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瑄

　　内容提要：“求真”精神穿于宗强先生的系列文学思想史撰著，使它们各自呈现不同面貌。撰写《明代文学思想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文献量巨大。宗强先生以求真精神直面海量文献，通过对文学思潮风貌变化的整体观照，超越了旧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叙述框架及价值判断。文学思想史研究没有固定模式，依据文献探索历史真相乃其不变宗旨。

　　宗强先生的《明代文学思想史》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距他1996年着手此一课题已经有17年。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系列的第三部。比起隋唐、魏晋两个时段，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表现为文献量的剧增。治中国古代文史的人，研究中古以前有文献不足的困境，研究明清之后却常常会陷入文献的迷宫。先生撰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读遍了能够看到的唐代的所有文集”。①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因缘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可以看到同样“竭泽而渔”式的文献准备。然而，明代文献存世量巨大，远非前代可比；这一研究又正好赶上古代典籍开始集中影印出版的时代。②20世纪末，除《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也陆续出版。海量文献触手可得，既是研究者的福音，也成了需要辛苦攀越的高山。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宗强先生采取的办法近乎“痴绝”：他不仅读了相关的史传、实录、笔记、思想著作和小说、戏曲，还读了方便找到的全部别集。③《明代文学思想史》仅附录“部分引用书目”已达15页。宗强先生自述：“按时间顺序一部一部地读别集”，“不读不放心，读了与题目有关的十不得一”。“部分引用书目”中反复出现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三种丛书所收明代别集，除去重复已逾千数（黄昌宇博士帮忙统计，特此致谢），加上子史二部、其他丛书的影印古籍，戏曲、小说集和今人整理出版的明代文献，宗强先生撰写《明代文学思想史》的书籍阅读总量保守估计在千种以上。只要是从事明清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这样做需要何等卓绝的坚毅与勤奋，但其价值更待后学体会。兹怀抛砖之愿，粗陈一二。

一 求真与精理文献

《明代文学思想史》撰写历时如此之长，重要原因是需要清理大量文献。宗强先生多次谈到其中甘苦：“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是这样的：为了弄清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往往翻遍存世的能够找到的所有典籍，结果用得上的材料则百不得一，甚至千不得一。这样的研究方法，当然是很笨拙，无疑也是很艰辛的，而且朝代距今越近，困难也就越大，盖存世典籍浩如烟海故。”①罗宗强：《宋代文学思想史·序》，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9页。“为求真，大量的史籍阅读，真是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②罗宗强：《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罗宗强卷·自序》，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2页。“大量的精力，还是耗在了材料的阅读上。即以别集为例，不读不放心，读了与题目有关的十不得一。十个别集有九个属于白读。”③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后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889页。

　　先生为何要如此“笨拙”地大量阅读呢？是出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宗旨——“求真”。④“求真”是文学思想史研究最根本的追求。先生的想法，经历过从“历史的还原”到“力求推测历史的真实面貌”的过程。他的多次演讲和多篇文章，如《我们如何进入历史》（罗宗强：《晚学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2～325年）、《我们要真诚地对待历史》（《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8日，第5版）等，都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左东岭教授和张毅教授也有多篇文章深入讨论（参见左东岭：《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序》，《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卷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张毅：《从“纯文学”观念到“大文学”思想——兼谈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古今会通》，《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1期）。求真即追求历史叙述与历史遗迹的统一。对于文学思想史研究，历史遗迹主要保存在古籍文献中。没有对文献的全面掌握，就只能看到片断的或者是经阐释者过滤的历史。先生说：“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绝不取巧……没有看过大量原著的时候，在没有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认真梳理之前，我是不敢动笔的。”⑤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弄清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整体风貌，弄清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诸种原因，弄清它们和文学创作或繁荣、或衰落的关系，弄清在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发展的主线是什么”⑥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这就决定研究必须建立在全面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在文学思潮和创作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整体风貌”，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开创性工作，也是不能套用任何现成模式的工作，故先生强调：“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以为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原貌。完全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却可能。这就需要对于史料做全面的清理，而这样做，须付出极大的劳动。在断代文学思想史的撰写中，除史书、子书、经注之外，我不得不按时间顺序一部一部地读别集，唯恐有所遗漏。”⑦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因缘集》，第9页。求真，意味着放弃成见直面历史，它只能在和文献的直接对话中展开。

　　像宗强先生一样能花十数年阅读之功为一部著作做准备的学人，如今是不多见的。与明代浩瀚的文献交锋下来，先生完成了驾驭也备尝艰辛，他对研究与文献关系的思考亦有所发展。近年来明清文献的影印数量越来越大，“四库”系列之外，“丛书集成”系列和《明别集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书丛刊》等大型影印丛书陆续出版；各地图书馆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古籍普查工作越做越精确；日本、美国等地区的海外所藏汉籍也越来越容易看到：文献之山不仅变得更加高大，而且成了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重重群山。先生对此洞然于心：“我们如何去还原我们研究对象的历史真实呢？当然是搜罗史料，越完备越好。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目前的实际条件下，这是很难做到的。”⑧罗宗强：《我们如何进入历史》，《晚学集》，第312～313页。

　　真诚面对这个“实际条件”的第一步，是承认研究的有限性。以清代诗学文献为例，先生坦承：“我们只能说，我们所了解的清代诗歌思想，只能是一个侧面，或者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如此而已。我们不可能夸下海口说，我们的研究是全面的。”①罗宗强：《我们如何进入历史》，《晚学集》，第312～313页。第二步，是研究的深化、细化：“我想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往细部做，往深里做；要做得很细致……大量的别集都还没有认真全面地细究，大量的诗话包括流传于地方小范围内的本子，都还没有清理出来，明清两代尤其如此。”②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如何细化、深化，宗强先生指出了“流派”与“地域”两个方向。左东岭教授又提出“易代之际文学思想”“分体文学思想史”等方向。③左东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体系》，《文学遗产》2019年第4期。实际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个体研究、时段研究、群体研究等方向精耕细作，成效已有所显现。

　　如果深入各种专题领域，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空间还十分开阔，还有大量的文献等待研究者清理与发掘。研究的细化、深化包含着对文献的精细化处理。先生提出过两个原则：“一个是我们对待史料一定要非常的慎重、小心、谨慎。一个是我们在重构历史时一定要视野开阔。”④罗宗强：《事件与人物——从王阳明说起》，《晚学集》，第343页。第一个原则关系到历史研究者的态度——是以历史不可恢复为由放弃求真意愿，还是以史料、逻辑、事理为基础尽力回溯历史的发生图景。采取后一种态度，就需要对文献的载体、来源、编撰意图、适用范围、局限以及缺陷准确掌握。遇到文献相互矛盾或纠缠不清之处，则通过材料对比及逻辑、事理关系辨析加以判断、选择、使用和限制。实际操作关系到研究者的学养和识力，有一个逐渐精准的过程；但只要以求真的态度和精密的方法去处理文献，历史的面貌或多或少总能从其遗迹中得以显现。第二个原则关系到研究者主观因素的介入。历史研究中的主观介入既然不可避免，就需要考虑它和求真目的如何达成一致。历史重构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者和史迹关系的建立过程。只有经过对学术研究的本体反思、对研究者自身以及研究对象历史定位的反思，这种关系才能逐渐明晰。如果没有人类文化的整体关怀，缺乏独立精神和反思勇气，是很容易被史料牵着鼻子走的。

二 更新叙述框架

《明代文学思想史》以影印及今人整理出版的文集著作为主要文献基础，虽然严格来说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但“经过大量的阅读，对于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环境氛围，还是有一个感性的认识”⑤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889页。。这个来自海量文献的“感性认识”，即奠定了此书与以往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不同的认识框架。就明诗而言，既关注复古、性灵思潮，更重视大量文献自身呈现的文学思想现象。

　　明代诗歌史的叙述框架长期受钱谦益《列朝诗集》笼罩，弘、正后以复古、竟陵批判为主线的格局尤其如此。尽管朱彝尊《明诗综》立意纠钱氏之偏，有增加收录人数、附录汇辑评语等举措，仍不免受步其后尘之讥。⑥钱、朱异同优劣之比较，可参阅容庚：《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闵丰：《〈静志居诗话〉笺补——兼与〈列朝诗集小传〉互证》,《古籍研究》2004年卷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蒋寅：《朱彝尊的明诗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清朝乾隆以后《列朝诗集》虽遭清廷禁毁，然《明史·文苑传》在观点乃至叙述语言上袭取该书之处却历历可见。⑦可参阅赵克生：《钱谦益反复古思想与〈明史·文苑传〉》，《六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四库全书总目》以政教文化观为统摄，又集大量人力物力统合文籍，但通过对比亦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列朝诗集》“小传”诸多文字的高度相似性；其明诗批评主线亦沿袭钱著。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借鉴甚至抄录《列朝诗集》“小传”的现象，可参阅蒋方：《〈列朝诗集小传〉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诗人异同之研究》，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甚至近代学者钱基博、钱锺书论及晚明诗，仍以复古、竟陵二派为主。②参见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锺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诸家虽然在立场、态度、评价上不全受钱氏左右，但其关注重心并没有脱开钱著。后出的史论以复古、性灵思潮的消长替换门户之争，对钱著有明显调整而理路并未根本改变。钱著的叙述框架影响如此长久稳固，基于其对明代诗歌文献的掌握。论者虽有各种批评，但很少能摆脱其视界。要更新这一叙述框架，不从文献本源上超越钱氏是不可能的。

　　《明代文学思想史》的求真宗旨使其视野上不受现成模式左右，文献基础又使其能够超越既有框架。当然，它也尊重传统叙述框架揭示的事实，比如细致梳理复古、性灵文学思潮起落消长的过程并深究其原因。然而，它又绝不以既有框架笼罩整体考察。例如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写杨慎，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前所未有的。宗强先生以“兼容”概括杨慎，指出其在思想上既立足程朱，又无形中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文学上既反对复古，又受到复古思想的影响；既论诗重情，在评诗的实际操作中又以理衡诗。③参见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八章。简言之，杨慎是一位坚持自身立场与学养，却不知不觉受到流行风气熏染的典型，是多元思想相互摩擦的文学代表。先生揭示了他与复古思潮的关联，更全面清理了他对文学思潮变化的反映，而看重他在明代社会思潮整体风貌转折中体现的“多元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传统叙述框架的显著突破，其中最突出的是以“抒情”作为探讨明代文学思想史的一条主要线索：“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除极少数重礼而轻情之外，绝大多数都讲抒情，只是此抒情与彼抒情实存差别。”④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明代文学思想史》，第864页。这是中国王朝社会发展到后期的现象：“言志”“性情”云云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人人得而言之，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抒情性得到普遍承认，但伦理情感和自然情感的矛盾却还没有妥善解决。宗强先生以“性其情”与“情其性”来分疏明代文学思想的两种不同走向，又指出“两种抒情观之间，有一个不小的灰色地带。如同不同思想的互相渗透一样，这两种抒情观也互相渗透”。⑤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明代文学思想史》，第867页。

　　强化抒情叙述框架对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至少有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是深化了传统文学“抒情论”的讨论层次，将其从文学起源、情理冲突等发生论层面的合理性证明，推进到辨析情的来源、品格、限制范围、功能等多重层面。如论李东阳及其同伴：“他们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重抒情、重自然。”⑥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四章，第246页。“重视情的自然发抒，因之也主张自然之声，反对人工雕琢。”⑦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四章，第254页。论前七子：“重情说的被强调，与最终清除台阁文学的影响有关。”⑧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五章，第293页。论唐宋派：“把抒情论与养性论融合在一起，是一种重在向内的抒情论。”⑨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九章，第400页。论公安派：“所追求的信口信手、亦俚亦雅的创作倾向，核心是在作品中表现真情、真我。”⑩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十六章，第733页。论竟陵派：“对于公安派真情观念的修正，就在于对真情说加了一个重道观念的约束。”?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十六章，第757页。诸多流派都肯定文学的抒情本源，他们的诗文面貌却差别极大。以上论断实际关涉到“情论”的本体性、伦理性、真实性、功能性等不同面向，是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理论总结，也是抒情这一文学根本性命题与文学思潮演变相关性讨论的一次全面展开。如果只有对抒情命题的单纯概念探讨，是不可能如此丰富精准的。

　　其次是为明清文学思想领域的诸多风貌、文体、审美理想、写作技巧的讨论探本寻源。这是宗强先生宏观掌握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中理论与创作的关系而形成的思路，他说：“创作上重抒情的倾向,也就重文学的艺术特质的理论探讨。”又举中国文学批评的系列范畴为例，如风骨、神思、体气等以人拟文的范畴，滋味、意境、妙悟等艺术表现方法的范畴，以及雄壮、飘逸等作家作品的品评范畴，说明它们“是在抒情传统的文学创作基础上产生的，是回归自我、重视人的价值的文学观念的最为生动的理论表述”。①罗宗强：《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到了明代，抒情性成为诗歌的认识前提，“格调”“本色”“性灵”“神韵”等范畴的讨论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例如格调，《明代文学思想史》从李东阳讲起，认为：“他把诗的自然抒情与诗的声调联系起来，并且提出了格调说。从而丰富了抒情诗的内涵，把抒情引入审美的领域。”②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四章，第267页。而将“格调说”的普及者前七子评价为：“除了提出格调应高古流转，与他们崇古的理念一致之外，并无理论上之深层建树。”③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五章，第299页。没有深层建树的原因是：“他们虽然主张写真情，而方法上的模拟实际上妨碍了今情之表达。”④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五章，第300页。这样就既关注到文学批评范畴自身的源流变化，又把范畴讨论和文学本体性认识、文学创作实际关联起来，形成了立体的文学思想演变系统，将其价值评价放在历史演变的语境中。

　　重视中国文学的抒情性，是宗强先生积数十年文学思想史研究之功形成的大判断。他说：“我认为可以把回归自我的文学思想倾向与工具论的文学思想观念并存之现象，看作我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二流。文学之回归自我，自文学创作言，是回到独抒个人情怀。抒情性，这是我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是文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倾向。”⑤罗宗强：《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明代文学的诸多文献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持和阐释空间，这一判断又反过来帮助明代文学思想史建构了有别于以往文学史和批评史的认识框架。

三 调整价值坐标

宗强先生研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除了文学内部的因素外，还注意到“政治、社会的外部因素”；研究魏晋南北朝，又关注到“哲学思潮、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重要作用。⑥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因缘集》，第7页。而明代文学思想“枝条纷繁，远非前代可比”⑦罗宗强：《因缘集·后记》，第446页。，应如何清理枝叶，找出“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学思想倾向的部分”⑧参见罗宗强：《宋代文学思想史·序》。？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的研究中，先生意识到“生活出路”的重大影响，吴中文人进入了他的视野。⑨罗宗强：《关于士人心态研究》，《因缘集》，第14页。

　　吴中文人在之前影响较大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没有受到过重视。①参见钱基博《明代文学》，徐朔方、孙克秋《明代文学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年），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列朝诗集》虽然选录沈周、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的诗数量都不算少（沈周选168 首，唐寅选75 首，祝允明选139 首，文徵明选84首，见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中华书局，2007 年），但对他们没有群体性评价，也没有给予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大量选录可能和钱谦益有意识建构吴中诗歌盛况、为争取诗坛宗主地位做铺垫的意图有关（参见简锦松：《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之批评立场》，《文学新钥》第2 期），也可能和钱氏趣味上有“才情风发，天真烂熳”的一面相关。这些文人名位不高，没有有力的理论旗帜，创作上也有不少随意甚至轻俗之处。无论用诗文研究还是批评史研究的传统标准，他们都被视为二流乃至三流文人。不过，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求真先于价值判断：“只有在尽量描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对文学思想的是非曲直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②罗宗强：《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因缘集》，第9 页。摆落成见，文献就会显示自身价值。先生发现：“真正消除尽台阁文学思想潮流影响的，不是李东阳们，也不是李梦阳辈的文学复古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力量，而是活跃于江南的另一部分士人。”③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七章，第345 页。吴中文人不再被看作无关大雅的文化点缀，而是被看作领文学思潮风气之先的群体。

　　宗强先生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用一章论述吴中文人，《明代文学思想史》又用了一章再次论述这个“松散的”，“并没有系统的、足以耸动视听的共同文学理论主张”④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七章，第346 页。的群落。他所重视的，既不是其文学成就亦不是其理论成就，而是其在中下层士人群体中广泛且持久的影响⑤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七章：“时间跨越成化后期到嘉靖中期，约七十余年，可以归入此一群落的人数极多。”（第346 页），其对文学思潮风气转移的推动力。在社会角色上，吴中文人大多徘徊于入仕与世俗之间，没有士大夫身份；在地域上，他们生活在最繁荣的江南市镇，与王朝政治拉开距离；在经济上，他们与商贾关系密切，参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他们作为一股影响甚大的文学思想潮流与复古思潮并存，蕴含着与权威抗衡的新生力量。

　　明代社会的文化群体结构已经与中古时期截然不同。随着科举门槛降低，识字人数和文化人的数量剧烈膨胀了。文化生产者除了士大夫，还有很大一部分混迹市井的下层文人；因其文化产品受众广大，下层文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超过官僚士人。明史的研究者高度重视这一变化⑥参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 年；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 年；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但文学领域的研究还多停留在以戏曲、小说及“性灵”文学现象与之互参的阶段。宗强先生从文献清理中捕捉到文化格局的宏观变化，意识到边缘群体的价值，并在文学思潮演变过程中为其适当定位。《明代文学思想史》还花了不少笔墨叙述王稚登、潘之恒等文学史上的小人物、新面孔，也同样出自文学风貌整体演变的视野。这可以说是文学领域与社会史领域研究的一次对等呼应，是文学思想研究为整个文学史研究带来的一次坐标调整。

　　《明代文学思想史》处理雅俗文学关系也有明显的视界转换。在大多数研究中，诗文和戏曲、小说被分为雅俗二体。一些文学史即使将其置于同一时段，除了各自叙述，描述其关联时也离不开二元对立模式。然而在实际文学现象中所谓雅俗却常常是混融的。戏曲的创作和核心观众以士人为主；小说的精英读者群，或者说能够快速扩大小说影响力的读者群，也还是士人。诗文与戏曲、小说虽然写作意图、期待视野等差异巨大，但在同一社会思潮中仍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在梳理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时，宗强先生致力于描述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整体走向，对小说、戏曲观念的考察不受对立思维左右。例如，叙述洪武、建文朝的文学走向，点出主流的实用政教文学观力量虽然强大，重情性自然发抒的文学观却并未消灭。抒情倾向不仅见于诗文，还表现在小说中，如瞿佑的《剪灯新话》。这部小说的创作倾向，“对有明一代的文言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①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一章，第100 页。它以抒情为目的，也带入抒情性的表现形式，形成新的叙事模式。如此勾勒的明初文学思想更加立体：元末士风的延续性、易代的心理冲击、明朝文化政策的威慑力就不仅是士人的咏叹，也从整个社会氛围中得以呈现。②再如写弘治、正德间政教文学观的回归，写嘉靖间真情与浅俗的创作倾向，都是诗文和戏曲并论（见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四章、第十章）。但是，文献的面貌决定历史叙述的方式，先生并不强行统合文学思潮演变的“整体性”。他说：“（长篇小说）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有时与诗文所反映的文学思潮同步，有时却并不同步；它的价值取向、理论范畴、审美情趣，以至批评语言，与诗文的相关问题亦似和似离，离合之间，自成一系统。”③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第六章，第305 页。

　　《明代文学思想史》将诗文和小说戏曲并置于“思潮演变”的视野下，是一次前沿性的学术尝试；这个“离合之间”的系统建构还没有最后完成。但很明显，它没有立足雅/俗、士大夫/市民、正统/反叛等价值对立，而是注重不同文学样式因题材、成书过程、受众等条件而具有的复杂性与差异性。二元对立叙述通过价值预判使戏曲、小说的某些独特性放大显示，但同时也遮蔽了其产生语境的原生态。不做价值预判的研究，前景也许没有那么明朗。不过，比起先设计好道路再开山入林，谁知道只身入山者会遇到多少意料之外的宝藏呢？

　　从隋唐、魏晋到明代，求真精神贯穿于文学思想史系列著作。这是宗强先生建立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初心，也是这一学科的生命力所在。惟其求真，故以文献为一切判断之基础；惟其求真，故求全面掌握和审慎对待文献；惟其求真，故全凭文献本身呈现的文学思潮走向决定叙述框架和价值坐标；惟其求真，故须依据文献体量、性质等种种变化转换研究思路。惟易不易，日新又新，愿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生机永不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