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曼

　　内容提要：《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是今存“唐人选唐诗”选录李白诗的选本，对李白诗在唐代的存录传播、接受认同发挥着重要作用。“选本”视角下，李白诗在唐代的接受认同是幽曲漫长的：盛中唐之交，流传广泛；中唐时期，颇受“冷遇”；晚唐五代时期，其经典地位基本奠定。此外，常为世人所忽视的《又玄集》在李白诗接受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其一，继中唐“崇王抑李”选诗风气下，重新选录李白诗；其二，将杜、李并提，且置于集首，将李白诗提升至空前地位；其三，发掘和展示了李白诗“清丽”的一面，推动了李白诗在唐末五代的传播和经典化。

　　李白诗在唐代的接受与认同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议题，而诗歌选本对于诗人的知名度及其作品的传播有极大影响。近年来，学者们纷纷重视“唐人选唐诗”对于李白诗传播及经典化的意义，相关研究成果如：胡可先《唐人选唐诗与李白诗》，卢燕新《殷璠〈河岳英灵集〉选评李白诗刍议》，张海鸥、誉高槐《李白诗歌在唐五代时期的经典形成》，詹福瑞《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经典化》，丁放《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等。然学者们相对更注重李白诗经典化的形成轨迹，而忽视选本本身对李白诗的选择与呈现，如选录李白诗的具体篇目、各版本系统之间的异同等。此外，在选录李白诗的唐诗选本中，受关注较多的是《河岳英灵集》和《才调集》，《又玄集》因录李白诗数量少且风格不一，往往被忽视或一笔带过；但从“唐人选唐诗”录李白诗的进程分析，《又玄集》对李白地位的提升及对李白诗审美维度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

一 “唐人选唐诗”选录李白诗文献论析

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选录李白诗的选本有殷璠《河岳英灵集》、韦庄《又玄集》与韦榖《才调集》。

　　《河岳英灵集》，盛唐殷璠编，选录开元二年（714）至天宝十二载（753）诗人24 人，诗作234 首。《河岳英灵集》是今存最早选录李白诗的选本，选诗共13 首，分别为：《战城南》《远别离》《野田黄雀行》《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咏怀》《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赠》《答俗人问》《古意》《将进酒》《乌栖曲》。其“品藻”李白曰：“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又玄集》，唐末韦庄编，是唐代第一本通选全唐诗作的选本，共录诗人150 人，诗作300 首，分上中下三卷。其中，选录李白诗共4 首，分别为《蜀道难》《古意》《长相思》《金陵西楼月下吟》。

　　《才调集》，五代韦榖编，共录诗人180 余人，诗作1000 首，共10 卷，每卷100 首。其中，选录李白诗共28 首，分别为：《长干行二首》《古风三首》《长相思》《乌夜啼》《白头吟》《赠汉阳辅录事》《捣衣篇》《大堤曲》《青山独酌》《久别离》《紫骝马》《宫中行乐三首》《愁阳春赋》《寒女吟》《相逢行》《紫宫乐五首》《会别离》《江夏行》《相逢行》。《才调集》序提及李白，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地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

　　

　　《唐诗类选》，晚唐顾陶编，约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共选诗1232 首。此书今已亡佚，但其前序、后序完整保存于《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其序曰：“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此书所录李白诗，今虽不存，但顾陶首次将杜、李并提，并将其置于诸诗人之上，可见其对李白的推崇。

　　综上，从宏观上看，“唐人选唐诗”对李白诗自盛唐至五代的存录传播、接受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下有详论，兹不赘述。从微观上看，“唐人选唐诗”所录李白诗保存了唐代李白诗的真实面貌。现今通行的李白集，如咸淳本《李翰林集》、王琦《李太白全集》等，基本源于宋蜀刻本，此本刻于宋末，与李白诗文的本原面貌已有偏离，对比今本李白集与“唐人选唐诗”录李白诗可窥其渊源关系。鉴于《蜀道难》同为《河岳英灵集》《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又玄集》（下分别简称“《河》《写》《又》”）所录，故以该诗为例，以王琦《李太白全集》为对照，观其异文情况：

　　诗题“蜀道难”，《河》《又》皆同，《写》作“古蜀道难”。

　　正文“噫吁嚱”，《河》同，《写》作“噫呼嚱”。《又》作“噫嘻嚱”。

　　“不与秦塞通人烟”，《河》同，《写》《又》作“乃不与秦塞通人烟”。

　　“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相钩连”，《河》《写》作“方钩连”，《又》作“相勾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河》同，《写》《又》作“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河》《写》皆同，《又》作“黄鹤之飞兮上不得”。

　　“猿猱欲度愁攀援”，“度”，《河》《写》皆同，《又》作“渡”；“攀援”，《河》作“攀缘”，《写》《又》作“攀牵”。

　　“以手抚膺坐长叹”，“抚膺”，《河》同，《写》作“抚心”，《又》作“拊膺”。

　　“问君西游何时还”，“何时还”，《河》《写》皆同，《又》作“何当还”。

　　“畏途巉岩不可攀”，“畏途”，《河》《写》皆同，《又》作“长途”。

　　“但见悲鸟号古木”，“古木”，《河》《又》皆同，《写》作“石木”。

　　“雄飞雌从绕林间”，《河》同，《写》作“雄飞从雌绕花间”，《又》作“雄飞从雌绕林间”。

　　“连峰去天不盈尺”，《河》同，《写》作“连峰入烟几千尺”，《又》作“连峰入云几千尺”。

　　“枯松倒挂倚绝壁”，“绝壁”，《河》《写》皆同，《又》作“石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飞湍瀑流”，《写》同，《河》作“飞湍暴流”，《又》作“崩湍瀑流”。

　　“其险也若此”，《河》同，《写》《又》作“其险若此”。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夫”，《写》《又》皆同，《河》作“人”。

　　“所守或匪亲”，“匪亲”，《河》《写》皆同，《又》作“非人”。

　　“朝避猛虎”，“猛虎”，《河》《写》皆同，《又》作“猛兽”。

　　“侧身西望常咨嗟”，“常咨嗟”，《河》《又》皆同，《写》作“令人嗟”。

　　通过比勘可以发现，仅《蜀道难》一篇，今本李白集与三选本的异文数量就达20 处，且选本之间异文数量亦不少，这并非个例，有研究指出“唐人选唐诗中李白诗歌的异文，与其他诗人相比，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异文数量远远超出其他诗人，相当一部分异文以整句不同的形式出现，异文大量出现在名句名篇中”。此现象说明，李白诗在当时流布范围较广，且不止一个版本。

　　此外，在《蜀道难》的文本比对中，《河岳英灵集》与《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文本相似度更高，此两选本编选于盛唐至中唐前期，时间间隔短，而《又玄集》编选于唐末，文本变化较大，反映了李白诗在后世的接受中不断被改动。同时，《李太白全集》与《河岳英灵集》的文本重合度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选本，说明了宋蜀刻本很大程度保留了盛唐李白集的真实面貌。

二 “选本”视角下李白诗在唐代的接受与认同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总集”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疲，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可见，总集编选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排弃和选择的过程。“唐人选唐诗”诸选本对李白诗的去取，既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李白诗的接受和认同，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盛唐至五代诗坛审美风尚的承续与变化。

　　“唐人选唐诗”中，《河岳英灵集》具有“开先声”的作用，不仅首次遴选李白诗，且颇具慧眼地指出李白诗“纵逸”“奇之又奇”“源于楚骚”的特点；《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对李白诗的“存录”价值重大，且敦煌藏李白诗写本，说明李白诗在盛中唐之交流传广泛；《唐诗类选》《又玄集》《才调集》作为晚唐五代诗歌选本，编选时间相近，相继选录李白诗，可见李白在晚唐时期的重要地位。考虑到《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是否为选本存疑、《唐诗类选》今已散佚，以下主要对《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进行分析，重点探讨李白诗在唐代的接受与认同过程。

　　首先，从诗歌数量来看，《河岳英灵集》选李白诗13 首，在全书中排第五位，次于王昌龄16 首、常建15 首、王维15 首、李颀14 首；《又玄集》选李白诗4 首，次于杜甫7 首，杜牧、温庭筠、武元衡、贾岛、姚合、李远5 首，与王维、韩琮、赵嘏、李商隐等同；《才调集》选李白诗28 首，在全书中排第六位，次于韦庄63 首、温庭筠61 首、元稹57 首、李商隐40 首、杜牧33 首。就选诗数量而言，《才调集》选录李白诗最多。此外，还应考虑到一个“参数”，即各选本选录盛唐诗人诗作的情况。李白是盛唐诗人，殷璠亦为盛唐人，《河岳英灵集》专收盛唐诗，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时人对当代诗坛的品评；而韦庄、韦榖为晚唐五代人，《又玄集》和《才调集》选诗亦偏重于中晚唐，其遴选盛唐诗，代表着唐末五代人对盛唐诗坛的回顾与评价。从这个角度来看，《河岳英灵集》虽重视李白，但对王昌龄、王维等推崇更甚；《又玄集》极富眼光地选录了“盛唐三大家”，且将杜甫、李白置于集首；《才调集》中选录盛唐诗人则独尊李白。从“选本”的视角来看，李白地位自盛唐至五代是不断跃升的。

　　其次，从诗歌体裁上看，《河岳英灵集》选李白诗13 首，其中古体12 首，近体1 首；《又玄集》所选4 首，均为古体；《才调集》选李白诗28 首，其中古体19 首，近体9 首。可见，三选本选诗标准虽各不相同，然遴选李白诗均侧重古体。据学者统计，李白今存诗近千首，其中古体诗640 首，绝句159首，律诗162 首，古体诗占诗歌总量60%以上。李白的乐府、歌行潇洒飘逸，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评李白“歌行”“乐府”云：“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古乐府，窈冥惝怳，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诸选本对李白诗的去取，抓住了李白诗的创作特色，也符合后世对李白诗“古体胜于近体，七古优于五古”的总体判断。

　　最后，从诗歌题材上看，《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题材丰富多元，风格雄奇飘逸。其中《战城南》《远别离》《野田黄雀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乌栖曲》皆为乐府古题，然涵盖边塞、咏怀、游宴等诸题材，或批判统治者穷兵黩武，或讽刺宫廷生活奢华淫靡，或感慨人世浮沉变幻无常。此外，《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古意》等寄托蔑视权贵、大济天下的理想，《咏怀》《答俗人问》等抒发隐逸高卧、超脱世俗的情怀。《又玄集》录李白诗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其中《蜀道难》《古意》与《河岳英灵集》一致，是李白雄浑飘逸诗作的代表。另外两首，《长相思》为闺情诗，诉男女相思之苦，与《才调集》选诗风格接近；《金陵西楼月下吟》为登临怀古之作，发思古之幽情，最能体现韦庄“清词丽句”的诗学主张。《才调集》遴选李白诗，题材则趋于单一，风格由韦庄崇尚的“清丽”转为“秾丽”。其中，《长干行两首》《长相思》《乌夜啼》《白头吟》《捣衣篇》《大堤曲》《久别离》《紫骝马》《相逢行》亦为乐府古题，然题材几乎不出游子思妇的离情别绪；《宫中行乐三首》《紫宫乐五首》皆为奉御应制之作，描写宫廷行乐之盛；其余十首古诗，亦多为闺怨之辞。

　　总而言之，自盛唐至五代，“选本”视角下李白诗的接受与认同是一个幽曲漫长的过程。李白诗在盛中唐之交为时人热衷，且流布广泛，但在中唐时期遭“冷遇”，而在晚唐五代时期被世人推重，这反映出：第一，选本往往滞后于同时期精英诗人对李白诗的评价；第二，从选本角度而言，晚唐五代时期，李白诗的经典地位基本奠定。第三，盛唐至五代，诗选家对李白诗题材、风格的接受，从多元趋于单一，从雄逸趋于清丽。

三 被忽视的《又玄集》：李白诗接受史上的“转折点”

由于《又玄集》仅选录李白诗四首且风格不一，故历来从“选本”视角探讨李白诗的经典化，《又玄集》总是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这种看法是简单而孤立的。将《又玄集》置于整个“唐人选唐诗”选录李白诗的历程来看，就会发现《又玄集》对李白诗的接受认同和李白的诗坛地位有着“转折点”意义。

　　首先，《又玄集》是继中唐“崇王抑李”选诗风气下重新选录李白诗的选本。纵览今存“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后、《又玄集》前尚有《国秀集》《箧中集》《玉台后集》《中兴间气集》《御览诗》《元和三舍人集》《极玄集》《窦氏联珠集》。其中，《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为特定诗人诗选集，《玉台后集》以“乐府艳诗”为采诗标准，《御览诗》为奉敕编选，仅收录肃、代、德宗时期诗人诗作，它们不选李白诗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国秀集》《箧中集》《中兴间气集》《极玄集》皆收录盛唐时期诗作，但均未选录李白诗。这固然与不同时期的诗坛风尚和诸选家的审美趣味密不可分，如《国秀集》多选开、天时期诗人，以“风流婉丽”“可被管弦”为选诗标准，多收录音韵谐婉、属对工整的近体诗；《箧中集》多收录“无禄位”“久贫贱”诗人之作，推崇寄托风雅、有益政教、反映民生疾苦的五言古诗；《中兴间气集》主要选肃、代宗时期诗人，以“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为选诗标准，注重诗歌的辞藻、声律；《极玄集》主要选录大历时期诗人，尤为欣赏意境清幽、情致绵邈的五言律诗。但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李白诗经典地位的确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殷璠《河岳英灵集》对其“纵逸”“奇之又奇”的诗风大加称赞，然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后世认可，所以一旦诗坛风尚与李白诗歌主体风格不相一致，李白诗便会被“抛却”。其二，中唐时期的诗歌选本存在“崇王抑李”之风，选诗风气主要是以王维诗为代表的清新淡雅的律绝，从《中兴间气集》《极玄集》极力推崇王维、将其视为“文宗”“射雕手”可见一斑。虽《河岳英灵集》也称扬王维诗“词秀调雅”，但《河岳英灵集》并未以“王维”为宗，而中唐诗歌选本“崇王”之风已非常明显，相较之下，与王维诗风相去甚远的李白诗被“束之高阁”则不足为奇。而韦庄《又玄集》能够在“崇王抑李”的选诗风气下，重新选录李白诗，对于李白重新进入晚唐五代诗选家视野及其诗歌的接受认同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其次，《又玄集》将杜、李并提且置于集首，将李白诗提升至空前的地位。虽然在《又玄集》之前，顾陶《唐诗类选》已将杜甫、李白并提，并置于诸诗人之上，但《唐诗类选》今已亡佚，其具体的选录情况尚不可知，《又玄集》是今存继《河岳英灵集》后首次编选李白诗的选本。韦庄选诗不拘于时，通选“国朝大手名人”之作，具体到盛唐诗人，其选录杜甫、李白、王维、孟浩然、常建、崔颢、任华、崔国辅、王缙、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陶翰、李颀、綦毋潜、丘为共17 人，其中选诗达4 首及以上者只有杜甫、李白及王维。《又玄集》选李白、王维诗各4 首，虽数量等同，然将王维置于李白之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诚如前述，中唐诗选家选诗大都“崇王抑李”，然在《又玄集》中韦庄重新收录李白诗，且将其置于王维之前，结合韦榖《才调集》录李白诗28 首、录王维诗仅2 首，可见晚唐五代时期李白、王维诗坛地位的默转潜移。此外，《又玄集》卷上录任华《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拾遗》两首，《刘克庄集》卷一七六《后村诗话》曰：“华它作又不传，独此二篇见《又玄集》，往往以怪见取。”任华名不显、诗不传，独此两篇杂言古诗却见取于《又玄集》，刘克庄对此颇感诧异。“唐人选唐诗”中除《又玄集》外皆未选录任华诗，那么，《又玄集》缘何收录这两首题同、体同，风貌相近的长篇杂言诗？这两首诗似乎也并不符合韦庄“清词丽句”的诗选原则。某种意义上，在于这两首诗无形之中昭示了“李杜同尊”的地位，这恰恰与韦庄《又玄集》将杜甫、李白并提且置于集首的做法不谋而合，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又玄集》对于“李杜齐名”及李杜诗歌典范意义的推动。

　　更重要的是，《又玄集》从选本视角发掘和展示了李白诗的另一面，即“清丽”之诗风。《河岳英灵集》评论李白诗“奇之又奇”，“为后世评价李诗奠定了一个比较精准的基调，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性的审美导向”。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其八五）云：“笔端降太白，才大语终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言：“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白居易《与元九书》亦称：“李之作才矣奇矣。”可见，李白诗“雄奇飘逸”的风格在中唐时期深入人心。这并无不妥，但却容易将李白诗风往“豪雄”的面向定型，而遮蔽其诗风中“清丽”的一面。《又玄集》虽仅选录李白诗4 首，但风格多元，恰恰开启了后世对李白诗“清丽”风格的体认与关注。《又玄集》所选《蜀道难》《古意》与《河岳英灵集》选诗风格一致，《蜀道难》是李白雄奇瑰丽、骏发奔逸诗风的代表，《古意》彰显了李白狂傲自信、超逸洒脱的个性。多为人不解的是《长相思》和《金陵西楼月下吟》，此二诗不见取于其他“唐人选唐诗”选本，韦庄独选二诗。此二诗虽题材不同，却极符合韦庄“清词丽句”的诗选标准。《长相思》为乐府旧题，此题材多诉男女相思之苦，李白诗亦是如此，然诗末两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情致绵邈，清新隽永。旧题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卷二一：“‘相思’二句：只须言景之凄凉。”严评本载明人批：“语不多，道得恰好。”《唐宋诗醇》卷四评：“幽艳之韵，缀以凄凉，悄然竟住。意在言外，姜夔所谓词尽意不尽。有临水送将归之致，仿佛似之。”《金陵西楼月下吟》乃登临抒怀之作，颔联“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湿秋月”绘金陵城寂静空明之夜景。云、楼错落，掩映水中，随微波浮动；霜重露浓，滴落如珠，与月色相融。两句皆以“白”字开头，色调清冷，渲染出月光之皎洁、云影之渺茫、白露之晶莹、积水之空明，清气袭人。诗人在诗末追思南朝谢朓，《南齐书》卷四七《谢朓传》云：“朓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李白对谢朓“清丽”诗风的倾慕俯拾可见，如“诗传谢朓清”和“中间小谢又清发”等，但更偏向于“清”，而非“丽”，故李白诗的“清丽”风格也重在表现其“清境”“清气”，《长相思》《金陵西楼月下吟》皆是如此。《又玄集》发掘和展示了李白诗的“清丽”风格，到了《才调集》，则以此为“主旋律”，甚至偏向“靡丽”。这不免与晚唐五代尚绮艳秾丽的诗风相关，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又玄集》发掘和展示李白诗“清丽”的一面，对于李白诗在五代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