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

　　

　　我坐在一个有嘀咕声的会场的最后一排看书，一张大脸凑过来，问：“看什么书？”我答：“房向东新著《儒林内史》。”顿了片刻，对方说：“有东西，好看。”我扭头看他，疑惑：是说《儒林内史》，还是房向东的其他书？

　　这位方头大脸、福相满溢的同道，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副主编，读书甚广，嗜书如命，性直有智。虽说我是《儒林内史》抢先一步的读者，他却看过其中的某些篇章。

　　“有东西，好看。”这五字，朴素简练，如佛家之禅语，也如金圣叹之妙点，道出了房向东先生文章内质的丰赡和叙述的多姿。有时候，几个字的评论是胜过千言万语之大论的。读罢《儒林内史》，从被它深深吸引的沉浸中抬起头来，我试图找寻新的词语来概括我的感受，找来找去还是觉得这五字评点颇为准确、到位。

　　一、《儒林内史》里有什么东西？

　　有对出版业这一“儒林”小世界的冷眼观察和本真描摹。集中于“人”——在出版业的“人”或“人”在出版业——的身上和心上，既展现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活跃与热闹的情状，也探入一类人风雅也鄙俗的精神世界，勾画出他们的灵魂来。所以这本不厚的书拥有了可供多重阐释的指向，它是社会学的，又是人类学的，当然也是人性学和文学的。

　　24个微型小说或短篇小说构成此书，而一个名叫方仁尧的出版人出现在所有故事里，他像一根结实的绳子串起了24个故事。单篇看，各自独立成文，整体看，彼此相连成为一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单篇看，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灵的人物和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整体看，看到的是一个世界，一个出版业的小世界，它的运行体制，人事关系，风雅斯文，以及粗野恶浊。这种串珠似的小说作法由来已久，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即为两位大师用这种方法写出的两部著名的经典之作，前者写于上世纪50年代，后者写于80年代。所以，当作者和专家分别在后记和序中争辩《儒林内史》是笔记小说还是短篇小说时，我是把《儒林内史》当小长篇来看待的，因为那位真正的主人公方仁尧在这部书里，经历了一个从二十出头的文学青年到即将退休的出版老汉的全部成长和命运，而这正是长篇小说的品性。

　　《儒林内史》里还有人情世故和勾心斗角。《正高职称》里，即将退休的资深编辑茅国富想评正高，社长米丰怕茅国富评上后延迟退休而挡了自己的正高路，找各种理由搪塞茅，茅明知实情，但出于世故，不敢顶撞，当面哈哈，心里大骂。茅找副局长投诉得到解决，可参评，社长米丰反过来，说是自己为他的事找副局长解决了。茅国富氣炸了，“他真想告诉他，你可真会演戏啊”，但“末了，还是强忍了”，并在心里说“何必呢”。——怕事而忍，为面子而忍，人情也;行动上斗，心里头斗，世故也。其中的明来暗往、面里露笑、心里使刀的无奈和悲哀，被作者迂回的情节和愠怒的笔法写得入木三分。

　　有揭露揭示和官场现形。《拆墙记》和《局长传奇》等讽刺出版小官僚的推诿作风、嘲讽领导扭曲的政绩观和畸形的个人权力欲和享乐欲。作者毫不隐晦、毫不留情、毫不示弱地呈现和批评，这种直面社会暗黑角落的写作勇气在今天已如稀土金属一样稀缺。

　　有感伤悲悯和人性探幽。《儒林内史》中写了较多的“硬”故事——那种直面问题、揭去伪装的故事，如《拆墙记》《局长传奇》《拉票》等，读来解渴也解恨;但更多的是一些“软”故事——那些被感伤悲悯等情绪和情感氤氲笼罩的故事，以及探入人性深处网罗到爱恨、悲喜、真伪等相互交织、混沌莫辩的人性故事，这些故事耐人寻味，给人触动和思考。比如《“老夫子”》《“吴打杂”》《有棱有角的人》《“学霸”》《烟盒》《“林局长”》《朱晨花》等，它们是这部书里高光亮度的好作品。写它们时，可以看出作者情感丰沛、思绪复杂：有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位前任局长的公子“林局长”，不学无术，爱虚荣，占小便宜，喜剧的笔法，却是悲哀的情感;有时平静叙述，却感伤满怀——那位被称为“老夫子”的贾集之，知识分子的酸劲儿直冒，但是个好人。那位有棱有角的谢伏龙，总是敢说敢为，真实率性有追求，辞职北上之后，作者暗自叹息：“也许我们可以成为最可展现灵魂中美好一面的朋友”，“不免耿耿”，感伤无比;有时渐行渐远，终究理解谅解——那位文学青年的知己随着职位高升而不可一世的朱晨花，最后也在寻找一条回归路，这种变化让作者感叹时光的魔力：晨花秋霜，往事茫茫，人生沧桑，朝如青丝暮成雪啊……

　　二、作品的文学性或文学气

　　其实，这所谓的“有东西”里，最重要的是有使文学之为文学的那种东西，使“事”（故事和人物）上升为“艺”（艺术）的那种东西，可以理解为文学性或文学气。

　　所谓的文学性，按照福克纳的说法，是“占据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少了这些永恒的真情实感，少了文学性，“我们写的爱情只是情欲;我们写的失败里没有失去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写的胜利里没有希望;我们的悲伤不带普遍性，没留下任何伤痕;我们描写的不是人的灵魂而是人的内分泌”。

　　如此来看，《儒林内史》中《“老夫子”》《“吴打杂”》《有棱有角的人》《“学霸”》《烟盒》《“林局长”》《朱晨花》等，这些篇幅并不长、故事并不复杂的作品却拥有突出的文学性或文学气。

　　比如受到读者称颂的《烟盒》。小说写只有小学文化、在出版社仓库工作的巫仁厚，靠能来事儿、圆润，一步一步混成了出版社的副社长，堪称出版界奇迹。巫仁厚很鬼灵，兜里常揣着两包中华，一包是真中华，一包是中华烟盒装着廉价烟，见到大小领导，呈上真中华，自己抽有着中华烟盒的非中华，很有面子。升到发行部主任后，时而真中华，时而假中华，最后非中华不抽了。升为副社长后的近几年，反腐败力度大了，巫仁厚的兜里又出现了两包烟，真万宝路和假万宝路，上级领导来时，他呈上真万宝路，以示清廉，自己独自享用时抽万宝路烟盒里装的软中华。

　　应该说，这个故事很精彩了，但如果仅仅如此写下来，只在真假烟盒上做文章，虽然也成功塑造了巫仁厚这样一个一心往上爬的两面派人物，但这个故事的文学性会大打折扣。房向东先生在这个故事中浓墨重彩地加了一个细节，巫仁厚借用公家的三菱吉普衣锦还乡之后，巫感激司机递上了中华烟，在为司机点烟时，巫仁厚立即将烟从司机嘴上扯下，扔到车窗外，忙憨笑着解释，拿错了拿错了，从另一只口袋掏出真中华为司机点上。这一细节，将一个简单的巫仁厚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巫仁厚，他虽虚荣、向上爬，但他还憨傻、可爱，这一属于文学的细节，为这个故事插上了文学想象的翅膀，更加隽永幽深，耐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