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间的事情，有时真的没有什么定势， 你一心等待的，反倒渐行渐远，你无意追求的，却不期而至。
1978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县委组织部长把电话打到太平公社，指名要找我。他告诉我：“州委已决定调你到州委办公室工作，任副主任;你交接一下工作， 月底前去报到。”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一下子愣住了，好一会没有回过神来。当时的心情，可以說是又惊又喜！
消息很快在同事中传开了，同志们既为我的升迁感到高兴，又舍不得我离开太平， 因为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从正科级到副处级，虽然不是什么破格提拔，但从公社直接调州委工作，却是很少有的。熟悉我的人说，这是因为我年轻（当年刚好 30 岁），有文化（昆一中高中毕业），所以得到了州委的重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情节。那就是，1976 年 10 月下旬，楚雄州委在大姚县盐丰公社（现今的石羊镇）召开全州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布置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会议期间，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 使参会的基层干部欣喜若狂。但是，由于政治大气候使然，与会者的喜悦之情无法得以表达。
可是，正义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就在所有的内容几乎全是“学习小靳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诗歌朗诵会上，我却登台朗诵了一首即兴而作的《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诗。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赢得了与会者的赞许，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这次登台，想不到竟然成为我崭露头角的一次机会。
1978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州委办公室给县里打来电话，叫我做好准备，次日来车接我去报到。提起这次赴任，还颇具一些传奇色彩。
那天上午，一辆北京吉普停在我们村口。那年头，一个县只有两辆北京吉普车，全州也不会超过 50 辆。塔山村第一次开来了小汽车， 乡亲们都觉得很新奇， 纷纷围来观看， 同时也是为我送行。
车子的提前到来，使我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前一天才洗的衣服还没有晾干，只好在院子里烧了一堆火来烘烤。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了四年公社书记的我，只有一套没有补丁的换洗衣服！
所带行李简单极了：一套铺盖，一套换洗衣服，一个脸盆，一把铁壳水壶;令今人不可思议是，还带上了一把锄头。因为那时参加劳动是每个干部天经地义的必修课。
上任两个月后，即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从而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在州委办公室整整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中国发生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三年。人们一旦冲破禁锢思想的樊笼，就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大力量。大江南北，春潮涌动;全国上下，万马奔腾，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到来了 ！
人生难有几回搏。有幸的是，我在一个重要的岗位上，参与了、见证了这一改变中国农村命运的伟大变革。
1978 年 10 月至 1981 年 12 月，我先后任州委办公室副主任、州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同时兼做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秘书，他无论开会下乡，还是调研考察，我基本上是全程陪同，形影不离。
在这三年里，全州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等重大工作。与此同时，余活力同志还以极大的勇气和精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楚雄州的包产到户走在了全省的前头。我作为州委副秘书长兼州委书记秘书，参与了全州推行包产到户的全过程。
1979 年的夏，地处山区的南华县五街公社草花塘生产队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这是全州乃至全省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方。这年的 11 月下旬，我陪同余活力同志到南华县五街公社调研，发现这一情况后，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回楚雄后，立即安排我同邵长鲸同志 （ 时任州农办主任 ） 到草花塘调查。
调查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草花塘的“责任地”是怎样搞起来的》的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草花塘包产到户的基本做法和显著 效果。12 月初，州委办公室以《情况反映》印发了这一调查报告，使包产到户从秘密走 向公开，不仅在全州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 起其它地州和新闻媒体的关注。1980 年 1 月11 日，新华社的内参登了这一调查报告的主 要内容。由此，拉开了全州乃至全省实行包 产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序幕。
继草花塘之后，禄丰县土官公社有 56 个生产队于 1979 年的秋收后，也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1980 年春，余活力同志亲自到土官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包产到户不仅地广人稀的贫困山区可以搞，人口集中、条件较好的坝区也可以搞。”
1980 年的春天，乍暖还寒。二十多年来“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影响还根深蒂固，广大干部对包产到户还顾虑重重。“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担心还比较普遍。社会上对包产到户的非议和责难还占上风。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 三、四月，余活力同志用大部分时间到全州各县调研。认真总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 旗帜鲜明地推行包产到户。
1981 年 7 月上旬，余活力同志陪同省委书记安平生到姚安县仁和公社关家生产队调研。之后，由我写了一篇《大包干带来了大变化》的调查报告，经余活力同志审定后上报省委。
安平生同志对这一调查报告十分重视， 亲笔作了 800 余字的重要批示，除了在 10 月24 日的《云南日报》头版头条登载外，又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为参阅材料印发。这对楚雄州推行包产到户是个有力的支持。
在这段极不平凡的日子里，余活力同志所到之处都有我的身影。余活力同志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折服了我。
由于我自幼在农村长大，又是从生产队大队公社一步一步上来，对农村情况是熟悉的，尤其是对农村“一大二公”和“大锅饭” 的经营体制有着切肤之痛，深切了解农民对实行包产到户的迫切要求。因此，余活力同志义无反顾地推行包产到户的举措，我是由衷地拥护，积极地落实。
我的责任不仅要把州委主要领导指导性很强的意见用文字的东西反映出来，还要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写的关于农村改革的报道和文章，在《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就登载了 7 篇。其中，一篇由时任省委书记安平生作了重要批示;两篇由报社配发了社论，一篇配发了短评。
三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我来说，却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三年; 也是投身改革增长才干的三年。正是这三年的实践，为今后担当重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
当代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要紧处往往只有几步。”我从州委办公室主任调任楚雄县委书记，就是我人生道路上很要紧的一步。
1981 年 12 月 30 日，州第二次党代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州委书记余活力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前几天召开的州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楚雄县委书记赵家栋同志已被选为州检察长。州委研究决定，派你去担任楚雄县委书记，已报省委组织部。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待省委组织部同意后，就去上任。”
当时，我感到很突然。我说：“我年纪轻，又没有在县里工作的经验;楚雄是个大县，担子重，恐怕胜任不了。”
余活力同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 ：“年纪轻是个优势，对年轻干部就是要压担子，好钢是炼出来的， 好马是骑出来的。你生产队、大队、公社都在过，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 但没有在县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过，还要补上这一课。楚雄县的工作难度比其他县是要大， 但就在州委的眼皮底下，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及时请示汇报，我和州委的其他领导会支持你工作的。”这番谆谆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
1982 年 2 月初，分管干部工作的州委副书记张国模同志把我送到了楚雄县委会，我带着州委领导的殷切期望走马上任了。
楚雄县是州府所在地的一个大县，无论地域、人口、经济总量都居全州之首。33 岁出任一个大县的县委书记，这在二十世纪 50年代并不稀罕，但在80 年代初却是很少见的。这不仅在州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几个月后，《云南日报》还以《楚雄州委重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为题作了报道。这对我来说，既是动力又是压力。
“当人们刚刚跨入新的里程，开始一种新的事业时，就会有一种特有的期待心情，在期待中透着焦虑。”弗洛伊德的这句话，正好说出了我当时的心情：既期待着尽快进入角色打开局面，又焦虑着唯恐担当不起这一重任。上任伊始，开了几个会議之后，我便一头扎了下去，到农村、企业、学校调查研究， 了解情况。我深知，毛泽东说过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这两句至理名言，是每个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法宝，也是开展工作必备的基本功。
那时的下乡，跟现在大不相同。县委会只有一部北京吉普，只有到昆明开会或跑山区才用。距城30 公里以内的公社大队生产队， 都是骑自行车去的。
每次在坝区下乡，几乎都是“四个一”： 一辆自行车、一顶草帽、一个帆布挎包、一个随行人员。去哪里都不事先打招呼，吃住在公社大队，当然，伙食费是必定要交的。
记得有一次，我和办公室的小杨，从东瓜镇的永兴大队骑车到吕合公社去。11 点多钟到达公社时，正是吃中饭的时候，我俩便同公社书记一起，蹲在院子里就吃起来了。
刚吃了几口，事务长问公社书记：“县委李书记不是要来吃中饭吗，怎么你不等他啦？”
公社书记扑哧一笑，指着我说：“这不就是李书记吗？”
事务长吃惊地对我说：“对不起，李书记，我是刚从部队转业的，不知道地方的规矩。”
我说：“没有关系，这已经很好了，那部队有什么规矩啊？”
事务长说：“在部队，团首长到连队吃饭，至少也得多加几个菜，再摆上一瓶酒吧？”
当时的公社食堂，连餐桌都没有，大家都蹲在地上吃饭，这我很清楚。
还有一次，我从云龙公社的旧关大队步行到中邑舍公社。当时，公社社址设在红卫桥， 距县城五十多公里，因此几乎没有步行到此下乡的，除了公社书记外，没有人认识我。
次日上午，我独自到离公社不远的学校转一转。这是一所有附设初中班的山区小学校，校舍比较简陋。偶然间，教室里传出了老师讲述《可爱的中国》的声音：“ 方志敏，江西省上饶‘戈阳县人…..”， 我一听就听出，这位老师一定是把“弋阳县”的“弋 （ 读yi）”字错认为“戈”字了。
不一会下课了，正巧碰到这位老师，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老师，你刚才说方志敏是哪里人啊？”老师瞟了我一眼，不耐烦地说“江西戈阳县的嘛！”我说：“‘弋字? 念 ‘一不念‘戈，不信你查一查字典。”说完就走了，没有把这当回事。
后来公社王书记告诉我，这位老师知道我的身份后，感到很吃惊，还有些后怕。我请王书记转告这位老师，这不是什么问题， 请他放心。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山区学校师资力量的薄弱和老师的淳朴。
在楚雄工作期间，只要一有时间，就往基层跑。三年时间里，10 个坝区公社（乡镇） 所有的大队（村委会），8 个山区公社（乡镇）一半以上的大队（村委会）我都到过了。
正是坚持不懈地深入基层，使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了解了基层干部，发现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深切地体会到：练好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才能取得领导工作的话语权，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点子多”的状况发生。
在楚雄县工作的头两年，主要精力用在抓改革上，即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在林业、商业、供销社及县属企业中广为推广。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 80 年代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是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2 年上半年，在稳定和完善包产到户的同时，在全县开展了“定山林权属、定自留山、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 工作。至年底，全县已划定自留山 150 万亩，
划定责任山 190 万亩。此项工作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使楚雄的林业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83 年被评为全国林业先进县。
同年下半年，在全县供销社系统、商业系统开展了以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营体制改革，加上放手发展个体经销户、运输户，使整个流通领域焕发了勃勃生机。
“包字是个宝，包到哪里哪里好”，这是当年最为流行的一句话。一个“包”字，打开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亿万群众搞活经济无穷无尽的活力，使中国大地出现了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以粮食生产为例，1984 年，楚雄县的粮食总产达 12687 万公斤，比 1981 年增长 27%。
我在楚雄任职期间，经历了两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县改市。楚雄撤县建市， 是 1983 年 9 月 9 日经国务院批准的。楚雄与玉溪、曲靖、大理、开远一道，成为我省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县级市。县改市后，我成为最后一位楚雄县委书记、第一任楚雄市委书记。
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 1984 年 1 月 1 日，正式挂牌成立了。回想当初的成立仪式，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没有乐队和礼花，没有酒宴和礼品，只是在原县礼堂开了一个有几百人参加的大会。形式并不重要，内容才是最关键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简朴的仪式，却翻开了楚雄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第二件大事是，进行了农村体制改革。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在 1984 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按照省委、州委的部署，楚雄市于 1984年 4 月至 5 月开展了这项工作。这不是简单地把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为村委会，而是彻底摒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社合一体制的一场革命。这次改革，宣告了在中国农村沿袭了 26 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也绝不是改个名称、换块牌子的事情， 而是涉及到调整班子、配备干部的大量工作。在市委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两个月就圆满完成了此项工作。
毛泽东说：“领导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
邓小平则联系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出主意，就是抓方針;用干部，就是抓头头;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领导的根本”。
我始终牢记着毛主席、邓小平的谆谆教导，一直把使用干部作为首要工作来抓。
我深知，一个有知识的人，不在于头脑里要记住多少东西，而在于知道那种东西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领导者不是什么事都能做，而是要善于发现能够做事的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1982 年 1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51 页）。1982 年12 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又把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写入了新党章。培养和选拔使用年轻干部， 已经成为各级党委刻不容缓的一项战略任务。
在县改市时，在农村体制改革中，经过认真考察，大胆地选拔了一批 30 岁左右的年轻干部，让他们走上了乡镇和市属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经过多年的锤炼，这些同志大多成了县处级干部，有的还成了厅级、副省级领导。
如果说，提拔使用年轻干部还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正确看待和大胆使用有争议的干部，则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换届时，就碰到几个干部，要学历有学历，论能力有能力，就是在“文化大革命” 中说了点错话，做过点错事，属于有争议的干部。我们经过考察后认为，这几个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是迫于大势所趋，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不是人品问题。
看干部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能揪住某个干部一时的错误不放，更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在“清理三种人”结束不久的 80 年代前期，真正这样做却是要担风险的。
出于对人才的渴求和对干部的爱护，我和王市长如实地向州委主要领导汇报了我们的意见。在征得州委同意后，我们大胆地使用了这几个干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几个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工作，用富有成效的实绩，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好评。
对领导干部如此，对一般干部也一样。1982 年秋，我到三街下乡时，一位彝族干部向我反映了他的情况。他说：他原是公社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作了几次大会批判发言，“清理三种人”时就被停职了。他家离三街还有 50 多公里路，多病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 生活很困难。他请求调到离家较近的公社工作，能够照顾一下家庭。我弄清情况后，吩咐组织部将他安排到中山公社工作。
事隔 27 年后，我同王市长重返哨区时，这位同志闻讯走了 10 多里山路，赶到大过口乡政府来看我们。见面后他拉着我的手千恩万谢：“李书记，你可能记不得我了，我这辈子是不会忘记你的！”
人哪，就是这样，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他会对你感恩不尽。你对人以诚相待，他就把你当作知己;如果你总是居高临下，他就会对你敬而远之。
我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比较严肃，甚至有点冷峻;有时批评起人来声色俱厉，让人受不了。但我从不忌恨人，没有整人的思想。因此，在我属下工作的干部，都说对我既有些惧怕，更多的是敬佩。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在楚雄市工作期间，正是凭着礼贤下士、平易近人这点长处，与这里的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不少同事或者下属，甚至成了忘年之交。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官当得好的人，是在卸任以后人们还在说他的好话。一个为官者，如果在位时门庭若市，离任后门可罗雀，就是他最大的悲哀。
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的多少和职位的高低来衡量，而是看你善待过多少人， 又有多少人把你当成知心朋友。每想到此， 我就会感到无比的欣慰。
在楚雄市任职的三年，是工作最紧张、心情最愉快的三年;也是生活最清贫、欠债（家庭债、儿女债）最多的三年。
198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崭新阶段。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澜壮阔，城乡各地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主持一个县的工作，责任之重大，工作之繁忙，那是不言而喻的。
“ 人民给你多大权力， 你就要负多大责任”（刘少奇语）。
为了不辱使命，我丝毫不敢懈怠，夜以继日的工作着，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跑农村，下基层;作调研，开会议;还要批阅文件， 写讲话稿。除党代会的报告外， 大会小会的讲话稿以及各种文章，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从不要秘书代劳，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退休。
工作虽然很苦很累，心情却是舒畅的。那几年，党风纯正，民风淳朴，既无毁誉杂音之乱耳，又无勾心斗角之劳形，大家都一门心思干工作，很少顾及个人得失。
工作越是紧张，思想就越单纯越轻松， 就像战士们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放下了背包和一些不必要的负荷一样。集中精力的工作， 就把思想上的负担减轻到最低限度，让自己轻快地向前。
说到生活的清贫，现在的人是难于置信的。那年代，工资与职务不挂钩，我虽然当了市委书记，月工资就是 48 元。当时，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户口还在农村，为了让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教育，我便把儿子姑娘带来楚雄上学。尽管我不抽烟不喝酒，靠这点微薄的工资，也很难维持三个人的基本生活，因此， 还得妻子带粮食和钱来。时任州委副书记的张国模同志曾开玩笑地说：“李如林是升官不发财，还要老婆带钱来。”此话既是玩笑，也是真的。
在我的印象中，那几年我没有买过一套衣服，一直穿着武装部发的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装（当时，县市委书记都兼武装部的第一政委）。以至于不少人还认为我是转业军人呢！
我所说的欠债最多，指的是欠父母、欠妻子、欠子女的感情债。
任楚雄县（市）委书记期间，一直没有带父母亲来住过几天，也没有给过他们一次钱。知情达理的父母亲能理解，说我工资低、负担重，但我总觉得还是欠了父母的。
我们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是 1985 年上面有了政策才解决的。在此之前， 她在农村， 既要种责任田，又要教“学前班”;既要养猪种菜，还要上山背柴。村里的人说：“旧社会，县太爷的太太进出都要坐轿子的，怎么你还去背柴？”
欠债最多的是对我的两个孩子。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时，就离开他妈妈，跟我住在一起，让他到与州委仅一墙之隔的北城小学读
书;随后两年，姑娘也到了楚雄读书。
那几年，我整天忙于工作，根本没有时间照料他们。我不下乡时，一天只见一次面， 食堂吃过早点，他俩去上学，我去上班，晚上我很晚才回来，他们已经睡着了。我还经常下乡，一去就是四五天，只好留下食堂饭票，让他们自己去打吃。10 多岁的娃娃就过早地生活自理，这跟寄读没有多大区别。
我作为家长，从没有去学校开过一次学生家长会，也没有辅导过一次孩子的作业;作为父亲，没有为他们洗过一次澡，也没有带他们看过一次电影。女儿由于一段时间没有洗澡，以致头顶生起了小疮，全靠在州医院当护士长的一个老乡帮她清洗和治疗。过后， 这位老乡对我说：“你呀，只会当官，不会当爹！”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让我内疚了好久。
就是这样的寄读，也受到了当时入学规定的限制。鉴于楚雄一中的办学规模和师资力量，已远远适应不了猛增的生源需求，经州委同意，州教育局制定了一项规定：“上楚一中的学生，户口必须在鹿城镇。”规定一出台，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像我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 ，有人就说“市委书记的子女能读， 我们的娃娃也能读。”一下子，我便成了大家观望的风向标。
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决定，将儿子、姑娘转回姚安一中读书。市委书记的子女， 竟然不能在他管辖的学校读书，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事隔多年后，时任楚雄市教育局局长深情地对我说 ：“老领导，有句话我埋藏在心里20 多年了，就是让你的两个孩子转学的事， 实在对不起你了！我为这事愧疚了好多年。”
我说：“这怎么能怪你呢 ？ 我们都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我俩说的都是真心话，没有半点虚假。带头作用是做了，可就亏了俩孩子。由于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关爱，加上就读学校转来转去，学习成绩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儿子考大学还差 5 分。当时要是找找人说一说，或者多出一点钱，上个大学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考取什么读什么。女儿初中毕業则去读工商银行开办的职高班。
儿子女儿都与大学无缘，这成了我终身的一大遗憾。扪心自问，我是一个称职的干部，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我常常为此感到自责和内疚。自责之余， 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欠儿女的债，只有争取在孙子孙女身上偿还。于是，孙子孙女上幼儿园和小学时，只要一有空，我就送他们到学校， 还为他们背书包;他们生病了， 我就一大早起来，跑步到名医“聂氏诊所”去挂号;兑现了带他们到北京玩一转的承诺， 许下了待他们考取名牌大学时一定给予重奖的愿。
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对天真活泼、聪颖可爱的孙子孙女发自内心的喜爱，也隐藏了我弥补欠债的意思。
1984 年 9 月，我离职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回楚雄工作过。在楚雄工作的岁月，像一瓶珍藏的美酒，陈放的时间越长，味道越香醇。
每当回忆起在楚雄市工作的情景，不由想起旧时楚雄县府大堂的一幅对联：“凭天理秉国法岂能尽如人意，体民情查事势但求无愧我心”。
啊，楚雄，你让我魂牵梦绕，你让我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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