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伟成，1999生，甘肃武威人，西藏大学2021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郭中华，1979生，甘肃庆阳人，西藏大学2021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颜亮，1983生，甘肃兰州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在站博士后，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化、人类学、数字人文。
摘?? 要：在结构主义视域下，文学是由众多构素构拟的锁链，基于生存构序点之上的文学关系构式，在文学的生产创序过程中呈整体性和共时性的特征。以神话和民歌为主要表象的藏族古典文学在其生产筑模过程中，格式塔式地从形式概念和塑形范式中体现结构主义的两大构镜基点。在结构主义视域下，文学是由众多构素构拟的锁链，基于生存构序点之上的文学关系构式，在文学的生产创序过程中呈整体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藏族神话和民歌通过具体的实践，历史性地构成了特定文化存在层系中人和社会存在的矢量有序性，在藏族神话和民歌自身逻辑的生产创序中，其文学样式、构序基础和话语塑形都表现为不同时期同样生存方式的布展建构。
关键词：结构主义;藏族神话民歌;汉藏文学交融;文学话语体系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肇始于十九世纪，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创立并运用在了语言学领域，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1945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 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类和人类学》一文，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科的，推动了结构主义的深入发展，使结构主义在数学、哲学、艺术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中的运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在众多学科的研究中“结构是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尽管他们是有多样性的”，即结构主义是隐藏在文化具象表征背后的普遍性存在，结构主义的理论逻辑的外在镜像通过具体的文化表象投射出来，建构起不同学科领域的思想构镜。“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①，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多样的，有文学、建筑、哲学、观念、制度等传统形态，也有媒体、互联网、大数据、“云+”、人工智能等新兴形态，然而在传统与新兴文化形态、各文化形态之间、个文化形态内部中，都是由不同的文化构件和子项沿着特定的逻辑轨道进行运演和建构的关系构式，其文化既成中的人与物、物与物，人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系列及重构再生产是结构主义进行解构和建构的重要逻辑支点。文学是文化的一种现象，是以文字或语言为中介来表现客观世界和主体认识的重要手段，是由本体的孕育、产生、发展、成熟等文学历程，载体、体裁、内容等文学表现以及受众、地域、时代、理念等文学环境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元素及逻辑构素建构的。首先，在以文学为表征的结构主义逻辑中，除了对文学的子项构素的分析外，要更加注意文学的整体性和同时性的运演，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的表征整体，其各子项构素都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要放在特定的逻辑关系网中筑模，即要看到逻辑中整体的优先性。其次，文学是在各子项构素的建构下产生的，其中各子项构素间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其在现象上看是共时的，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诸成分的序列。
藏族古典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成长过程中，其自身的内部的运演发展与外在的情景统摄构序了藏族古典文学的编码秩序。作为中华传统文学重要子项的藏族古典文学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其蕴含在深层逻辑之下的文化关系构式是建构中国文学话语和塑形当代文学的重要路径。
一、运演与表征：藏族神话和民歌的生成创序
藏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青藏高原和环青藏高原地区，其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的一个农业部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塑形了藏族古典文学的筑模存在，悠久的歷史和优秀的传统成为了座架在藏族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上的逻辑凸状。“文学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早出现的文学形态是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以歌谣的形式同舞乐相关联，呈现出文学的原始面貌。原始歌谣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民歌，民歌的产生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除了简单的娱乐作用之外，民歌还具有教育、传承、交际等功能，直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对于促进区域间文化交流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藏族对民歌统称为“鲁谐”，由于“鲁谐”的流行地区、演唱方式、表达内容、形式结构的不同，以及是否配以乐舞的差异，使得“鲁谐”在藏语中的含义及表达的形式都不同。“‘鲁’是多段回环对应体，每首数段，以三段最常见。‘谐’是四句六言体，每首四句。‘谐’载歌载舞，‘鲁’只唱不舞”①“‘鲁’多是徒歌，不伴以身体动作，因而节奏较自由，常用散板，音区较高，曲调华丽。‘鲁’类民歌包括‘哩鲁’ ‘昌鲁’等类别，大多是独唱和对唱。‘谐’类民歌包括‘菜谐’ ‘果谐’ ‘昌谐’ ‘巴谐’ ‘堆谢’等品种，大多为舞曲。”②“鲁”和“谐”所本身代表的意义以及所传达的含义如音区、曲调等的不同使得“鲁谐”的概念比较丰富，鲁谐在演唱过程中感情比较充沛，题材广泛、内容形式多种多样，按其结构和形式表达，可分为“鲁体”民歌、“谐体”民歌、和“自由体”民歌三大类。鲁体民歌（又称“古鲁”）是西藏民歌最早的一种形式，其在古藏文典籍中多有记载，其句式一般字数不等。但以二到五字最常见，其格律表现在段与段、句与句、停顿之间都有稳定的程式，节奏上基本都含有对仗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前数段是比兴，最后一段是本意，回环排比，反复咏叹。”③这种格律在11世纪的《米拉日巴道歌》等文本中均有体现，在今甘肃、青海、四川藏区的“鲁”“卓”“拉伊”，云南藏区的“擦拉”以及西藏部分地区的“郭儿谐”都属于鲁体民歌的支类，鲁体民歌又可以按其表达的方式和内容分为“拉鲁（山歌）”和“卓鲁（牧歌）”两类。“谐体”民歌一般每首四句，也有六句、八句，均属于偶句，每句六个音节，分三顿，每顿两个音节，不讲究押韵，“有的通篇用比喻，有的通篇用直陈;也有两句用喻、两句指实。”①这种格律在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所写的《情歌》中就有体现，今西藏、甘肃、四川部分区域的“谐”，四川德格地区的“古儿姆”以及云南中甸的“日玛”等都属于“谐体”民歌的支类。若按其流行地区划分，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有“堆谐”、昌都以东的藏区有“康谐”以及以巴塘弦子为主要演奏工具的“巴谐”。若按其形式与内容划分，有专在仪式上的颂歌“谐青”、有劳动时的“勒谐”、有圆圈舞“果谐”、铃鼓舞中唱的歌“惹谐”、酒歌“酉仓谐”、箭歌“达谐”等类型。藏族“鲁谐”，曲调悠长、节奏自由、音域宽广，运用比兴的手法和简练的语言，主要表达了对山川河流的热爱和对男女恋情的赞美。
除了原始的歌谣之外，藏族文学的另一源头就是神话，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期先民在同自然的斗争中总是处于劣势，又加之先民们对神秘自然的恐惧、崇拜，所以先民们急需一种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来帮助，这时，神话的产生便满足了原始先民的这种精神需求，青藏高原又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一点从而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马克思看来“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不自觉地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集体的口头描述和解释。”藏族神话是藏族先民意识的一个集合体，是藏族先民对于宇宙、社会、自然的思考和探索，并结合自己的想象力产生的对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实体的理解，反映了藏族先民的精神意识和思想心理。藏族是个多神话的民族，其神话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古代生产劳动神话三种。创世神话是先民最早的宇宙观，主要用此解释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和诞生，藏族的创世神话被称为“世巴塔义”“意为创世传文。内容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及毁灭，生成、生命起源等，基本包括了人类先民对大自然的全部认识过程。”②在“世巴塔义”中藏族先民认为，世界的运演是由风、火、水三者促成的，而构成世界的物质有四种即水、火、土、风，体现了藏族先民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起源神话，即物种神话，藏族先民认为，藏族的祖先起源于“观世音菩萨从心间化现出一只名叫菩提心的猴子（猕猴禅师）搌去雪域修行。当时，那里的岩洞中居住着圣度母所化现的罗刹女，每天前来向菩提心猴求情，希望能与他结合。菩提心猴想到自己是一位受戒的修行者而拒绝罗刹女的求婚，但罗刹女以死相威胁，迫使菩提心猴答应结婚。无奈菩提心猴征得观世音菩萨的同意，与罗刹女结婚.生下六只猴崽”。③“猕猴变人”说在藏族《松赞干布遗训》（《柱问史》）、《西藏王臣记》《红史》《贤者喜宴》等诸多典籍中均有记载，也暗含了藏族关于人“猿——类人猿——人”比较科学的进化过程。生产劳动神话，即在生产劳动生活中，藏族先民有关野兽驯养、农业种植和改造自然的传说。如神话故事《七兄弟造房屋》，讲述了被格萨尔王打败的妖魔鬼怪化身风暴，常常袭扰高原，人们苦风暴久矣，后来，有七个兄弟为人们修了三层楼的房子，一层养牲畜，二层人居住，三层晒粮食、修佛堂。从此之后，人们再也不怕风暴的侵袭了，天上的神仙们听说了此事，纷纷邀请七兄弟去天上修建房屋宫殿。所以，一到夜晚，人们便可以看到天上的七颗星星，那是七兄弟在盖房子呢。这则神话故事，一方面赞美了改善人民居住环境的建筑能手，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解释了北斗七星的来历。藏族神话故事以奇妙的想象和丰富的联想塑造了原始先民在与自然斗争过程中涌现的典型，通过不同的神话典型，反映了藏族先民改造自然、认识世界的美好愿望。
二、模式与特征：文学秩序质性情景的营构
以民歌和神话为基始的藏族古典文学有着其独特的历史特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先民们在对自然无法解释时，遂以自己主观的理解来建构对世界的认识，把自然界或者早期人类世界的某些特殊现象塑形在某个人或物上面，先民是想通过对这个特定实体的形象化塑形，来达到自己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目的，于是神话作为一种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文学艺术形式成为了先民们理解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社会某些特殊形态的关键性路径。藏族神话故事的形成和发展是座架在藏族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思维运演上的，其在漫长历史维度的运演过程中，藏族神话建构的关系构式表现出了不同的逻辑凸状。首先，藏族神话在逻辑塑形过程中，统摄了藏民族在远古社会的各种生存生活信息，从“观世音用粮食哺育，……尾巴才慢慢消失”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先民们从爬行进化到直立，以及使用粮食的生存生活情景。透過这则神话故事的表层现象我们可以知道，神话是当时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对象化投射，社会存在是其投射的逻辑支点，通过对藏族神话故事中历代强暴性语境的分析抽剥，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原始先民生存发展的凸状显现。其次，藏族神话故事的生成运演基本是根植于青藏高原独特地理环境的土壤，在此现实存在基础上产生的藏族神话，必然先天性的带有浓郁的高原色彩，从《青稞种子的来源》的神话故事中，能发现“青稞”“阿初王子”“糌粑”“神狗”等具有高原色彩的神话构素，藏族神话系统与其他神话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具有独特的高原象征色彩，这也是藏族神话独特且耀眼的地方。第三，藏族神话故事想象力丰富，富有奇妙的联想，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丰富的想象力几乎是所有神话的共同特点，也是神话发展繁荣的基始性条件，在藏族神话故事中，具有奇特想象的地方就在于喜欢采用“人+非人”的模式，在这里的“人”指的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具有‘人’形态的‘非人’”，而“非人”主要是指牦牛、猴、马等频繁出场的动物和其他超出自然人范畴的“人”，如藏族神话故事中藏民族起源于“神猴+罗刹女”、色安布小伙从小鸟那儿收到了山神儿子带来的信提出要把山神的女儿嫁给他的“人+狮子”“人+蛇”和“人+野牦牛”等是藏族神话故事中的构序凸状和表征符号。最后，藏族神话中在艺术表达方面，手法多样、语言质朴，在神话故事《马和野马本是一家》中，写牛状马，细腻生动，在语言表达方面，调换词语、循环往复，写得极具画面感。在藏族神话故事中诸如此类的艺术表达还有正面描写、侧面描写、顺序、倒叙、象征、烘托等手法的运用比比皆是。藏族神话独特的筑模凸状使其具有指涉性的价值意义。首先，在藏族神话中充满幻想联想，但其描写绝非描神画鬼，而是把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中难以理解的地方通过主观塑形建构联系起来，构建起先民们原始朴素的认知观。其次，通过对神话这叙事路径的建构，体现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等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在对未知领域尤其是人类生存领域的探索过程中，劳动是其重点关注的核心大棒，在对劳动生产等神话故事的塑形中，蕴含着劳动的生活气息，体现出了藏族先民对劳动的重视和热爱。在藏族神话故事中，除了以劳动为主的构序设定之外，还体现了藏族先民们与自然斗争和与自然和谐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的关系是藏族神话隐凹性的特点之一。藏族先民们在古老的青藏高原上，为了生存繁衍而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让自然条件为我性的为自己服务，但这种开发是座架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的，是秩序化的开发。
民歌的形成与运演是与神话同时发生或晚于神话，民歌的产生同发展同神话有着深层逻辑上的延续性或者关联性，民歌生成语境中的重要图解之一就是神话，民歌也是神话叙事符号的重要演征场所。“民歌是指每个民族在古代或者近代时期创作的带有自己民族风格特色的歌曲，是每个民族劳动人民的传统歌曲。”民歌大多是某个地区或者国家人民中流行或流传地带有本地区地域特色的歌谣，是本地区人民的思想感情、观念想法、愿望意志的外在符号表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藏族民歌是藏族古典文学的又一重要逻辑支点，其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艺术性是塑形藏族与古典文学的重要理论构径。通过对藏族民歌内在逻辑链接与外层存在方式的双重图解，就可以透射出藏民族的社会历史、时代生活、风土人情及文化艺术的基本运演状况。早在藏文字诞生之前，民歌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就已经在人民中流传了，其传唱的内容不仅有加工过的神话故事，也有人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从发现的藏文文献中看，古代藏民族在交流过程中，常以民歌作为其表达方式。藏族民歌在其历史维度的运演过程中呈现出艺术表现手法和话语逻辑方面的表征凸状。首先，藏族民歌的产生发展与藏民族的社会生活有着直接紧密地联系，民歌的核心意义就是对人民社会生活的情景投射，是一种对存在社会的变形和转喻。如藏族民歌《挤牛奶就要这样挤》，这首民歌主要流传于牧区，真实地反映了牧区牧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象征劳动建构游牧部落的生活意义情景。其次，藏族民歌是藏民族集体的智慧结晶，其生产创序的逻辑基础便是广泛的群众参与。藏族民歌在传唱过程中，大多不知道其作者是谁，而其在流传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接受人民群众的建构塑形，这种建构塑形是非暴力性的，是人民群众不自觉地参与。最后，藏族民歌的音乐形式简明朴实、生动灵活，内在情感真挚恳切，藏族酒歌是藏民族在喝酒、敬酒时的唱奏的歌曲小调，歌词如“好酒你来喝，酒歌我来唱，酒和酒歌，都没有停下的时候。”简洁明快，感情真挚，平易近人。藏族民歌是特定的符号有序列构成的差异性价值，在其逻辑构序中，表现出了特有的符号表征。首先，藏族民歌在常用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人民群众在民歌的塑形过程中，依据自我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标准，在民歌中为我性地运用了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其次，与神话呈逻辑上沿续性的民歌在艺术表达方面，多用想象、联想，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抒发劳动人民强烈的感情。最后，藏族民歌，还有语言洗练、清新脱俗，声音浑厚悠长、曲调悠扬自由、衬词丰富等诸多逻辑凸状。
三、价值与功能：建构文学话语与新塑形的入序
神话和民歌作为藏族古典文学的滥觞，为藏族文学的话语建构和表现方式提供了直接的逻辑来源，也是藏族文学有序链接的理论支援背景。神话和民歌中的艺术表现理论凸点和生产编码所需的素材构件以及历史维度中的思维话语都对当代藏族文学的生产筑模有着重要的路径意义。藏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子项，也是中国文学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空间中就与中原汉地文学等广泛交流、相互影响，以文学的路径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语境，在文学的逻辑演进中实现社会历史存在的缘起。
（一）当代藏族文学塑形规训
作为藏族文学的滥觞，神话与民歌对藏族古典文学的创序建构有着基始性的影响，神话和民歌中的思维逻辑理论都对藏族其他文学的符码规划起着指涉性的作用，不仅对藏族古典文学中的传说、史诗、戏剧、小说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藏族当代文学的构镜发展有结构性意义。藏族当代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统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民族文学，西藏当代文学的产生是深受新中国成立、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民主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影响，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主要理论来源的，然而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受藏族古典文学述行的影响，其中的模式解读、逻辑平移、表现设定都矢量地影响着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将藏族当代文学推进历史性的存在构镜突变。首先，藏族神话和民歌中的故事为藏族现代文学的生产创序提供了素材构件，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可以将传统的神话和民歌素材运用在现代的故事叙事当中，或将传统的神话故事再解读、再阐释，用当代人的思维逻辑视角来书写传统的文学样式。其次，诸如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手法等藏族神话和民歌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手法，为传统的文学叙事奠定基础，藏族当代文学的创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现实感与玄妙魔幻的表现手法。第三，藏族神话民歌中，反映或透露社会现实与人内心中的理性精神和情感张力也被藏族现当代文学增殖性地继承了下来。在藏族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多表达个人或本民族精神文化深处的情感，反映作家在人生遭遇挫折或面对社会急速转型时内心复杂的情感以及部分冲破藩篱、弘扬自我的内容，这些都可以在藏族神话民歌中找到他们的逻辑缘起。最后，藏族古典文学中的格律、格言、韵律等，都在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有所体现，藏族当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中均不同程度地借鉴，使藏族当代文学在古典与现代中真正找到了平衡，是座架在古典文学传统之上的藏族现当代文学能焕发新的生机。
（二）中国文学话语与文学体系的构拟
藏族古典文学中的神话与民歌除了其高原民族性之外，其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子项，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表现方式，其中的理论逻辑凸状与艺术表现路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构镜的有着建构性的话语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学创作呈现一种西方新文学思潮“秀”的局面，但却纷纷好景不长，很快便消寂下去了，这种文学景象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创作主体没有找到适合自己文学创作的土壤。近代以来，文学作家极力从传统之外寻找创作焦点，导致文学创作的情况时好时坏，以至于后来文学的“泛滥”。然而，以藏族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掘却呈现出滞后性和阴凹性，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诸如藏族古典文学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可以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藏族神话和民歌为代表的藏族古典文学中的艺术表现方式、理论逻辑思维、叙事书写模式以及规训构序素材都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参考支点。在中国文学话语方面，随着目前我国对外的交流愈加持续深入，中国在国际上扮演著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国际交流中牢牢掌握住话语权。就文学来说，构建我国的强有力的文学话语必须重视开发我国各种、各类、各民族的文学，丰富中国文学的形态，积极汲取各少数民族文学在艺术创作方面的营养，增强我国文学话语的表达力和说服力，构建起中国特色文学话语体系。
（三）汉藏文学的交融整合
以神话和民歌为代表的藏族古典文学在其生成运演过程中，始终与周边地域尤其是汉地产生了持续、广泛、深入的交流，使汉藏文学在塑形过程中呈现同构性和同质性的特征，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说明汉藏民族的共同体事实。在云南香格里拉地区，有一则关于女娲的藏族神话故事“讲述的是：女娲用泥土造出人以后，……娃娃们长大后……洪水泛滥时，她又忙着去补天。……女娲正在着急的时候，大虾鱼咬断自己的四只脚，让她拿去补天，才把洪水堵住。……后人为了纪念她，专门建造一座女娲宫。”①。在甘肃青海藏区的神话中还有关于“斯巴”形成的问答歌《斯巴宰牛歌》，其讲述了牛头、牛尾等形成了大自然的山川草木，这与汉民族神话《夸父逐日》中夸父死后化身于山河林木的故事有着相同的叙事手法。还有流传于藏文化腹地那曲地区的神话故事“七个太阳”，这与汉民族“后羿射日”神话故事中的九个太阳的说法有着某种相似性，都是讲述了先民们曾经遭受过的自然灾害，藏族神话讲在七个太阳的照耀下，晒裂的碎石与海水融合后有了土，在长出花草树木，而汉民族则讲后羿拿箭射剩一个太阳，于是花草树木生焉。女娲造人、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的神话明显是汉地的神话故事，但在青藏高原腹地或者环青藏高原地区中流行与汉地神话故事相似或富含汉文化元素的神话故事，表明汉藏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的局面，其在文学方面就体现在汉地文学吸纳藏族文化，丰富自身内容，又回向传播、扩散影响藏族文学的运演，而藏族文学在汉地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牵引下，广泛吸收汉地文学的经验内容，为其自身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结语
在结构主义视域下，文学是由众多构素构拟的锁链，基于生存构序点之上的文学关系构式，在文学的生产创序过程中呈整体性和共时性的特征。以神话和民歌为主要表象的藏族古典文学在其生产筑模过程中，格式塔式地从形式概念和塑形范式中体现结构主义的两大构镜基点。藏族神话和民歌通过具体的实践历史性地构成了特定文化存在层系中人和社会存在的矢量有序性，在藏族神话和民歌自身逻辑的生产创序中，其文学样式、构序基础和话语塑形都表现为不同时期同样生存方式的布展建构。汉藏文学在历史维度中的运演互鉴形成了不同基镜的交叉关注点，使汉藏文学的日常表述和宏大叙事呈同构性的交流交融。藏族古典文学不能孤立地去祛续解构，而是以文化总体的整合视角来解蔽其隐性话语构序和凸状表现方式，要把藏族古典文学从凝固化的现形式向现代话语场式转换，凸显其价值功能的现实感。通过对藏族古典文学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律的构序和场景的转喻，使中国文学的文学生态渐续解殖，构拟中国特色的文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国文学信仰的共同体意识与认同。
编辑导语：
《结构主义视域下》：作者以结构主交的分析方法，对藏族的神话民歌进行分析，繼而提出了中原文学与藏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对于铸牢中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