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单单是近年云南涌现的优秀诗人之一，这个1982年出生的年青人，甫一发表作品，就登上了《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并参加了2012年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所有的文学与艺术创作，都能找到与生存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单单在昭通市镇雄县一所乡镇中学做语文老师，镇雄山高水长，是川滇文化荟萃之地，在中原已经式微许久的巫傩文化，在那里曾盛极一时，至今犹存。镇雄还是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县，一些土地人，终身与贫困为伍，这些元素，在王单单的诗歌里都有所体现。王单单执教的学校虽然与家在同一个县份，但因为山高路远，回一次家，需要横穿整个县域，并在县城转车，单边车程需要一天时间，因此除了寒暑假，他很少回家，只能把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酝酿成一句句诗行。基于此，他的作品深情、粗粝，根植于脚下的山河和村庄的人事，充满生命质感以及对生活独特的理解。诗评家霍俊明如此评价他的写作：“他在滇黔边地特殊环境下所塑造的某种躁烈甚至暴动性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象在语言和修辞上就同时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他的灼痛、荒诞、分裂甚至无根感似乎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空前紧张的关系。他的游刃有余的个性化的语言方式所达成的精神现实使得这个时代带有了诡谲和不可思议的寓言化特征。”
胡正刚：2012年可看作是你的创作丰收年，你在九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组反响较大的诗歌，接着又参加了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我知道你的写作已经持续多年。在这之前，你的写作处于状态？
王单单：我是从2003年开始接触诗歌的，但更多是停留在阅读的层面上，天南地北地乱读一通。自己真正试着动笔去写，是2006年参加工作以后，在镇雄一个偏远的山村教书，课余时间闲着没事，就喜欢用诗歌的形式去表达内心一些细小的感受和想要倾诉的东西，完了周末跑去城里，找个网吧把它往博客上一贴，偶尔会被一些网友看见，夸我几句，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这些文字被镇雄县《赤水魂》双月刊主编、诗人尹马看见，在他的“怂恿”下，我才真正学写诗歌，久而久之，就积攒了一些作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人民文学》朱零编辑发现了。他在今年第九期编者手记中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单位的事还不多，有一天到得早，就把刚写完的一篇编辑手记贴博客上，贴完无事，看见访客上有王单单，不经意点开，就像发现了一座金矿，他的博客上每一首诗歌都让我欣喜不已，我心想，这是一座富矿，要认真挖掘。便给他留个纸条，让他整理一组稿子给我，开始王单单不信，以为有人恶作剧，在冒充我跟他开玩笑，后来经过几轮交流，当他终于确认是《人民文学》在向他约稿时，便认真地整理了他认为不错的诗稿，发给我了。”这才有了我的诗歌在《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重点推出的机会。
在这之前，我只在县级刊物上露过脸，且几乎不投稿，还是如朱零老师所说，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既偶然，也必然，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即使机会降临到我头上，也会跟我无缘。许多人都说今年是我的“幸运年”。参加“青春诗会”也是这样的，投稿给《诗刊》的初衷是为了发表诗歌，没想到还真碰上了。《诗刊》商震老师说，“青春诗会”选人的标准是：一、近几年在诗歌写作上较有成就并获得广泛的认可；二、有着较好的诗歌禀赋，潜质很好；三、投来的这组作品有较强的诗歌力量。商老师认为我属于符合后两条的诗人。
我写诗歌绝不“为赋新词强说愁”，一定是要有感觉的时候才写，我不敢保证这种感觉会什么时候来，也不敢保证它一个月会来几次，更不敢保证这种感觉下产生的诗歌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胡正刚：你所处的地方相对偏远，你曾说过，在那里甚至连订阅的杂志都很难邮寄到，每次到昆明就带一大摞书回去，你怎么看这种文化饥渴，恶补的循环对你获取文学养分所产生的影响？阅读与阅历，孰轻孰重？
王单单：在我无可救药地爱上诗歌以后，内心对于诗歌阅读的追求是可想而知的。鉴于诗歌目前的发展状况，要在镇雄县买到一本我喜欢的诗歌读本几乎是痴人说梦。我曾经跑到我们县的新华书店，对店员说我要买一本海子的诗，没想到她指着一大堆儿童读物对我说，孩子的书多的是，并让我自己去选，呵呵，我郁闷！
为了拥有一本自己喜欢的诗歌集子，我曾与同事骑摩托跑了5个小时的山路，到贵州毕节市新华书店去买。我平时要上课，没有时间去大一点的城市，所以每次一有机会到昆明，无论走进哪家书店，我都会买尽我所能看到的诗集，比如有一次我跑到麦田书店，买了一大摞于坚、雷平阳还有许多诗人的书，拿回家一数有好几十本。这种文化饥渴、恶补循环发生在我的身上，有间隔性，在这样几个月一次的循环之间，给了我一个消化和反刍这些读本的机会，这对我诗歌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阅读拓宽我的诗歌视野，阅历加深我对生活的体验，二者于我同等重要。
胡正刚：你的空间名叫“困在凡间的野兽”，你所理解的凡间是现实生活、地域对个体生命生活的束缚、割裂，还是孤独感对内心、精神的禁锢？这头野兽，你在喂养它的同时，是驯服它还是遵从它？
王单单：刚毕业那年，一直在昆明漂着，长期处于理想和现实的拉锯战中，往往感到自己被锯得血肉飞溅，很矛盾也很纠结。一边是想留在昆明，带着理想的青春长剑，去实现自己那些伟大的梦想；一边是遵从家人的愿望，回到镇雄找一份四平八稳的工作，过朝九晚五的生活。
在昆明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四处碰壁。在理想与现实的斗争中，现实胜利了，我像一个失魂落魄的逃兵，一无所有地回到镇雄，干起教书育人的活计。刚分到学校的那些日子，我喜欢跑到山崖边，看着山脚下的河流，发呆或者思考，不服输，总想着有一天还要出发。如果说我的内心真有那么一头野兽的话，我想它是被生活、被现实驯服的。这是我的命，我认了。人一旦认命某件事情，那么他就会找到许多说服自己的理由。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现在我内心是安静的。
胡正刚：你所言的“伟大理想”具体指什么？到现在它还存在吗？
王单单：呵呵，这个“远大理想”其实是空口说白话，似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个都有，但是一要叫落实到具体，又都说不出来。就像小学时候老师问我们每个人的理想，有的回答是科学家，有的回答是经济学家，但是大多数的学生真没有理想，看见别的学生都有，自己又不好意思做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于是就编造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家”作为自己的理想，说说而已，不可当真。
胡正刚：那么假如有一天你内心足够强大了，现实也逐渐安定下来，你会试着去驯服这头野兽吗？
王单单：这头野兽其实就是当时所谓的“理想”在我内心捣鬼。以前年少轻狂，总想着呆在外面，不想回到现在这个穷乡僻壤。如果有一天机会来了，我会选择离开。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我到现在连云南都没有离开过。
胡正刚：你诗歌记录的大多是发生在身边、发生在镇雄的事件，抒发的情感也是极个人化的，可以说出发点极低极小，却指向、抵达了一种辽阔、高远的诗歌场阕，直击阅读者的内心，你是如何做到的？
王单单：诗歌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灵魂的罹难。我的身边，到处遍布着卑微而又低贱的人。他们有可能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我至亲至爱的人。我把我的家谱翻开，有时候会觉得很悲哀，浩浩荡荡的几代人，宽阔的肩膀居然扛不住一个汉字的重量，他们像蝼蚁一样活着，生不嫌多，死不嫌少，而往往生活中许多最真实最感人的细节就发生在他们中间。我和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难免就会被一些疼痛的事件所伤及。我一直感觉不是我去写诗歌，这些诗歌早已在宿命中生成，它们像一支支浸着毒液的箭镞，时不时地射中我，当我感到疼痛的时候，其实就是诗歌从汉语的子宫爬出的时候。
胡正刚：痛极而诗，诗歌是你的止疼剂？
王单单：不是止痛剂，更像疏导管。我诗歌中的痛感，是我活着的证据。当这些疼痛在我的内心积压太多时，我需要诗歌为我的心灵打开一道缺口，让这些疼痛流淌出去，从而达到灵魂减负的效果
胡正刚：读你的诗歌，切实感触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你是如何做到以一种缓和、节制的姿态把暴烈、充沛的情感流畅地释放出来的？
王单单：诗歌是可以用来倾诉的，但诗歌绝不是泄愤的工具。懂得缓和和节制自己的情感，是一个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至于怎样做到以一种缓和节制的姿态，把暴烈、充沛的情感流畅地释放出来，我觉得有点像给轮胎充气，你越是急着快速地抽压气枪，越是达不到效果且很快会把自己搞累，你要是慢下来一杆算一杆地打，既不太累，且很快就会充满，还可以保证不会因力大气猛而炸胎。
胡正刚：你强调诗歌应该随情感自然流露，如你所言，不“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在诗歌的创作中，诗人作为创造者，毕竟有一个对素材、语言、情感、意境的加工过程，是不是手艺越好，就越能顺其自然、不着痕迹？请你以《顺平叔叔之死》为例，谈谈一首诗是如何成型的。
王单单：感人心者在乎真，诗歌要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那就要说真话，抒真情。在对诗歌的素材、语言、情感、意境等的加工过程中，与画画有相通之处，“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个“似”与“不似”之间的尺度，彰显一个诗人作为创造者的能力，这个能力越强，就越能让情感自然流露。写《顺平叔叔之死》前，我内心早已挤压着太多的悲伤。在老家，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自家堂屋的，顺平叔叔死后，停放在旷野之中，那天晚上的月色，白得让人心慌。独处时，我不停地追问自己，前世顺平叔叔到底做错了什么，命运让他生时备受煎熬，死后备受折磨。这首诗歌取材于我身边的真人真事，我只是在语言上做了一些加工，由于我提前进入到这种悲伤的诗歌氛围中，于是流淌在指尖的词语就更适合这首诗歌所需要表达的情感了。
胡正刚：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一些诗歌有一种摇滚气质？读《晚安，镇雄》、《雨打风吹去》、《病父记》的时候，我都在想，假如为其谱上与诗歌相同气质的曲，配上乐，这将是几首优秀的摇滚乐。你如何看待诗歌语言的韵律和语感？
王单单：爱·伦坡在《诗的原理》中说：文字的诗可以简单界说为美的有韵律的创造。好的诗歌就像一座苍翠的山峰，而诗歌语言的韵律和语感就是潜藏在大山深处的一条暗河。这条河流可以大江东去，也可以小桥流水，可以惊涛拍岸，也可以细浪滔滔，总之，无论激越高亢还是舒缓沉静，要有这么一条水系流淌着，否则，这座山就是死的，或者说是缺乏灵气的。个人觉得现代诗韵律没有必要刻意去押韵，随着情感的起伏自然生成为最好。我平时喜欢听摇滚音乐，这种摇滚的气息被我带到了诗歌中也说不准。
胡正刚：你如何看待地域性写作与写作的地域性？
王单单：镇雄地处乌蒙山脉北段，平均海拔1600米多米，自古为彝乡，历史上曾先后进行过两次改土归流，彻底废除镇雄的土司制。境内赤水河历史悠久，旧时称赤虺河，据史料载，唐武则天远征云南时，檄文中就有了赤虺河一名。明杨慎《赤虺河行》说：君不见，赤虺河源出芒部，虎豹之林猿猱路。诗中所说的芒部，就是今天的镇雄，同样是明朝，吴国伦也有诗云：万里赤虺河，山深毒物多。从种种文字迹象中可看出，镇雄是一个神秘而又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早在清朝就出过著名女画家曾兰芳这样的艺术大师。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写作，它的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山高水陡、民风民俗等都是滋养我诗歌的肥沃土壤。
说到写作的地域性，有些写作者在抓住自己的根的同时，可以将文化的触须纵深到其他的地方，这与一个写作者天生的禀赋和后天的修为有很大的关系。
胡正刚：你如何评价云南的文学生态环境？
王单单：在之前，你们《艺术云南》曾对《诗刊》副主编商震老师进行过访谈，他说，云南是中国诗歌的高地。这个“诗歌的高地”应该有两个指向，一个是地理上的，一个是诗歌艺术上的。云南是一个适合写诗的地方，这里经济相对落后，气候宜人，民族文化丰富，生活节奏慢、压力小，作家、诗人容易活下来。云南的诗人，内心安静，写作相对私人化，整个诗歌圈子不拉帮结派，不急功近利，不浮躁，不窝里斗。
我认为，如果真要选一个地方写诗的话，云南绝对是最佳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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