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学美

　　母亲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她的坟头上，草儿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其间还常常伴着几朵野花，淡黄色的，或是幽蓝幽蓝的，像深邃的夜空里的几点星辰，微风吹来，又像海浪中的几叶扁舟。“这样母亲不至于太孤寂吧，”我想，“可怜的母亲！苦命的母亲……”

　　母亲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外公早逝，外婆不知道忍受了多少屈辱，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才把母亲他们5个姊妹拉扯成人。大舅很幸运地上了学，后来竟考上了大学。而母亲和下面的几个孩子都几乎没有读什么书，尤其是母亲，只上了几天学。所以她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外，几乎是目不识丁了。她得帮助外婆干活，做家务，照看弟弟妹妹们。母亲每每说起自己没有读过书时都带着深深的遗憾。我也明白了母亲在后来不论生活怎样的艰难为什么都坚持要我们上学。

　　我常常猜想，那时母亲的眼神该是多么无望的吧？当18岁的母亲背着篮子在山间割草时，她和她的姐妹们是不是对未来和爱情都有过懵懂的渴望呢？而此刻的母亲怎么能预知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经邻居大妈的介绍，母亲和父亲相识了。两年后，只见过两次面的父亲母亲结婚了，那时她刚20岁，父亲25岁，还在部队服役。父亲的家里也很穷。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爷爷和奶奶都是最“光荣”的劳动者，母亲这样的“地主崽子”能嫁到这样的贫下中农家庭，真是太幸运了。虽说光荣，可是一家七八口人得填饱肚子呀。父亲能寄回家的津贴少得可怜。最小的仅7岁的叔叔也到地里帮着做些农活，粮食还是不够吃。爷爷整天吸着自己裹的叶子烟，吧嗒吧嗒的，昏暗的土屋里烟雾缭绕，好像吸烟能饱肚子似的。

　　母亲一嫁过来就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清晨鸡一叫母亲就翻身起床，端着昨晚推好的玉米面或者小麦面，到灶房里熬面糊羹。面糊羹不能太干，干了不够吃；也不能太稀，稀了胀肚子。爷爷说“几泡尿一撒，肚子就空了，熬不过点。” 母亲得小心翼翼地加水，再在里面加上南瓜或者红苕之类的东西，把它调得有滋有味。母亲一边烧火一边搅和，决不能让它生在锅底熬糊了。

　　做好一家人的早饭，母亲就去村边的小河洗全家大小的衣服，每天都是满满的一大盆。清晨的太阳光柔柔地照在小河上，微波粼粼，照在母亲单薄的身子上，照在她汗涔涔的脸上。有时，她疲倦而羞涩地看着自己映在清澈水面上秀丽的面庞，想一想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仅仅见过两次面就结了婚的丈夫，想起他们相处的短暂时光。父亲个头高大，瘦瘦的，因为在陕西当了6年兵，说话有点带外地口音。父亲话不多，但看得出，他是喜欢母亲的。他教母亲认字，写信，还给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一双胶鞋。在这之前，母亲还从来没有穿过“的确良”和胶鞋，连和父亲相亲时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裤子。父亲是温柔的，他不像那些粗鲁的毛头小伙，他显得知书达理，又有城里人的干净和礼貌。母亲很满足，遇到父亲是他的福气，所以母亲努力地劳动，侍奉公婆，要对得起上天赐给她的幸福。

　　哥哥四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去父亲的部队探亲，母亲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母亲在车上紧紧地抱着哥哥，几乎不敢和任何人说话，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过眼。当她听到火车站里的广播说“到西安的旅客请下车”时，慌慌张张地抱着睡熟的哥哥走下车来，她甚至不知道车站的出口在哪里。这是十月份的天气，西安的夜晚却很冷了。母亲背着包裹，抱着哥哥，茫然地跟着下车的人们。多亏父亲想得周到，买了进站票，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了母亲。每当母亲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心有余悸。她说，要是父亲没有接到他们，这孤儿寡母的在陌生的异乡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母亲一生中和父亲相处得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母亲平生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城市；吃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水果、饺子；还去看了大雁塔、小雁塔；知道了捉蒋亭……当西安的第一场大雪降临的时候，母亲兴奋得如孩子一般，在雪地里和哥哥一起玩，那时的积雪有膝盖那么深。也是在那时，母亲怀上了我。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在西安玩了四个月。第二年春天，母亲回到了家。家里的日子可大不一样，连稀饭也没有喝。每顿都吃菜豆煮面糊。母亲胃口很不好，营养不良，有几次都差点晕倒。有一次摔倒在一条水沟里，险些把我给摔掉了，还好，母亲说，吃了点药，总算保住了我的小命。只是我生下来的时候还不到5斤，像一只小猴子。我是在夜里出生的，那天晚上不停地哭，好像全世界都和我有仇似的。而此刻，远方的父亲根本不知道我的提前来临。虚弱的母亲抱着我，嘤嘤地啜泣了好久。母亲没有奶水，只得喂我白糖水和米汤。真不知道母亲花费了多少心思才把我养大。据说，两个月大的时候，我的小胳膊小腿就像一节节小莲藕了。

　　满1岁的时候，父亲从部队上转业回家了，被安排到一个煤矿当工人。那时的工人是很少的，我们村里也就四五个。父亲能吃上“皇粮”是我们一家的光荣和骄傲。父亲所在的矿山离家只有三四十里路，但父亲是很少回家的。记忆里，父亲是严肃的，不可亲近的。每逢他回家，总少不了给我们兄妹带些糖果啊，饼干什么的，但我和哥哥总是远远地躲着他，当他拿出糖果摆在桌子上，亲切地招呼我们过来，我们却站在一边一动不动，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母亲笑吟吟地说：“傻孩子，爸爸叫你们呢，快过来。”我和哥哥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父亲抱起我，用他的胡须扎我的小脸蛋儿，弄得我咯咯地笑；又抱起哥哥亲亲。渐渐地，我和哥哥开始主动亲近他，他会讲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他知道许许多多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的事情，父亲又是博学的。所以，在我和哥哥的心里。我们渐渐把父亲当成最亲近的人了。

　　母亲依然日夜操劳，做农活，侍奉公婆，照顾我们兄妹。我五岁的时候，家里又添了个妹妹。那一年，母亲30岁。从此家里的负担更重了。可母亲还是快乐的，仿佛永远不知疲倦。但母亲的身体总是那么消瘦，生了三个孩子的她，腰还是那么细，连结婚时买的衣裤还一样能穿。

　　记忆中母亲仿佛从来没有生过病，也许不是她没有生过病，而是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而耽误农活和家务。我也几乎从来没有看到母亲红着脸和爷爷奶奶说过什么。村里的人们都说我爷爷奶奶福气好，儿子有工作，媳妇那么能干孝顺，孙儿孙女齐全。爷爷只是眯缝着双眼吧嗒吧嗒吸几口旱烟，奶奶只是张着她掉了门牙的嘴呵呵地笑。

　　不知道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安宁和幸福是会凝固的。可是我们的安宁和幸福没有维持多久。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10岁那年夏天，父亲遭遇矿难，永远地走了。从此，痛苦的深渊紧紧地跟着母亲，直到她的有生之年。

　　母亲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而我们兄妹三个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下雨的日子，母亲不用到地里忙活，她会拿出针线，给我们缝补衣服。在母亲的针线兜里，还放着父亲参军时戴过的帽徽和领章。母亲小心地把它们包好，有时就打开来，仔细地摩挲着，端详着。还有母亲在西安时和父亲的几张合影照片，都成了母亲最珍贵的纪念。

　　我们几个都很努力地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母亲的希望。她总说要我们好好学习，不做她那样的“睁眼瞎”。她还说，你们能像爸爸那样读书写字做个文化人就好。每到这时，总有叹息从母亲的嘴里轻轻划过，总有愁云掠过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庞。我们知道母亲的心。

　　现在想想，母亲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艰难苦楚，而她竟没有吭一声。直到她把自己累出病来。

　　哥哥很顺利地考取了省外的一所中专学校，那时的中专是很难考的，比大学还难。全家都非常高兴，尤其是母亲，还花钱给哥哥办了几桌酒席，邀请邻居和亲朋来玩耍。

　　哥哥到外省读书去了，我也到镇上上初中了。母亲总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回走那么远的路，她坚持让妹妹从村里转学到镇上读，说两姊妹好互相照应。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做好早饭，等我们吃完，母亲就送我们上学。冬天，天总是很晚才大亮，母亲往往要送我们走三四里路，等到路上的人多起来，才肯放心地回去。我很小的时侯就患了近视，母亲说都是煤油灯给害的。所以我走夜路总不行，看不清楚路总跌跤。母亲最不放心，有时天下雨小路泥滑路烂，母亲就牵着我走。母亲温暖的手陪我走过了初中的三年时光。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苦心。初中毕业时，我按照母亲的心愿填报了州里的师范学校。我成了村里的又一只“凤凰”。哥哥也正好中专毕业在外省分配了一份满意的工作。村里的人更佩服母亲了。人人都说母亲好福气。那段时间母亲佝偻的背因为太多的赞美都挺直了。

　　可是他们都只看到了母亲终日在田间劳动的身影，只看到她的孩子给她不幸的生活增添的虚幻的光彩，谁又透过她坚强的外表看到她柔弱的内心？甚至我们，她最亲近的孩子，离她却是最遥远的。我们竟和世俗的村人一起，最终把母亲送到遥远的天国……

　　母亲生病了，常常说胃疼得难以忍受。我们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只是通常的胃病，叫她自己去拿药吃。母亲去镇里的医院拿了些药，没有见效。我把她带到县里的医院，医生说最好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检查检查。我这才着了慌。赶忙打电话给哥哥。哥哥也急忙赶回来。我们一起把母亲送到医院做了胃镜。漫长的检查后，医生给了我们一张化验单，我看不懂单子上的东西。

　　“简单地说吧，”医生说：“你母亲得了胃癌。”

　　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像一颗炸弹在脑海里开了花，霎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哥哥也一下子呆了，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化验单从他的手里滑落了，在地上飘了一下，落下了。我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我拉住医生，像疯了一样：“求求您，求求您，救救她，救救她吧！”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哥，怎么救妈妈呀！”我扑进哥哥的怀抱嚎啕大哭。哥哥止住泪，对我说：“我们要挺住，不能让母亲知道。”

　　在医院里我陪母亲度过了最后的三个月。母亲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很迷糊，像做梦一样，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候非常暴躁，像个蛮不讲理的孩子；有时候又恢复了一贯的慈祥，给我回忆许多我不知道的往事。

　　母亲说：“我知道我活不久了，你们不要再浪费钱了，送我回去吧。”

　　我强装笑脸，安慰她说：“不会的，娘，你会好起来的。哥哥还等你抱孙子呢。”

　　“那就好。”母亲笑了，很幸福的样子。而我看到却是她的辛酸。她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活，临到死，我们还得给她添加责任，仿佛责任是促使母亲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可是母亲累了，她要休息了。

　　“我这辈子是对得起你爸爸的。”母亲说，“我没有给他丢脸。你看，你们都出息了。”我把母亲枯瘦的手握在手心里。她的手已没有当年的温度和力量，我总记得在那些冬天的早上母亲牵着我去上学的情景。

　　她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直到医生叫我们出院。此刻的母亲骨瘦如柴，脸色苍白，没有丝毫血色。

　　母亲在老屋里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享年四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