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西

　　每年，日本都要举办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韩国也要举办首尔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日韩之外的出版人的感觉中，因为出版实力的差异，一般认为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然而，在韩国出版人看来却并非如此：在韩国“主场”办展不仅后者强于前者，即使是到日本“客场”参展后者也不弱于前者。韩国与日本PK翻译图书，“战火连年”，就是典型的例子。

　　100种译作和100种原作

　　长期以来，与韩国其他行业同日本其他行业“叫板”类似，韩国出版界也总是喜欢与日本出版界“过不去”。

　　2012年终于有了机会。在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韩国作为“主宾国”，在向世界全面展示韩国出版成就的同时，另外独出心裁地推出了“日韩出版交流展”。

　　在此之前，韩日两国出版界商定，“韩日两国各挑选50种翻译图书同台参展”。这里所谓的“翻译图书”，是指“在韩国从日语翻译成韩语（朝鲜语）的图书；在日本从韩语翻译成日语的图书”。翻译图书的起止时间，“从1980年至2010年”。在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的大韩“主宾”国展台上，双方除了各摆放50种翻译图书以外，还必须各把50种原版图书摆放其间，即100种翻译图书配以100种原版图书。被挑选的图书，必须是“在海内外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特别是在日韩读者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图书”。

　　其实，最初在酝酿PK翻译图书这件事上，日方是不太热情且颇多顾虑的。在日方决定由韩方充当2012年度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以后，韩方非常冲动，认为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围绕参展，新奇的方案一个接一个的推出，比如“笑谈唱和一万里”的方案，比如“韩国世界遗产记录”的方案，比如“追寻韩国美原型”的方案，等等。但是，在拟定“日韩出版交流展”方案的时候，却出现不小波折，因为实施这个方案离不开日方的配合。

　　第一，在名称上就争持不下。本来，在日本办展，冠以“日韩出版交流展”是顺理成章的，但韩方要求把“韩”放在“日”之前，即“韩日出版交流展”，借以突出韩国。但日方坚决不同意，日方称地处东京，无论如何对日本出版界来说是“东道主”，对韩国出版界而言只是“客人”，“主宾”不等于“主人”，不能因为当了“主宾国”，就要反客为主吧！第二，在挑选翻译图书的起止时间上费了周折。韩方建议“从1945年至2010年”，日方拒绝了。表面上拒绝的理由是，像1945年至1950年，日本出版业处于百废待举、重新起步的阶段，引进、翻译并出版包括韩国图书在内的外国图书少之又少。而实际上不能说出的拒绝理由是，在以往的历史上a，韩国是“受害者”，日本是“压迫者”，只要提到过去，舆论一般总是同情“受害者”而谴责“压迫者”的。日方认为，时间跨度越长，出现麻烦的可能性就越大；时间跨度越短，出现麻烦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定下折衷方案——推选“从1980年至2010年”的翻译图书参展。第三，在挑选翻译图书的种类上意见相左。开始，韩方提出种类不限，哪怕是50种翻译图书出自50个种类，1个种类就选1本书呢！日方既然在“挑选时间”上已经从60多年限制到30年之内，那么在“种类”上也要加以限制，所以没有同意韩方的建议。最终，确定了从“文学”“儿童”“教养”“实用”“漫画”“历史·社会”这六个“远离政治”的种类中推选翻译图书。第四，在挑选翻译图书的标准上出现分歧。围绕挑选翻译图书，韩日双方推举各自的专家，共同组成了“参展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平衡了双方的质疑。第五，在挑选翻译图书的数量上意见不统一。日本每年出版七八万种图书，韩国每年从日本引进七八千种图书，韩国可挑选的余地很大。韩国每年出版三四万种图书，日本每年从韩国引进的图书不过一两百种，日本可挑选的余地很小。再加上日本坚持只在六个种类中挑选，可挑选的余地就更小。这样，日方就坚持每个种类挑选的翻译图书数量双方最好对等或尽可能接近。韩方在表示同意的前提下，也提出了“宁缺勿滥”的原则——无论哪个种类，实在挑不出好书，那就空缺，不强求完全对等；哪个种类好书多，也可以适当多选，只要不突破50种的上限。

　　之后，在“参展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日韩两国专家的努力下，参加PK的翻译图书挑选出来——“文学”类：日译韩的图书为23种、韩译日的图书为24种；“儿童”类：日译韩的图书为8种、韩译日的图书为7种；“教养”类：日译韩的图书为9种、韩译日的图书空缺；“历史·社会”类：日译韩的图书空缺、韩译日的图书为17种；“实用”类：日译韩的图书为5种、韩译日的图书为1种；“漫画”类：日译韩的图书为5种、韩译日的图书为1种。

　　在2012年当时的书展现场，除了摆放了100种翻译图书和与之对应的100种原版图书以外，还摆放了参观者可以随意取走的名为《日韩出版交流展：韩国人选择的日本图书、日本人选择的韩国图书》的“目录”。这个“目录”，既有100种翻译图书的书名、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内容简介，又有100种原版图书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内容简介，还有介绍日韩两国翻译出版历史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时间跨度，是从1945年至2010年。

　　日译韩50种+韩译日50种

　　在韩国一方挑选的50种日译韩的图书中，“文学”类有《心》《罗生门·鼻·芋粥》《冰点》《窗边的小豆豆》《万延元年的橄榄球》《点与线》《罗马人物物语》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原版诞生地的日本还是在翻译之地的韩国，都是早有定评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森》和《1Q84》入选是在意料中的事情，这位连续几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被日本出版界视为“衣食父母”、“摇钱树”的泰斗级作者，在韩国也是众望所归。此外，日本当代作家的其他代表人物比如江国香织、吉本ばなな、奥田英朗、柳美里、东野圭吾、宫部みゆき、十仁成、小川洋子等的作品也都有入选。很有点搞笑的是，当年意外登上日本畅销书排行榜的《小说恶心》，在韩国也粉丝无数，韩国读者看了“都觉得开心”，居然进入了50种日译韩的图书行列！

　　日本的“儿童”类图书向来受到韩国的欢迎。“儿童”类的日译韩图书，韩方挑选的有《银河铁道之夜》《ヒョコタン的山羊》《兔子的眼睛》等经典作品。另外，佐野洋子、田岛征三、多田ヒロシ、森绘都、林明子等日本当代著名儿童作家的作品也都有入选。与此相对，韩国的“儿童”类图书在日本大众读者尤其是在少年儿童读者中影响很小，有知名度、叫得响的儿童作品几乎没有，但是，有些韩国儿童作品在韩国小学校和广大的韩国家庭却很有名气，所以，日方是在韩方的建议不如说是指导下，才挑出了7种韩译日的图书。

　　在“教养”类方面，韩方挑选的日译韩图书很有意思，值得玩味。比如立花隆的《我正在阅读这样的书》、柄谷行人的《近代文学的终结》、姜尚中的《苦恼力》、宫崎正胜的《早知道的世界史》、安藤忠雄的《斋藤孝的大白话！世界史》和《家的1969年-1996年（住宅体系）》、江本胜的《水知道回答问题》、松下幸之助的《开辟道路》、软银独立创作公司的《软银的新30年业务》（软银是日本的一家大型银行，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中国银行——编译者注）等。日方感叹，在“教养”类翻译图书方面，从韩语翻译成日语的为空缺，虽然从日语翻译成韩语的很多，即便仅仅确定可以挑选9种，但从韩方挑选的日译韩图书来看，却涉及了文学、历史、能源、电子、金融以及个人修养等6个领域。

　　在“实用”类方面，表现出韩国图书市场与日本图书市场同步发展的迹象。也就是说，在日本畅销的实用书，在韩国也同样畅销；在日本排名前列的畅销实用书，几乎全部被韩国“收入囊中”。在日译韩的实用书中，韩方挑选了《用100天时间把自己变成“潮型人”的方法》《必须年满20岁才能做的50件事情》《不思考的练习》《脑内革命》《“空腹”会使人健康》等。

　　在“历史·社会”类韩译日图书方面，日方首先挑选了在韩国大名鼎鼎的金东椿的3部著作：《白凡逸志》《金大中自叙传》《朝鲜战争的社会史》；之后依次是法顶的《一无所有》、金兰都的《来自苦难的青春》、李御宁的《パク·チソン自传》和《“压缩”志向的日本人》等。这些书在韩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在日本学术界影响也不小。在日本各地的公立图书馆，这些书都可以查找到。

　　在“漫画”类方面，韩国可挑选的范围非常大。日本每年出版漫画图书八九千种，韩国每年至少引进其中的五六千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每年出版漫画书一两千种，日本每年从韩国引进的漫画书寥寥无几，甚至有些年代在这方面的版权贸易量为个位数。所以，韩方挑选了日译韩的《翼龙武士（完全版）》《SLAMDUNK》《著名侦探柯南》《神之雫》和《蜡笔小新》等5种，而日本则只挑选了韩译日的《食客》1种。

　　日韩谁能一马当先？

　　2012年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日韩翻译图书的PK，投票权交给了现场的读者以及不在现场的读者。

　　由于考虑到日本人中精通韩语的读者有限、韩国人中精通日语的读者有限、日韩之外的外国人既精通日语又精通韩语的读者有限；考虑到无论哪国读者即便是两种语言都精通、但不从事专门研究、往往不会既读原作又读译作，而从“信、达、雅”的角度去评价翻译图书的内容，就必须阅读原作和译作，这就需要时间，所以，在那本英日韩三语对照的《日韩出版交流展：韩国人选择的日本图书、日本人选择的韩国图书》的“目录”上，特意刊登了“参展翻译图书选定委员会”即日韩双方共用的电子邮箱。“目录”说，有兴趣的读者不仅可以现场投票，也可以之后通过电子邮箱投票，还可以把PK的信息传递给其他不在现场的读者，使之参与进来。PK结果将在2014年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时公布。

　　PK结果虽然还不得而知，但让日韩出版界始料不及的是，参加PK的100种图书，无论是原作还是译作，市场行情大都再度提升，有的重印，有的再版，销量有了新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