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平

　　自古及今，在姚安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名人的足迹。远的不说，仅明朝嘉靖、万历时代，就有骆问礼、李贽、顾养谦三人，先后显名于朝野，及至今日，则以李贽名声最大。然而李贽却是在姚安知府任上辞去官职，成为继陶渊明之后中国若干退隐山林者中，最为奇特的一个老头。

　　李贽任姚安知府，自然是姚安人的骄傲，但是李贽在姚安辞官，不知还值不值得姚安人骄傲？就我所见姚安人、楚雄人有关李贽的文章，还不曾把李贽的辞官，作为姚安的骄傲。不少文章把李贽辞官的原因，归咎于姚安守备道骆问礼和云南巡抚王凝，那意思好像是替李贽辩护，而潜在的思想，是认为李贽辞官并非自愿，也不怎么值得赞赏。然而，李贽辞官的心路历程，是比较遥远而曲折的，并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突然，那样没有价值。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五十一岁，由南京礼部郎中调任姚安知府之职，此后不久，他写过一篇自传《卓吾论略》，这是研究李贽辞官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篇资料。

　　据《卓吾论略》说，李贽之所以要做官，是为了养家。他说：“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时，遂就禄，迎养其父，婚嫁弟妹各毕。”

　　李贽于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中举，时年二十六岁。按通例，中举以后应该参加进士考试，但李贽因家境贫困，遂决意早日仕宦，以得俸禄而资家用。 这一点，和陶渊明出仕的原因相同。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贽三十岁，出任河南辉县教谕。

　　辉县，在隋朝称共城县，元朝置辉州，至明代改为辉县，但明代的人还常以“共城”称之。

　　共城此地，曾是宋代大理学家邵雍居住过的地方。邵雍幼时，随其父迁共城，隐居于共城苏门山百源泉之上，及至他成名成家，后人把他称为“百源先生”。

　　李贽到了共城，时常傲游百源泉，他说：“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于吾有夙缘哉！故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

　　李贽家乡为福建泉州，所以他说“吾泉而生”，而初为官之地，却也正好有百源泉，所以李贽以为他与“泉”有夙缘。这些话，这些号，既暗示他与“百源先生”有缘，亦即暗示他有志成为一代宗师，并透露出李贽为官之初，对当官还是有些兴趣，起码是并不失望反感。

　　李贽在共城近五年，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得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同年，父白斋公病故于泉州，李贽守制东归。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守制期满，携家人到北京。对此期间一段生活，他这样自述：

　　“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馆复十馀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余闻之，叹曰：‘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

　　明朝官吏，奉禄最薄，而国子先生，更是极其清苦，这对于李贽出仕养家的初衷，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更为不幸的是，不久，他的祖父亡故，接着二儿子又病死。至此时，李贽开始对于仕宦之苦，有了切身的体会。“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的感慨，应该是李贽辞官意念的初萌。

　　李贽只身奔丧，而把妻子和两个女儿安置在辉县。

　　李贽此次奔丧，所要安葬的，不仅是新去世的祖父，而且还有祖先三代的灵枢五口。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小官来说，其繁难困窘，可以想象。所以李贽说“吾时过家毕葬，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这是李贽自述身世中，首次明确讲到他对仕宦的离心。

　　当他守制期满，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回到辉县时，才知因天灾人祸，两个女儿已相继饿死，因而伤痛不已，当晚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同年，李贽携眷赴京，任礼部司务。

　　隆庆四年（1570年），李贽离北京，调任南京刑部主事，历升员外郎、郎中，前后凡八年。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五十一岁，调任云南姚安府知府。

　　在由南京至云南途中，道经湖北黄安，李贽拜见故人耿定理（号楚倥），当即就要辞官留住。

　　为什么李贽见了耿定理，就要辞官留住呢？这原因，李贽在《耿楚倥先生传》中交待得十分明白：

　　“岁壬申（隆庆六年），楚倥游白下，余时懵然无知，而好谈说。先生默默无言，但问余曰：‘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余时骤应之曰：‘自以为是，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楚倥大笑而别，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后，思念楚倥不置，又以未得见天台为恨。丁丑入滇，道经团风，遂舍舟登岸，直抵黄安见楚倥，并睹天台，便有弃官留住之意。”

　　从这段自述中，可以清楚看出，李贽之所以要辞官留住黄安，是为了与耿定理一同求“道”。同时也可看出，在李贽心目中，求道是比仕宦更为重要，更为有意义的事。

　　虽然李贽“有弃官留住之意”，但耿定理看他经济情况“萧然”，就劝他到云南就职。于是李贽把女儿和女婿庄纯夫留在黄安，只带妻子黄氏到职。他又告诉耿定理：

　　“待吾三年满，收拾得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

　　由此看，李贽辞官，至此决心已定，而他之所以要赴姚安知府之任，不过是仍然为了养家糊口。这正如他在《答何克斋尚书》中说：“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

　　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三年，有许多惠政，比如就光緒《姚州志》所载，主要有：建城隍祠、建三台书院、建连厂桥、建光明阁。这些政绩，已被现今地方学人连篇累牍，介绍得极其充分，因而不必我来锦上添花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虽然通常谓其履职三年，但查其履职时间表，则仅有两年多一点，其余时间，他都没有履职。比如，高奣映《鸡足山志》卷四、卷六两处记载李贽到鸡足山“数月”的情况。那是万历六年，也就是李贽任姚安知府之次年，北胜州（今永胜县）有“蛮贼”起事，云南巡抚调大理、姚安、鹤庆三府之兵会剿，各知府会同巡抚赴永昌会议。李贽自永昌返，即到大理府宾川州鸡足山，逗留数月。

　　《鸡足山志》卷四记载：“……故先生得久游于鸡足。寓大觉寺，与水月禅人论法门，遂作《念佛问答》。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由此看，李贽在鸡足山的所作所为，与姚安知府之职毫无关系，这无论用古今标准衡量，都是失职的行为。

　　又比如，李贽自万历八年三月起，因辞职未成，于是“闭门不视事”，这离他正式得以辞官的七月初⑴，还有四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也没有履职。

　　扣除游鸡足山之“数月”，加上这四个月，则可见李贽在姚安知府任上，履职仅两年多一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呢？这大概就如李贽所说，他于“糊口”之际，仍忘不了“求道”。

　　前面说，李贽辞官的心路历程曲折，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引顾养谦的一段记录作证。

　　顾养谦字冲庵，通州人，嘉靖进士，累官至蓟辽总督、中朝大司马。著有《滇云纪胜》及《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二十卷，其事绩散见《明史》各传。

　　李贽与顾养谦之交甚厚，他给养谦的诗文，收入《焚书》者有《复顾冲翁书二首》、《书常顺手卷呈顾冲庵》，收入《续焚书》者有《读冲庵辞疏》、诗《顾冲庵登楼话别》。此外，李贽给焦弱侯等人的书信中，大量提到养谦，可见其交既厚且久。

　　李贽任姚安知府期间，顾养谦任洱海分巡道佥事，驻楚雄。据顾养谦《赠姚安守温陵李先生致仕去滇序》（以下简称《去滇序》）中说：“谦之备员洱海也，先生守姚已年馀，每见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别去。”于此可知顾养谦在楚雄任职，约为万历六年或七年初。

　　顾养谦在《去滇序》中，对李贽辞官的心路历程，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至姚安，无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

　　同篇又说：

　　“谦之备员洱海也，先生守姚安已年馀，每与先生谈，辄夜分不忍别去，而自是先生不复言去矣。”

　　前面一句“无何即欲去，不得遂，乃强留。”这容易理解，因为李贽先前就决心弃官求道，由于得不到批准，所以只好“强留”。但下一句“先生不复言去矣”，则难以深入理解。是因为李贽与顾养谦的谈话，使李贽一时放弃辞官的念头？还是因李贽有顾养谦这样一位难得的旧友在滇中，因而暂时不忍离去？说不清楚。但李贽因此而在一段时间内安心在姚安履职，却被顾养谦真实地记录下来了，这段记载就说明李贽对于当下辞官的意愿，曾有过动摇。

　　然而，顾养谦不久就调任赴京，李贽为此写下《顾冲庵登楼话别》，诗两首，其中第二首末两句这样说：

　　“混世不妨狂作态，绝弦肯与俗为名？

　　古来材大皆难用，且看《楞伽》四卷经。”

　　这两句诗，明明是李贽之自我写照，其辞官求道的意愿，再次跃然纸上。

　　李贽不仅平时读佛经，上鸡足山讲佛法，而且在其工作中，也常常是“援佛入政”。此有光绪《姚州志》记载为证：

　　“贽……簿书之暇，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

　　而李贽弟子袁中道《李温陵传》中所说，更为传神：

　　“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薄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顾。”

　　何以“人皆怪之”？起码说明，在有明一代，官员处理政事，没有李贽这种方式。而对照李贽的辞官思想看，则此为其不甘心于“糊口”，而必于其工作之中或工作之馀，一心求道的表现。

　　此外，李贽辞官求道的思想，在他任姚安知府时所作诗文中，亦皆往往流露，我们依次剖判如下：

　　姚安府所辖大姚县，有知县郑某，其致仕之际，李贽为其写下《送郑大姚序》一文，洋洋洒洒千余言，把郑知县致仕一事，写得意味深长，其谓：

　　“吾与君相聚二载馀矣，亦知君之为人矣，今其归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渊明辞彭泽而赋《归去》，采菊东篱，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掷付酒家，可遂谓世无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贤乎？阮嗣宗旷达不仕，闻步兵厨有酒，求为校尉。君既耻为令矣，纵有步兵之达，莫可告语，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归去而已。”

　　把郑知县的风节，与古代的辞官者相比附，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安慰一位致仕回山的下级？还是骨子里潜有的那一种自我欣赏的意识的流露？

　　接下来，李贽几乎唱颂道：

　　“君第行，吾为君屈指而数之，计过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饮而无资，当必有白衣送酒如贤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尔也。”

　　从这诗一样的语言里，我们不难体会李贽对于退隐归山，抱着怎样一种激赏之情。

　　《姚州志》载，姚安土官高金宸，于“万历中，以征缅功进秩，赐四品服。”又“署府事”。李贽为他写下了《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一文。在此文中，一方面，李贽极写土官之优游，另方面则把流官的苦况，写得十分凄惨：

　　“且今之来此而为郡守州牧县令者，岂易也哉？彼其读书曾破万卷，胸中兵甲亦且数十万，积累勤矣。苟万分一中选，亦必迟徊郎署十馀年，跋涉山川万馀里，视子之爵不甚加而亲戚坟墓则远矣，然犹日惶惶焉以不得称厥职是惧。一有愆尤，即论斥随之，与编户等矣。其来远，其去速，其得之甚难，而失之甚易也如此。”

　　写此大段，一方面是为着与土官之优游作对比，另方面却也不能不是李贽自身仕途经历的总结。为什么说这是李贽自身仕途经历的总结？因为在常人眼中，当官作宰是人生大富大贵之事，即使在一些英雄眼中，当官作宰也是一种建功立业、流芳百代的美事，用今人的话说，是一种“自我实现”，能体现“自我价值”，而只有陶渊明、李贽一流人物，才会对当官有如此一番揪心的苦痛。所以我认为，這篇文章，是李贽借题发挥，用以抒发他久久以来对官场的感受，而辞官之意，也在不言之中了。

　　在李贽任上，据说是姚安人陶氏新建青莲寺一座，落成之日，李贽及楚雄知府张廷臣等游其中，李贽作《青莲寺二首》，结尾两句说：

　　“浪迹欲从支遁隐，怀乡徒倚仲宣楼。”

　　支遁即支道林，东晋佛学者，名遁，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仲宣乃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之字，其名篇《登楼赋》，为王粲在荆州依刘表时登当阳县城楼所作，抒写作者因久留客地，才能不得施展而产生的思乡之情。李贽之诗，卒章显志，明白表示欲追随此二人，则其辞官退隐的思想已呼之欲出。

　　李贽这退隐的思想，甚至连张廷臣也清楚了解。张廷臣《次前韵二首》，其中有两句这样说：

　　“暂借袈裟为伴侣，赋诗应许近阴何。”

　　“虎溪三笑度清流，千载陶潜逸兴幽。”

　　这不明明把李贽视为居士，视为陶渊明一类辞官退隐的人物了么？

　　此外，在李贽离开云南之后的一些诗文中，也回顾当年在姚州的情形，比如其所作《因方子及戏陆仲鹤》二首，其第二首说：

　　带发辞家一老僧，三年长伴佛前灯。

　　归鸿日夜声相续，不到滇南不敢憎。

　　这不是明明把自己在姚安为知府，视为一介佛徒了么？

　　李贽在《复邓石阳》信中这样说：

　　“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质羸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盖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觉，绝未曾自弃于人伦之外者。”

　　这些话把他辞官的心路历程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我早年就要辞官了，只不过因家庭拖累。辞官的目的，就是为了“事善知识”而洞达“人生大事”。

　　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李贽所要追求的“道”，其中包含一些什么主要內容了。

　　万历八年三月，李贽终于把辞官的心愿付诸行动。

　　据李贽《与焦弱侯》信中说：“弟自三月即闭门专为告归一事，全不理事矣，至七月初乃始离任。”

　　这一辞官的过程，较详细见于顾养谦《去滇序》，大意说：

　　当李贽先生任姚安知府将届三年之时期，如果届满，因其政绩很可能得加官晋爵。而当他听说御使刘维巡按至楚雄，就放下政事，封了府库，带着老妻黄氏，离开姚安而赴楚雄，向刘御使表示辞官的意愿，希望得到准许，而后马上离开云南。但是刘御使却认为，李贽是一位贤知府，要同意贤知府辞官，他不忍心这样做。为国家考虑，让贤者辞官，这不能成为风气。这辞官之事么，他不敢向上级反映。而后他又劝李贽说，即使硬要辞官，那么再等两个月，把你的政绩上报以后，带着光荣退休，那不是很完满了么。

　　无论怎样说，刘维这一番话，说得得体，既考虑了国家利益，又大近人情，然而李贽却非要提前退休不可，他说：

　　“非其任而居之，是旷官也，贽不敢也；需满以悻恩，是贪荣也，贽不为也；名声闻于朝矣而去之，是钓名也，贽不能也。去即去耳，何能顾其他？”

　　说到“旷官”，则李贽前此游鸡足山数月，早已是旷官，是无所顾忌，而眼下，他又“闭门不视事”，如果不得提前退休，这将又是一次旷官，李贽却表示“不敢”了。由此，可见李贽之为了辞官求道，是可以连先后矛盾，也不顾及了。

　　鉴于李贽的坚辞，刘维向总督、巡抚作了报告，但两台不准许，于是，李贽回姚安，而后竟然真的旷官了，又赴鸡足山。至此，两台知其决心已定，留不住了，只得上报朝廷，朝廷批准，李贽终于万历八年七月初得致其仕，完成他人生途程的一个大愿望。

　　致仕的过程，光绪《姚州志》这样记载：

　　“致仕归，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巡按刘维及当时藩臬作《高尚册》以遂其志，佥事顾养谦为之序。”

　　李贽辞官以后，游滇中一段时间，于万历九年抵达黄安，与耿定理及女儿、女婿相会。

　　李贽在姚安辞官，距今已有四百二十多年了。时间虽已遥远，却让人觉得近在眼前，何以然者？只因就我所知，中国的辞官者，李贽之前有陶潜，李贽之后有袁宏道。陶潜为众人所熟知，而袁宏道之辞官，也有一个过程。他在做官之前曾说：“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与李本健书》）。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任吴县知县后却又说“官实能害我性命”（《与黄绮石书》）并于一年后辞去官职。

　　无论陶潜还是袁宏道，他们所居之官，都没有李贽的大，而且他们辞官的过程，也没有李贽的那样漫长而曲折，那样含有许多的议论、感慨和行为，这不但使李贽本人成为中国历史上辞官者中最负盛名的人，而且其事还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朵奇葩，而此奇葩，只不过鲜有人能够欣赏罢了。

　　最后，把李贽《复焦弱侯》信中一段关于辞官的精彩议论摘录于下，以供对照前此李贽的言行，并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示：

　　“弟尝谓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直至舍了官方得自在，弟等是也。又有一等，本为富贵，而外娇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此其人身心俱劳，无足言者。独有一等，怕作官便舍官，喜讲学便讲学，不喜讲学便不肯讲学。此一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既无两头照顾之患，又无掩盖表扬之丑，故可称也。”

　　由此看，李贽对于别人和自己的辞官与不辞官，曾有过仔细的观察与深长的思考。他曾为第一等人，“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最后选择为第三等人，“心身俱泰，手足轻安”，终能潜心于“道”之追求与阐扬，遂成一代思想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