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注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的同学一起回过头来盯着我看，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时，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不耻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明白地表示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不断地请。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
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心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數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了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的四条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心。
数学补考是定在下午第一堂，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人有七个，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题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卷上得到了七十五分，总算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也始终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那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场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一样关切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个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去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其实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
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我，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地说：“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眼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际的深渊。
（胡艳菊摘自《席慕容文集》 图/陈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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