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锣鼓喧天，有一则新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中响彻长江两岸：随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我国重工业基地沈阳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4 亿元，列居全国第三，为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条新闻，越过三山五岳、江河湖海，回响在新中国青葱的土地上。一时间，国内外无数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向了雄鸡版图的头部，投向了辽宁，投向了沈阳。
在红旗与礼炮的呼应中，赞美、称许从中国的东南西北飞向沈阳。在岁月的见证下，“共和国装备部”成了沈阳在内的辽宁省荣耀的代名词。
尽管勋章与鲜花、风雨与坎坷簇拥着“共和国工业长子”走过了70 多年，但沈阳是中国老工业基地骄子的位置，从未被撼动，仍然在砥砺前行中闪耀着历久弥坚的荣光。
冰雪上托起的阳光
1948年10月底，沈阳飘起了入冬的第一场雪，飘飘洒洒的雪花预示着严冬将至，也预示着让人心悦的未来——作为东北大城市的沈阳就要解放了。由沈阳市总工会新近编写的《沈阳工人运动史纲》对沈阳恢复生产做了如下的记载——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的当天，陈云、伍修权、陶铸等率领大批党政干部进入了沈阳，中共沈阳特别市工作委员会宣布成立，陶铸任书记，黄欧东任副书记。”
在特别市领导的眼里，当时的沈阳是一种什么状态呢？黄欧东在他撰写的《解放初期在沈阳的一点回忆》中这样写道：“沈阳解放时，遭到了国民党接收大员严重的破坏，大至机器设备，小至木材，甚至房上的砖瓦，办公室的桌椅都被变卖了，沈阳铁西开工的工厂仅有5%，我们进城后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
罩在沈阳工人头上的乌云被驱散了，但瓦蓝瓦蓝的天空下，10 个烟囱9 个不冒烟，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恢复企业生产成了沈阳特别市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渴望。
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者，在恢复生产与人民生活的题目面前，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民填饱肚子。陈云同志面对工厂的工人口粮奇缺的困难，做出了特别批示——先从军粮中拨出部分粮食，救济工人以解燃眉之急。
有一个记忆让当时的沈阳工人珍藏在了他们的心里，并一代代地告诉了他们的子孙。
“这辈子忘不了啊！你们可得记着，我上班的第一天，每个工人先发了40 斤高粱米或10 万元东北币作为生活维持费，这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呀！对了，还有取暖、做饭的烧柴用煤也帮我们解决了，家家户户的烟囱也冒烟了。”
把人民放在心窝里，这样的温暖，烤热了冰冷寂寥的土地，一支支腰鼓队、秧歌队在唢呐声中唱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不到20 天的时间里，沈阳工厂的大烟囱冒烟了，随着一声声铁锤叮当、一朵朵焊花四溅，一支支“咱们工人有力量”从心底发出的歌声从一家家工厂飞向了一条条街路。
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建设新中国，成了工人自觉的心愿。一颗颗滚烫的心，一个个挺直的脊梁，留下了沈阳历史上为新中国诞生打桩奠基的画面，当家做了主人的沈阳工人阶级，以主人翁情感迸发的力量，硬是在冰雪中托起了阳光。
有这样几幅照片，定格了沈阳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1948年11月24日开始，恢复生产的沈阳兵工厂在连续遭到敌机轰炸的情况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产了220 门火炮支援解放战争前线。1949年，沈阳的兵工厂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把465 万发枪弹和33.7 万套冬装、18.5 万套夏装及时送到了解放战争的前方。
“意志是可以融冰化雪的。”正是这句话，变成了沈阳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响应特别市政府和市总工会的号召，努力支援前线，献交器材，支援工厂开工。仅仅是一个号召的声音落地，全市各个工厂就收到了用以恢复生产的各种器材7.3万件。
理想与激情是创造力起飞的翅膀，主人翁挺拔的脊梁涌动着为新中国奠基的热血。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赵国有，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成了沈阳工人阶级燃起的一支火把。
1949年4月，沈阳第三机器厂的车工赵国有，面对加工一个塔轮需要8 个小时的现状陷入了沉思。
“八九个小时才加工一个塔轮，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才5 个小时，新中国的工人怎么也要超过伪满时期的速度啊！”
“小赵，听说没？机器四厂有人用4小时加工了一个塔轮，伪满的纪录已经被打破了。”
“4 小时的速度也不是高速度，我要创造新纪录。”
几天后，把铺盖卷搬到工厂的赵国有，用自己改革的刀具，创造了3 小时加工一个塔轮的新纪录。面对赵国有的新纪录，工友们又向他传递了新消息。
“小赵，你的3 小时记录又被兄弟厂打破了。”
“我不服，新中国的工人就要有新气象，你们等着吧，我还会创造新纪录的。”
赵国有又和刀具较上劲了，他创造的车铣结合的办法，把加工塔轮的时间缩短到2 小时30 分。如此的高速度已经没人能追赶上了，工友们在他的车床上系上了大红花，但有“犟眼子”绰号的赵国有，依然觉得没达到理想状态，他又一次与刀具叫板了。
赵国有把车塔轮的内孔与外圆都改成了样板刀，此举创造了一个一刀成型的新速度，把加工的时间大大缩短到50 分钟。此时的赵国擦了擦满手的油污，面对围在他身边的工友露出了憨笑……
《东北日报》刊文称，赵国有是东北新纪录运动的创造者。他今天不但成为东北工人的一面旗帜，而且在全国享有很高的荣誉。
1949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宣布了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以《燎原的火焰——创造新纪录运动的烈火是怎样点燃起来的》为题做了专题报道。也就是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赵国有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至今还珍藏在今年98 岁高龄的赵国有家中。
争当新纪录的排头兵，为新中国的奠基甘当铺路石，成了沈阳工人坚定的信念。从1948年11月2日到1949年10月1日，近一年的时间里，沈阳市开展的新纪录运动，创造了工业生产总产值3.1 亿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诗人黄药眠在沈阳等东北大城市采访后撰写的长篇通讯《从东北看到了新中国的黎明》。
黄药眠在这篇通讯里说：“我们要感谢东北，他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他告诉我们，未来新中国的远景没有他们，一切文明都会失去基础。”
很显然，黄药眠的所见所闻和所表述的文明的基础是他见到的包括东北工人阶级挥洒的热汗和主人翁精神爆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这是黄药眠从心底发出的感叹。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从我党、从中国革命最近的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主席在1950年3月3日视察沈阳时又说：“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给全国出专家。”
毛主席的话在沈阳人心中扎根了。沈阳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奠基的炉火越烧越旺。1952年底，沈阳顺利完成了恢复经济的历史任务，职工总数由1949年的18.4 万人增至38 万人，国有、私营的工业企业从1949年的16311 个发展到22730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奠基路上英雄的魂魄
至今依然让人唱起来热血澎湃，而又代代相传的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是著名音乐家马可在佳木斯完成的。1948年底，担负在沈阳组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重任的人民音乐家马可，深入到沈阳机车车辆厂（后改名为皇姑屯铁路工厂），征求工人对他创作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意见。就在马可把这首歌唱给车间工人后，一阵阵掌声把马可淹没了，但有个工人提出建议说，应该把歌词中的“为什么？为了打老蒋”改成“为什么？为了求解放”更好，马可高兴地采纳了工人的意见，完成了这首经典之作的定稿。也正是在这首歌铿锵的旋律中，沈阳机车车辆厂连续研制生产了G12、G13B 等轻型油罐车之后，又让中国第一台TYD-16 型道碴自动捣固车在他们的手里研发成功，荣获了国家进步二等奖。
2022年9月15日，我在配合央视纪录片频道采访时，遇到了一个与我相识的沈阳铁路局老干部，他告诉我，“沈阳刚解放那年，我们沈阳铁路局可是做了大贡献的，那时候我们有个口号，‘解放军打到哪，铁路就修到哪，桥梁就架到哪’。那可是上万人的没白天没黑夜的奋战啊！目的就是一个，保证支援解放战争的运输线路畅通无阻。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修通了沈阳开往山海关、大连、吉林、长春、安东（丹东）的几条大干线。”
七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咱们的脸上放红光，咱们的汗珠往下淌……”在歌声的回放中，一个个铁锤挥舞的脊梁，一组组在车间、在工地、在铁路、在矿山挥汗如雨的群像，把我们又带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年代。
舒畅的心拱动着力量。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把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而正当机床一厂铸造车间的工段长焦百顺欢欣鼓舞地带领工友们设计国徽模型的时候，传来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消息。
此时，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摆在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畔，战争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如果不出兵朝鲜，刚刚恢复生产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就会处在美国的直接威胁之下。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中国建设蓝图的沈阳，变成了抗美援朝大后方的大前方。就此，沈阳投入全力支援抗美援朝。
翻开《沈阳工人运动史纲》，我的眼球不停地扫描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幅幅沈阳城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英雄形象，我因此心跳加快、热血沸腾。
上了一些年纪的中国人大都知道在志愿军与美军的空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里两个空军英雄的名字。第一个打下美军飞机的李汉，和击落击伤了9 架美军飞机的战斗英雄王海。但很少有人知道，李汉、王海驾驶的飞机正是当年沈阳空军东北修理五厂装配的。
1950年12月的一天，担任修理五厂车间技术员的马德有，被厂领导领到了100 多架“米格-15”飞机的零部件面前，厂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一句话：
“马上研制装配工具，保证这100 架米格飞机飞到朝鲜前线。”
从那天起，马德有每天的24 小时都与车间为伴了，没过多久，被工友们称为“马德有工具”的5 种专门用于装配修理飞机的模具、夹具和检测设备，提高了工效6 倍，活塞发动机、汽缸研磨机在马德有的手里造出来了，及时派上了用场，100 架米格-15 飞机一架架飞到了抗美援朝战场。
有一份资料让敌人心悸，让我们欣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计击落美军飞机330 架，击伤美军飞机95 架。425 架美军飞机被击落击伤，对侵略者而言无法接受，而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来说，这又是一段引以为傲的历史。
在美国人记载的资料里有这样一个场景。1951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国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感叹说：“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而包括麦克阿瑟、李奇微在内的美国将军，也哀叹他们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却遇到了敢与之在空中拼刺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他们更无法理解的是这支空军身后的中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发声哀叹的又何止是美国空军的范登堡呢？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王牌部队，二战期间美国陆战一师的北极熊兵团吹嘘打遍欧洲无敌手，英国的皇家王牌军格洛斯特营，号称250年未尝一败。他们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而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这17 个国家的王牌部队竟一个个销声匿迹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一直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作为抗美援朝大后方的大前方的沈阳，在工业奠基中挥发出来的支援前线的力量，足以证明这一点。
当年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或许直至今天也难以想象，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沈阳人，特别是那些原本只是生产加工简单设备的工厂，那些只是手握铁锤、焊把的工人，如何描绘了一幅幅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不可战胜的精神画卷。
有一组精心统计的数字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初，在只有300 多万人口的沈阳，竟有7400 人从工厂、机关、学校、乡村佩戴光荣花成了“最可爱的人”。同期，从沈阳发往抗美援朝前线的物资有4 万多个火车皮。
朝鲜前线急需军镐，沈阳重型机器厂19 天生产了10 万把军镐送到了前线。
不能让志愿军空着肚子战斗，沈阳的大街小巷支开了大锅，沈阳饼干厂灯火通明连轴转，一袋袋炒面，一车车饼干，在火车、汽车的护送下，送到了战士们的手中。
沈阳的工人阶级生产出各个行业若干个中国第一的产品同时，全国最大的支援前线的铁路编组站，全国最大的救护伤病员的血库，全国最大的志愿军后方医院，全国最大的飞机组装工厂，全国最大的兵员转送站，全国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前线物资仓储基地，全国最多的战斗机起落机场，全国最大的军服、药品、食品生产厂都出现在沈阳。
沈阳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最彻底的彰显，在1951年全国工人工资平均只有33 元的情况下，他们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一年里捐献了57架飞机。
就在撰写我这篇稿件时，铁西老工业区一个朋友为我提到了一个线索，他告诉我，当年他爸爸所在的沈阳桥梁厂，曾派出“沈桥钢梁队”连续在鸭绿江、青川江架桥三年，还有一些人牺牲在了架桥前线。
这条消息，让我这个“老铁西”震惊，继而涌起敬佩。
2022年10月初，怀着对英雄的敬仰，我找到了沈阳桥梁厂最后一任厂长张永斌。在张厂长送给我的沈阳桥梁厂《厂志》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让人肃然生敬的文字——
“1950年11月，我厂组织了126 人的‘钢梁队’奔赴朝鲜，每天顶着敌机的轰炸，担负着鸭绿江、清川江、万城、定城的路轨和桥梁的抢修任务。”
“1951年4月1日上午，正在清川江大桥修补被美军炸断桥梁的‘沈桥钢梁队’，又一次听到了美军飞机俯冲呼啸的声音，来不及从断桥上撤下来的架子工、铆工，就地伏在了桥梁断面上。想不到的是，低空飞行的美军飞机把炸弹投在了断桥上，当时，13 名工人光荣牺牲，最年轻的只有21 岁。”
带着能找到当年“钢梁队”幸存者的渴望，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通过许多朋友找到了铁道部工程九局、沈阳铁路局和沈阳桥梁厂的职工宿舍及街道社区，终于找到了当年牺牲的工人李文忠、李盛江烈士的子女。
2022年10月28日，经原沈阳桥梁厂老工人的帮助，我拨通了李文忠烈士的儿子李永革在陕西宝鸡的电话。
李永革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的父亲李文忠牺牲时他只有三岁，在他十六那年，李永革继承父亲的遗志，参加工作来到了桥梁厂的钢结构车间，工作没到一年，国家的三线建设需要人，他就报名和800 多名沈阳桥梁厂的工人来到了陕西宝鸡，组建了铁道部宝鸡桥梁工厂。虽然他已退休11年了，但全家至今还保存着父亲牺牲后铁道部志愿援朝工程总队颁发给他父亲的记大功一次的奖状。
李永革还告诉我：“父亲的大功奖状不只是他个人的，也是当年沈阳桥梁厂工人的荣誉。我父亲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我们子女代代传承的魂魄。”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但武器也是重要因素。说到沈阳是抗美援朝大后方的大前方，不能不说为抗美援朝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东北军工部五二工厂和五三工厂。
在抗美援朝的初始阶段，志愿军手里只有步枪、手榴弹，而他们要面对的是飞机、坦克、大炮的狂轰滥炸。面对这种局面，五二工厂只用仅用了半年时间，先后设计研制成功了90 反坦克火箭筒和配用的两种火箭弹，当年就制造出火箭筒5000具，火箭弹20 万发送往前线。伴随志愿军战士欢呼声的，是美军一辆辆坦克履带的断裂和美军坦克神话的破灭。而研发生产了这种能穿透105 毫米至152 毫米装甲的破甲弹和火箭筒的人名字叫吕去病。
吕去病，至今让沈阳人引为骄傲的英雄。
1951年10月的《东北日报》，有这样一段文字——志愿军用反坦克火箭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毁美军坦克282辆，打退了敌人坦克群的疯狂进攻，对粉碎美帝的“秋季攻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1年，中央军委下达了研制反坦克武器的任务。时任五二工厂技术科长、主任工程师的吕去病，担任了反坦克武器研制小组的组长。他以一天一个实验周期的速度，每天工作16 个小时，三个月内自行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代反坦克火箭弹和发射筒。5 个月之后，中国第二代反坦克火箭弹——241 式90 毫米单孔尾翼式反坦克火箭弹，又在他的主持下研发成功。
1951年，5000 具火箭筒、20 万发火箭弹及时装备到志愿军部队，由此，出现了《东北日报》先前报道的一幕。
从那以后，沈阳市劳动模范吕去病与“中国第一代弹药火箭专家”“国家创造发明一等奖”的称号，紧紧连在了一起。
有一句俗语流传至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东北军工部五三工厂同样是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功臣单位。1951年五三工厂生产的枪弹比1950年增加了5倍，同时，还有148万发五三厂生产的炮弹，伴随志愿军的冲锋号，一发发地射出愤怒的炮膛，让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尝到了志愿军大后方爆发的力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曾经狂妄至极的美国不得不以一种难堪的表情和难以承受的心理，结束了这场他们事先认为胜券在握的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又一次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英明论断。同时，中国人民感受到了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和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的战争，实则是刚刚开始了工业奠基的中国与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较量，特别是刚刚点燃了中国重工业奠基炉火的沈阳工人阶级，从朝鲜战争的枪炮声中深刻理解了毛泽东主席的论断：“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沈阳的工人阶级认识到重工业在建设强盛国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他们以空前的加速度冲出了工业化的起跑线。
生力军中璀璨的星光
抗美援朝的枪炮声停歇下来，沈阳的工人阶级开始了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思考。运送粮食、弹药、被服、药品的汽车，哪一辆是我们的品牌？工厂里加工出来的产品，哪一件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呢？即便是有一件成品问世，哪一件又不是印着俄文字母呢？如何造出我们自己的大机器，这种思考早在天安门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面对当时的工业现状感慨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伴随第一枚共和国金属国徽的诞生，沈阳人有了制造为国争光产品的强烈愿望。
1950年9月，正当坐落在铁西工业区的沈阳第一机床厂沉浸在新中国第一台六尺皮带车床受到国人赞美的时候，锻造天安门上第一枚金属国徽的任务正在进行。
铸造车间的工段长焦百顺知道锻造国徽的光荣，他更知道光荣之中的重担。
焦百顺像绣花似地做翻砂的模型了，在一个个模型比对中，一个稻麦穗谷粒饱满、纹理清晰、凹凸有序的模型做出来了。
该向模型中浇铸金属液了，而这种铜铝合金的质的要求，让铜铝的熔点、温度、火候很难掌握，然而，在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把握之后，1951年4月，十几枚不同型号的金属国徽终于造出来了。
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蓝天白云下，直径为2 米的大型金属国徽端端正正地悬挂在天安门上。
“国徽，我们沈阳人锻造出来了，更多国家重器也要在我们沈阳工人的手里造出来。”
一时间，沈阳各个工厂围绕自己生产的产品开展了创造活动。快速、创新，成了各个工厂追寻的目标。
快速炼铜法，快速铸造法，五一织布法，姜万寿操作法，快速砌砖法，抹灰法，郑锡坤超轴法等等，成了《沈阳日报》、沈阳广播电台每天见到、听到的流行词。
热情点燃的炉火，昂扬奋发的力量与新中国发展的蓝图描绘到了一起。沈阳人与国家同频共振的脉搏，跳动在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基之路上。
国家工业化启航的汽笛拉响了。对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主席当年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叫作“一体两翼”：工业化是主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两翼，有了“一体”，又有了“二翼”，我们就可以飞到社会主义，我们就可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2年7月，随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编制的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迎来的一阵阵锣鼓声，盼望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工业化，终于扇动起两只翅膀冲出起跑线了。
辽宁是最早敲响奋进锣鼓的，而沈阳无疑是冲向工业化大路的生力军，铁西的老工业基地则是生力军中的先行者。就是这支生力军的先行者，一边在为抗美援朝倾其全力，一边又在汗流浃背地浇筑着工业化起步的基石。
正当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号角在全国吹响的时候，铁西区已经有560 家大小企业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新产品了。
而在这生产出新产品的企业中，有82家国有企业第一次注册工厂的户籍。就是他们生产的工业母机和各种专用生产设备，快速地充盈到全国“一五”计划生产的第一线。
随着新产品诞生的，是一个个在工业化大路上奔跑的劳动模范，沈阳重型机器厂的王铮安就是劳模队伍中的一员。尽管沈阳重型机器厂随着时间的流逝几易其名，但老一代还是常常把“沈阳重型”放在自己的心中。
1952年12月24日，一则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新中国第一台5 吨的蒸汽锤的消息和职工写给毛主席的报捷信，刊登在《沈阳日报》的头版头条。就是这条消息，成了沈阳市工人代表大会上兴高采烈议论的话题。
“到底是沈重啊，都是重量级的。”“这可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蒸汽锤呀，真争气！”“有了蒸汽锤，咱们再生产锻压件可就不愁了。”
“蒸汽锤的设计者是谁呢？”
看过当天《沈阳日报》的人，会记住一个叫王铮安的人。
这是一台高9.5 米、重150 吨、公称压力为5 吨的蒸汽锤。12月16日，当这台设备发出有节奏的敲打声时，立刻被沈重锻压车间工人一次次的欢呼声淹没。工人拿来大红纸，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报捷信。工人在信中说：“当我们给您写信的时候，我厂助理工程师、市劳动模范王铮安说，‘要告诉毛主席，我们技术人员遵照他的话，把我们知道的技术理论与工人的实际经验结合了起来，在这次试制中，我们结合得更加密切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为国家制造出更多的新机器。’”
王铮安的话，在他以后接连的设计中得到了证实。
60年代初，国家决定自行研制9 套大型成套机械设备。9 套设备之一的12500吨卧式挤压液压机是用于飞机、导弹的翼梁、壁板的大型挤压模锻设备。这个设备的研发任务交给了国家机械工业部。
难度可想而知，当时这种设备只在美国和苏联有，我们的设计人员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更没有一点儿经验可以参考，哪个工厂能担此重任？谁又能设计出这种世界瞩目的设备？
国家机械部（1952年前叫“一机部”，60年代初由“一机部”分出三个机械部）在东西南北寻找过后，在敲定设计生产单位的最后时刻，把目光落在了沈阳，落在了沈阳的重型机器厂。
无疑，重型机器厂的王铮安是他们的首选。
正如王铮安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表示的那样：“我们要为国家制造出更多的新机器。”
当年36 岁的王铮安在接受这个任务时，对机械部的副部长沈鸿说了这样一句话：“请部长放心，我们一定会让中国飞起来的。”好像12500 吨挤压机早已在王铮安心头筑巢了一般，谁能料到呢？这项国家急需的挤压设备，王铮安竟用10 天就拿出了完整的设计方案，并在论证会上获得一致通过。
带着让中国飞起来的愿望，王铮安投入到夜以继日的设备制造环节之中，废寝忘食成了他工作的常态。1962年的下半年，王铮安的右侧胸腹部开始疼痛，大量的止痛片已无法让疼痛缓解了，厂领导要带他去医院治疗，王铮安说，“不是我不想去医院，我是怕难以面对残酷的诊断，摧垮我的意志。倒不如现在这样，让我能有勇气做完12500 吨挤压机。”
两年之后，西南铝厂在王铮安的12500 吨卧式挤压液压机报告上写下了“符合生产要求”的鉴定书。
与此同时，中国医大附属医院的医生在王铮安的病历上写下了“肝癌晚期”的诊断。
12500 吨卧式挤压液压机制造成功了，王铮安却因为肝癌晚期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沈重”。
就是这台大国重器，成为世界上第三台航空工业的挤压设备，由此，王铮安也成就了这台尖端设备设计、研发独一无二的功勋。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与王铮安相关的情节。
2009年，记述沈阳重型机器厂为国争光的报告文学《钢铁作证》出版了，也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辽宁省作协、沈阳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在北京举办了我的这部作品的研讨会。研讨会期间，我委托时任沈重宣传部长的刘晓东，将这本报告文学转交给在北京居住的王铮安的妻子刘燕，并请她对我笔下描写的王铮安提出指正。
也就在刘晓东到达王铮安妻子家的同时，刘燕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中除了表示谢意之外又补充了一个信息。
“王铮安设计的那台设备，在王铮安去世后，已在重庆投入了生产。还有，王铮安去世16年之后，沈重捧回了这台设备获得的国家银质奖。”
在王铮安冲出大工业起跑线的路上，一支支团队伴随在他的身旁。在全国最先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拥抱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就是像王铮安一样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
劳模是大工业奠基路上的生力军，有一个人的名字，今天的沈阳，近乎无人不晓。
在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大路上，尉凤英加入了其中。
1953年，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一台六角车床旁来了一个20 岁的姑娘，这个从抚顺矿区走来的年轻人，刚刚入厂三个月就能独立加工生产零部件了，羡慕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她。
“这姑娘这么快上岗，是因为她每天一路小跑。”
“要我说，是人家眼勤、手快、好问。”
尉凤英则说：“跑得越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离我们越近。”
面对六角车床，尉凤英觉得车刀的进速赶不上自己思考的速度。于是她加大了车刀的“吃刀”速度，让她没想到的是，由于刀速太快，废活了。
就在尉凤英面对废活发愣的时候，老师傅的一句话让她悟性大开。
“想法好，但不能用蛮刀，在技术革新上多点儿思考，办法总是会有的。”
老师傅的点拨，让尉凤英迷上了技术革新。她想在冲床上加上自动送料器，为此，她做了许多纸盒模型，都不理想。
1954年的中秋节到来了，尉凤英的母亲在晚饭时端来了一盘猪蹄，望着油汪汪的猪蹄，尉凤英看呆了。
“妈，猪蹄为什么能打弯呢？”
“因为骨头上有筋。”尉凤英的母亲回答。
“筋？对，筋就是弹簧！”
尉凤英的发问得到了母亲的点头肯定，尉凤英的心门顿时打开了。
“我何不在送料器上加个弹簧呢？”
想到这，尉凤英一口猪蹄也没吃，一口气向厂里跑去。
头也不回的尉凤英跑回厂里做起了试验，然而结局让尉凤英没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试验不但没成功，自动送料器还被压扁了。
尉凤英并没灰心，连续10 次的试验失败后，她又发起了第11 次冲刺，钢丝绳被拉断了，她换上了铁链子，同时，又加上两个弹簧。
有节奏的响声向尉凤英报喜了，第11次的试验终于达到了她预想的结果。操纵冲床的伙伴们用上尉凤英的新设备，超乎寻常的效果出现了，运用尉凤英革新后的冲床，21 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从此，尉凤英作为革新模范的名声，在沈阳叫响了。
尉凤英并没满足，她又向车间的生产设备发起了新的挑战。
而每一次挑战的成功，尉凤英都源于依据生活常见现象的联想，这给她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很多灵感。她用簸箕簸豆子、建筑工地上筛沙子的原理和门弓子给她的启示，做出新的设备模型。为了不影响车间的生产，她就晚上下班后进行革新试验，实在是太困了，就拿砖头当枕头在车间里睡一会儿。尉凤英就是用这种技术革新的精神，“半自动搬把”终于研制成功了。
在三年的时间里，107 项技术革新的成果与尉凤英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1955年9月28日下午，22 岁的尉凤英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问了尉凤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后，对她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此时的尉凤英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后，激动地握着毛主席的手久久未能松开。
也就是从那天之后，尉凤英的“红专大队”成立了，在这个“红专大队”的影响下，全厂成立了130 多个“红专小组”，完成了全厂707 项设备技术改造。
在1954年至1955年的434 天里，尉凤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一直伴随她走到今天。
像一个个前进路上的火车头，也像一个个引领工人跨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标，劳动模范自强不息、崇尚技术，用智慧和汗水扛起了建设工业化大沈阳的重担。
在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夕的1956年，沈阳市涌现出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工作者144 人，是全国劳模、先进生产工作者最多的城市。
也正是沈阳工人阶级为国家大工业奠基的精神，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肯定和充分信任，由此，沈阳这个“共和国长子”的称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
在全国“一五”的声声锣鼓中，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之战”的156 个重点工程项目中，有24 个落户辽宁，6 个在沈阳画线开桩。与此同时，国家还把26 个限额以上的重点项目安排在了沈阳。
有一个数字，今天回想起来依然让沈阳人引以为傲：在“一五”期间的工业门类调整改造中，国家将六分之一的工业建设资金投到了铁西。
国家播下的一颗颗“一五”计划的种子，沈阳由此收获了一颗颗五彩缤纷的钢花铁果。
聆听沈阳这块土地上争相发动的产品引擎，20年前的一个故事，让我的记忆泛起了“一五”“二五”期间沈阳创造的无以计数的“共和国第一”。
2001年，沈阳在工业改革之路上喘着急切的深呼吸。
这一年7月中旬，一份铁西中小学教育暑期活动的安排意见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时任铁西区教育局长的我，看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活动的安排，找来了负责德育的负责同志。
“这份暑期活动安排，是就沈阳市的情况而定的，我们铁西有铁西的具体情况，是不是能在全市暑期安排的总要求下，结合到我们铁西的实际情况呢？”
“结合哪方面的情况好呢？”主管德育教育的负责同志问。
“我们区12 万中小学生，大部分都是工人子弟。目前，沈阳的许多工厂都处在改革之中，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回家请自己在工厂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父母，讲一讲他们所在的工厂‘一五’‘二五’期间创造过的共和国第一的产品呢？这样，我们的德育教育不就是和爱沈阳、爱祖国做到结合了吗？”
我的想法在局长办公会上得到了认可。
“爷爷、奶奶，你们工厂创造过哪些全国第一呀？”孩子问。
“那可多了去了！”爷爷奶奶眼睛亮了。
“姥爷、姥姥，哪些共和国第一的产品是你们企业创造生产的呀？”孩子问。
“要说我们厂创造的共和国第一，数不过来呀！”姥爷姥姥面露喜色。
两个月之后，一份铁西区教育局暑期活动成果汇报，在铁西区300 多名校长、书记参加的干部会上引起了热议。这是一份让参加会议的每一名校长、书记的心情振奋而又自信心大增的汇报会。
正是这项暑期活动的开展，孩子们把许多退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动员起来。在一个多月的暑期活动中，孩子们牵着家里老一辈的手，回到老一代工作过的工厂、车间，一些老师傅敲开当年工厂资料室师傅和老厂长的家门，走进省市区档案馆乃至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由此，全区的孩子们调查出来的沈阳企业创造的“共和国第一”竟有517 个。
也就是从那天起，500 多个全国第一，在孩子、老师的心目中埋下了沈阳老工业基地辉煌的种子，也成了沈阳在东北振兴中继往开来、再创工业佳绩的话题。
孩子们的调查汇总，成了铁西、沈阳档案馆保留的重点资料，也正是这份资料，成全了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内容。
这份资料的索引和抄录部分唤醒了沉睡的历史。
从1952年起，从沈重生产中国第一台水压机大转子，到沈阳高压开关厂生产的中国第一台3000 千瓦水轮发电机，从沈阳第三橡胶厂生产的中国第一批航空轮胎，到沈阳变压器生产的中国第一台13.5万千伏安的单机变压器，从沈阳桥梁厂生产的第一台250 吨塔式起重机，到沈阳滑翔机厂生产的第一架中国滑翔机，从沈阳第三机床厂生产的中国第一台四轴自动车床，到第一机床厂生产的中国第一台精密丝杠车床，从沈阳风动工具厂生产的中国第一台凿岩机……据沈阳市的工业主管部门从不同角度的统计，仅仅是从1953年到1962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个个中国第一台、中国第一架竟有上千个之多。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把他们当年研发、生产出来的产品摆到沈阳的浑河两岸，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壮观情景呢？
阳光、蓝天、白云，喷气式战斗机呼啸而过，滑翔机垂落的巨大条幅是清晰的“共和国长子”与“中国制造业装备部”大标语，一台台工业母机与一台台生产设备闪着熠熠银光。转动的车床和各式生产设备发动的引擎同频共振，铿锵有力的轰鸣分明是沈阳大工业走在自力更生大路上，是建设中国大工业气壮山河的大合唱。
在上千个沈阳制造生产的“共和国第一”之中，如果把劳动模范比作工业生产发展的拓荒牛，那铁西工业区则是沈阳工业发展的开路先锋。
从一张张“一五”期间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了在当时只有36.9 平方公里的铁西区，建设大路以北、北二路两侧十华里长的厂区，新建的工厂鳞次栉比，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猎猎，建设工地热气升腾，一个个身穿吊带裤子的青年男女穿插在新厂区的建设工地，构成热火朝天的铁西工业区建设的《清明上河图》。
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铁西区隔三岔五响起的鞭炮声相继迎来了120 家新企业的开工典礼。
应该说，这是精卫填海力量的再现，正是这种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力量，让一家家新工厂披上了中国机械、化工、冶金、农机行业龙头老大的行装。
中国新闻的电影胶片最清楚，1956年对沈阳人来说是工业报喜锣鼓敲得最响的一年。从这里飞出的新建设、新产品、新成就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是《沈阳日报》、沈阳电台报道的头题。
有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带来沈阳和全国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话题。这一年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
那一年，沈阳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全市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2.8 亿元，完成了计划的143.7%，而那一年的统计数字对1956年全国大工业企业的阵容做了如下的表述——
1956年底全国有1.2 万个大中型企业，辽宁就有900 多家，而就在900 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沈阳就有300 家。
这是一组今天也让沈阳人、辽宁人引以为傲的数字，正是这组数字，让人明白，辽宁为什么被全国人民称作“辽老大”。
沈阳的工业飞起来了，而在沈阳飞起来的大中型企业中，沈阳的飞机制造公司飞行速度超出了想象。
1956年7月19日，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划破了中国的万里长空。
这是一条让沈阳、辽宁乃至全国人民心动的消息。
那一年9月1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亲自赶到沈阳，观看了国产第一架歼击机的试飞和飞行表演，按捺不住喜悦。
与聂荣臻同期到来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来的贺电，而就是从这份贺电开始，中国提前进入了喷气式飞机时代。
1956年的国庆节，沈飞的4 架“歼5”飞机列队飞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看着天空中的飞机，高兴地对身旁的外国朋友说：“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支撑起沈阳工人阶级这种精神状态的，不仅仅是沈阳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主义完成了对沈阳以及中国人民精神和生活的重塑，也是原因之一。
沈阳工人阶级为国担当的精神，国家看到了，沈阳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家也清楚。为把沈阳建成全国以机电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国家拨给沈阳的基本建设投资比同期拨给上海、天津的资金分别多23.7%、53.04%，其中用于工业投资的为11.1 亿元，工业投资中用于机械工业投资的为8.5 亿元，占全部工业投资的76.6%。
在国家的支持下，“一五”期间，沈阳新建的工业项目达到了1500 个。
沈阳工人阶级没有辜负国家的重托，他们为祖国奉献青春的臂膀，为国家担起了一个又一个重担。
说起陈富文的名字，今天依然响亮。
还是1952年2月，34 岁的陈富文，在沈阳重型机器厂当上了一名铸造工人。
“重型厂十几个工种，为啥选铸造工？”有人不解地问。
“前些年，我在日本人工厂干的就是翻砂铸造，别的活也不会干呀！再说了，过去是给日本人干，为的是养家糊口没办法，现在是给新中国干，给自己干工作，也不能挑挑拣拣啊！”
陈富文的回答让发问的工人没了问话。
凭着要为新中国干的热情和熟练的手艺，陈富文考上了铸造行业的8 级工，也正是这个时候，让陈富文一展身手的机会来了。
车间班前会上，车间主任公布了一件大事：“知道第一机械工业部吧，说白了，就是咱厂子最高的管理机关。”车间主任环视了一周，看到来开会的人点头后说起了正文。“大家知道就好，部里发文件了，要造大转子。多大的转子呢？干什么用的？我告诉大家，这个大转子跟以前咱们干的转子不一样，这个转子10000 千瓦，谁见过？”
“10000 千 瓦？ 那 是 多 大 的 转 子啊？”“没见过，听都是头一次。”一双双惊讶的眼睛与要比试比试的目光，在交织中投向了车间主任。
“没见过是吧，我去吉林丰满水电站看过，那里的水轮机转子，美国的、日本的、英国的，可没有一个是咱中国的，咱们能不能不蒸馒头争口气，造出一台咱中国的大转子给他们看看？”
“那有啥？他美国人、日本人能干出来，咱也能干出来！”
陈富文站起身，边说边以信心百倍的眼光望着车间主任。
“陈富文，这可不只是8 级工匠就能干的！说说，你凭啥说能干出来？”车间主任问。
“凭啥？解放前，那是给日本人干，受尽了日本人的欺侮，现在咱是为咱新中国干，当家做主就得有当家做主的样！不是有图纸吗？有图纸我就能干出来！”
“好，陈富文，从今天起，咱沈重的大转子小组就算成立了，你陈富文就是大转子的组长，怎么样？”车间主任露出信任的目光。
“干就干！”陈富文的回答，迎来一阵阵掌声。
组长，工厂最小的官。可就是这个最小的官，干出了沈阳工人惊天动地的大工件。
陈富文的眼睛落进那张形线和上千个尺寸构成的图纸上。一个月过去了，大转子小组还没有头绪。
陈富文急了，他拿着图纸，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找工程技术人员请教，即便是这样，陈富文还是解不开心头的难题。加班加点成了他带领大转子小组吃透图纸的路径，而家里的几个大萝卜则成了他理解图纸刻画的模型。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新再来，旧砂箱变成了新砂箱。车间地上挖的大坑，解决了大转子承载600 吨重量的问题。
四个月后的一天，10000 千瓦的水轮机大转子制造成功了。
这是中国第一台水轮机大转子啊，各项指标都完全合乎技术要求的标准。
正当陈富文的大转子小组沉浸在成功的自信之中，国家水电部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没多久，12500 千瓦又在陈富文的大转子小组制造完成了，国家水电部门发来祝贺的电报。
1958年3月，一台72500 千瓦的大转子的制造任务，又一次摆在陈富文面前。
三个月之后，72500 千瓦的大转子制造成功，并正常转动在新安江水电站。经专家评审，沈重的大转子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就是这样，从牡丹江镜泊湖到云贵高原的六朗洞，从鸭绿江的太平哨到塔里木河的乌拉柏，全国大部分水电站都用上了沈重的大转子。在沈重的大转子小组成立10 周年时，国家第一机械部作出了向全国工业战线的两面红旗陈富文和王凤恩学习的决定。
第二年，陈富文与他的小组吊装72500 千瓦大转子的照片印在了中国邮票上。
陈富文的大转子转起来了，沈阳人在大转子转动的速度里看到了沈重大转子激起的精神浪花，而那大转子生发的电光仿佛排列成了几个大字：“沈重生产重型，沈重也生产志气。”
如同我们在路上行进，我们的脚步常常在舒适与跋涉之中选择。有的路年年龟裂、翻浆、塌方，为此，不得不一次次地充填渣石、夯沙、盖被。
而有的路不管是水涝还是碾压，依旧是脊面不毁，就是因为有千万块渣石联结的路基，担起了超负荷的重担。
沈重就是团队的意志和力量的聚积。
每个人都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底气。这种气与气的联结，锻造了沈重人英雄的集体。
像许多东北人一样，1921年出生的杨洪吉，1941年闯关东，只身来到沈阳。1950年随着沈重新生的锣鼓敲响，杨洪吉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汗水都蒸发在炼钢炉前。
那个年代的杨洪吉与许许多多的工人一样，只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就是要为工人争口气。为的是报答党的恩情，为的是让毛主席不再为中国的钢铁焦虑。
1959年之初，乍暖还寒。
沈重全厂都在为我国的第一台自由锻造水压机打转。生产这么大吨位的水压机，铸件是关节点，而且是要在只有75 吨天车的铸钢车间，分娩出一个103 吨的大铸件。
只有40 吨的两个钢水包，合起来也达不到设计要求，钢水又成了关键之大难，即便是几台炉同时吐水，也很难保证钢水的温度一样的。
困难像走到了没有桥的河滩，考验着走上了车间主任岗位的杨洪吉。
杨洪吉也犯难了，可杨洪吉的思维从不落帆。点子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捋出了引线。
“一炉钢水可以达到70 ～80 吨，而钢水包只能装40 吨。我们‘分槽出钢’就不难。”试试看，杨洪吉的一炉钢水同时流到两个钢水包的想法，随着“当当当”出钢的钟声，在车间里升起了一颗颗绿色的信号弹。
我无法将杨洪吉一生中经典的故事讲完，但他的故事我又不想删繁就简。有一个故事，我听了不知多少遍了，在这里我仍不觉得絮叨。那是一个叫杨洪吉“钻铁炉”的故事，不知他一生中演练了多少遍。
沈重离不开轧辊，无论是生产破碎机，还是滚切剪都是不可缺的大件。我们当时的“老大哥”竟一下变得非常刁钻，想要一根轧辊吗？得用200 头200 斤重的生猪来换。否则，说出龙叫也是无用。
中国人在刁钻面前又一次长见识了，那就是“你有他有不如己有”“不靠天不靠地就得靠自己”。国家计委下达了要重型厂生产轧锟的命令，工艺设计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还是合金钢的原料。而合金钢所需原料，恰恰是酸性平炉才能冶炼出来的。
这也不是问题，碱性炉炼出合金钢，杨洪吉有经验。
当厂长刘登云、生产厂长祝德义把这一任务交给杨洪吉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炉顶坍塌了。大修成了燃眉之急。
平时冶炼钢铁时最高温度1800 摄氏度的炼钢炉，即使降温大修，也足有200摄氏度左右。
处于正常生产状态的炼钢炉，顶部都是由带梢的镁砖砌筑的，大修首先是把掉进炉底的镁砖一块块拣出来，怎么办？
这时，杨洪吉亮开了山东人特有的大嗓门：“共产党员站到前边来，共青团员们跟着党员的后边上。”
这就是杨洪吉的战前动员，这场景对我们最熟悉不过了，在烽火硝烟的战场，在抗洪的浊浪面前，在地震的废墟上，这一幕幕让人泪水涌出眼眶的片段，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一次次上演。
今天的沈阳人，凡来过铁西区兴华北街重型广场的，都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两个身穿石棉服、手持钢钎、昂然挺立的工人雕像，那就是当年杨洪吉为代表的重型炼钢工人形象的再现。
望着这组雕像，历史对当年的场景进行了如下的还原。
只见杨洪吉身穿石棉炼钢服，拿起一个浸了水的草袋子披在头上，戴上水淋的石棉手套，扬起了拳头一声大喊：“共产党员都站到前面来，共青团员跟在党员的后面，给我上。”杨洪吉话音落地后，在鼓风机冷风的掩护下，第一个冲进了带着高温的火炉。
1、2、3、4、5……就在围着平炉旁边的人查到17 的数字时，杨洪吉抱着两块镁砖，冲出炉膛。接下来的就是一个个杨洪吉动作的效仿。
今天的人还敢想象这曾经发生的画面吗？在我们今天一些人眼里，别说200 摄氏度的高温了，每当夏季的气温超过零上30 摄氏度时，一些平常镇定的心就开始发烦了，何况那样的高温下，并且从炉顶掉下来的镁砖，每块就达34 斤重啊！除了当年的杨洪吉和那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谁还能说得清冲进炉膛的感受呢？
我敢断言，除了杨洪吉和他带出的那支队伍，没人能在带火的炉膛里待到数上17 个数的时间。为此，有一点儿遗憾的是，沈重人怎么忘了给杨洪吉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冷静下来的思索是沈重人的看法：沈重的工人一直就这么干。
由此，我理解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内涵。
我理解了毛泽东那句“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英明论断。
随之而来的情节可想而知。平炉修好了，钢水炼出来了，而且化学成分、物理指标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一点不比邻居“老大哥”的质量差。
自然，冷轧辊依赖进口的历史结束了。
在这篇介绍杨洪吉的故事中，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的身影，让我们感念至今的是他的精神内涵。我们得承认，杨洪吉的语言动作看似普通，但那又是一种精神的大典，或者说是一种信念的再现。
杨洪吉属于沈重，属于中国工人阶级。
发展的路虽然留不下时间，但留下了他们火红年代的精神。
有一组在档案馆得到的数字让我激动不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60年，从沈阳的工业上缴国家利润的统计中得知，沈阳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国家对沈阳投资总额的两倍。
仅仅是第一个五年的时间里，沈阳的《工人运动史纲》做出了这样的记载——
“截止‘一五’末期，沈阳工业技术水平快速提升，机械工业产品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仅能生产的178 种，增加到1957年的441 种。沈阳为鞍钢、武钢、包钢国家重点钢铁基地，提供了众多技术设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为全国兄弟省市输送了几万名技术工人和几千名技术人才。”
一个以机电工业为主的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和中国航空工业摇篮的金牌，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瞩目。
沈阳工人阶级敢于争先，为国家工业发展吃苦耐劳，这种精神的传播，让沈阳的工业建设走上了突飞猛进的大路。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沈阳唱响胜利进行曲的时候，沈阳的工业总产值到了53.7 亿元，占全省比重的32.82%，是1952年的3.6 倍，在全国的大城市对比中，沈阳连续七年把全国排名第三拥入自己的怀中。
由此，全国哪个城市需要重工业设备，哪里就有沈阳人制造的工业母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中国机床之乡”“中国变压器制造中心”的美誉，在沈阳扎下了根基。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天，《沈阳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了一则消息：“沈阳工业产品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则消息的导语如是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天，又有133 辆车皮装着本市生产的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从沈阳南站开向全国各地。在这五年内，沈阳的工厂用数以万计的工业产品，支援了全国各个经济部门的建设。”
风雨中挺直的脊梁
1960年6月，炽热的阳光照耀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单催生的模具，浇铸着一个个钢铁坯件。而就在这个当口，一片片乌云从西伯利亚飞来，中国大工业，突然遭遇到了一阵阵凄冷的西伯利亚寒流。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与我们签订的600 个合同，撤走了在我国帮助建设的全部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同时，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与关键零部件的供应。沈阳担负全国156 个重点项目中的6 个项目，纷纷被迫中断。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国内许多限额资金控制的生产项目也处于停摆的状态。天灾人祸考验着中国，也考验着越烧越旺的沈阳大工业的炉火。
沈阳工人阶级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上演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场场正剧。
昨天热火朝天的厂房建设工地，怎么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柱桩了？加工车间隆隆的加工零部件的声音，怎么突然听不见了？苏联大鼻子都到哪去了呢？
一连串的发问过后，工人们找到了答案。
找到答案的工人憋着一股气。35 岁的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的吴家柱，带着不信邪、不服气的眼神，在沈阳市劳模大会后，把沈阳拖拉机厂的林海丰、沈阳高压开关厂的吴大有找到家里，确认了技术协作的话题。
“有一句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三个人先开个头，怎么样？看看哪些企业有哪些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咱们联络一些技术人员一个个攻关，不能让苏联人看我们的笑话。”吴家柱的几句话，得到了吴大有、林海丰的积极支持。
也就是从那天起，一个志在为沈阳工人争气的技术协作小组，在1961年6月成立了。
林海丰所在的沈阳拖拉机厂的震动研磨机出了问题，听到这个消息的吴家柱当晚就来到了沈阳拖拉机厂，在林海丰的帮助下，一台能去毛刺、去锈，又能倒圆角的研磨机试制成功了。
吴家柱的技协小组让沈阳拖拉机厂尝到了甜头，技协小组解决的技术难点越来越多。吴家柱的家成了他们每天下班后解决技术难题的“研究室”。
吴家柱的女儿吴国芳曾是我的同学，她生前提到她父亲吴家柱的时候，与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1961年我才8 岁，我清清楚楚记得，爸爸搞技协的初期，我们家是爸爸和几个叔叔研究技术难题的地方，那时候正赶上困难时期，每天晚上几个叔叔下了班，就到我家来。由于粮食定量供应，我妈妈煮苞米面粥给他们喝，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谁也不肯喝一碗。为了不影响爸爸他们研究技术攻关的难题，我的母亲每天晚上就安排我们6 个孩子和奶奶挤在一间屋子里，实在太晚了，爸爸就让妈妈用白开水冲点儿酱油充饥，也算那个年代对几个叔叔最好的招待了。”
饥饿并没有影响吴家柱技协小组的研发交流活动，他们的心里装着一个大目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中国的大工业搞上去。
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1962年创作的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传唱了60年，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境界。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吴家柱的技协小组“披荆斩棘奔向前方”的精神，受到了当时沈阳市委的高度重视，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朱维仁对吴家柱技协小组给予了充分肯定。
1961年10月，市委批转的市总工会关于“劳动模范吴家柱等同志发起厂际交流技术活动的情况和对这一活动加强领导”的报告中说，“这一活动是模范、先进人物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物，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创举。”
由此，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的三人技协研究小组，变成了沈阳技协活动的“发源地”。
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王凤恩参加到技协队伍中来，“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成了技协队伍中的一员，全国劳动模范张成哲与吴家柱奔走在技术攻关问题的路上，“刀具大王”金福长带着徒弟来到技协的攻关现场，金属专家葛庭燧来了，焊接专家斯重遥来了……吴家柱所在沈阳气体压缩机厂成了全市技协活动的根据地。
沈阳劳模精神的感召力，沈阳工人阶级在困境中产生的无限创造力，形成了沈阳工人阶级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力量。这种挺起胸膛为沈阳、为中国争口气的精神境界，推动了沈阳工业的持续发展。
当年156 个全国重点项目中沈阳的6个项目，曾因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而处于停滞的状态，沈阳技协派出强有力的技术力量，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攻关。沈阳电缆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机床一厂等6 家企业，胜利完成了新产品的试制，达到了国家制定的标准。
“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的评价，成了给予吴家柱发起的沈阳市技术协作活动的最高褒奖。
正是这种评价的感染力，沈阳的技术协作活动由机械领域发展到全市的重工、化工、轻工、电业、交通、基建的各个领域，像一颗颗种子落地生根，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沈阳的技协活动扩展到了整个辽宁，有1678个大中型企业开展了技协活动，技术协作的积极参与者达到了12 万人之多。
自力更生创造的新成果、新产品的捷报从沈阳飞向北京。
1963年10月4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沈阳专门约见了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等参与技协活动的技术骨干，给予吴家柱的技协组织高度的评价。
彭真说：“开展职工技协活动，是职工和领导相结合办好企业的好办法，是广大职工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提高技术水平的一条好的经验。”“沈阳开展的群众技术协作活动，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
沈阳的职工技协活动受到全国的关注。到1964年，全国有27 个省市的技术协作访问团，来到技术协作的源头沈阳“取经”。技术协作活动像蒲公英扬撒的种子，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自强的路上，我们收获了勇气与力量播种的果实，加速迈向中国大工业的康庄大道。面对中国的处处峥嵘和片片葱茏，有的国家却瞪大了眼球虎视眈眈。有着“北极熊”之称的苏联，在我国边境特别是东北边境陈兵百万，战争呈现出一触即发的态势。
边境形势引起了我们的反思，我们的工业布局大都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的现状，不得不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业架构产生了担忧。
1964年一个慎重而又果断的决策，飞出了北京中南海。从那天起，我国上百万工人、专家从祖国各地赶赴西南、西北的三线。
应该说，这是为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做出的空前而伟大的壮举。电视剧《火红年华》的主题曲“爱在家国之间”，以这样的歌词歌颂了当年三线建设者谱写的青春奋斗篇章：“走过高山大川，苦累也是浪漫，风起云涌的岁月啊，我记住了你只有信仰的容颜。”
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三线建设中，沈阳与辽宁、东北的许多建设者一样，响应国家“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原则，以心血和汗水浇铸了一座功在千秋的历史丰碑。
在这支三线建设的队伍中，沈阳的工人阶级又一次担当了顾全大局的排头兵角色。
1965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响，一份《国防工业1965年工作要点》，让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黎明机械厂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工作状态。
落实国家航空工业要点的准备工作，对沈飞和黎明厂意味着要迅速落实对全国16 个省市的35 个航空工业企业，采取对口的搬迁、对口的包建和对口的支援。
厂区里满是忙碌的身影：夜以继日的技术资料整理，对口的原材料、物资准备，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名单的确定，随迁家属的食宿安排，运输车辆的精心准备，分期分批迁移时间的确认……
命令下达了，16795 名确定西迁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悉数开往了三线新厂。荒原僻岭，稻田、池塘成了抵达三线人员每天饮用水的源头，树枝搭起的窝棚是他们的临时住房。让人无法想象也是敬佩至极的是，从1965年筹建新厂开始，在不到5年的时间，崭新的歼—7 飞机就从新建的工厂飞到了空军机场。
有一组数字会让今天的国人读起来惊叹不已。
从大三线建设到1985年二十年的时间里，沈飞厂先后支援包建了西安、成都、贵州、汉中等10 余个航空企业和两个飞机设计所，输送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2 万余人。
沈飞人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沈飞“共和国歼击机摇篮”的名声飞向了祖国各地。
2022年10月，一幅运油20 空中加油机在空中为歼—16 战斗机加油的图片，引起了美国等国媒体的惊呼。
毋庸置疑，这是两款分别由成都和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新型战机，已经飞进了世界先进战机的行列。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成都飞机制造公司正是当年的三线建设中，由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出专家、出资料、出技术、出设备而建设发展起来的。
历史证明，当年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黎明发动机厂在大三线的汗水没有白流。
而那些在三线建设中病逝的，乃至牺牲的建设者可以瞑目了。
今天，沈阳许多参与了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都会说到一个心底珍藏、从没忘记的场景。
在三线建设的初期，建设队伍半数以上是来自东北地区的，而在三线建设中所需的工业技术设备，大部分是东北地区工厂率先安装的。在这支队伍里，沈阳支援三线的建设者唱响了“顾大局、识大体”的壮歌，而将这首歌唱得最响的，当属沈阳参与三线建设的每一个国有企业。
坐落在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十几张巨幅照片虽然早已泛黄，但照片里的场景依然清晰可见。
带着了解沈阳国有企业参与国家三线建设情况的思考，2022年10月26日，我在中国工业博物馆的一幅三线建设照片前止住了脚步，一组组数字引发了我对当年沈阳三线建设者的敬仰。
“在1964年的三线建设号令下，最早奔赴天水三线的是铁西人。全区的国有大企业，一个不少地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走上了各自包建包援的三线企业。在48 个参与三线援建的企业中，有23 个企业参与了在三线建设沈阳同类企业的任务。就是在这支队伍中，他们选择本企业的精兵良将23304 人，派出厂级干部94 人、中层干部7000 人、技术工人16210 人，仅用了三至四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三线复制沈阳同类企业的任务。”
“有29 家沈阳企业的重点车间，实行了整体搬迁，受援的省、自治区共有29个。”
中国工业博物馆的讲解员，把目光投在了沈阳桥梁厂在陕西建成的铁道部宝鸡桥梁厂的照片上。
望着这幅照片，我情不自禁地发问：“沈阳桥梁厂去宝鸡建厂的人数是800 人，你知道那些当年支援宝鸡的工人，平均年龄有多大吗？”
我的提问，显然是难为了年轻的讲解员。
“对不起，我的问题让你为难了，我告诉你，桥梁厂去宝鸡的工人，当年平均年龄也只有30 岁出头，1964年到今天58年过去了，当年就是20 多岁的青年工人，今年已经80 多岁了，何况他们的师傅们呢？可想而知了。”
我无法知道沈阳桥梁厂去三线的那些专家、技术员、工人的近况，因为就是有人问我此类问题，我也同样说不出来，因为，就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曾在11月初打通了沈阳电视台导演汤双雁的电话。我知道她的姨夫巴恩志曾是沈阳机床一厂的总工程师，当年曾率领300 多个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从沈阳赶到天水，在那里建起了天水星火机床厂。当我问起她姨夫的近况时，汤双雁沉默了许久告诉我：“唉，我的姨夫已经不在了。”
沉默后的敬仰之情，让我终止了与汤双雁导演的电话，一首《祖国不会忘记》，在我心头唱响：“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不需要你歌颂，我不渴望你报答，我把光辉融进了祖国的星座，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
据我了解，在沈阳人支援三线的队伍中，有些身体好的退休后回到了沈阳。一个重型机器厂的老工人曾对我说，从三线回来的人最渴望看到，也是第一个想看到的，是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工厂、车间和那些记忆中的车间师傅。而大部分拉家带口去了三线的工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由此，我想起了龚自珍的一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特有的家国情怀，或者说，这就是他们为了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子孙”情怀真实的写照吧！
而正是这种襟怀，让那些当年荒芜的穷山辟岭，那些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国防军事要塞，变成了卫星、导弹的发射基地与重点的国防建设工厂。
家国情怀是一种大爱，这种情怀是以国家为己任的使命感，用这种情怀去描写沈阳人是最合适不过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沈阳工人阶级的这种情怀还在代代相传，他们知道，父辈们走过的路，他们还要走下去，他们知道，建设经济强国的梦还在路上。
经济强国的梦还在路上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掌声中，我们登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从那天起，沈阳与全国一样走过一个个改革开放的驿站，收获了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成果，实现了富起来强起来的梦想。
数字是神秘的，经济发展的数字是汗水和创造力的符号。在沈阳的统计年鉴上，1978年沈阳的国内生产总值95.48 亿元，2011年沈阳的GDP 达到了4009.8 亿元。
比较，让沈阳人喜上眉梢，然而一些排名在沈阳前面城市的数字，又让沈阳人一阵阵心跳。
沈阳人开始查点自己的脚印了。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奏响的乐章，让沈阳人在东北振兴的大合唱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步伐。
沈阳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辽宁沈阳时给出的良方，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沈阳明白，辽宁振兴，首先是工业振兴。工业振兴，沈阳还要当先锋、打头阵，激活传统工业活力，以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赋能优势产业，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产业，为共和国奠基的目标实现更高的飞跃。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路上，沈阳又留下一道道奋进的车辙，留下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在工业振兴的路上，“老字号”率先发力了。
说起沈阳鼓风机集团，10年前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也就是这10年，沈鼓竟登上了中国、世界石化设备的峰巅。
研发、制造为共和国奠基的产品是沈鼓的追求。2018年的春节过后，国家能源局的总监李冶带领十几个人，驱车行驶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大道上。
沈鼓集团的董事长戴继双明白，李总监带领大队人马到沈鼓来，一定是有“国字号”的紧急任务。
李冶总监到来的目的让戴继双言中了。
“最近，京津河北一带天然气短缺，价格上涨，大家都知道了，本想让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出面解决‘气荒’的问题，但这‘三桶油’又是各自有各自的管线，相互间连不起来，由此，国家领导提出了‘天下一张网’达到互联互通的要求，我的话大家听明白了吧？”
李总监的几句话，让戴继双想起了他们研发生产的长输管线压缩机，他明白，李冶总监是为落实“天下一张网”的要求来的，进一步说，是为长输管线压缩机来的。
“要什么型号的压缩机？完成任务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李冶看了看他身旁的中石油的领导和环保部、辽宁发改委的几位随行的专家，说道：
“在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前，全国的压缩机行业我们都清点了一遍。谁能担此大任，我们选择了沈鼓。选择你们，是因为你们是全国通用机械行业最能战斗的队伍。这么多年了，只要是国家给你们的任务，你们从没拉松，每项任务都提前完成，而且在国家任务面前，你们从没讲过价钱。特别是‘西气东输’的管线，现在用的都是你们的20 万千瓦的长输管线压缩机，对吧？为此，你们沈鼓要完成的任务可是‘天字号’的工程，这就是我们匆匆而来的目的。对了，我听说，自从沈鼓的长输管线压缩机安装在‘西气东输’管线之后，美国GE 公司的压缩机退出中国市场了，是吧？”李总监说到这，满脸兴奋看着戴继双。
戴继双点头，想要张开的嘴又合上了。
“戴总，看得出来，你是想问我们要什么型号的压缩机？给你们多长时间，对吧？”李总监看了戴总一眼，把头转向了中石油的领导。
“李总监的话已经说明白了，我们对这项工程看得比天大，这项工程不只是天然气的互联互通，还是我们党和政府与人民互联互通的‘民心工程’，咱们都知道，一台长输管线压缩机在国外交货时间是24个月，我们国内最快的时间也是13 个月，但我们给你们沈鼓的时间是8 个月，也就是说，明天是3月1日，从明天算起今年10月底交货，我还要明确一下，8 个月的时间不只是压缩机的生产，还包括安装、调试、送气，而且，这16 台压缩机要分布在全国8 个压气站。”
中石油领导的话音落地了，会场上一片寂静，几十双眼睛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沈鼓的董事长戴继双。
“我要说的话，就是我们沈鼓向国家立下的军令状。一句话，保证完成国家任务！这八个字我知道有千斤重，我们把李冶总监对我们的评价看作是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在沈鼓人面前，国家的任务从来都是第一位的，在沈鼓历史上凡是国家的任务，我们没有一项让国家为我们着急过，我们也没有一次掉过队。请国家放心，沈鼓是国家的沈鼓，是国家队，国家队就是要为国家挑重担，国家队也要为国家排忧解难。10月份，我们的产品安装验收时一定是国际水准的产品。沈鼓保证，工期一定会提前，绝不会拖后。”
响亮的掌声超出了以往会议掌声持续的时间。
此时，戴继双班子里的一班人，像接到了命令一般齐刷刷地站起身，把掌声还给了国家能源局调研团。
2018年3月1日早晨，一辆大面包车从铁西经济技术开发区驶向进京的高速公路。
车厢里，国家能源局的总监李冶与他所率的团队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家都领教了吧？我们给沈鼓8 个月的生产、安装时间，但戴总说了，不但要保证完成任务，还可能提前。这就是我们在解决‘气荒’这个问题面前，为什么选择了沈阳，选择了沈鼓。”
“李总监，沈鼓完成任务不会有问题？我不了解，沈鼓的精气神一直是这样吗？你好像很了解沈鼓的历史，说给我们听听吧！”中石油的一个干部接着李冶的话问。
“你问我就问对了，我20 多岁大学毕业至今近40年了，这40年，我先后在国家机械部、东北振兴办公室、国家能源局工作，无论在哪工作都与沈鼓有工作联系，沈鼓的发展一直遵循一条路，那就是，它研发的产品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研发生产了二氧化碳压缩机，解决了生产化肥的设备，从而解决了粮食增产的问题。从80年代开始，他们又研发生产了百万吨乙烯压缩机，乙烯可以抽出化纤对吧？我们穿衣服的问题解决了。‘西气东输’开始都是德国人的压缩机，现在用的都是沈鼓的压缩机，我们的能源安全解决了。这些年，我们的石油进口达到了70%，沈鼓又研发了10 万空分压缩机，这种压缩机可以把煤变成油，现在已经在宁夏煤化工基地用上了，如今已经安装6 台了。”
面包车里静极了。李冶的故事还在继续。
“是什么力量支撑了沈鼓有如此的杰出表现呢？”
“这里有一件事，一直支撑着沈鼓的发展。那就是沈鼓每年都能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6%的资金用于新产品的研发。而正是这种做法，支撑了沈鼓今天数字化的研发和数字化的生产，也才有了沈鼓这个70年老企业青春的焕发。好了，半年之后，期待好消息吧！”
期待并没有超过半年，2018年5月19日，李冶又一次带队来到了沈鼓，不到三个月时间，沈鼓为中石油广州压气站、中缅天然气河池压气站、梧州压气站生产装配的长输管线压缩机竟奇迹般提前交货了。
而更让国家能源局震惊的是，沈鼓立下的8 个月完成任务的军令状，实现了100%提前交货，100%按期调试生产，100%一次开车成功，而且完成任务的时间，由8 个月缩短到5 个月。
这是怎么来的呀？这样的速度和生产、安装质量，沈鼓又如何做得到的呢？带着兴奋中的不解，2022年11月2日，我在庆贺沈鼓建厂70年期间采访了董事长戴继双。
对于我的提问，戴继双浓缩成了如下几句话：
“长输管线压缩机外国人要干24个月，我们用5 个月完成了，从时间上看，我们是他们速度的5 倍，但外国的同类产品只是压缩机从生产到交货的时间，而我们5个月还包括安装、调试的时间，老外与我们的差距显然是拉开了。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就是我们的心里一直装着国家、人民的需求，由此，我们才有了在生产、安装设备过程中非常规的工作时间，非常规的管理手段和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这个速度，国外是做不到的。他们更做不到的是，国家能源局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我们是列为沈鼓的‘共产党员工程’去完成的，在我们沈鼓只要被列为‘共产党员工程’的项目，研发、生产、安装的过程会全线绿灯，而参与这项工程完成的都是共产党员。”
这就是沈鼓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下，一路争先锋的精神境界，这也是实体经济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沈鼓是国家的沈鼓，戴继双的话说对了。
在这一天，戴继双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沈鼓研发的乙烯三机在这10年里，实现了80 万吨、100 万吨、110 万吨到150 万吨的两个三级跳，150 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轰鸣，让我们登上了一流乙烯压缩机的峰巅。
有句话叫好事连连，事隔一个月之后，沈鼓核电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刘鹏给我发来了一条好消息：沈鼓用了10年时间，投资了数亿元研发生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最大的三代核电技术屏蔽主泵，已经正式交付用户了。
十年磨一剑啊！屏蔽主泵一旦投入运行，无疑会让沈鼓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进程中，又扛起了一面排头兵的旗帜。也让我们听到了大海边的清洁能源发动的引擎。
应该说，“老字号”企业为新时代书写了浓重的一笔，也为沈阳的老工业基地的青春焕发换回了满堂彩。
放目辽宁的土地，辽河两岸的企业如同一个个企业的丛林，各类工业母机和新产品试车发出的引擎，犹如辽宁“老字号”“原字号”“新字号”同一个旋律下的和声。
说起沈阳的“老字号”，沈阳人的目光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瞄向铁西，瞄向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大道。发生在特变电沈阳变压器集团的一个故事，会让你体会到沈阳老工业基地依旧传承着“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情怀。
2021年的春天，国家电网白鹤滩——江苏±800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传来消息，急需9 台高端换流变压器。
沈阳变压器集团知道，这项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重点工程，也是继三峡工程之后中国水电的一张新名片。
老当益壮的沈变集团又一次摩拳擦掌了。
听到“国字号”工程就想拼一把的沈变集团自有心动的理由，也就是在这10年里，他们接连开发了世界级的新产品61种，创造了27 个世界第一。由此，获得了三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沈变集团，没有理由不挑起这个重点工程的担子。沈变集团明白，在国家的重点工程面前，只要是“沈阳”两个字跳上招投标的屏幕，国内的变压器行业就无人与他们争雄。然而他们也知道，每一项“国字号”工程的技术与时间要求的难度都非比寻常。
沈变集团没一点儿含糊，他们知重负重，在研发制造±800 千伏变压器的道路上发力奔跑了。
数字，记载了他们披星戴月的时光。
2021年的7月30日，±800 千伏变压器进入试验阶段。
2021年的11月28日，±800 千伏变压器试验成功。
2021年的12月14日，首台±800 千伏变压器满身披红戴花，在全场员工的阵阵掌声中，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驶向重点工程的目的地。
变压器集团的所在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德园，就是沈阳高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这个成立不到8年的中德园，经济总量实现了跨越的发展。让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中德园，2021年规模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946.1 亿元，仅在2022年的1 至8月份，园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就达到了508.1 亿元。
显然，沈阳的经济版图又得到了全新的扩容，沈阳像祖国一样正在强起来，飞速向前发展。
沈阳的老工业基地正在悄悄改变着自己的模样，一次次浴火重生，带来了一次次次开花，破除了企业体制障碍的沈阳，以科创要素聚集效能，靠智慧能动插上了蝶变的翅膀，以老企业的青春靓丽实现了华丽转身。
毛主席写过一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今天的沈阳，牢记共和国长子的责任，画出了天空、地上、水面、大海任由沈阳驰骋的最新最美的画图。
都看见了吧，2022年11月8日，沈飞公司的FC-31、歼-16D、歼-16、歼-15、歼-11B 战机展开五大机型的阵容，亮相珠海第14 届航展。深水机器人从4 千米下潜到1 万米，让海底的龙王为之动容。盾构机像一只只钢铁穿山甲穿透山脊，引来了一列列高速列车呼啸而过。10 万空分压缩机敞开一小时吐氧10 万立方米的胸怀，让千年乌金化作了清澈的柴油。机器人生产装配机器人、跨音速风洞压缩机、电驱高压离心压缩机……这些称得起大国重器的国家砝码，一次次闪耀着沈阳的标识。
还记得“嫦娥”探月的情景吗？没忘记“祝融”探火的画面吧？“蛟龙”入海的身影，一定是你收藏的最爱了。正是这些让中国人为之扬眉吐气的镜头，同样有沈阳的身影出现。
沈阳正在从“工业一柱擎天，产品结构粗放单一”中改变着自己，一个坚守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建设数字城市，智造强市的新形象，亮翅于中国工业的大舞台。
有这样一组数字，让沈阳又一次骄傲自豪：2011年沈阳的GDP 是4009.8 亿元，2021年则达到了7249.7 亿元。
如此的发展提速让我们体会到了沈阳在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文章以来发生的突破性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句话，让沈阳人、让辽宁人、让东北人心暖。
由此，沈阳信心满满迎着二十大的春风走来了。
沈阳带着新型机器人综合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带着重大技术装备项目走在了全国最前列，带着机械装备领域一批大国重器，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带着离心压缩机、特高压直流换流变压器市场占有率全球首位，带着工业改造项目全省首位的勋章、绶带来了，铁西中德园带着孵化中心发展的新成果来了，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带着沈阳航空动力产业园全新的版图来了！
登高望远，沈阳实体经济的阵容正在汇集成磅礴的新兴工业“新势力”。
坚守初心和使命的沈阳，为承担经济强国奠基的重任，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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