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观音信仰源于印度,是中国菩萨信仰的典型代表。自传入之日起，观音菩萨的形象就沿着一定的途径进行着中国化的演变，不断趋向于世俗化、本土化，进而形成迥异于印度观音的中国的观音菩萨形象。其演变包括观音性别由男变女，外在形态上包括水月观音、白衣观音、妙善公主等；这些形象都在一定地域、一定时代同时或稍后存在着，并表现在雕像、绘画、小说以及戏剧等文学艺术作品中。到明代，随着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再度兴盛，南海观音综合以往诸种造像形式最后定型，在《西游记》中观音以南海观音的面貌为大众接受，并广为传播，进而推动了民间观音信仰的流传。
菩萨作为汉传大乘佛教核心观念——“普度众生”的理论承担者，在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中成为主体。佛教四大菩萨之中，观音菩萨在佛教民间信仰中的影响最大，其地位甚至超过了佛陀，以至于明清之际形成“户户阿弥陀，家家观世音”的局面。观音信仰源于印度，是一种历时久远的宗教文化现象，随佛教传入中国。观音信仰和观音形象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很早就反映到文学作品之中，从六朝时的观音传说到元明时的杂剧、小说都有所体现。而观音的形象也经历了由无形的宗教概念到有形的膜拜对象、从神性到人性和神性完美结合的发展演变。这种演变的高潮是宗教信仰和美感创造的完美融合，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明代神魔小说代表《西游记》中南海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塑造。
《西游记》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文学作品，取材于历史上真实的取经故事，经历了由史实向虚构的转化。从玄奘法师弟子辩机的《大唐西域记》到辩机弟子慧立、彦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纪实的内容已经加入了宗教传闻和神异的民间传说。从作为唐代“俗讲”底本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宋金元戏剧作品，猴行者、沙和尚、猪八戒都已经出现在取经故事中，描写的重心也由唐三藏天竺取经转变为神魔之争。再到元明时期的《西游记平话》，西游取经故事基本定型。现存最早的《西游记》明刊本为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分二十卷，题“华阳洞天主人校”。《西游记》中的南海观音融合了历代观音造像形式的特色，把印度佛典中的观音菩萨进行了世俗化、本土化的整合再创造，实现了观音信仰的彻底中国化。
一 观音信仰的世俗化
观音信仰产生于印度，在印度佛典中，观音菩萨已经达到菩萨道最高阶位的第十地，被认为是慈悲的圆满化身，所以在印度成为最受欢迎的菩萨之一。观音信仰在印度出现于何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是始于5 世纪；有学者考证，最晚在2 世纪观音菩萨信仰已经出现于北印度和西北印度，到了5 世纪则已在印度广受供奉。根据中国的文献资料显示，第二种说法更合理。据史料记载：（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八月十日，敦煌月氏菩萨沙门法护手持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
西晋竺法护于公元3 世纪（286 年）译出《正法华经》，此后民间便兴起观音信仰（《法苑珠林》和《比丘尼传》中就有供奉观音像的相关记载）。到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后，观音信仰更加兴盛。在文学作品中，从六朝的观音感应故事，到唐代的俗讲、经变，再到宋代的宝卷戏曲，元明时期的诗话、笔记等，观音菩萨的形象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各有特色。到明清，观音菩萨已是民间佛教信仰中家喻户晓的重要神祇，观音的塑像不仅供奉在佛寺之中，也供奉在民间宗教的寺庙里。观音的形象也更多地出现在宝卷、戏曲和小说作品中，而把观音作为主要形象来塑造的当属《西游记》。
自宋元以来，随着佛教义学的衰落，佛教呈现出禅教一致、三教融合的发展态势。明清时期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许多民间宗教融合各种宗教观念，特别是观音信仰，迅速发展起来。许多明清宝卷、戏曲、小说都反映了这种现象——很随意地将佛、道信仰混杂在民间宗教意识中。比如，明代观音信仰带有明显的“三教调和”的色彩。观音被引入道教的神仙谱系，游走于道教的仙界和西天的佛界，并且被赋予了道教神仙的某种性格。例如，《西游记》第六回，观音受邀来到天界：
话表南海普陀珞珈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自王母娘娘请赴蟠桃大会，与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宝阁瑶池……菩萨引众人同入里面，与玉帝礼毕，又与老君、王母相间，各坐下……
观音受王母娘娘邀请参加蟠桃大会，恰遇孙大圣大闹天宫，观音菩萨问明缘由，派徒弟惠安行者前去助阵，又举荐灌江口显圣二郎真君前去降服了妖猴。但天宫的各种刑罚不足以控制妖猴，最后还是玉帝“传旨着游奕灵官同翊圣真君上西方请佛老降服”。如来带领迦叶、阿傩前来，将孙行者压在五行山下：
如来殄灭了妖猴，即唤阿傩、迦叶同转西方极乐世界。时有天蓬、天佑急出灵霄宝殿道：“请如来稍待，我主大驾来也。”佛祖闻言，回首瞻仰……（玉帝）直至佛前谢道：“多蒙大法收殄妖邪，望如来少停一日，请诸仙做一会筵奉谢。”
如来客套一番，与玉帝天宫道教众神齐聚“安天大会”，歌舞升平，以示庆祝。
在这里，佛教和道教的神祇欢聚一堂，礼尚往来，交际应酬，少了些宗教的庄严，多了些人间的世俗气息。陈洪先生认为：“佛道二教传至明清，在教理上呈现衰微之势，深奥反复的义学已少有问津者。为了自身的生存，二者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佛教各宗派都向最近世俗的净土宗靠拢。……世俗化的倾向还表现在按照世俗生活来构设佛道祖师及神仙们的生活。”观音菩萨作为“净土三大士”之一，在世俗化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言行也更切近百姓日常生活。例如，《西游记》第六回，孙悟空和二郎神打斗正酣，菩萨和老君有一段对话：
菩萨开口对老君道：“贫僧所举二郎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圣围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决拿住他也。”
老君道：“菩萨将甚兵器，怎么助他？”
菩萨道：“我将那净瓶杨柳抛下去，打那猴头；即使不能打死，也打个一跌，教二郎小圣好去拿他。”
老君道：“你这瓶是个瓷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头，或撞着他的铁棒，却不打碎了？……”
这哪里是超凡入圣的神仙，分明是市井帮凶的嘴脸，连法力无边的杨柳净瓶也要担心打碎了，实在令人捧腹。高高在上的神圣具有了世间凡人的算计和情愫，一颦一笑里充斥着瓜田李下的烟火气，融入了市井细民的嘲讽和谐谑意味，这也是《西游记》中的观音广为流传的社会文化因素之一。关于这一点，胡适在1923 年所作的《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明确提出，并称之为“人的意味”：
《西游记》有一个特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长了面孔，整日说正经话，那是圣人菩萨的行为，不是人的行为。《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
当然，除了世俗化的特色以外，《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还显现出了不同于印度观音造像的中国本土化的特征，随着观音信仰的普遍流传，最终定型为大家喜闻乐见的充满中国本土特色和传统文化元素的宗教神祇。
二 观音形貌的本土化
《法华经》是颂赞观音菩萨的核心佛经之一，先后有六次汉译，现存三个译本：问世最早的译本是竺法护于公元286 年译出的《正法华经》，菩萨的名号译为“光世音”；第二个译本是鸠摩罗什于公元406 年所译的《妙法莲华经》；第三个译本是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译于公元601 年的《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后两个译本把菩萨的名号译为“观世音”。此后，“观世音”便被公认为菩萨的译名。唐代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遂称“观世音”为“观音”。《法华经》说，观音菩萨有三十三化身，按经中所示，观音菩萨所呈现的化身多为男性或中性。在中国，云冈、龙门和敦煌的观音塑像，以及敦煌壁画和绢幡上的观音画像，如同其他佛菩萨像，皆显男相，有时还蓄有胡须，清楚地显示其男性性别。另一方面，从敦煌、四川和云南等地现存的宗教图像可以看出，10 世纪时，女性化的观音形象已经出现。而观音形象彻底地中国化则要等到16 世纪。据考证，在中国艺术中出现最早的本土观音形象要数水月观音和白衣观音。水月观音的造像形式尚没有确切的佛典依据，但是，敦煌发现的《佛说水月光观音菩萨经》中却首次出现了“水月观音”这一名号。宋代的诗书画作品及书评中也多次出现“水月观音”的字样，例如，宋代朱淑贞《偶得牡丹》一诗中就有“自非月水观音样，不称维摩居士家”的诗句。这足以说明水月观音的形象自宋以来已颇为流行，并受到禅僧与文人墨客的格外青睐。又如，最早有纪年的敦煌水月观音绢幡画（绘于943 年，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中，观音手持杨枝、净瓶，端坐于水中岩石之上，水中莲花盛开，菩萨足踏莲花，背后竹林葱茏。此后，月亮的元素又被加入水月观音的画像中，并日益流行。究其因，用于表征佛教空幻无常观念的“水月”在佛教经典中屡见不鲜。例如，唐玄奘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说：
于诸法门胜解观察，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月，如响，如空花，如像，如光影，如变化事，如寻香城。
又如，永嘉禅僧玄觉也用水月来传达禅意，他在《证道歌》中写道：“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无独有偶，大文豪苏轼在《赤壁赋》一文中说道：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另据《宣和画谱》记载，宋代多名画家都绘有水月观音像。由此可见，水月观音的形象在宋代已经很流行，但对于观音与水月的譬喻，却不见于经典的记载。在传统观念中，水月观音多被视为男性，有时造型还蓄有胡须。譬如宋人笔记小说中的一段记载，
蒋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为祥瑞，号水月观音。
另外一种观音形象——白衣观音，也是中国艺术中出现较早，且最为普遍的观音造像形式。于君方认为，印度、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艺术传统中没有类似的（或不同的）女性观音像，因此白衣观音确实是中国人的创造。例如，宋代邓椿撰《画继》卷八中已记载有唐代吴道子的“白衣观音图”。由此可见，白衣观音的形象在唐代已经出现。相比较而言，白衣观音和水月观音在造型上虽有很多相似处，然而明显不同的是，白衣观音从外表上看已经完全是女性了。观音身着白衣，有时甚至以白色头巾覆盖头部。关于白衣形象，唐代密教经典中曾提及身着白衣的观自在菩萨和白度母。白色象征菩提心，而菩提心能使诸佛菩萨诞生，故莲花部观音院的女神皆身着白衣。以白色为尊的白衣观音或许和密教传统有所关联，并由此而衍生出送子观音的话题。发展至明代，白衣观音已经成为时人求取子嗣的送子观音。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中赵尼姑对秀才娘子道：
大娘年纪小，不晓得求子法，求子嗣须求白衣观音，自有一卷《白衣经》……
其中的《白衣经》即中国本土经典《白衣大悲五印陀罗尼经》，这部经把白衣观音刻画为生育女神，成为“白衣观音就是送子观音”的经典依据之一。
白衣观音出现一段时间以后，“鱼篮观音”（或称“马郎妇观音”）和“南海观音”“观音老母”等新的观音形象相继出现于各地，并逐渐闻名全国。宋人的笔记小说中载有一则鱼篮观音的故事：
马郎妇菩萨也，悯陕右人不属化，乃为美妇卖鱼，姿貌风韵，人求为姻。曰：“我亦欲有归，不用聘礼，但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至明诵者二十辈。曰：“女子一身，岂配众等？可诵《金刚经》。”至日，通者犹十数。更授《法华经》。三日通者，至期，独马氏。令具礼成婚，迎之至家，妇曰适体不佳，少安相见。客未散，而妇死已坏烂。葬之数日，有老僧来问所由，引至葬所。僧以锡拨冢，尸已化，唯金锁骨在焉，僧以骨挑锡上，钩结皆如锁状。
清代两部感应录（居士周克复于1659 年编撰的《观世音经咒持验记》和僧人弘赞于1668 年编撰的《观音慈林集》）中都记录有马郎妇的故事。宋元时期的文人诗文集和禅师诗偈中屡次提到“金沙滩头马郎妇”，黄庭坚诗作中也有“锁骨金沙滩”的诗句。因为该女子到金沙滩时是一位卖鱼的美妇，手提鱼篮，故又称“鱼篮观音”。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一三：
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我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云而去。
这个故事带有明显的密教色彩，可以看作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随着密教在唐代以后的衰微和宋明理学对贞节的强调，只有鱼篮观音的故事得以保存。明代戏曲、杂剧中都保留有观音和鱼篮的不同故事的发展演绎。在小说《西游记》第四十九回，孙悟空去南海求菩萨来对付通天河里的鲤鱼精，悟空眼中的观音是这样的：
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璎珞。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玉手执刚刀，正把竹皮削。
菩萨家常装扮，手提紫竹篮儿，随悟空来至通天河界，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拴住篮儿，手提丝绦，口念颂子，擒住一尾亮灼灼的金鱼。原来妖精是菩萨莲花池里的金鱼，修炼成精，来害唐僧。观音与鱼篮联系起来，成为后世鱼篮观音像的起源。传奇戏《观音鱼篮记》中，相府小姐金牡丹和书生刘真一见钟情，遭到阻拦。鲤鱼精化作金牡丹与刘真互生情愫，私奔扬州。不巧被人发现后，由包公断案，观音擒妖，真牡丹与刘真成婚。据说，世间从此有手提鱼篮的水墨观音像流传。
三 走向融合的南海观音
随着观音信仰的流行，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出现了各具地方特色的观音造型。在明代佛教“性相一体”“禅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不同的观音造像也在走向融合统一，最终定型为流行于16 世纪到18 世纪的浙江普陀珞珈山的南海观音形象。在《西游记》第八回，观音菩萨在盂兰盆会后如来的说法大会上，自荐去东土寻找取经人，诸众眼中的观音是：理圆四德，志满金身，璎珞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碧玉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落索，瑞气遮迎。眉小如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洛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
此处的观音综合了以往水月观音、白衣观音、鱼篮观音的形象特征，结合了白衣、金光、净瓶、柳枝、南海、普陀、珞珈山、潮音洞等元素，表现了晚明观音造像的普遍形式。这种造型新形式和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兴盛有着莫大的关系。南海观音还和妙善公主的传说相关联，观音的道场最初是在河南的香山，那里是传说中妙善公主修道之处。妙善被认为是千手千眼观音的化身。传说该故事由唐代的道宣律师听闻于天神，后传于弟子，元代有文字记载：“尝见一说，大悲昔为妙善公主，乃天人为宣律师说。”故事讲妙善是妙庄王的三女儿，自幼好佛，因拒绝父亲安排的婚事，惹恼了妙庄王，受到各种严厉的惩罚，仍不改向佛之心，最后被妙庄王以不孝罪名处决。她死后魂游地府，讲道说法，度脱地狱终生。之后妙善又回到阳间，到香山修道九年，开悟成道。此时，妙庄王身染怪疾，无药可医。妙善乔装为僧人，舍手眼救父。此举感动了妙庄王，他带领皇族全部皈依佛教。妙善现出千手千眼观音的真形，随后辞世。香山由此成为香火鼎盛的朝圣地。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杭州成为南宋首都，沦为金人统治区的香山没落了，杭州上天竺寺成为观音信仰的朝圣中心。据传，详载妙善故事的《香山宝卷》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明代以《香山宝卷》为基础改写而成的小说《南海观音全传》，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妙善公主被妙庄王处死以后，魂游地府，释迦牟尼佛劝她到香山修行，而香山位于越国之外的南海上。她又获得指点在普陀岩上修行。这样，香山成了普陀山，妙善公主转变为南海观音，成为典型的女性菩萨。所以，观音在《西游记》中被称为“南海观音”。其实，更具说服力的依据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兴盛才是产生“南海观音”的关键所在。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是有佛典依据的，例如《华严经》中说“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普陀山位于中国的南部，濒临大海。中国的佛教徒认为“补怛”即“普陀”。早在晋太康年间，就有信众把梅岑山当作观音菩萨道场；唐大中年间，有西域僧来此，传说曾听闻观音说法；五代时，当地居民开始在潮音洞下筑庵供奉观音像；宋朝，普陀山正式发展为观音道场；元代继续崇奉和护持观音菩萨道场，寺院建筑具相当规模，国内外的信徒、朝拜者络绎不绝，观音菩萨道场声名远播。明代前期，由于倭寇骚乱，普陀山佛教几度衰落。明朝后期，倭患平息，由于皇室和大臣的支持，普陀山佛教重新兴盛，寺院重建，高僧汇聚，朝礼进香者络绎不绝。普陀山也一举跻身佛教“三大名山”行列。
随着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兴盛，各地的僧俗信众纷纷来到普陀山朝圣，他们带来了各地不同的观音信仰形式，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多的人将香山和普陀山相提并论甚至合而为一，南海观音如同妙善公主被视为女性，并且融入了白衣、柳枝、净瓶等文化元素。有文献记载当时的盛况：“神州之内有三大山，为震旦佛国，曰峨眉，曰五台，曰洛迦。而洛迦独在东南巨海中，为观音大士现真圣界，洪波怒涛，万里极目，寰中自垂髫黄发、赤须百足，罔不担蹑聚粮、梯危绝缴、奔走香火者。”《南海观音全传》反映了这一综合互融的宗教文化现象，并为南海观音形象的流传做好了宣传和铺垫。到了小说《西游记》的创作，南海观音的形象已经为大家喜闻乐见并广为流传了。
结语
观音信仰是中国菩萨信仰的典型代表，自传入之日起，就沿着一定的途径进行着不断世俗化、本土化的演变和融合。观音菩萨形象也由无形的宗教概念变为有形的膜拜对象，由男身菩萨逐渐演变为女身菩萨，形貌由异域风貌转变为中国面目。中国式的观音形象融入了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佛教空幻观念与中国山水传统相融合的水月观音，以及以此为基础，融入密教白衣元素的白衣观音，还有极富地方特色和传统儒家孝道观念的妙善公主的传说都在不同的地域同时或稍后存在着。随着明代佛教走向融合大趋势，以及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在明代的再度兴盛，作为以往观音形象和观音造像形式的有机融合，南海观音以其完美的形象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作品描绘和歌颂的对象。明代小说《南海观音全传》巧妙地完成了各种观音形象的集成工作，在这部小说中妙善公主即南海观音，普陀山就是香山。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南海观音为表现对象，成功塑造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菩萨形象，并推动观音信仰在民间更广泛地流传。至此，观音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最终定型。总之，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宣传了观音信仰的内容，也推动了观音信仰的普及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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