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体元堂”，现在的姚安人，知道的已经很少了。可是解放前，那可是姚安主要的医疗机构。为守护姚安人的生命和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姚安的医疗卫生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页。
解放前的姚安城以十字街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形成东、南、西、北四条街的小县城，四条街的尽头都有城楼，下面有城门洞，洞口有两扇厚厚的城门，四个城门之间都筑有城墙，城墙之外是护城河，护城河两岸长满了许多树，柳树居多，故有“绕城烟柳”之称。这样一个城池因形似荷叶，故姚安又称荷城。城门原系五门，因杜文秀回族起义炸了大南门，所以变为四门，这样一个封闭的城池，城门一关闭，很容易防守。
记得解放前夕，边纵八支队攻打姚安城，由于整个城池完整，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打了几天都未能攻下。那几天人心惶惶的，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倒觉得有几分乐趣，因为卡兵枪“咔——扑”和机关枪“哒哒——哒哒”的响声，非常好听。
我们家住在城池的正街，离十字街很近。房屋坐向是坐东向西的大药房，字号“体元堂”，据说到我爷爷他们这一代，是第五代行医了。
民国年间在《体元堂》坐堂看病的是大爷爷周室辅（字鼎臣）和三爷爷周室禄（字功臣），他二老的名气可大了。我小的时候就听姚安人叫爷爷周太医，有的又叫周医官。据考证，周太医的叫法从光绪年间就延续下来，未改口。而周医官的叫法是民国初年，县政府任命三爷爷周室禄为“姚安县牛痘讲习所”所长（有红底金字木匾一块），所以人们叫他周医官。
“体元堂”在姚州一带名气很大，也相当气派。大药房门的两边窗台上摆放着石狮子，门前竖立着一条石凳，便于上马出诊。大门前有几级石阶，一走进堂屋有两条长椿凳，是供病人坐的。墙上挂着一副很有意思的对联“病情恶疾容易治，人心奸诈最难医”，横批是“治病救人”。堂屋的顶上悬挂着许多中药包，堂屋的两侧是高大的药柜，进屋的右手边也是高高的两个黑色的长柜。堂屋东面放着一张矮一点的诊脉桌，两位爷爷就在这里给病人看病，开处方，抓药。堂屋的南面药柜一侧，坐南朝北，供奉着一尊药王菩萨，菩萨的面前有一个小香炉。爷爷，奶奶们每天早晨都要向药王菩萨敬香。来看病的人们有的向药王菩萨作辑，有的还跪拜，乞求药王菩萨保佑，药到病除，清吉平安。
两位爷爷看病继承了先辈们长期积累的宝贵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堪称典范，三爷爷独创的小儿指诊疗法，在姚州是出了名的，赢得了广大病患的交口称赞。许多病人康复后为感谢爷爷的救命之恩，送来了很多金字牌匾“五世之医”“妙手回春”“在世华佗”“医德长存”等，门的右侧方，则挂着政府颁发的“姚安县牛痘局”，红底金字的竖匾。
“体元堂”有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治病救人，实行人道主义，收费实行富人多收，穷人少收或不收。
记得有一天下午，一个男子急匆匆的跑进诊室，着急的进门就喊：周太医呀，请你到我家去给我娘看看病，求求你了！大爷爷问明情况后，转过身来向三爷爷交待了几句，很快带上急诊箱，骑上马，跟来人往前场方向奔去。前场离姚安大约40华里，大爷爷看完病后，返回时西边的太阳都要落山了。大爷爷顾不上吃饭，与三爷爷商谈出诊病人的病情，共同研究出了一个处方，马上抓了两付药让那个男人火速赶回去，煨给他老母亲吃。
过了几天，那男子面带笑容的到“体元堂”，一进门就作揖，说他母亲吃了周太医的药，感觉好多了，请周太医再抓一副药给他，让他母亲再调理调理。大爷爷听后，调整了原先的处方，又给他抓了一付药，让他带回去。真是药到病除，男子母亲的病医好了，老太太又一次上县城赶集，还特意带了些土特产到“体元堂”致谢。
听长辈们说，在民国年间某一年的冬春季节，姚安地区流行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传染性很强，死亡率高，凡是接触过的人，都会传染。当时，姚安县政府的官员到体元堂，和大爷爷，三爷爷商谈疫情，要体元堂出面，联络几位医生，去查看一下疫情。
次日，三爷爷就邀约了几位医生，马不停蹄的奔赴疫区，查看疫情。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种传染病传染性极强，只要接触过都会传染。初起病人为发烧，然后全身出现暗红色的皮疹，触摸有坚实感，周身奇痒无比，过两天就成为脓血疹，愈合结痂期如果搔抓，皮肤就会留下疤痕，俗称“麻子”，病程大概二十多天，有的病人死于难以控制的高热和感染。这种传染病最后确诊为“天花”。
回到县城，三爷爷向县政府汇报了调查结果，县委领导就指派他到省城卫生部报告姚安部分地区发现“天花”疫情的情况。
三爷爷星夜赶往省城昆明，省上的卫生官员指示，此种传染病必须以预防为主，并以省卫生部门的名义指派三爷爷到昆明“洪济医院”学习接种预防天花传染病的牛痘疫苗。
三爷爷从省城学习了接种牛痘疫苗的方法，并领回了牛痘疫苗，就开始在姚安县城开展预防天花接种牛痘疫苗的医务工作。
那个年代的姚安县城没有一家比“体元堂”还大的医院，除体元堂外只有几家小的诊所。三爷爷周室禄从省城回来后，姚安体元堂大药房就成为姚安预防天花，接种牛痘的定点机构，县上送来了“姚安县牛痘局”的牌匾，挂在门口，任命三爷爷为牛痘局长，开办“姚安县牛痘讲习所”，三爷爷兼任所长。
从那以后，每年牛痘疫苗一到，告示一贴，便可看到大人抱着小孩到南街体元堂排队接种牛痘的热烈场面。的确，接种牛痘是预防天花最基本而最有效的措施。由于体元堂每年都开展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医务工作，所以天花在姚安很长时间受到了遏制，为姚安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极大贡献。
1950年姚安和平解放了，我的两位爷爷虽说每天照常治病救人，但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都是经历了三个朝代（满清光绪，民国年代，共和年代）的人，眼睛里看了太多的世事沧桑，但眼前经历的人和事，却常常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每天看完病人，只见他们两老兄弟坐在堂屋的火塘边，拿着长长的烟锅，“吧嗒——吧嗒”的闷闷不乐的吸着老草烟。
虽然社会变革的冲击波没有太大的冲击着两位老人，但这场触及灵魂的大变革，却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一生行医，治好了不计其数的男女老幼，最终死亡还是降落到他们头上。1952年，1953年，两位老人忧心忡忡的相继离开了人世。从此，姚安人民再也看不到满面慈祥，和蔼可亲，善于安慰又善于用药的好医生——周室辅，周室禄医师了。曾经悬挂在体元堂的两副对联“五世知医正谊即以明道，一间老铺居安自以资深”以及“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充分说明了两位老人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更有当时姚安胡进士滚臣题的墓表楹联曰：大墓魂归安身有地，先生死去医世无人。对两位老先生在医界作出的卓越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继承祖上医道的五哥绍先被抓进了监狱，医道就这样中断了，红卫兵们来家中，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书籍，字画全烧了，包括我家的家谱，牌匾等。曾经在姚州赫赫有名的“五世知医”的周太医家，就这样没落了，儿孙们虽然在各个领域有些建树，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把“体元堂”的牌匾挂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根据周丕贤先生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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