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健

　　摘 要：本文通过对“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学科入选国家级出版资助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认为中医药学术出版呈现出高水平项目爆发式增长、中药学和民族医学成为热点、地方科技类出版单位参与度高等显著特点，其成因在于中医药发展迎来最好机遇期、国家对科技出版投入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力度加强等;同时文章也指出中医药的学术出版存在整体水平不够高、与临床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其原因在于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出版单位急功近利、专业编辑人才匮乏等;并对“十四五”及今后中医药学术出版的重点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学术出版 “十三五” 中医药 国家出版基金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中医学与中药学”是我国现有的62个一级学科之一，包括了中医学、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医学、中药学、其他等5个二级学科。本文所称的“中医药”，其学科内涵对应于一级学科“中医学与中药学”。中医药学术出版因兼具科技和传统文化出版的属性，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出版板块之一。本文对“十三五”时期我国中医药学术出版的现状、特点、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十四五”时期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

　　“十三五”时期能代表中医药学术出版最高水平的项目，主要包括“十三五”重点出版物规划、国家出版基金、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以下简称“科技基金”）、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以下简称“古籍项目”）的列选项目，这四类也是被列入中宣部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中赋分的项目。由于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本身没有资金支持，大多会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列选国家出版基金和古籍项目获取资金支持，且部分规划项目存在未能最终立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后三类资助项目作为分析的主要依据。

　　一、“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学术出版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我们统计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上述三种国家级出版资助项目的资料，资料来源为相关基金管理部门的官网。其中：国家出版基金数据统计年度为2016-2020年;科技基金、古籍项目数据统计年度为2015-2019年（2020年项目评审尚未结束）。

　　（一）中医药学术出版的特点

　　1.高水平出版项目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国家出版基金主要资助对象为优秀公益性出版物，坚持“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优秀文化，推动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宗旨，列选项目无疑代表了各学科的国家水平。“十三五”期间入选该基金的医药卫生类项目总计202项，其中中医药类101项（占比50%），西医药类101项（占比50%），完美呈现了“中西医并重”的格局。而在“十二五”期间，医药卫生类项目总计为94项，其中中医药类34项（占比36%），西医药类60项（占比64%）。与“十二五”期间项目相比，数量增长率为297%。“十三五”期间年均中医药类项目数超过20个。

　　“十三五”时期科技基金项目中，医药卫生类总计153项，其中中医药类57项。“十二五”时期（2010-2014年数据），医药卫生类项目总计87项，其中中医药类19项。与“十二五”期间项目相比，项目数量增长率为300%。

　　“十三五”时期古籍项目总计492项，其中中医药类项目38项，占比为7.7%。“十二五”时期（2010-2014年数据），古籍项目总计474项，其中中医药类项目25项，占比为5.3%。与“十二五”期间项目相比，数量增长率达到152%。

　　上述196个出版项目代表了“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学术出版的最高水平。

　　2.中药学和民族医学成为學术出版热点

　　“十三五”时期国家出版基金的101个项目中，中医学类45项，中药学类28项，民族医学26项，中西医结合2项。 “中医学”作为最大的二级学科，涵盖了中医基础和临床的所有学科以及针灸、推拿、文献等19个三级学科，可见其项目总数虽大但集中度反而很低;反观二级学科“中药学”（下涵9个专业面窄的三级学科）、“民族医学”（无三级学科）领域则项目集中度非常高，项目占比分别达到27.7%和25.7%，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出版热点。中药学项目中有10项直接冠名为“中国中药资源大典”，这些项目均呈现出体量大、延续性强的突出特点。民族医学方面，既包括了医药理论体系相对较为完备的藏、蒙、维、傣等民族医学项目，也包含了回、壮、羌、黎、畲、彝、侗等其他7个少数民族医学项目，“十二五”时期的同类项目仅包括藏、蒙、维、回、朝、白等6个少数民族医学项目，“十三五”时期项目覆盖面有了很大的拓展。

　　“十三五”时期科技基金的57个中医药类项目中，中医学类项目34项，中药类项目19项，民族医学类1项，中西医结合类3项。中药学项目仍然保持了非常高的数量占比（33.3%），而民族医学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也提示民族医学类项目在科技基金中广阔的发展空间。

　　3.地方科技社积极参与并逐渐成长为主力军

　　“十三五”时期承担国家出版基金101个中医药类项目的出版单位达42家，以国家级医学专业出版社（占比22%）、地方科技类出版社（占比67%）为主力军。以入选项目数排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0项）、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9.5项，合报项目各计0.5个）、广东科技出版社（8.5项）分居前三位。

　　“十三五”时期承担科技基金57个中医药类项目的出版单位共13家，项目的集中度与国家出版基金明显不同。国家级医学专业出版社（占比54%）、地方科技类出版社（占比46%）为主力军。以入选项目数排序，人民卫生出版社（21项）、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2项）、科学出版社（8项）分居前三位;三家出版社的入选项目数占比达72%。

　　“十三五”时期古籍项目的38个中医药类项目中，承担的出版单位共19家。中医古籍出版社作为专业古籍类出版社占比达26%，地方科技类出版社的项目占比达47%。以入选项目数排序，中医古籍出版社（10项）、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7项）、人民卫生出版社（2项）分居前三位。

　　从以上项目的入选数量分析，地方科技社总数为111项，占比为56.3%，成为中医药学术出版的主力军。

　　（二）成因分析

　　1.中医药学术发展迎来最好的机遇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事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进行布局。作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利好政策的加持下，中医药事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016年2月国务院制定《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对振兴发展中医药、服务健康中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201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实施，这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具体部署。

　　民族医学同样迎来了发展机遇。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各少数民族地区也把发展民族医药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因此民族医药的研究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据对1986-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民族医药项目的统计，其申请数量和资助数量增长速度在 2011年之后显著提高，其中蒙、维、藏族医药每年的資助项目数大多数在10项以上;壮、苗、傣、土家族等民族医药项目申请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侗、黎、回、彝、朝、苗、畲族医药项目申请与资助数量也不断增加。[1]

　　2.国家对科技出版的重视和投入持续加大

　　以国家出版基金为例，其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从2007年设立至今，国家出版基金已利用49.2亿元中央财政资金，遴选资助了50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据统计，在国家出版基金2009-2019年立项的项目中，科技类项目历年平均占比为21.5%，仅次于“主题出版”及“文化建设和传承”类而居第三位。[2]在我国出版领域的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选中，科技图书获奖占比为27.23%，在8个类别中仅略低于社科类图书。[3]根据对科技部官网数据的统计，最近五年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累计资助的项目高达959项。

　　3.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力度的加强

　　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体系中，“重点项目”和“奖项荣誉”是关键得分点，也是出版单位硬实力的体现。对于科技出版单位而言，重点项目的主要来源就是国家出版基金和科技基金。另一方面，科技出版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国家级资金的资助使得原本难以赢利的科技专著，基本消除了出版单位前期资金投入的压力和风险;加上此类图书重价值而形成的相对“自由”的定价机制，以及相对固定（虽是窄众）的刚性需求，其赢利能力不容小觑。

　　正是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具备医学出版资质的专业科技单位，特别是地方科技出版社，立足自身的专业优势——医学出版资质和专业编辑队伍，借助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中药资源和少数民族医药资源，有效整合省区相关资源，坚持特色化中医药学术出版道路，取得实效。

　　二、“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学术出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数据统计上看，“十三五”时期国家对科技出版尤其是中医药学术出版的扶持力度很大;但另一方面，从中医药学术领域来看，真正能引领和代表中医药学术发展水平的“高峰”之作并不多见，对行业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一）从科技出版的角度看整体学术性有待加强

　　一是存在明显的各学科领域学术出版的不平衡。如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医学”学科领域，鲜有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之作;中医临床对于急危重症、慢病、难治病等的系统性、特色性诊疗手段，大多以名老中医个人经验的形式呈现;对于历代经方、名方的解读、应用和开发的创新性论著不多;对于最先走向世界的针灸疗法，缺乏对其优势病种的更深层次的机制探讨、诊疗方案标准等高水平专著。在中西医结合医学领域，学术专著的出版成果更是寥寥。

　　二是在“热点”领域内专著出版水平参差不齐。在“中药学”和“民族医学”领域，目前的出版成果也更多体现在文献的整理、资源的整合等基础性研究方面。“民族医学”领域，由于民族医药“多而散”“秘而隐”的特点，除藏、蒙、维、傣族外，很多民族医药理论体系尚不完善，甚至有些民族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并无文本记载，仅以口传身教形式传承，导致其整体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民族医药研究方向和手段的单一性、水平的差异性，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三是在古医籍整理方面重复出版现象并不鲜见。这种现象在古籍项目和民族医学项目中更为突出。“低水平重复校注在当前中医古籍整理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包括版本选择不当、既有成果重视不够、知识结构缺陷等原因，导致选目重复和整理粗劣等突出问题。[4]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医古籍出版的一个“顽疾”。通过对“十三五”时期各类古籍项目的分析看，上述问题或多或少也是存在的。在民族医学项目中，由于各少数民族现存古医籍相对较少，也存在过度“消费”民族医药典籍、低水平重复出版的现象。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创新性成果缺乏。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研究存在方法选择不恰当、研究实施与质量控制不到位、成果转化应用不足等突出问题。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医药自身特点，又能被国际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方法体系成为当务之急。[5]这些问题，导致中医药学术出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部分出版单位选题立项“贪大求全”，急功近利。在社会效益考核的巨大压力下，有的出版单位为完成考核目标，争取更大的资金支持，会在原有项目基础上，通过“拉大旗”“注水”等方式，拼凑出“大而全”的项目，以加大冲击各类资金的砝码，很多项目只是各类文献的汇编、影印，研究著述性内容很少，国家出版基金曾多次明确提出严控此类项目申报的要求。

　　（二）从医学出版的角度看临床实用性有待提升

　　一是中医药临床研究类学术出版水平不高。尤其是在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临床诊疗、临床研究类重大学术出版项目缺乏，中医临床类项目更多集中在以国医大师为代表的个人临床经验的总结、地域性医学流派古医籍的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方面。相对而言，科技基金由于本身资助额度的限制（每个项目不超过10万元），且无申报数量的限制，更能吸引那些“小而精”“专而特”的科技专著申报，其中医药类项目呈现出学科覆盖面广、专题研究深入、贴近临床实践等显著特点。

　　二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跟中医临床实践脱节明显。自“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成立以来的近40年间，在古籍文献的校勘、标点与注释，辑佚、今译、汇编、考证、辞释及数据库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中医古籍与文史哲类古籍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中医古籍最终是要体现在“用”上，这种实用价值就是对临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体现这一价值应该是中医古籍整理的重点所在，核心所在，所有整理方法都应为体现这一价值服务”。[6]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意义之所在。

　　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真正规范开展中医药临床研究的时间尚短，缺乏临床研究方法的系统培训和成熟的研究平台，从研究设计、实施到结果报告，不规范、不严谨问题仍十分严峻。临床研究结果如何在临床实践中转化应用，如何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进而提高临床疗效仍存在挑战，中医药临床研究亟待突破。[7]

　　另一方面，中医药专业编辑队伍建设滞后也是重要原因。与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和质量相比，我国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明显滞后。据统计，2009-2017年间我国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比例仅为 5.9%，其人才短缺情况可见一斑。[5]中医药专业编辑也面临同样的状况，而中医药出版的科技和传统文化双重属性对编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针对中医药专业编辑的专业素养、文化传播、国际交流等能力的培养和培训势在必行。

　　三、“十四五”及今后中医药学术出版的趋势探讨

　　总体而言，在“十四五”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医药的政策红利都将持续发挥效益，大投入下的产出效益也将日益显现，加上对新冠肺炎疫情化危为机的把握，中医药的学术发展、学术出版乃至走向世界，都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笔者认为以下趋势和方向更值得出版人关注。

　　1.确立中医药临床优势病种的系列成果

　　《“健康中国2030”規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而核心的服务能力还是在于临床疗效。可以预见，在纲要中“实施中医临床优势培育工程，强化中医药防治优势病种研究”的政策指引下，中医药优势病种的研究会更加深入，范围会进一步拓展。

　　2.反映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科学证据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基础，也是当前迫切需要突破的技术瓶颈。循证医学可为中医药疗效评价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证据，循证医学与中医药学在实践中从碰撞走向融合，产生了循证中医药学。[8]2019年3月，全球首个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可以预见，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将成为中医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3.见证“后疫情时代”的突破性学术发展

　　此次中医药全面参与国内外新冠肺炎的诊疗，显示出独特的疗效，极大地增强了国内外对中医药的认知和认同，增强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今后几年在中医药疫病相关古籍的深度整理、挖掘及应用，中医疫病治验的总结和提炼，中医急症医学的发展，以“三方三药”为引领的经典名方临床应用研究，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等方面，将有望产出一批学术出版精品。

　　4.展现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全方位成果

　　随着普查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学术出版物作为普查成果的重要展现形式之一，将加速推进我国中药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在充分发挥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民族药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用药安全性、药材资源利用、民族医学知识的系统整理与挖掘等，都将成为民族医药学术出版的重要方向。

　　5.加速中医药“走出去”

　　中医药正面临走向世界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一方面应加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建设的进程，另一方面应通过临床疗效和实验结果推动各国从法律上认可中医药。可以预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传统医学领域的合作有望成为热点，版权输出加速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力度将继续加大。

　　中医药学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过的历史和文化，堪称世界医学史之奇迹;而中医药生生不息的根源，就在其确切的疗效。在当前的哲学、思维、文化、语境下，中医药的发展面临诸多障碍。幸运的是，党和政府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毫不动摇地为中医药的发展赋能，此次疫情也为中医药登上世界舞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唯有通过“疗效”这块试金石的检验，中医药的生命力才能得以延续，这也正是中医药学术出版的“累土”;有了这个基础，才有可能筑就中医药学术出版的“九层之台”。

　　参考文献：

　　[1]朱田田，刘学伟等.1986—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民族医药领域资助情况分析[J].中国中药杂志，2019，44（13）：2886-2892.

　　[2]吴明华.科技出版为助力科技强国发挥重要作用[J].出版参考，2019（10）：5-8.

　　[3]吴明华.重点科技出版项目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策略[J].出版发行研究，2019，（11）：50-55.

　　[4]王尊旺.中医古籍重复整理问题刍议[J].中医文献杂志，2017，（3）：29-32

　　[5]郭清.我国近十年来中医药发展状况与趋势分析[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3（10）：1045-1051.

　　[6]谷建军，李成文.从整理国故论当代中医古籍整理方法的深化[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1（6）：459-463

　　[7]张晓雨，商洪才.近十年国内中医药临床研究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中医杂志，2018，59（21）：1808-1811

　　[8]张俊华，孙鑫等.循证中医药学的现在和未来[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9，19（5）：515-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