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秋叶源不是真名，是她在东京住的地名。

　　她是日方为我们访问团请的翻译，每天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早上，她会说，我从秋叶源来。晚上，她告辞说，我回秋叶源去。我们就称她秋叶源。

　　她像真正厌倦了豪华生活的现代日本人一样，穿着素淡的灰色衣裙，裸着白杨树干一样挺拔的腿。脖子上挂着一串很粗糙的银项链，潇洒而傲慢。我们同秋叶源相处得并不愉快。

　　第一天，她就对我们说，中国人要学会微笑，不论日本人说什么，你得微笑着面对他们。但秋叶源只对日本人微笑，对自己的同胞却经常冷面相对。

　　比如我们在新宿地铁站，规规矩矩地站着等她，没想到她却说，谁让你们站在这里的？我让你们在地铁站等我，这么拥挤的地方，等人必须要站在一旁。我们面面相觑，但从此深深记住了，在日本，停留时一定要让开通道。

　　日方邀我们到一处精美的火锅城用餐。正当我们吃得热火朝天时，我突然发现秋叶源小姐不见了。好在过了一段时间，秋叶源又无声无息地回来了，只是脸色通红，好像赶了很远的路。

　　当我们尽兴地吃完，赶往事先安排好参观的博物馆时，才发现时间已经晚了。我们忙着向已等候在那里的东京官员抱歉，官员却说，没关系，知道你们非常爱吃我们的相扑火锅，我们很高兴。

　　日本人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我抽了一个空当，悄声问秋叶源怎么回事。她说由于你们为选什么吃而争论不休，使我们整整耽误了15分钟时间。我就利用你们吃饭的时间，先跑到这里解释了一下，别叫他们觉得咱们中国人没时间观念。

　　秋叶源说，他们的脸并不代表他们的心，比如刚才那位陪同的日本小姐，她向你们征求吃什么，其实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她就把这顿饭的菜单决定下来了，征询不过是做一个样子，你们却当了真。日本人办事很精细，哪怕看上去很小的一件事，都是各种利益均衡的结果，特别是经济上的核算。正说着，到了一处小小的街口，其宽度也就相当于北京城的小胡同吧，却也设着红绿灯。

　　我们虽知道日本的交通规则很严格，但见路旁的日本行人也耐不住了，不理睬禁行标志毅然过路，也就跃跃欲试。刚一迈腿，就被秋叶源狠狠地拽住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对这里的地形熟吗？日本的司机同中国不一样，中国人知道有人会在红灯时横穿马路，所以他们总是小心翼翼的。日本司机脑子里就没这根弦，他们的车又好，无级变速，跑起来一点声音也没有，撞到你跟前你都发现不了。而且日本有规定，凡是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出的人命，一律无赔偿。

　　在十字路口听一位窈窕小姐颐指气使地谈论死亡，真是晦气。于是大家自我解嘲道，死就死了呗，好歹也做一回洋鬼子。

　　没想到秋叶源一点不懂得幽默，粉脸变色道，如果有人死了，在我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是我的耻辱。

　　说着，她回过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而且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国人的命，比日本人更宝贵。

　　秋叶源十分年轻，嘴角额头却已有了极细碎的皱纹，这是敷多少粉也遮掩不住的真实。每日被她率真地指教着，我想她一定也是喜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天，便冷不防地问她，你在无人的时候，一定眉头紧锁，满面倦容。

　　秋叶源一惊，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你的脸告诉我的。能同我讲讲你自己吗？

　　秋叶源停了片刻，说，我就不讲最初了，无非是打工吃苦，除了非常有背景的人，我们都是从寿司店洗碟子开始。自费留学生的开头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结尾。在日本挣钱很容易，许多人就拼命地挣钱，挣钱是有瘾的，他们已经忘记初衷。我也挣钱，但只要挣够了学费就罢手。我成绩优异，这些年从日本人手里总共拿到了500万日元的奖学金，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严肃地点点头，这些钱相当于5万美元。

　　两天后，秋叶源在为我们导游的时候脸色煞白，几近昏厥。我忙搀扶着她休息，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虚弱地一笑说，不要紧，只是困。你昨天睡了多少觉？我问。我昨夜一分钟也没睡，一直在为一家电脑公司赶业务，我在那里打工。你白天当翻译已经够累的了，晚上为什么还不休息？你不是说不为挣钱上瘾吗？我忍不住责怪她。

　　秋叶源说，我为中国人导游当翻译是不要钱的。晚上要是不做工，就没法维持学业了。

　　那一瞬，我的心为之颤动。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她依旧穿着短短的裙子，只是脚上已换了一双小皮靴，显得一种坚实的灵巧。她说，10年以后你再来日本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是位名律师了。我吃了一惊说，你要改行吗？

　　她说，是啊。日本的律师是最难考的，能考取律师资格的，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四吧，而且应考的是全日本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我预备用5年时间试一试。10年以后，你再到日本来的时候，我们会在我的律师楼里见面。

　　我看着秋叶源小姐十分年轻已经显出某种沧桑的脸庞，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这并不是完全相信她的话，只是欣赏她说这番话时的勇气。

　　（孟宪忠摘自《城市晚报》

　　200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