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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一塘莲》并不回避重大历史事件，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1951年镇反运动，其中的人物无论何种身份，都伴随着历史一同成长，随着历史的波澜而动荡，对现实主义和唯物史观有深层的依恋甚至依赖。在历史洪流面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避而远之，虽然有人是主动投身历史激流，有人则是被动卷入历史旋涡。但深入阅读不难发现，小说对历史的观照并不是从后人总结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而是采取了镇海寺农村卢氏三姐妹的角度，用一种体验式的叙述，带领读者体验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激荡历史。全书以四十多万字的容量，讲述了矛盾冲击密集的六年历史。作品呈现出了浩荡之态，阅读过程十分顺畅，这种阅读体验与其书写方式密切相关。
既然是选择了卢氏三姐妹作为主角，那么主体情节的展开必然是以女性平民的视角为中心。随之而来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纯粹军事书写的叙事模式几乎无法适用，毕竟女性即使上了战场，也很难出现在一线。坚持传统模式，必然会冲破现实主义预先设定的范围，但无论是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军旅题材无疑都始终奉现实主义为圭臬。针对这一点，也有作家提出过革新的想法，不过终未形成定论。《一塘莲》对既定模式有突破，但不是颠覆，就集中体现在维持了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方面。
全书一共五十二节，涉及的场景很多，有战斗前线及“准前线”、作为战场组成部分的“后方”、只同“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农村以及处在中间地带的乡镇，当然这些场景的功能性也并非变动不居，而处在一种缓慢流动的状态。其中属于纯粹战场环境的大约不到全书五分之一，大量篇幅属于另一种典型意义层面的“地方书写”。这样同主人公身份的设定完美贴合，同时也在顺从现实主义规则的前提下呈现了另一种革命军事题材的样貌，既是一种总结，也是一种预期。这是因为，作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军旅题材，究其发端，军事报道的色彩较为明显，书写者多是战场亲历者，因此战斗场面和军队训练及生活占比更多。在英雄视角之外的平民视角也基本是男性视角，比如一名农家子弟扛枪战斗的经历，比较少出现一种外置视角，其中蕴含一个革命历史话语方式的预设，即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也应当参与到革命洪流中，参与历史进程从而改变包括自身在内的社会现状。关于女性的革命体验则相应地出现了空缺，便产生了历史叙述的分歧。
作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革命中的普通乡村女性，卢氏三姐妹因其普通和普遍而获得了典型性。同时也因为她们的生命并不能被革命战争完全概括，革命叙事便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如同篆刻艺术中人为设置的缺口一样，令革命叙述显现出了留白之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叙事看似在说明革命历史不是全部和必然，却恰恰更能体现出证实而非证伪的意蕴，因为即使如卢氏三姐妹这样并未直接投入一线战斗的女性，也并非传统叙事模式中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功能性作用的女性角色，似乎与革命历史、革命战争毫不相关。卢四自卖他的花生米，三姐妹自卷她们的烟，完全可以与世无争地过着稳定的生活，但却确确实实地与之发生了或被动或主动的关联。事实上，我们在理解中国20世纪发生的左翼革命时，也不能对各个元素分解开逐个看待。如同那个广为传播的关于淮海战役胜利的著名论断，其实说的并非战役本身，从越来越多发布的资料和研究来看，战场上的精准指挥、隐蔽战线的情报搜集包括战场上的勇武果敢坚定，对战局的作用更重要，但那句论断的意义在于道明了革命叙述的基本逻辑，即整体性思维的广泛运用。大生产、边区民主、动员机制、组织学习等等这些看似并非战争组成部分的元素，其实恰恰是革命战争的重要机制。一部多数内容在进行“周边讲述”的小说，看似是军事题材的非典型叙述，其实恰恰切中了革命战争的肯綮。一如小说所呈现的，我们看到的革命战争，只是庞大冰山的一角，支撑它的乃是充满生命力的民间大地与普通民众。不但如此，三姐妹从乡村走向城镇乃至城市的过程，也论证了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的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由于这是一部关于革命历史和战争的小说，城市化进程同时與革命历史、革命战争建立起了关联，它通过艺术化的形式告诉读者，宏观上的现代国家建立、中观上的城市化进程和微观上的个体生命体验与革命战争有着千丝万缕、互相联动的复杂关系，这对我们全面认识近现代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另外，《一塘莲》作为一种预期，作为一种召唤，正是基于对文学史传统的总结归纳。全书最为直接的紧张激烈恐怕是第四十三节“劫狱”，说这是一次准军事行动，因为我方几乎没有正规部队介入，但战场描写得错落有致，又给人充分的军事题材作品的满足感。可以说《一塘莲》蕴藏着两种军旅文学的发展方向，即基于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脉络的书写，当然这种书写也包含着英雄史观和平民史观两种倾向立场，以及更为纯粹的军事文学，同样并不排斥“爽文”的写作。这部小说是将这些各有重点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令其在一众同类作品中颇显新颖的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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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书的总体结构来看，情节基本围绕卢氏三姐妹展开，伴之以适当的插话和回溯，让四十余万字的篇幅并不显出冗余拖沓。同时因为情节动力源是三姐妹而非一个人，又令情节线索并不呆板，有了跳跃的灵动。情节线之间的转换也恰到好处，所有这些配置让小说显得节奏错落有致。在这种节奏下安排四十余万字的丰富内容，既能保证信息的充分供给，设置的悬念最后一一“填坑”，又体谅了读者的阅读体验。关于“快节奏生活下长篇没人看”的言论，无论向市场妥协还是食古不化、顽冥不灵，都不是一种可取的姿态。《一塘莲》中的历史观、价值观乃至民间传统思维都通过艺术化符号传递，没有说教，加上故事本身的友好度，都使其真正做到了守正同时创新，而不仅仅是喊一声口号那么简单。
作者有意识地将三姐妹向典型人物的方向靠拢，而没有处理成别的样貌。三人有女性天然的一些特征，比如感性、善良、重情感、对家依恋、向往英雄等，对政治及革命战争的倾向也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出于基本的下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由于年龄和经历的不同，还是呈现了性格上的微妙差异。老大卢芳更为沉稳、隐忍、顾全大局，也正因此她的情感经历是先结婚再有情感，并且其婚姻完全是因为方七爷对父亲和三妹慷慨大义相助而促成的。老二卢秋虽然也是情感较为内敛，也不喜言谈，但是内心活动很多，有自己的主意，一旦坚定起来谁都难以劝服，性格原因加上郑重的神秘消失，导致最初的萌动没有实现，后来因为知道田镇长酒后失态，克制住了自己对后者的情感，转而嫁给在病困时期照顾自己的老实人车站老张。细思之下卢秋内在的韧性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这种韧性来自她内在的独立人格。当然三姐妹在这一点有相似性，即使是最为隐忍的大姐卢芳，也能在完全不熟悉方七爷内在的情况下下定决心出嫁，在方宅没有变故的前提下毅然出走寻找苏西坡，走进新社会后回到方七爷身边并坚守到后者过世。而卢秋则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更能展示出体内蕴含的能量。卢云更是敢爱敢恨，喜欢却因冲动回绝高团长，为了营救高团长又多次出让自己的身体，后被高团长安排嫁给小蔡，又主动挣脱不合适的婚姻，与仰慕的英雄田镇长一起生活。田镇长牺牲后，她终于和高团长一起消除心结而结合。虽然各自都有曲折经历，这与时代翻覆下个体随之震荡相关，但表面上来看，卢云确实更为波折，相应地也更显出她鲜活的个性。三姐妹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覆盖面，更丰富地展现出普通民众特别是女性在革命史中的反应与体验。
三姐妹身边的男人们也是各具魅力、各有特色。方七爷是个传统社会里的角色，黑白两道通吃，行走江湖靠的是仗义疏财、一诺千金，当然也有赌博这样的不良嗜好，以及娶三房这样的旧社会常见落后习俗。可以说，方七爷和老树皮是管窥左翼革命之外领域的一个途径，通过这样的人物设定，20世纪40年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以呈现。不过方七爷与老树皮还不同，作为乡绅，前者有着比后者更深邃的洞察力和更全面的知识结构，有自己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不是仅仅为了生存。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处理颇有意味，既写了他强悍的一面，又沒有忽略其仁慈的一面。对待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和恩怨矛盾，没有显示出传统家族掌权者的暴戾乖张残暴，而是给予充分自由，在他费尽心力最终也没有子嗣这件事上，也没有过多表现他的衰败颓唐，这些同其“混社会”时的潇洒果决一起丰满了人物形象。比较《罂粟之家》里的家族内斗，无关优劣，体现出的是作家不同的秉性和时代对艺术品定型的不同影响，毕竟历史细节实在过于繁复，能看到同一书写对象的不同处理，是读者之幸。
如果要在全书人物中找一个情节思路的人格化表征，那无疑是田镇长，他无疑是全书最具有包容性也最难以评价的一个形象。卢秋喜爱他，卢云崇拜他，田镇长作为基层行政干部，在体察民情、稳定社会、发展地方经济特别是支援前线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不但对整体大局和本地定位了然于心，而且有热情、有想法且有执行力。同时作为转业军人，他一直向往重回部队，无论是组建当地民兵武装，还是策划并与方七爷共同领导对高团长的劫狱救援，都体现出军人履历赋予其的出色的战斗素养，特别是后来率领公安局隶属武装大队保卫地方社会稳定、保障工业发展所立功劳，都突出展现了个人的全面才干。但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人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严重失误，酒后失态将于主任错认为卢秋而将之占有，令其怀孕。《亮剑》之后至今热度不减的“李云龙热”，作为现象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受众接受层面的追捧和同人再创作，其次是创作层面的大量模仿，一批出言不逊、浑身小毛病却英勇作战且战绩喜人的形象纷至沓来。《一塘莲》恰好形成某种反拨，田镇长温和儒雅、几无缺点、技能全面却偶然犯错，并且是无法忽视、影响了许多人命运的非原则性、非政治性错误。与对方七爷的处理方式类似，作者没有任何对田镇长的道德批判或情绪化书写，他后来的命运也是一言难尽：虽然同于主任关系略微僵硬，但很喜欢孩子;虽然同卢秋未能结合，但收获了卢云从崇拜转换来的爱意;虽然一家三口短暂欢愉，但终因镇压土匪不幸殒命。作品呈现出来的不是说教，没有劝诫，更遑论开脱或批判，而是呈现了生活本身的纠结状态，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只是让看到的人留下一声沉重又不失释然的喟叹，或许这正是历史书写的精妙所在了。
相比之下，高团长就是一个更为纯粹、简单的人了，怀揣理想，充满热血与正义感，这种军人形象我们在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中十分常见，如此设计能够安抚习惯于既有军旅题材的读者，符合一般性的阅读经验。常年身处军队的人，或许就是比地方工作的人更为单纯，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和上级下达的命令，不像后者需要处理许多纷繁复杂的人事、衔接新旧不同的社会。可以说，高团长是没有转业的田镇长，田镇长是走出部队的高团长，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卢云开始崇拜高团长，后来对田镇长也有了类似的情感。总之，《一塘莲》对人物的塑造都是十分用心的，这些人物在动态上服从于整个情节发展和整体思想传达，在静态上又从不同侧面折射出社会的截面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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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细节方面，这部小说也呈现出了不少新意。已经形成定论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军旅文学模式，基本是历史必然论贯穿到底，人物的言行都有很强的指向性，或者是经过带领达到这种状态，配合英雄形象的塑造，体现出阳刚的崇高之美。《一塘莲》从整体上来说，延续了这种预设，虽然没有刻意突显，但还是能感受到。不过它的美学体系并不单一，毕竟采取了软性的卢氏三姐妹的民间视角。田镇长改任武装大队长积极平定匪乱，但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因为交换人质，误判土匪示威性地开枪会打到女儿，飞身扑去，不想女儿没事，自己却因为前扑而中弹。因为是个人误判，虽然奋不顾身也并不显得多么英勇，牺牲也就并未显出特别的悲壮。这让历史讲述在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方式，同时也让讲述本身更加引人回味和深思。
如果说田镇长的崇高形象细节的削弱处理，由于其本人存在瑕疵而导致弱化本身具有一个“针对弱化的弱化”，毕竟即使没有这一笔，他也因为醉酒行为不能被称为一个完人。高团长的形象虽然没有这么多层次，但基本比田镇长更为正面一些，特别是双塔镇大捷出奇制胜、指挥若定，得到了首长的赞赏。不过在一次营救行为中，交火负伤，有趣的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交战双方不是敌我，而是营救者和被营救者，同时还连带伤及高团长的隐私部位。诚然最终双方互相一笑化解误会与尴尬，但事情本身仍显得颇为滑稽，事件受到了降格处理。后来高团长拒绝卢云的示好，甚至强令其同小蔡成婚，很难不怀疑是心理创伤的表现。一些作家曾经讨论过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一塘莲》倒是很包容，两种历史观都能接纳，宏观上仍是必然性，但细节处加入的偶然性因素让人物和历史更加真实可触，反过来稳固了必然性的宏观叙述。
这种多元化的历史观也体现在方七爷身上。1951年的镇反运动使方七爷卷入其中，他被盘山公安局定罪为“反革命分子”，半年后死于狱中。其间卢芳奔走相助，希望帮助方七爷澄清历史，也得到了高团长的声援，但无济于事。由于此前大量篇幅写到方七爷的开明进步、同情革命，甚至多次参与营救革命军人，因此对最终判决的评判很自然地写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中。不过作者在此用超然到不落痕迹的叙述语言描述这些过程，同时有意识地并立两种话语模式，人为制造一种“话语裂隙”。通过重写文学史之后又一波“十七年文学”研究热，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材料中发现过当时主流小说存在的话语裂隙现象。如果说当时的话语裂隙属于某种“政治无意识”，那么《一塘莲》这样有意为之就颇有意味了。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始终不急于亲自现身对人事进行臧否判断，而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留下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架势。这里也是如此，巧妙运用话语裂隙，意在表明历史并非能以三言两语的对错论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尽量呈现历史的丰富复杂性，还原每个人所有言行及境遇的历史语境，方能更好地贴近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个人。作者有强烈的对历史的同情，既包括对个体的理解，也蕴含着对时代的理解，这便是小说呈现出来的丰富性。
不得不说，虽然这是一部主要书写革命战争及其附带的社会改造的小说，但其对作为改造对象的传统社会有着精彩的描摹。一方面，比如写到方七爷为了繁衍子嗣变得瘦骨嶙峋，与其穿衣在外的神奇截然相反，写尽了“身体”和“身份”的冲突，也就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冲突，隐喻着传统社会的内在凋敝。另一方面，作者也表达了对大宅院内受到文化禁锢的女性的深切同情，并描述她（们）由内而生的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也正是左翼革命动员机制的人性基础。对革命对象不是批判而是理解，充溢着人文关怀，也传达了思想立场，这都得益于作品的革新与包容性。
《一塘莲》还积极引导对革命历史的军旅题材这样的文学史概念的深入思考，在作者看来，虽然这个概念已经实现了历史化，但并非没有进一步挖掘内涵的可能。虽然小说直接的战斗描写不多，但是与军事活动、军旅生活相关的叙事却无处不在。由于战争年代军队的战略目标和战斗任务使其经常处在不同距离的轮岗或流动中，加上对游击战的熟练运用，更不会教条主义地局限于一地，很自然地见多识广。军队内部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确切地说是军事语言与政治语言的混合态表达方式，久而久之会令身居其中的人习以为常并加入其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仅是语言问题。田镇长在妇女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讲到东北的政治态势及军事部署，在座的年轻女性无动于衷、不明就里，展示的是一种前现代状态，世界与“我”无关，或者世界于“我”而言“并不存在”。初到部队的卢云最早接触的是小王，她“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这种已然脱离乡土、去除了土地依附性的独立人格，以及侃侃而谈、纵横捭阖的言辞，都让卢云赞叹不已。由于军队的特殊属性，对偏居一隅的平民而言，前者其实是一扇世界的窗口，军事和政治话语传达着诸多关于“世界”的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传播其世界观，打破原有的地方性的意识和认知，让参与的人了解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个体和历史的关联。
在总体的人物关系设定上，方七爷、田镇长、高团长这些深刻影响、彻底改变了镇海寺甚至辽南地区的关键人物，通过三姐妹变成了“一家人”，田镇长亲口道出“主要原因是卢氏三姐妹，是她们把我们聚拢到了一起”，完成了点题，“国族革命”叙事就被置换成了“家族革命”。三姐妹看似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通过这样的命运连接、话语置换，也促成了一件件大事发生，这正是革命叙述的题中之义。如果看到军队的话语系统塑造能力，通过语言改造个体，甚至直接说具有启蒙意义，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军队”和“文学”就是同构的。
作者着力塑造的田镇长可谓军队知识分子，同样，苏西坡这一人物的设置也至关重要，其当为革命知识分子阵营。田镇长作为军人不遗余力地对乡土进行现代性的启蒙，对应的正是苏西坡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以往我们大多关注知识分子的启蒙，忽视了军队同样发挥了这一历史职能。卢芳对苏西坡的好感，与卢秋对田镇长的喜爱、卢云对高团长的崇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在于后者能给予前者一种前所未有的提升与引导。作者通过耐心的叙述，其实比较了军队启蒙和知识者启蒙两种方式的差异。知识者启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他们对知识的把握更深入、更成系统，对个体的教育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相比之下，军队启蒙尽管不那么知识化、系统化，但恰恰因为这种“不精深”以及话语的模块化而更容易得到普及，由此便能快速大量复制，这一点则是学院派的学者不能企及的。现代史进程，不可缺少现代革命的参与;知识者启蒙的同时，也需要军队启蒙的加入。
曾经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革命历史小说，在经典化后不可避免地陷入模式化的困局，因此在丛书总序中两位研究者在梳理经验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发展空间。其中提到的诸如“对历史祛魅”、重建“个人化想象”以及“现代性”角度的反思与重构，确实是这一领域发展节点的几个关键词。《一塘莲》的出现表明，已经有人在这条路上开始奋力实践，在反复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构造历史语境的同时，融入了鲜明的当下立场，或许这正意味着某种转机。
【责任编辑】陈昌平
作者简介：
艾翔，青年批评家，1985年12月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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