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南开大学在天津近代城市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洋货化到土货化等转折。1924 年南开大学的罢课风潮为南开的“土货化”拉开了序幕。伴随着“知中国”“服务中国”等办学理念的逐步确立，南开大学建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开设了实践类的课程——社会调查，深入天津社会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不仅如此，南开先贤还探讨了更深层的、更适合天津城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即通过“人的现代化”实现“城市现代化”。
近代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城市现代化”的问题。随着有关城市现代化问题和研究的深入，与城市发展相关联的“人的现代化”课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焦点。近代城市发展从概念到模式，本身都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印记，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似乎是在西方殖民话语下展开的历史。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当近代知识分子必然而又无奈地“复制帝国主义权利关系”时，他们的着眼点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转变——技术、制度、文化。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坦然地宣称完成了制度、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转型，但无论技术、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其终极目的和最终目标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城市能否发展、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取决于这个城市有多大的流动性，其间固然包括资金、技术的流动，但器物流动的承载体终究是人，尤其是人才。人才流动的最基本方式之一便是教育，人才的聚集地、社会文化潮流的引领地非大学莫属。从某种角度上讲，城市现代化的命脉与大学教育有着非同一般的联系。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言，中国的未来蕴藏在她深厚的历史中。从南开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她对天津近代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经历了重要的转折过程。
一 走出象牙塔：南开“土货化”运动
南开大学从创办的初始目的到其发展的历程都与天津城市的需要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应用性强、依托天津的工商业发展、服务天津社会等等都是南开大学突出的办学特色。（一）创建：天津与南开的应用性研究中心
“南开坐落于商业都市天津，天津还有个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南开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企业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上，而当时的国立清华和国立北大尚未包括这两个领域”，拥有“商以富国”理想的张伯苓曾多次和经济系主任何廉商讨，提出南开大学应当把重点放在培养金融商贸、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人才上。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和何廉等人的努力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的经济类专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学院、文学院的经济系和大学的经济研究科目合并，有了“南开经济学院”这个新名称；根据每门课程教学的需要，精减课程，突出重点，重新改编大学的经济学与商学方面的教材。更为重要的是，南开大学还设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1927 年，南开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经合并改建成经济研究所，“兼任研究及教学两种任务，并谋二者之间的充分互力者，在国内尚为首创”。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项就是中国经济状况和华北地区特别是天津的经济问题。在所长何廉的带领下，经济研究所汇集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如方显廷、鲍觉民、吴大业等，遂成为全国经济学界的学术重镇。他们对1937 年以前中国的农业、工业、地方财政统计等方面均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在天津的地区经济研究则是做到了学术与应用并重。
为了对天津经济问题进行横向足够宽广、纵向足够深入的研究，教师带领学生实地调查了天津的地毯业、织布业、针织业、粮食业、磨坊业、鞋业、棉花运销业以及宝坻县手工业、静海县典当业、静海县地方财政等等。同时，大规模地开展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统计工作，完成了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外汇指数。此外，经济研究所还将一些关于天津的经济统计在天津《大公报·统计周刊》上连载，“颇为读者欢迎，前后共出二百五十余期”。经济研究所另行出版了《经济周刊》《政治经济学报》和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 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崇的经济专刊。这些成果都成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官方物价指数，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留下了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
除经济研究所之外，应用化学研究所也成为南开历史上与众不同的一大创举。应用化学研究所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张克忠负责，张伯苓亲自定名，又为突出、强调“应用”二字。该所在章程中明确指出：“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该研究所下设三部：化学部专门负责化学分析和鉴定各种工商物品；制造部以先进的科学方法制造当时中国实业界所需之物品；咨询部用来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上的困难问题。应用化学研究所对国产轻工业制品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与王祯祥桅灯厂合作制造手电灯反光镜，为范永和号研究茶油硬化问题提供技术支持，研发《大公报》委托的印报铅字合金技术。尤为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即为天津利中公司设计和建设的整套化学工程。1933 年，天津利中公司拟由外商包建，但外商条件苛刻，费用昂贵，仅设备费就高达25万元之多。应用化学研究所后来接受了该项工程，承担了全部设计和施工任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花费了13 万元即建成投产，而且各项指标都超过了外商。研究所在总结报告中写道：“以其费用之低廉，建筑时间之迅速，成绩之良美，本所同人深以为幸，亦以尽同人学习工程之责，因是尤觉中国问题可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而中国工程师未必不如外人也。”
（二）调查：南开融入天津社会
1926 年8 月，南开大学规定文、理、商三院按不同系科，开设实践类的课程——社会调查，深入天津社会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与此相配合，南开改变传统的授教方式，设计出十分独特的授课形式，使同学们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现状：首先，充分的事前准备——选定调查目的地，联系接洽，确定调查内容和范围，编定调查提问重点等；其次，组队出发——学生分组，确定交通路线和交通方式；最后，调查及总结——调查现场活动，撰写调查报告，回校后分组讨论，总结演讲等。张伯苓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的状况，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开，诸事束手。”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他自我赋权，自我挑战，改变传统教育理念，强化教育质量，不仅仅是要求增加知识的分量和难度，而且要求活跃思维，为学生创造多种认识社会的条件与可能。为了让学生们读活书，张伯苓克服了很多困难，从1926 年开始，在高中生中增开一门必修课，名为“社会视察”。这门课要求学生每周由指导老师引导去天津或外地工厂、机关、学校等参观，举办座谈、讨论，写出考察报告。许多学生通过社会考察，发现了一些现实问题，寻找到一些理解或解答的答案。多年实践证明，这些南开学生在教师们的指导和率领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展社会考察，接触、了解和认识了社会生活实际，不同程度地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各方面能力，距离成为德、才、学、识兼备的优秀毕业生更近一步，为日后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投身社会服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张伯苓校长明确提出开设此课的六大宗旨：培养学生的实际观察力；引起学生的职业兴趣，做未来选择职业的准备；谋求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注重客观事实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据；作为学校教学和课程改进的科学基础；将视察结果提出报告，为关心社会问题者提供参考资料。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南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广泛调查了社会机关、团体、企业等单位。调查的政治机关有天津特别市政府及所属各局，日、英、意、比、法租界，造币厂和海关；司法机关有天津各地方法院；交通运输机关有天津电话局，无线电报局，天津摄影电报处，天津电车公司，广播无线电台，津沽保磁内河航运局，招商局，公懋、美丰、美龙、中央、捷龙各汽车行，津浦铁路机车厂，太古、怡和、美最时各轮船公司，通济隆转运公司，中国旅行社等；公用机关有英租界自来水厂及发电厂，济安自来水公司，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处，法、日租界电灯房等；工业机关有裕源、恒源、宝仁、北洋、华新、宝城纱厂，三津永年面粉厂，东方铁厂，北洋、丹华火柴公司，天津、兴华造胰厂，明星、鸿兴汽水公司，宏中酱油公司，模宏陶器工厂等；商业机关有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中南、华义、麦加利、汇丰、金城、大陆、盐业各银行，四行储蓄库，兴隆、隆茂、太古、怡和、平和、美最时各洋行，利济贸易公司，中原公司，各大商场等；社会机关有各种救济院等；另外，舆论机关有《大公报》《益世报》《商报》《泰晤士报》《华北新闻报》《华北明星报》等。1931 年，学校将同学们的社会调查结果编纂整理出版，命名为《天津南开社会视察报告》。
社会调查不仅使南开的学生获得了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使南开与天津社会各阶层、各单位之间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南开改变了当时大学偏重理论的学究风气，将课本知识与社会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机工程系与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合作，化学工程系则与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工厂等联系，科技与实业连接，互利互助，扶持发展。一方面，南开的张伯苓校长聘请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来南开兼课，将鲜活的社会知识带入课堂；另一方面，南开甚至在一些工厂内建立学生实习基地，鼓励成绩优秀的学生去这些地方工作，以便为推进实业的发展直接提供高水平的理论指导。
二 走进南开园：“土货化”的动力
南开创办的各类研究所，是中国同等大学中最早一批从事应用性研究的学术单位，因此被公认为“独开风气之先”。南开的社会实践课程可以说是近代大学史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特风景，它培养了一批极具社会实践能力的南开人，也使象牙塔内培养的莘莘学子更加贴近社会，让他们对天津乃至中国社会的现状有了直观、深刻的认识。这些均体现了南开将大学教育和天津乃至全国的社会需求相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胆识与魄力，显示出校长张伯苓的高瞻远瞩。但南开的“胆识与魄力”与张伯苓校长的“高瞻远瞩”并不是凭空臆想、突然萌生出来的念头，这一“土货化”运动还缘起于南开的一场风潮。
1924 年12 月27 日，南开大学发生了震惊社会的罢课风潮。“南大……校风极为良善，从无罢课等无意识举动。”那么这次风潮又是怎样酿成的呢？
1924 年11 月28 日，《南大周刊》第8 期上刊登了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撰写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近代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即教育体制和社会实际相脱离。在宁恩承看来，当时的教育，就是一种转圈子的教育，你教育我，我教育他，他再去教育别人，这些人都在一个圈子里面转来转去。中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充当高小学校的教员。大学毕业的学生，则充当中学教员。而留学海外，获得学位头衔或博士凭照的人，回国则充任大学教员。如此循环，一代一代地当教员，学习还有什么服务社会的意义呢？之后，《南大周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很多文章，对南开的教育方式和指导思想纷纷提出质疑，而且言论越来越激烈。文章中有些夸大的成分，诸如对留学美国归来的教师的评价，说他们只知ABC，以此混饭吃等等，引起南开教师们的普遍关注。一些留美归来的教师对此种言论更是大为不满，联名上书给张伯苓，提出：“反复寻绎，认为学生有意侮辱教员，乃联合教员全体一致签字，向校长交涉，要求惩办该作文学生。”张伯苓无力调停，出现僵局。“双方各走极端，学生们仍按时上课，秩序井然。惟无教员到班教授”，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轰遍天津，莫不惊奇”。
事情直到1925 年初才在南开学校董事会代表丁在君等人出面调停下得以解决，师生双方达成谅解，学生会致函张伯苓，向校长道歉，并明确表示愿意做出某些让步：
校长先生：
前次所发声明书后，得读先生致董事会函后，始悉先生辞职并非被教员胁迫。声明书所载一节与事实不符，殊深歉仄，兹特取消，相应函达查照，并颂道祺。
学生会谨启
至此南开学潮风波只能算是告一段落，以学生会向诸位教授致歉收场。但真正的结局，却是在南开掀起了历时多年的“土货化”运动。
1928 年2 月，张伯苓亲自主持和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对以往的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学制来自西洋，教授多数系西洋留学生，教科书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译本，最优者亦不过参合数洋文书而编辑之土造洋货。大学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就社会科学论之，此中弊端，可不言而知。社会科学，根本必以其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则。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无心求学者，徒奉行故事，凑积学分，图毕业而已；有心求学者，则往往为抽象的主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于不顾。自然科学稍异，然亦不能谓洋货均能适用，更不宜谓中国应永久仰给于洋货……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是故‘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精神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1929 年，张伯苓再次去欧美各国考察教育时，不再仅仅注重考察欧美国家的教育方式，而且要把教育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教育的考察以前是注意学校的组织、外形，现在的考察不应如此了，因为我看过的学校不知有多少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
这时他对曾经过于效法西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法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张伯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欧美的方法尽管可学，欧美的制度则不必样样搬来。要搬，也须按照环境的情况而加以选择。”理性地面对大学教育所面临的中国实际，分析走出象牙塔的南开学子可能面对的冷暖人间，他决定让学生们先“冷暖自知”：“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况，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棘手。欲免此种弊病，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若调查或视察各种问题，不特可培养学生实际上之观察力，抑可以换课堂生活之抑郁空气也。”
于是，在1928 年后南开逐步开始了“土货化”的教育改制，对学术研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各种研究必以具体问题为主；第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第三，此问题必须适宜南开之地位。此后南开大学的教育方针也正是这三条规定的集中概括。南开人开始了走出象牙塔、走出南开园、融入天津社会、推动天津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
三 走向现代化：南开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省思
南开罢课风潮中宁恩承所提出的问题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当时南开所体现的中国教育体制、教学理念与天津乃至中国近代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距离。以张伯苓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家，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教学机制存在很多问题，在教育尚不能尽如人意的时候，向先进国家学习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只有使学生接触最先进的知识，增强自身的实力，才能最终解救中国危机，跻身世界之林。当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必须在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适应中国社会和国情的本土化调整与改造，使近代大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确立一种相对合理也合适的关系。当南开的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必须面对的是毕业后如何择业、所择何业、能否服务社会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时，迫切地需要用在学校中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为自己在社会上谋到适当的位置。《轮回教育》一文所反映出来的正是学生对学校教育不切实际的不满和对自身前途的忧虑。这篇文章的确切中了近代新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洋货”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教育的社会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课堂上和书本上所给予学生们的新知识，固然可以给年轻人以思想的启蒙和理论的储备，但青年学子却不知如何将知识应用于社会，进行理论的转化与实践。南开教师中的绝大多数人有在海外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文明不仅是工具性的、功利性的，而且也是一种可以用来改造中国的文化模式。他们的历史使命在于，将西学具体和全面地带回中国。而这本身就是他们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具体体现。
时代赋予中国“西学东渐”的“现代化”任务，从“器”的层面转化到“用”的层面是历史的责任。南开先驱们完成了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使命，之后的南开人希冀探讨更深层的、更适合天津城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20 世纪初，天津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出现了一个“人人各引入‘实业’二字于脑筋中而如何斯应，于学界中人有工业教育之想，商工界人有工艺创造之思”的局面。但不能在“教育救国”的途中沉湎于过程，淡忘了近代中国“救国、富国”的“现代化”目的地：“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种科学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
而科技的创新，从理论到生产力的转化都有赖于“人的现代化”。南开坐落于天津，天津的近代城市发展也必然有赖于知识生产地——大学培养的人才，南开人曾经也正在为天津城市现代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天津打出“有多少城市可以重来”的标语之时，说明天津已经意识到了城市品牌、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既要重视城市硬环境的建设，更应注重软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的建设与创造。中国不缺乏人才，但有时可能缺乏促使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缺乏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期待“新城”的出现首先要培育更多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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