论，也是工作方法，既满贮内在动力，又走向多元开放。正确、正常的程序形成了规范，规范既是评价辞书所依据的绳墨基准，又是辞书编纂有序前行的情势推力。“规范化的影响能力，影响未来用法的能力，是标准描写词典的基本特点。”巢峰抓住了辞书编纂的这一根本所在，善兼美具，生命聚焉。纠错评价、提升完善作为辞书作者编者看家本领，由个人走向大众，从孤军作战变成团队的共同奋斗，孕育着沟通聚合的蓬勃生机，众源方式调动参与者创意能力，拓展为辞书组织一种全新模式。巢峰在辞书编纂中坚持问难和对比，追踪前沿，跨越中西，其突破可圈可点。正如1936年陆费逵在《辞海·编印缘起》中提及“所以费时而难成者，厥有五因”，选词、解释、引书篇名、标点、校印，克服了这些困难，就成为《辞海》的特点或曰成就。
巢峰曾经连用五个“严”字并概括成严肃认真一句话，作为《辞海》精神的具体体现，他认为治错与治社的根本之道都来源于此。刘杲1996年为巢峰《出版论稿》第二版作序，更是把《辞海》精神彰显为实际上是辞书编纂出版过程应当坚持和发扬的基本精神。深谋远虑的前辈对辞书出版根本的揣摩践行，光前裕后，让我们见识了文化盛举的高原，并眺望到名篇佳作的高峰。
参考文献：
[1]巢峰.辞书记失：一百四十三个是与非[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262-264.
[2]陈昕.出版忆往[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220-222.
[3]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83，40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2，18.
[5]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2.
[6]巢峰.出版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365-368.
[7]巢峰.政治经济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244-249.
（作者单位系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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