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智

　　李贽，又名李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宏父居士、思齐居士、白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回族，明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李贽生于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少年时从其父林白斋读诗书、习礼文，26岁中举，30岁出任河南共城（今天河南辉县）教谕，开始步入仕途，后来担任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军民府太守等职。54岁辞官后讲学论道，著书数十种，76岁被迫害致死。李贽出身寒微，仅中举人，多年为家事所累，四处艰难奔走；因痛恨虚伪和腐败，言行狂放激烈，与上司屡屡发生矛盾，仕途也不顺畅。他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对生活、生命、人生、社会的探索，达到了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被中外学术界称为“顽强的坚决的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英勇斗士”、“中世纪中国的布鲁诺”。

　　李贽一生勤奋，学识渊博，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初潭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四书评》、《老子解》、《因果录》、《道古录》、《庄子解》、《永庆答问》、《九正易因》、《孔子参同》等。这些著作糅杂儒、释、道三家，内容非常丰富。李贽的思想对明清两代以及“五四”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1981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把李贽列为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红旗》杂志社、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编写的《中华英杰录》，把李贽列为中国历史上83位英杰之一。李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在世界许多国家，一直有学者在从事着李贽的研究，特别是在东南亚诸国，居住着许多李贽的后人，他们也在研究和传播着李贽思想。

　　2007年初，末学因创作反映李贽主政云南姚安的长篇历史小说《何处心安》，得以详细了解李贽生平，初知李贽佛缘甚深。近年来，末学有幸得闻佛法，便将李贽的佛缘作了一番梳理，几经反复成此拙文。

　　初闻佛法有因缘

　　李贽生于泉州榕桥胭脂巷，从出生到入府学用的名字叫林载贽，入府学后改名为李载贽。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服丹药身亡，第二年明穆宗朱载垕即位。李载贽为避讳，改名为李贽。

　　李贽的祖籍在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他的远祖李辅在寿州任参军。后因躲避战乱迁徙到福建泉州落脚。李辅种地，也做点小生意。到了元朝末期，一世祖林闾从事海外贸易，成了泉州数一数二的富户。自四世祖林乾学开始，泉州开始受倭寇困扰，朝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外贸易难以为继，林家家境衰落。五世祖也即李贽的曾祖父李端阳死后，林家已经穷到连为他买块坟地的钱也没有。李贽的父亲林白斋用功读书，也仅考取秀才。李贽六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他只好跟着父亲读书，以求取功名。李贽的聪明是有目共睹的。十二岁那年，父亲让他写篇作文，他写了《老农老圃论》，显露出他不一般的悟性。二十一岁那年，他同十五岁的黄宜人结了婚。三年后生了个儿子。二十六岁那年，李贽参加乡试中举。在他等待安排公职的这三年里，家里的生活已经穷得几乎过不下去，甚至出现了断炊的情况。李贽的孩子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差，终于在李贽二十九岁那年死去。死因虽说是生病，其实是家里太穷，孩子营养不良。不久，李贽就接到去河南共城任教谕的通知。教谕职级太低，薪水微薄，他只好独自去了。

　　共城西北部有名山苏门山。山上林木茂盛，百泉淙淙。人住其上，必物我两忘。宋朝的大哲学家邵雍就曾屡次谢绝为官，隐居于此，专心读书做学问，到四十岁才结婚，苦学苦研，终于成就了他的象数之学。李贽到共城后，听到邵雍的传说，十分钦慕，干脆搬到山上去住，自号百泉居士。他甚至立下了像邵雍那样读书做学问的志向。他没有想到的是，邵雍读书做学问可以全身心投入，没有衣食之忧，没有家室拖累，没有官场羁绊，但有一个叫李之才的人可以经常请教和交流。邵雍的条件他李贽是没有的，所以他在共城五年，读书做学问的效果不明显。

　　三十四岁这一年，他被调往南京任国子监博士。到南京后，感觉条件比过去好一些了。他想把父亲接过来南京住，也好尽尽孝道。可是，在他就任才两个多月时，父亲林白斋却在泉州病故了！李贽只好回家守制三年。倭寇兵临泉州城下，李贽只得草草掩埋了父亲。在这三年中，倭寇数次进犯泉州，李贽也曾带领弟弟和侄儿们投入到护城战斗中。后来，李贽带着妻儿到北京等待安排工作。他刚到北京国子监任博士三个多月，他的次子又发病，不治而亡。次子死去的当天，他又接到了祖父逝世的讣闻。

　　南下回家守孝，道路太远。他把妻子和三个女儿留在了河南共城。等他把三代五口一一安葬完毕，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听说河南大旱，他心急如焚，赶到共城，才得知自家田地颗粒无收，一家人只能吃稗子充饥，二女儿和三女儿不能下咽，后又生病，已经先后死去。不久，李贽又被安排到礼部任司务。

　　李贽年轻时的思想信仰，正如后来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描述的那样：“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在经历了亲人多亡故和生活多艰辛的境遇后，他更想弄清生死的秘密，早日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个时候，他遇上了礼部仪制司徐用检。有一次，有人邀请李贽去参加徐用检的讲学活动。徐用检走到他身旁，喝道：“公怖死乎？”李贽应声道：“死安得不怖！”徐用检说：“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李贽大奇，后而大喜。之后的一天，徐用检悄然来到他身旁，用手指在桌上写下“金刚经”三个字。李贽看了字，抬头望徐用检。徐用检说：“此不死之学问也，若亦不讲乎？”

　　李贽读了一段时间的《金刚经》，明白了为什么徐用检要他修习这部经书了。原来这佛家的经典藏着看破生死的奥妙。悟出其中道理，自然就能参透生死，超越生死了。

　　这之后，李贽又接触了王阳明的“王学”，为此也结识了一大批学者。他曾听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讲学，认真记录，自费刻录了《龙溪先生文录钞》，并亲自作序，极力推崇，称赞此书古今莫及，见者束手。之后，他又拜访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为王学所吸引，干脆拜了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投学泰州学派门下，潜心研究王学。在南京期间，李贽的学术体系开始建立了。endprint

　　南京五年一晃而过。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被调往云南姚安任知府。

　　治姚参佛两相宜

　　姚安地处滇中，自汉初置县，历朝均设治重镇，有“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之称，境内资源富饶，物产丰富。可是李贽到来时，姚安刚经历战乱不久，疮痍满目。李贽从万家疾苦入手，“政令清简”，“务以德风化民，不贾世俗能声”，对姚安少数民族实行宽松政策，不用内地的尺度一概苛求。对民族纠葛，持“无人告发，即可装聋作哑，何须细问”的态度。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礼相待，竭以至诚，“凡有一能，即为贤者”。故李贽在姚安三年，境内安然，各民族和睦相处。李贽曾写了两副对联贴在府衙内：“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早关心。”“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这也是他为政的真实写照。李贽治姚奇特，政绩突出，被人称为“千古第一奇人”。

　　李贽为开启民智，改德丰寺禅堂，创办三台书院，实行开门办学。只要有心向学，不论男女，不问门弟、贫富，都可以来听课。李贽在南京时，多以老庄释儒，而现在却以佛理阐释儒学，单刀直入，透彻通辟，学员听了入耳入心，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姚安讲学风气之盛，引起了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兼洱海分巡道骆问礼的注意。骆问礼设法阻止李贽讲学，但这并没有让李贽停下来。李贽改用与学员讨论的方法继续办学。后来，李贽重刻了《太上感应篇》，他把书稿送去给骆问礼，请他作序。《太上感应篇》虽属道教，但通篇都是劝人要悔过从善，要求人经常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的过失，不断纠正，由此走向人生的另一个境界。骆问礼欣然命笔，为此书作了序。他还嘱李贽：此书甚好，可广而散发。

　　半年后的一个夏日，姚安晴空万里。骆问礼约李贽同登观海楼。观海楼在姚安城南郊五里处。是姚安一名胜。要登观海楼，先必经观音阁。他们来到观音阁，僧人们见了，仰他们大名，一再恳请他们留下墨宝。骆问礼不好推辞，他知道李贽善写大字，便请李贽挥笔写一联作纪念。李贽也不谦让，一挥而就，写下了一副佳对：

　　禅缘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参得透，一乘便了；

　　佛以修法，无灭法、无作法、无非法、无非非法，解得脱，万法皆空。

　　公务之余，李贽常与众僧徒聚在一起，品茶论佛，甚至于有要事也不愿移步，在佛寺里就地处理公务。民国《姚安县志》云：“贽性严洁，政令清简，薄书之余，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

　　姚安城南门外，有青莲寺一座。李贽曾作《青莲寺》诗二首：

　　新构龙宫枕薛萝，池开玉镜漾层阿。尘寰忽听三车演，暇日曾经五马过。极目天空心不碍，凭阑风静水无波。本来面目应常在，未说攀龙奈何若。

　　芙蓉四面带清流，别有禅房境界幽。色相本空窥彼岸，高僧出世类虚舟。慈云晓护栴檀室，慧日霄悬杜若舟。浪迹欲从支遁隐，怀乡徒倚仲宣楼。I

　　万历六年（1578年）秋冬之间，腾越道北胜州少数民族起义。云南按察使刘维征调姚安、叶榆、鹤庆三知府到永昌谋划会剿事宜。事毕，李贽顺道到大理拜访了李元阳。

　　李元阳是大理人，先后任过户部主事、江西道御史、福津巡按、荆州知府等职。他在荆州时，慧眼识才，发现和起用了张居正。此时，李元阳虽已辞官回乡，但名声不减。对李元阳的威势，李贽并没有高攀之意，他看中的是李元阳的学问。当然，李贽也有自己的底气，他办书院之举，也曾受到张居正的恩师陈元礼著文称赞：“惟以德化民，而民随以自化。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谆谆亹亹，日昃忘倦。庙学颓圮，馨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凡关系山川、风土形势，有改作不易者，制度不可阙者，皆悉力为之……而悯天命，悲人穷之念，不容暂释于朝夕。以愚观之，善学孔子，非先生而谁？”

　　李贽与李元阳登苍山，游洱海。其间，探讨了许多学术问题，也交流了不少佛学心得。李元阳的诗《卓吾李太守自姚安命驾见访因赠》夸赞李贽道：“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谦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八风空影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月正萧骚。”而赠别诗《感通寺关卓吾李太守回任，自姚安见访，往复千余里》中的“……岂如李夫子，浩气云与腾。尚友天人师，择交空五陵。……七绎夕授宿，霜雪正凌兢。供奉正膻醪，偕行云水僧。……联榻逢徐孺，同舟愧李膺。今夜应无寐，清淡演大乘。”等句子正是他们参禅论佛的写照。

　　尔后，李贽偕同属下上了佛教名山鸡足山。李贽居住在大觉寺，与水月禅人论净土法门，写下了《念佛答问》、《二十分识》和《六度解》等文章。《念佛答问》约二百字，提出：“万物与我为一体，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于念佛之外，复觅第一义谛。如谓念佛乃释迦权宜接引之法，则所谓最上一乘者，亦均之为权宜接引之言耳。”《二十分识》五百余字，论述了“才、胆、识”三者于出世处世、参禅学道、出词为经的重要性，并说自己处世仅免于祸，学道不敢比于释迦、老子，出词为经则呼呼足矣。《六度解》四百余字，精辟地论述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间的关系，强调六度“总以解脱为究竟，然必须持戒忍辱以入禅定，而后解脱可得。……如离禅定而说解脱，非唯不知禅定上，而亦不知解脱矣。以此见生死事大，决非浅薄轻浮之人所能造诣也。试看他灵山等会，四十九年犹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今世运教衰，后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体晚末说道，何佛可成，此与无为教何异乎？”

　　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在离李贽任职年限还有九个多月的时候，听说云南按察使刘维在离姚安不远的楚雄，李贽马上赶去当面请求辞官。这一请求当时并未得到批准。李贽回姚安将相关事宜安排妥当后即上鸡足山，寓居于钵盂庵，听真利法师讲楞伽经，研读佛经达四个月之久。

　　李贽离开姚安时，众多学生要求陪送。李贽谢过他们，只答应了学生郭万民的请求。虽然郭万民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他的身体却是最棒的。更重要的是，郭万民对佛理有独到的见解，一路有他陪送，可以研讨佛理，李贽也就称心如意了。endprint

　　讲学著书身难安

　　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在赴任途中，曾在湖北黄安耿氏兄弟家小住，将女儿女婿托付给他们照顾，并向耿定理承诺：“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衣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

　　李贽到黄安后，充任了耿家的门客和教师，在天窝书院讲学论道。虽然李贽在南京时就与耿定向、耿定理俩兄弟有很深的交往，但他的见解与耿定向渐显不同，冲突日益激烈。好在耿定理从中调解，倒也相安无事。李贽在此期间写下了《解老》二卷。可惜好景不长，耿定理病逝，耿定向也被召回北京任左佥都御史。李贽与耿定向在书信往来中论战，观点冲突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李贽意识到在没法在黄安长久呆下去了，只好叫女儿女婿送妻子回泉州。

　　李贽的妻子黄宜人回到泉州后，对孤身在外的丈夫实在放心不下，族人也不愿看到李贽无后。大家说服了李贽的弟弟，将他的儿子贵儿过继给李贽为子。李贽的弟弟将贵儿送到了麻城，谁也没想到不久后贵儿竟溺水而死。事发不久，又传来了黄宜人病故的消息。想当初自己作出舍家和剃发的决定，李贽觉得有些愧疚。

　　老妻未葬，他的好友，泰州学派的宿将，曾任云南布政司左参政的罗汝芳又去世了。让他震惊的是，这情景怎么跟当年他去京都任职时一样，亲友一个个接二连三地走了！他思考着生与死，写下了《伤逝》的短文。他认为，死不必伤，生乃可伤的缘由；倘生得其正，则此生亦可喜可乐；倘死非其所，则逝亦可伤可痛；勿伤逝，乃脱出生死巢穴，是大智者之所为。他因此而参透了生死玄关，能超脱生死了。

　　李贽到麻城寻找新居所，好友周友山出资买屋，后又将其改造成维摩庵。李贽开始过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不久又迁往麻城龙潭（又名龙湖）芝佛院，读书参禅，自号“龙湖叟”，并写诗明志道：“为儒已半世，贪禄已多年。欲证无生忍，尽抛妻子缘。空潭一老丑，薙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在龙潭二十年中，他每日读书著述，淡泊简束，不喜俗客。来访若未先预约，他就让人家坐冷板凳。那些意气相投的人来了，他十分高兴。如公安县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到龙潭来，竟一住三个月。这期间先后与李贽会聚的有周柳塘、邱长孺、杨定见、周友山、无念禅师等。

　　李贽虽然喜欢与友人们参禅论道，但对欲投奔其门下落发出家学道的后生却一一劝勉。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闻李贽有道，欲派其子刘用相到龙潭落发出家，李贽去信刘东星云：“兹承远使童子前来出家，弟谓剃发未易，且令观政数时，果发愿心，然后落发未晚。纵不落发，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目今巍冠博带，多少肉身菩萨在于世上，何有弃家去发，然后成佛事乎？如弟不才，资质鲁钝，又性僻懒，倦于应酬，故托此以逃，非为真实究竟当如是也”。听说曾继泉要落发出家，他也去信开导劝阻：“闻公欲剃发，此甚不可。公有妻妾田宅，且未有子。未有子，则妻妾田宅何所寄托；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如公壮年，正好生子，正好做人，正好向上。……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黄安人王世本八岁丧父，由寡母张氏抚养长大。李贽当初见他时，他还在读书求举，当时也曾表达过出家愿望，李贽不以为然。后来王世本果然落发来龙潭出家，李贽知道他真有出家求道之志，但也好言相劝：“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

　　万历十五年（1588年），李贽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编纂出版。他在《初潭集·自序》中说：“《初潭》者何？言初落发即纂此，故曰《初潭》也”；同年开始编辑《藏书》《焚书》《说书》。在此期间，李贽还对许多小说、戏剧如《水浒传》《西厢记》《琶琶记》等进行了评点。

　　在寓居龙潭期间，李贽出门游览过黄鹤楼。应大同巡抚梅国桢之邀到大同，修订了《藏书》、编著《孙子参同》。后到北京，寓居西山极乐寺，作《净土决》三卷。后离京，偕翰林修撰焦竑到南京，寓居永庆寺伽兰殿，曾三见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后在南京刻印《藏书》，一时“海内是非之口纷如”。“藏书”意为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李贽对这部书自视甚高，称之“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应读，科场当以选士，非漫然也”，并且预言千百世后，此书必行。后随吏部侍朗刘东星到济宁漕署，完成《阳明先生道学钞》、《阳明先生年谱》的编录。适逢利玛窦来济宁传教，李贽与前来拜访的利玛窦讨论教义。

　　这一时期，李贽著作频出，佛学思想也得到了充分展现。《焚书·心经提纲》对佛学心说的真空观进行了阐发，把真空观视为由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般若智慧。《焚书·读若无母寄书》言：“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岂阿弥陀佛亦少孝行之佛乎？”认为孝行是念佛成佛的必要条件。欲念佛者，先行孝，方可成佛，如果缺少孝行，则无佛可成。《续焚书·金刚经说》认为即心是佛，所谓的金刚不坏之性实际上就是人的良能善性，告诫人们要“应生无所住心”。《续焚书·与周友山》认为，人生就是苦难历程。《豫约·感慨平生》更进一步，以受人管束不自由为苦难，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苦难。在李贽的系列著作中，李贽还表达了禅净双修，人人都能成佛，儒、道、佛三教平等的观点。李贽的这些佛学思想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李贽提出的许多观点在学术上树敌众多，更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引发了官僚们的恐慌和仇恨。李贽也由此走向了被诬陷迫害致死的人生结局。

　　李贽的《焚书》出版不久，耿定向告病回到黄安，看了这本书后，立即写了《求儆书》，指责李贽的“异端”思想，诬蔑李贽使“后学承风步影，毒流万世之下”，说他和李贽的论战是“为天下人争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杀界限耳”，甚至心怀险恶地鼓噪“昔夫子得子路，恶声不至于耳”，唆使他的门徒和理学家们围攻李贽。李贽游黄鹤楼时，还遭到耿定向指使的一伙流氓无赖的围攻。

　　河南光山的蔡弘甫，官至礼部侍郎，是耿定向的忠实门徒。他一方面为耿定向的《求儆书》作序，一方面抛出《焚书辩》，对李贽进行诽谤和诬蔑。湖广按察司佥事史旌贤，扬言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把李贽逐出麻城，后来又声称芝佛院的创建没有经过官方批准，理应拆毁。李贽答辩说，芝佛院的性质属于私人佛堂，其创建“又是十方尊贵大人布施俸金，盖以供佛，为国祈福者”。答辩合情合理，又有友为之通融，这事才得以平息。李贽则自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离开麻城前后达四年之久。后来，湖广佥事冯应京以“维持风化”之名，与麻城县韩佥可，雇用流氓打手，毁掉了芝佛院，烧塔毁寺，连李贽的门生弟子都要绳之以法。李贽只得逃亡，在其好友杨定见的帮助下，几经周折，被马经纶接到北京通州别业寓居。李贽与马经纶研读《易经》，李贽修改《易因》为《九正易因》。

　　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大官僚沈一贯指使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同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弹劾李贽，李贽被戴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遭逮捕。马经纶上奏《与当道书》为李贽辩解无效。三月十五日，李贽要求理发，乘人不备，夺过剃刀，割颈自杀。马经纶不避嫌疑，为他治丧，并将他安葬在通州北门外马厂村迎福寺侧。

　　李贽的探索精神和学术成就令人敬佩。其人生道路的坎坷和生命结局的悲惨，缘于他个人的独特性格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此学界早有定论。李贽对于佛教的贡献，也得到了教内外人士的肯定。然而就学佛行持而言，李贽援佛入儒，融合三教，难免师心自用；重义理轻戒律，落至执理废事，虽俨然一大通家却于己修行未见多少实益；既信佛又疑佛，也让人怀疑他的愿行。如果没有这些遗憾，他的人生状态和生命结局可能会是令人赞赏和令人羡慕的。当然，这只是末学的凡夫之见，不妥之处，还请大德们教诲。

　　作者简介：董家成，笔名草重、虫草，楚雄州作协会员，姚安县作协主席。1963年生，汉族，1982年开始文学及新闻写作，迄今已在《人民日报》《大公报》《云南日报》《三联生活周刊》《春风》《金沙江文艺》《楚雄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新闻作品约4000余篇500多万字，其中各类文学作品1000余篇近200万字，近30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集，作品先后获州级以上奖励150余次。2013年出版散文集《春天的眼睛》。现供职于姚安县委宣传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