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婷

一、生平经历

1524年（明朝），耿定向出生在湖北黄安一个普通的家庭。其在自编年谱《观生纪》中曰：“嗣?跋名场，数仆数起，进退未至失道者，非我之能观，天也。逮兹迟暮，载观国光，只思尚友海内仁贤，资切观摩，期此生无咎尔！……顾我自观厥有生以来，天故贫我困我……父母劬瘁，育我慈我。”

　　自小生活的艰辛坚定了耿定向考取功名的决心，经过自己多次努力，终于考取功名，入朝为官。到暮年，耿定向最期望的事是辞官之后，和海内知己观光美景，切磋学问。由此，耿定向一生可以三个阶段划分：求学考取功名之前、官宦生涯、辞官归隐，在家乡著书讲学。

1.求学阶段

“天台先祖无传统之家学，至其祖父辈，使习儒治经，补博士弟子员。”受其祖父辈影响，耿定向七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大学》篇。十一岁开始求学，“我生十一岁。仲弟定理生。其年春，先大夫新筑馆于朱莊，延闵为傅，以其严也。”十七岁时通过童子试。求学期间，家庭贫困，《观生纪》有记载：“我生十九岁，时家输胥易役，从先大夫、仲世父冒雪往应。行至姻陈宅，拟止宿。余视主人无留意，趋诸父行。……傍睨诸父肤赭如血，我衷切然若刲也。既至邑，诸父为市滑窘辱甚甚。念年几冠矣，不能博一衿佩为门户服劳役，困衡益棘。”

　　渡河艰辛、人情冷漠和市井小人的羞辱种种经历，都深深刺痛着耿定向，他为自己年近弱冠却不能光耀门楣而自责。二十一岁时债主上门讨债，因家中无力偿还，耿定向只能从家中溜出去借钱，“我生二十一岁，……两尊人创见势家奴群然坐堂中，邑邑偃卧不起。余省知之，困衡益棘，乃亟走旧邑相知家丐贷以偿。”由于无法维持生计，母亲卖贴身女仆，富家子弟把酒言欢而自己贫穷拮据，期间种种经历沉重打击着耿定向脆弱的心。在他23岁至26岁期间，又有几次科举都下第的遭遇。“我生二十八岁，……丈夫志康济天下，一弱族且不能庇，非夫矣！”在耿定向28岁带领族人服劳役时，屡遭刁难，他返乡发奋读书，誓要考取功名，兼济族人。经过努力，于次年通过乡试，再四年后，终于进士及第，被授予官职行人司行人，标志着耿定向官宦生涯的开始。

2.官宦生涯

耿定向以“数仆数起”来总结自己的官宦生涯，其实“除有一次降黜被谪以外，其一生可谓仕途顺利。”耿定向为官清廉，与历任首辅的关系和谐融洽，是其仕途顺遂的原因所在。嘉靖末年，严嵩一手遮天，政治黑暗。耿定向上书弹劾严嵩的亲信吴鹏，受到大家赞赏。《明史》对此事有较高评价：“耿定向初立朝有时望”。但他也因此事开罪严嵩一党，第二年被严嵩派往甘肃任巡按。嘉靖四十一年，耿定向被任命为南畿督学，期间，他与王畿、罗汝芳交往甚密，切磋学问，著书讲学，并有一大批弟子跟随，如管志道，焦竑等。耿定向的思想在王门后学的影响下，逐渐趋于成熟。隆庆初年，升任大理寺右寺丞，由于和当时首辅高拱不睦，耿定向被贬为横州州判。后随着政治变革，张居正出任首辅，耿定向官途颇为顺利，曾多次升迁。万历三年，升任督察院右监都御史，后因母亲去世，不得不回家守孝。万历六年，耿定向官复原职，还兼巡抚福建。任职期间，耿定向极推行了“一条鞭法”。万历八年，其父离世，他不得不回家守孝。万历十二年，守孝结束，以南京督察院左监都御史被朝廷复用，一直到万历十七年，南京督察院御史王番臣上书弹劾巡抚周继，却未事先报告耿定向，由此而引起了一场上疏合战。为避免引起更大的风波，耿定向申请告老还乡，至此耿定向的官宦生涯结束。

3.著书讲学

辞官之后，耿定向在老家黄安著书讲学，此是他人生中的第三个阶段。耿定向所处的时代，正是王学凋敝没落的时期，世人陷于空谈心性、耽虚泥无、违背伦理纲常的社会风气中。耿定向虽然位居庙堂，身处官僚系统，但他确是儒家所说的世人范本，心忧天下，谨守儒家礼教，为了挽救王学流弊，正世风，耿定向一直积极倡导讲学运动。尤其他在南京、京城讲学期间，影响巨大，推动了晚明讲学运动的发展，是活跃在讲学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份子，“形成了局部讲学复兴”。

　　万历十七年，耿定向辞官归隐，和自己的弟弟耿定理、耿定力一起，创办了钓台书院和天窝书院，积极号召地方世人讲学，大力倡导孔孟之学，以期改变世人风貌。在他们的努力下，讲学活动大大促进了世风教化，致使黄安的学风一片淳美，人心向道。耿定向曾位居高官，归隐家乡之后讲学，其先前的官宦身份使他在地方极具影响力和吸引力。他的弟子焦竑曾描述：“如鸟投林，如川赴海，无不人人为扣两端，期于有悟。”可见，当时讲学风气的高涨。其时前来谈学论道的人，有王畿、罗汝芳、何心隐等王学名流，也有被称为“异端”的李贽。

　　耿定向致力于学术思想的传播，在湖北甚至全国的讲学活动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认为学术的纯正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基本要素，所以推行讲学，净化世风，倡导儒家学说。

二、思想发展历程

耿定向思想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变化：即信奉朱子学→信奉阳明学（与龙溪会语以及受耿定理的启发）→回到孔孟之学（以仁学为依据，构建“真机不容已”之学。）。此三变化可以用笃信“明伦尽伦”“常知为功”践良知、“学以不容已为宗”概之。

1.笃信“明伦尽伦”

前期，耿定向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很深。《观生纪》中道：“我生二十七岁，始志学，……公甫尝读程朱语录有省，余时困衡极，……公甫宾宾然趋绳蹈矩，执谓程、朱主敬功当如是。余曰：自尧舜启统，道惟明伦。尽伦，所学圣也，恶用此拘拘捡押为？”耿定向不赞同公甫对程朱主敬之功的主张，认为主敬之功是一种迂腐的功夫、形式上的枷锁，尧舜以来，圣人惟明伦尽伦，我们应以圣人的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这种圣人之功即孔孟的孝悌之道。《论语·学而》篇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孝悌之道是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修身之道，而孝悌之情耿定向自小便深有感知。《观生纪》中载：“我生三岁。……乃我生即多病善啼，三年间父母鞠育之恩，十倍常情已。”

　　耿定向年幼体弱多病，父母慈爱，对其的养育尤其不易，耿定向心中甚是感念。以至于耿定向对其父母、祖父母十分孝敬，曾经为了让母亲在秋雨寒露中少站，宁愿在秋试中潦草成篇且无任何抱怨，“先淑人露立墀中，自试不耐，念之终夕不瞬。余场中潦草成篇，停午即出。”祖父之死，耿定向更是悲痛不已，“冬，闻王父讣，奔归，沿途七十里哭声不绝。”在耿定向的思想里，明伦尽伦是儒家圣贤所推崇，亦是道德伦理中最自然，最合本心、心性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而公甫所推崇的主敬之功不是最本心的意识，是经过后天加持锻炼形成的，是一种工夫论，所以公甫的主敬之功并不能说服耿定向。但不久，耿定向便意识到，公甫的主敬之功不无道理，遂开始反省自查。

　　公甫倡导的主敬之功，是一种工夫论，即在社会实践中做到彬彬有礼，遵守应有的礼法准则不越矩，这也是人伦道德的体现。程朱学中认为，人伦即是天理。耿定向笃信的明伦尽伦也是人伦道德的一种体现，可见实际上公甫和耿定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在儒家人伦道德思想的方面，始终没有跳出程朱学的范围。只是两者的思想比较而言，公甫对程朱学的理解更深入，耿定向则浅薄一些，处在知道和模仿圣人的道路上，没有真切到达悟的本身。耿定向笃信明伦尽伦的的思想持续了很多年，到他进士及第之后才有所改变。

2.“常知为功”践良知

进士及第后不久，耿定向不再以明伦尽伦为自己的学旨，而奉以“常知为宗”，据《观生纪》记载：“……余执前见以尽伦实践，聆诸谭说无当也。……天既受形于我为人不为物，吾亦必有恒性也。吾不能知性尽性，可但已耶！……余因反观有契，自是学以存为主，著《盲喻》并《四箴》。”一直到耿定向及第的第二年，依然执着于明伦尽伦的见解，不久之后弟弟耿定理的思想，对其有很大启发，其开始反躬默识，由外转而向内寻求本性，学旨由“明伦尽伦”转变为“学以存为主”，以求真正“悟道”，注重修己身。

　　有学者认为耿定向在思想上重大转变的标志是《盲喻》篇。不得不说，《盲喻》篇确实是其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盲喻》篇云：“昔有孺子自襁褓盲者，随入嘻曝于春园中。闻人言天有日，亟归问诸父兄曰‘日何形？’其父兄曰‘圆也’。又问曰‘圆何似？’父兄无以应，第取镜示之。孺子执而旋探焉，乃解。复问曰：‘日何色？’父兄谓之曰‘赤也。’又问曰：‘赤何似？’父兄无以应。孺子顾问不已，其父兄辗转年虑，百计求所以譬晓之而不得也，孺子竟惘然。夫余学风主脩行云云者，犹辨日之形也。虽心无所见，而古先圣哲遗有成规，犹得模拟而冥行而已。若所谓道，犹辨日之色也。”《盲喻》篇里，耿定向用盲人问日来比喻世人求道，耿定向认为个人修行就如盲者辨形，虽心里不知，但却可以从古先圣哲那里学习和模仿得来，圣人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和规章制度必是符合伦理纲常的，但真正的道，就如日的颜色，非悟不能辨，模仿只是外在的，而道是心底深处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由心底处真正顿悟。从《盲喻》篇可看出，耿定向由之前的笃信向外实践，慢慢转变为向内求道，可以说是从程朱理学转向了心学。

　　“学以存为主”对耿定向来说只是其思想的一个过渡，不久之后，耿定向便转向以“常知为功”。《观生纪》记载：“……余时学为存之功，颇绵密顾于应感处自觉支矣。……偶契文成良知之指，以常知为功。仲子喜，……罗维德曰：‘别去如何用功？’余曰：‘常知已耳。’”此阶段，耿定向主要受阳明心学影响，从而认良知为本体，常知为功夫。对于常知，耿定向在《双塔晤言》中有如下阐释：“……余曰：‘先正有言，知是本体，常知是功夫云。……所谓常知云者，常明常觉’”耿定向释“常知”为“常明常觉”，把它视作实现良知本体的手段和功夫。这与之前的程颐和之后的刘蕺山的理解大不相同。后二者将“常知”与“真知”一起讨论，如程颐“把亲身探索得来的知识，称为真知；把自己只对事物表面的观察得来的或听别人传说的知识，称为常知。且真知是深知，常知是浅知。”“蕺山将‘知’区分为‘真知’和‘常知’。真知即知即行，常知则有可能转瞬消逝，知而不行。真正的致知功夫，就要求切实的去实行，见知于身、心、家国、天下。”在程颐和刘蕺山看来，“常知”是浅层次之知，非真正的致知工夫。而耿定向则以“常知”为实践良知的工夫，认为此功夫可以使人保持明觉状态而不至于“昏迷放逸”，正如学者陈时龙所认为的“常知，大约是保持着一种时刻警醒但却又轻松的态度来对待良知。”笔者认为，对于耿定向的“常知”，应把以上三方面结合起来，即把圣人的思想和行为常熟于心，警醒自己时时刻刻知而行，不能转瞬即忘，反观内省，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良知。

　　耿定向对于“常知”的理解，没有承袭前哲，有其独到的见解，但过这种功夫太刻意而为之，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且“常知”还不是真正的、极致的致知功夫。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致良知，这是耿定向思想体系建设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3.学以不容已为宗

耿定向思想的又一次重大飞跃，是他接触“不容已”概念之后，彻底从“常明常觉”时刻警醒的功夫转变为内心深处自然而然“显发冲创”的功夫。他述曰：“余偕仲子晤胡正甫于汉江之滸，相与订学宗旨……仲子曰：‘吾学以不容已为宗。’”这是耿定向第一次接触“不容已”，受此启发，他笃信“不容已”是“尧舜周孔之仁脉”。“比年来，益笃信此为尧舜周孔仁脉，……盖仲子所揭不容已者，从无声无臭发根，高之不涉玄虚；从庸言庸行证果，悲之不落情念。……它若视亲骸而泚顙，遇呼蹴食而不屑，见入井之孺子而怵惕。”

　　在耿定向看来，“不容已”是心底深处自然而然的自主意识，是自觉自发的行为。吴震教授认为：“不容已，意谓非主观意志所能与力者。其语源自《孟子·尽心上》：‘于不可以而已者，无所不已。’”在“汉浒订宗”之前，耿定向以“常知为宗”，认为“知是本体，常知是功夫”，此时的耿定向之学还处在功夫论的阶段，没有真正达到本体良知。“汉浒订宗”后，“不容已”被耿定向认为是“千圣学脉”，更称自己的学问为“孔孟之学”，“从无声无臭发根”，即是从心之本体处发根，心之本体由天命所受，包含天则，所以心是纯善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完全由孟子的性善论而来，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等等，都是发之于心体最根本处，自然而然产生的道德情感，不加任何外在的考量。与“常知”相比较，明显具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自觉，从刻意的修己功夫上升到了良知本体情感的自然显发。“不容已”之学是耿定向向内寻求的功夫，是其形上心体的方面，这标志着耿定向思想由用到心之本体的转变，标志着其思想的成熟。

　　综上所述，耿定向的思想共经历了三次变化，从笃信“明伦尽伦”到以“常知”为功，再到“不容已之学”的建立，实际上是其学旨功夫从程朱之学转到阳明心学、再超出阳明学的范围回到孔孟之学的过程。总体而言，耿定向的哲学思想没有专一于程朱理学或是阳明心学，但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概括说来，是宗师孔孟，修正阳明后学，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

　　注释：

　　[1]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9-790页。

　　[2]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

　　[3]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1页。

　　[4]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3页。

　　[5]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4页。

　　[6]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7页。

　　[7]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

　　[8][清]张廷玉：《明史》，第卷221《列传一百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817页。

　　[9]赖玉芹：《耿定向讲学的影响》，载《光明日报》2009年第12期。

　　[10]焦竑：《澹园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98页。

　　[11]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6页。

　　[1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页。

　　[13]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0页。

　　[14]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5页。

　　[15]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2页。

　　[16]耿定向：《耿定向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9-800页。

　　[17]杨丽华：《耿定向的思想变化及其原因探析》，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

　　[18]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4页。

　　[19]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1页。

　　[20]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页。

　　[21]李绍连：《永不失落的文明 中原古代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第195页。

　　[22]李绍连：《永不失落的文明 中原古代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第195页。

　　[23]陈时龙：《耿定向思想研究》，载《明史论丛》2007年第7期。

　　[24]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页。

　　[25]耿定向：《耿定向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页。

　　[26]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