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非常响亮,叫李贽。
在滇中大地上,有一座桥非常有名,叫李贽桥。
李贽的名字之所以响亮,是因为他有一段特殊的从政经历,并由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和观点。它的思想光辉如同夜空中的一颗明星,在中国思想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李贽桥,之所以有名,不仅是他曾经在漫长的历史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还承载了思想家李贽的精神品格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其实,李贽桥,也就是一座普通的双孔石桥。它坐落在姚安县城以西的连厂河上。说它普通,是说它没有特殊的建筑工艺,更没有采用什么高贵的石材。因它坐落在连厂河上,建桥之初,名称就叫连厂桥。又因它是李贽在姚安任知府时建的,后人为了纪念李贽的功德,因而才将连厂桥改称为李贽桥。
虽说李贽桥普通,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连接的却是一条不平凡的路。这条路就是中国古丝绸之路通往西南地区,然后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叫做越巂古道。这条道,远在先秦至秦汉之际就已经开通了。张骞出使西域,到了印度,他惊奇地发现当地竟然销售着我国四川、云南一带才有的特色产品。回国后,他将这个信息如实作了汇报。汉武帝闻讯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辽远的西南地区。就这样,越巂道,原本是民间通道就被开通为国道,这是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再通往南亚、西南亚的出境通道。有了这条道,汉武帝的千军万马就由此涌到了西南,西南就出现了一个益州郡;有了这条国道,西汉王朝的商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进进出出。姚安,地处越巂古道上,是“出滇入川”的门户之地,从四川过了金沙江,来到姚安,往东可以进入滇中腹地,到达昆明等地;往西,可以前往滇西,再往前,当然就可以走出国门了。姚安具有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作为具有宏大气魄与眼光的皇帝,又怎么会关注不到呢?于是,他用手指在地图上一比划,益州郡就有了弄栋县。弄栋,就是今天的姚安。虽然现实的姚安不能与那是的弄栋相等同,但弄栋县的核心区域就是姚安,因为,越巂道进入云南后的枢纽位置就是姚安。悠悠越巂古道,不知有多少桥梁连接,李贽桥只是其中的一座,它与其他许多的桥共同连接了越巂古道,使越巂古道得以顺利畅通。
因而,李贽桥虽然平凡,但作用却不可小觑。它自建成之日起,便与河堤、道路融为一体,没有高下之分,共同承担起越巂古道姚安段的泄洪、连接的重任。虽然它的历史年轮,他的宏伟壮观,自然难与赵州桥、卢沟桥之类抗衡,但它所发挥的历史价值却一点也不逊色。李贽桥建桥四百多年,跟越巂道的历史相比,是短了许多,但仅从桥的角度看,其实已经不算短了。在四百多年的风雨沧桑里,就是因为有了这座桥,就让那么多东来西去的商贾、马队,那么多出滇入滇的官吏、文人、军队,还有那么多过往于此的农夫,无论是风雨霜雪,或是阴晴圆缺,都能在姚安境内畅通无阻,这是多大的便利啊。
其实,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它所承载的历史意义。我一直在想,这座桥为什么叫李贽桥?这一定是后人这么叫的。那么,后人有为什么要将这座桥称之为李贽桥呢?这恐怕不单单只是因为它是李贽建造的这么简单。否则,赵州桥是李春设计并负责建造的,后人为什么不叫李春桥呢?按常理说,作为一个四品知府,要建一座这样的桥并不难,也值不得称道。但在李贽,确实很难。人们都知道,李贽岂是一个攀求仕进,心系利禄的蝇营狗苟之辈?他于财物与心性之间,更加看重的是精神世界的充裕和富有,因而一生不为利禄所累。这一点,只需要从他一生的经历就可以略见一斑。他本是一个苦出身的读书人,中举之后,就不想继续参加会试。想想看,在那个功名决定命运的时代,仅凭一个举人身份,就想在官场上混得高官厚禄,那只能是痴心妄想。所以,自二十九岁踏入仕途,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时间,由北京到南京,路走了不少,位子调换了好几个,可挪来挪去,都是一些冷板凳,且材质一般都不高,别人也不大喜欢。对于这样的人生境遇,李贽当然是心知肚明,也安于现状,没有过多的奢望。反正,冷一点,落得清闲,清闲了好读书做学问;冷一点,无非就是生活艰苦一点,用度拮据一点,只要能有张床能睡觉就行,有碗饭吃就行,有张书桌能写文章就行。
万历五年,即公元1577年,李贽外放姚安知府,应该算是提拔重用。在一般人看来,这对于改变他的人生命运和境况来说,应该是一次机遇,人们不是常说“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但他好像没有表现出多少惊喜。他知道,相较于内地,远在西南边陲的姚安,彝汉杂居,民风淳朴,却发展滞后,又有战争、匪患等人祸,有干旱、瘟疫等天灾。等待他的是嗷嗷待哺贫民百姓。要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做知府,李贽怀揣着自己的想法。于是,当他拖家带口离开南京,来到湖北黄安,他就将子女托付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好友家,只带着糟糠之妻来到姚安赴任。就凭这一点就足以看透他的心迹。他不想藉此在姚安捞取更多地东西,他关心的是如何在任期内更多地关心一下百姓的疾苦,更多地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当他来到姚安,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姚安现状后,心里别有一番滋味,情之所至,驱使他提笔挥毫,即兴在姚安府衙楹柱上题写了一副对联,叫做:“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李贽出生寒微,虽身经宦海若干年,仍然难改平常人的本性。此时虽身居太守,却还是摆不出官架子,也从不高高在上。他喜欢与姚安的士民工商、老弱妇孺、僧俗名流交为朋友。他与他们相处,分不清谁是官,谁是民。一旦别人遇到三灾八难,他一般不会袖手旁观,总得要解囊相助。正是这样官民不分的人际关系,让他了解了社会,知道了社会“疮痍”的病根所在,也因此形成了一种别样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它看来,当权者对人民的管理要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对社会不干涉或少干涉,社会才会平安无事,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所以,在姚安三年,他为政清简,不讲排场,不多事,不扰民。这样,官,就自然当得轻松。于是,他就有时间办书院讲学育人启民智,有时间去德丰寺、龙华寺、妙峰寺与高僧大德讲禅论佛,也有时间出远门拜会诸如李元阳这样的云南名儒,与他们谈文论道与诗酒唱合。
这样为官,姚安名百姓是高兴的,却着实苦了这位姚安太守。不过,李贽的日子是过得清苦些,但他却很乐意,很满足。为什么说他很满足?你只要读一读他题写在姚安府衙的另一对楹柱上的联语便知道。他是这样题写的,叫做:“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看看,这就是姚安知府李贽的情怀。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怀,官位的升迁,利禄的多寡,并不重要。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怀,做官无私利,身心天地宽。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都无牵无挂。所以,三年任期还不满,他便递上一纸辞呈,便托疾挂冠,不再贪恋权位。百姓知道了,纷纷前来送行。他一一告别这些真情的衣食父母,两袖清风,拂袖而去。身后,仅有一个姚安籍的弟子为他挑着一担书籍,跟随其后。你看,他才走得多潇洒,多坦然。
需要说明的是,前边说他主张为政不多事,不扰民,并不是说他不作为,不为民做主。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善于为民办实事的有为之官。他的真心为民办事,是让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而不是说一样,做一样。这一点,志书已记载得很清楚。只不过,他所办之事,都是顺服民意的,是民众想办而办不了的。本文说的李贽桥,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此前,连厂河上也有桥,年久失修,洪水一来,便毁了。桥毁而洪流不断,使得过往商旅、马帮,境内人员的过往就成问题。在姚安期间,他是亲眼看到、也亲身感受到连厂河上没有桥的滋味的。因此,尽管囊中如何羞涩,他也要竭尽所能在连厂河上造一座桥,一座禁得住风吹雨淋和洪水冲刷的桥。李贽就是这样一个人,自己再怎么困难,也要把“万家疾苦总关心”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一个对自己近似苦行僧,而对百姓却视若父母的有为者的情怀,一个不太遵守官场规则的“异类”官员的情怀。能这样做的人,当然也就能真正获得百姓的拥戴和赞许。这也难怪,当他挂冠而去之时,姚安府满城的士民都赶来与他依依惜别。试想,这样的送别场面是何等壮观!何等真诚!也是何等的感人!
现在,李贽桥虽已退出了公路交通的历史舞台,却被人们当做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的确,它是李贽留给姚安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人们珍视。然而,更值得珍视并且需要发扬光大的,应该是李贽桥所蕴涵着的那种情怀和精神。
雪君铜像
文化馆收藏着一尊珍贵的铜睡像,姚安人称为睡佛。
在姚安人眼里,睡佛具有神奇魔力。说是身上哪个部位疼痛,就去摸一摸睡佛的相同部位,你就不疼了。是否真有此功效,倒是无人验证过,但睡佛的额头、膝盖等多个部位被摸得格外锃亮却是事实。
这尊睡佛工艺精良,造型独特,寓意深刻。他头枕酒葫芦,发髻高挽,面容清廋,紧闭双眼,酣然而睡,双手分别抚摸双肩,肚囊袒露,双膝凸起,双脚交叉,从整体上构成一个“安”字形,展示出平安祥和的寓意;在酒葫芦和右膝同一边,分别镌刻着两段铭文,是对睡佛内涵的最好解读。
这两段文字是:
有酒不醉,醉其太和;有饭不饱,饱得潜阿。眉上不挂一丝丝愁恼,心中无半点烦嚣,只是一味黑甜,睡到天荒地老。
屈子曰:众人皆醉,我独醒,夫夫人也,而反是不中山之酒,睡则千千日,不靡盬乎王事,不劳困其肌骨,胸中贮有烟霞。
其实,睡佛并非佛。他是以一个真实的人物范本铸造的。这个人物就是高奣映。因为他的字叫雪君,因此这尊铜像就叫雪君铜像。关于这尊铜像的用来,民间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讲的是高奣映弃官以后,来到和平宁静的结璘山精研学问,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一天,有个铸造师,为了增加文化素养,慕名来到结璘山,一定要拜高奣映为师,态度非常虔诚。高奣映给他出了一道题,若能解,就收,不能就走人。什么难题?就是要铸造师为他高奣映铸造一尊铜像,条件就是能够让高奣映满意。这样一道题,对于一个铸造师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铸造师立马着手解答这道题。他开始观察高奣映的外貌特征和一举一动,然后画成草图,送给高奣映审阅。可是,高奣映不置可否。铸造师只得再观察,然后再画,如是者再,都被一一否掉。铸造师这才感到压力,心想,莫不是大师要成心刁难不成?时间一天天过去,铸造师还是没有画出满意的图纸,心中甚是郁闷,就一个人独自散步,走着走着,不觉走到高奣映卧室窗外,心生好奇,想要知道令人敬仰的大师此时在室内做什么,却又不便进去,就走近窗户,用手指添了一点唾沫,戳穿了窗户纸,将一只眼睛凑上去往里瞻望。这一望,不禁让他有些惊愕,原来,一个才高八斗的大学问家,睡觉休息居然是这么个睡法。于是,灵机一动,一张睡像草图很快交到高奣映手上。本来,铸造师之所以这样画,是因为之前的图纸多次被否掉,心中有点不快,只想借画草图让大师出一点难堪,并不奢望图纸获得通过。哪知高奣映看后竟然非常满意,高兴地收下这个学生,还亲自在睡像草图上加了上面两段文字。
高奣映何许人?云南高氏土司第五十二代传人,字雪君,生活的主要年代是清朝康熙年间。有“川滇大儒”之称。他一生热爱读书,博览经史,学贯古今,著书八十一种,学术研究涉及经、史、子、集,对儒、释、道典籍都做过精深研究,又能融会贯通,思想深邃,颇有创见,敢于挑战宋明程朱理学,具有独立思考的哲学思想;他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创办私学,培育人才,就教者遍及滇川两省,所教学生中进士二十二人,举人四十七人。高奣映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就使得云南的思想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思想文化异彩纷呈、学者、大家灿若星辰的百花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那一时期,云南能产生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有历史原因的。
高奣映,是高氏家族经过千年发展孕育出来的优秀子孙,也是云南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氏家族,在云南是不一般的名门望族。高氏家族地位之崇高,实力和影响之大,在云南及其少有,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高氏家族的这种显赫地位,在国学大师赵鹤清的诗句中,作了恰如其分地概括,叫做:“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
高氏家族在大理国时期,能够达到家族发展的巅峰,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整个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与大理国国王段氏家族的关系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话还得从大理国建国说起。高氏家族第二十七代传人高方,帮助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受封为岳候,由此开启了高氏家族在大理国中世代为侯为相的先河。也真怪,想当年段思平夺取政权之时,是何等勇武善战,又是何等的机智善谋。何曾想他的后代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个个软弱无能,既无主义,又不能驰骋疆场,如同敷不上墙的泥巴。而高家子孙,却又是一代比一代强,既能运筹帷幄,又能征善战。所以,大理国中,只要稍微出现一丁点儿状况,这段姓国主就拿不定主意,做不了主。而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能挺胸站出来的,往往是这老高家的子弟。想想也真是,好端端一个国王骑马出游,竟然会马失前蹄,若不是高家子弟救驾及时,还不知摔成什么样子?其他的事就更不好说了。大理国共立国百多年间,总体上平安无事,但也发生过几次叛乱,但每一次,都少不了要高家人出来力挽狂澜。面对强势的高氏家族,这段家的国王,却总是振作不起来,虽然身在王位,却心惊胆战,如履薄冰。更有甚者,要么让位、要么遁入佛门,丢下一摊子国事,谁爱管谁管。好在高氏家族还懂得忠孝节义,懂得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能够始终与段家保持着君臣关系。即便是段家一时没有合适的当家人,由高家代为效劳,过不了两年,还是又客客气气地将王位还给段家,自己还做原来的那把交椅。对于这一点,尽管史学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值得赞许的。这种情况,若是发生在中原王朝,早就取而代之了,哪还有心思屈尊下位;抑或,既已当仁不让,哪还有换回去之理。
当然,段家这样倚重高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高家的每一次重要护驾行动或是平息内乱,亦或是册立新主,都免不了要对高氏子孙进行一次封赏,三百年下来,整个大理国,不独朝中实权尽归高氏,就连地方领地,也除较小范围仍姓段以外,大多数地区都成了高氏家族的封邑。
还有一件事情是不能不说的。大理国是在南诏国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自南诏至大理国,凡五百年,虽然总体上都承认与中原王朝存在君臣关系,但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则是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领导,由南诏大理国自主管理,自行其是。这就从宏观上失去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结果是严重制约了云南的发展与进化进程。但南诏大理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是有其存在的主、客观原因的,我们不必苛求。好在在那个时段里,能够主宰国之命运的权贵们总算没有放弃对中原王朝的尊崇与认可,没有放弃对中原文化的重视与吸收,这就使得华夏文明在南诏大理国这个佛教盛行的“妙香国”里没有被挤走,而是并行地获得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色彩。由于文化的血脉没有断,云南的根就始终扎在中华民族的土壤里面。在保持大理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与沟通过程中,高奣映的祖先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
时代发展到了忽必烈时代,随着蒙古铁骑的到来,自主管理的云南回归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是云南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此时的高氏家族,虽没有了过去的显赫地位,但他们散布云南各地,手握一方实权,仍不失为主管一方的土皇帝。今天的光禄古镇,还保留了一座元明朝时代的姚安军民总管府。透过这座府衙的规模和气度,你可以感知到昔日姚安高土官是何等威风。
然而,明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姚安,还是府一级建制,但主官已换成朝廷命官,高土官变成了“土同知”。这一变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地位变低了,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话语权没有了;另一方面是文化水准上出现了危机。朝廷命官,一般都有较高学历,也很富有才华,还不乏有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这是土官很难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央文教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原和南方移民大量迁入,姚安文化教育大规模发展起来,地区汉文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很多的人,虽然不是豪门大族,但凭着寒窗苦读,成为饱学之士,亦可以求得功名。有了功名,就不怕改变不了命运。事实正是这样,在高奣映之前,姚安就有了一批具有进士、举人身份的优秀人才出现。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这种新变化,实际上是对高氏家族形成了的冲击和挑战,这就使得一向孤傲不凡的高氏家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压力。重压之下,高氏家族若不振作起来有所作为,那将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怎么振作怎么有所作为呢?政治地位基本上已被朝廷固定了,没有多大发展空间,而最有文章可作的当然也就是文化教育。在这一方面,高氏家族最有潜力可挖,也是最有得一拼的了。这样,高氏家族在政治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又找到了文化上的自觉,结果是高氏家族虽然失去了祖宗的荣耀,但也迎来了文化上的尊崇。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个曾经与李贽共过事的高金宸,不是受到李贽的夸赞了吗?能得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学问家亲自撰文赞誉,说明高金宸的学识不会太差。接下来,高奣映的爷爷和父亲们,在文化上,甚至文学艺术上,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不仅注重学习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还喜欢收集天下文书,久而久之,竟然收藏书籍无数,因此就在高府后花园的结璘山建了藏书楼,来收藏数不清的图书,真可谓是汗牛充栋呀。有了这一代接着一代的家学渊源,有了一代接着一代的书籍收藏,就为一位卓越人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营造了氛围,创造了条件。
当然,上面讲了这么多高氏家族的发展史,只是说高奣映之所以成为优秀人物,是有家学渊源的。当然,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他自己。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
高奣映天生禀赋较好,自小喜爱读书,喜爱文化艺术。有史料记载说他天资超群,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还说他博闻强记,反应敏捷,议事说理,能切中要害。因此传说他能“双目贯日”,即双眼直视太阳,能看清太阳里的东西。这显然是过分夸张的话,无非是说他看问题看得准罢了。但有一个故事能说明他从小就对艺术品的喜爱却是真的。讲的是高奣映小的时候常到外公家玩,临回家时,外公问他要什么就送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要,就爬到一只汉白玉石狮上骑着就不下来,外公明白他的意思,就将这一对石狮子给了他,还派人送回到姚安高府。这对狮子现在安放在姚安德丰寺内,已成为珍贵文物。他的外公就是丽江木府土司,也就是电视连续剧《木府风云》中的那个木增。
饱读诗书,博览经史,精研学问,著书立说,对于高奣映来说,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有这个条件。
但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好好地放着姚安土司不做,却要跑到偏僻遥远的结璘山里做学问、办教育,这的确需要有一点独特的人格精神和学术勇气的。本来,高奣映是可以做一个有为的官场人物的。这方面的才能,还在他辞官之前就已充分展现。他曾单枪匹马地平息会川土司叛乱,他能在逆境当中分得清是非,他还凭借无比的智慧和胆识消解了吴三桂余孽,为一方百姓赢得了安宁。然而,它却要放弃功名利禄,放弃灯红酒绿,远离官场,远离是非,做一个清清静静的读书郎和教书匠。一般人都会想,即便不当土官,要做学问,要办教育,就在姚安府城,或是光禄高府不也是可以的嘛,何必非要跑到山沟沟里去?那里虽然有高府的后花园,但毕竟地处偏远,夏天避暑可以,长期在此,未免枯寂冷凉。然而,高奣映来到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也就是他的后半生的大多数时间都交在这里了,真有点“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气概。
事实上,在这里,他并不枯寂,也不冷凉。你看,这里的牡丹花、丁香花开得多么艳丽,这里的烟霞多么迷人,这里的书声多么俊琅,这里的学术讨论多么热烈。无论是在教室,或是在宿舍,听他讲课,或是与他探讨问题,常常人满为患,室内没有立脚之处,便在门外窗外旁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盛况啊。他,就是乐意这样的生活。若是累了,可以举起酒葫芦,痛痛快快地喝个够,然后枕着酒葫芦,甜甜美美地睡他个昏天黑地;烦了,就布衣芒鞋,披襟岸帻,闲云野鹤一样地逍遥于山水之间,听山欢水笑,看云卷云舒。
身处这样的环境,迷恋着这样的生命状态,他还感到枯寂冷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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