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陆

　　大连金石滩有十里黄金海岸线，但2020年4月13日下午，海滨路一线有警车封路，车不让走，人可以行。

　　我问警察：“有，什么，大事吗？”

　　警察看我背着冬泳装备，手那么一挥，没搭理我。

　　是一个开小环卫车的老师傅，他脸向东一仰对我说：“那不是希尔顿酒店和发现王国酒店吗，住的都是咱大连穿白大褂的，从武汉回来，今天隔离满14天了，这就要回家喽，咳。”

　　想武汉这四月天，那东湖绿道，又见渔光落雁，而大连此时，春意刚出，绿柳还未挂满，迁徙而归的海鸟在高空盘旋。

　　哦，无论什么季节，总有生命往来！

　　我不记得大连援鄂总共去了多少医护人员，分好几批，这一批是529名吧？我不记得。是的。可是，此时，也就是一瞥的时刻，我突然有了一丝愧赧的心境。

　　是的，愧赧！我一个60岁的老者得知不远处是这些隔离的年轻人，忽然生出渴望，想站在这僻静的大海道旁看他们一队队经过。我不了解他们这60多天在武汉方舱是怎样，那疲惫，那苦楚，那艰难，我怎么也无法了解。我只是在料峭春风里站一站，目送他们平安回家，算我最微薄的心情。

　　大海此时气象最好，西北风4级，气温15摄氏度，水温9摄氏度，海潮是满的，波光是蔚蓝的。我穿上泳裤，下海紧游起来，宽阔的大海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岸上几个戴口罩的青年觉得我不得了，向我伸拇指，为我拍照片，我刚一上来，他们拥过来与我合影。他们竟把我这早春的闲泳者当作英雄！

　　我拒绝了，我这几天感冒咳嗽，怕传染给青年。

　　我在日记里写下：“面貌好的可以面貌赠人，形体好的可以形体示人，才华好的可以才华傲人，这都是爹妈给的，别人做不了。但行为好是人人可做的。大连去武汉这些医护人员，都是寻常中青年，有老有小有负担，疫情最危险时却去武汉救世。其行为天职，文章写不出。”

　　人们喊“加油”，喊“骄傲”，喊“义无反顾”，喊“壮士家国”，自然是真切的心情。

　　但我喊不出，也是真话。

　　我若为至亲，心情最真切处必是牵挂为多；若此时面对，我定是无言以对；她若脱旧装，我则把旧装拿走并烧掉；她若看春天，我则一定要买到草柯花枝一盆盆给她栽上；她若愿意说武汉，我一定要肯于倾听；她若不愿意说，我绝不会提问；若她有阴影挥之不去，有麻烦束之难行，我所能为之则必当为之，等她一起过平常。

　　因为他们是昨天的先锋者，是今天的前行者，是明天或者明天的明天又一个值得纪念的依据！

　　可毕竟，我不是至亲，做不到什么。这一千多穿白大褂的拯救者，我没有记下一个名字，也没有细看一个长相，只是挥一下手，送他们的车辆匆匆往家里行驶，算是证明我在这个疫情时代一次真切的心情。

　　他们是多么重啊！而我又是多么轻！

　　我相信，他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我也相信，他们有的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时代主流，源远流长，又有这么好的风华，就足矣。

　　春天再讲《木兰诗》，和往年不一样，联系到疫情，竟然难以自已。中华儿女文章，数这一篇最好。

　　读“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想年轻儿女离家赴国，哪能不思前想后、难舍难去？不经生死劫，谁敢称英雄？经过生死劫，谁还说豪迈？“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把国与家的关系讲得很清。家是根子，一生归依；国是意志，世代责任。大连一位援鄂护士回家看两岁儿子，让儿子喊“妈妈”，儿子不肯喊；等儿子喊出“妈妈”要让妈妈抱，妈妈又不敢抱。

　　哦，无论什么性情，总是天职在说话！

　　我愿听豫剧《花木兰》“用巧计哄元帅出帐去了”一段，军中木兰思家想家，万里情景都是家。“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常香玉用“花流水”唱，原诗六句没动，只加了个别衬字，我感觉，“谁说女子不如男”励志，“用巧计哄元帅”动情。

　　可惜，木兰多少在人间，文章没能写出。

　　我往下想：要是木兰战场是另一个样子，或战亡，或失明，或残肢，或毁容，或俘虏流放，这时的木兰会是怎样？大概，我们生来柔弱，格外需要力量和荣耀，却忘记我们对所有忠守天职的人应有的铭记。

　　对不起，我又想到我三姐。

　　20世纪70年代，三姐王汝香所在的沈阳军区217医院抽她去前线，她担任护士长，又是党支部书记，奔图们行军，哪想军车过江时落入冰河，三姐受伤受病。三姐在病床上，领导通知她须做手术，要摘除一个卵巢，对生育会有影响。三姐没有哭，还给上级写决心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生交给党安排”。部队领导非常好，说三姐刚结婚，须回原单位休养，要无条件服从。倒是我父母哀叹流泪，他们不抱怨，只是自责“怎么对得住孩子啊”。后来，三姐好容易有了孩子，但复员后却有种种后遗症显现。三姐却只字不提艰难，虽然中年之后懂得些命运从容，但当年的信念始终置顶，直到病逝。

　　三姐是196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2019年病逝。在我心里，三姐就是木兰英雄，配得上先锋的主题。

　　生死不辞，劫后余生，再蹉跎，也是英雄吧？

　　所谓国家形象，是千千万万个小家儿女用自己的一根根肋骨一块块血肉补缀而成，能真切纪念就好，不求其他。

　　国家有国家的纪念，城市有城市的纪念，一所学校、一所医院、一个兵营、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家庭也应该有真切纪念，记生卒，记事迹，不论高低，不分种族，能立碑的立碑，不能立碑的也可以在外墙上凿出一个浅窝，能摆放最小的玫瑰花环。

　　其实，这样的铭记死者不知，却有着生者对长河的信念。

　　我去通化看过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而我给印象最深的却是有一天在附近的田野走，偶然看到过几块残碑，有一个碑写得全，但没有姓名，左上字是“东野二纵三团卫生队”，右下小字是“生卒1927年至1948年”，其他不知。另几块墓碑字迹已经秃平，有一块还显出几个俄语字迹。问村子老人知道，这里当年鼠疫猖獗，东北野战军派8名卫生员来，还请来了两名苏军卫生员，这些人有先有后，只活下1名，余下都死了，当时就地火化。具体恐怕永远无法查找，但简碑所在，人心所记。可以想象，那些年轻的生命，那些先锋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