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叶尔米洛夫是苏联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其对俄罗斯经典作家的研究等著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他坚守俄罗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批评方法，并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形成了颇具个性的批评风格，如对艺术叙事与现实叙事的关系、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为人的个性、“个别人的本原”加以辩护的倾向等，都为俄罗斯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叶尔米洛夫（Ермилов，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904—1965）是苏联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但自他从事文学批评事业之初以来，一直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曾是“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骨干批评家，1928年至1932年曾任“拉普”的书记，形成激进的左派立场，也因此而受到学界甚至官方的批判；他曾对许多作家，如米·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等，进行压制和批判，因此，当他去世的时候，据作家萨尔诺夫称，这是他多年以来看到的唯一一个没有任何送行者的葬礼。有学者在谈到叶尔米洛夫的批评著作时甚至说：叶尔米洛夫对文学一窍不通，遇到凡是与他观点不同的人，抡起棍子就打；而他对经典作家的评论，也不过是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话的图解。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也是过激之言。回顾苏联时期的文学批评史，我们有必要对当时这位重要人物的文学实践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述。
叶尔米洛夫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反对小市民主义与颓废主义》（1927）、《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孟什维克主义》（1931）、《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1941）、《契诃夫的剧作》（1948）、《论苏联文学的传统》（1955）、《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56）、《果戈理的天才》（1959）、《艺术家托尔斯泰与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961）等。这其中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系统研究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尤甚是他的后期著作，被认为迥异于早期的立场，如他在早期的文章中，曾激烈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但他后来在撰写专著《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已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现实主义作家”了。而且，从叶尔米洛夫的一系列文学批评著作看，可以这样说，他也许是在苏联政权建立之后，在职业批评家中为数不多的对俄罗斯经典作家进行过系统的、严肃的研究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他在俄罗斯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
叶尔米洛夫一生写过大量的评论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可称“应景”之作，但他对俄罗斯经典作家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从总的批评倾向上来说，他的批评还是在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框架之内的，即以分析文学现象的社会意义为主导;但随着他的研究经历的丰富，尤甚是在后斯大林时代所做的研究，叶尔米洛夫还是显示出自己较为独特的一套话语方式，尤甚是他对社会叙事与艺术叙事之间的差异的把握，就他那个时代来看，是相当深刻的。我们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为例。
在20世纪40年代，叶尔米洛夫也写过一些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但那个时期的批评总体上都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反动”作家，主要的原因就是《群魔》等小说表现出“反革命”的倾向，甚至在那个时期的文学史类著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剔除在外，或者至多在概述中做简略的评述。因此，这一时期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庸俗社会学批评的程度上。比如他在其长篇论文《高尔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基本上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笔下的人物与作家本人的思想等同起来看的，而放弃了作家与其描写对象之间的对话性质。而在叶尔米洛夫晚期的著述中，关注作家艺术叙事与思想立场之间的差异，其实正是叶尔米洛夫引起我们对其批评的兴趣的一大原因，也是他对苏联时期的社会学批评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然而，在早期的这类批评中，他一方面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受到其学识的限制，所以他看到的是，作品写了什么，那么作者的立场就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地下室人”，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写了老卡拉马佐夫，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这些人物形象的代言人，所以他说“拉斯柯尔尼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灵魂上是相通的”。并由此推断，作家一方面受到了“主人的道德”的影响（尽管这个概念是后来尼采提出来的），另一方面受到了基督教的“奴隶的道德”的影响，而他在其作品中则不同程度地宣扬了这两种与社会主义革命道德相违背的思想。然而，在1942年，叶尔米洛夫在《文学与艺术》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伟大的俄罗斯作家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战争背景使他重新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甚至像《群魔》这部一直被视为“反革命文学”的作品，叶尔米洛夫也称其中揭露了政治骗子涅恰耶夫。但1948年，他又否定了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正面评价，称他在1942年的文章中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并写道：“我们的批评界应当客观地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抹杀他的优点，但要记住，整体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是有害的，这种影响就是贬低人的地位，使人脱离为人类的光明未来、为人类智慧的胜利以及为人类对自由与幸福的追求所做的斗争。”1951年，《苏联大百科全书》开始编纂，陀思妥耶夫斯基词条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Г.弗里德连德尔撰写的，但叶尔米洛夫却硬要把他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放进去，以至于最后弗里德连德尔拒绝在词条上署名。我们没有找到材料来说明叶尔米洛夫为什么像变色龙一样地变换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但有一个原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干扰着那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尤其是与1946年日丹诺夫整顿《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之后文艺界高压时期的到来有关。
因此，叶尔米洛夫在 1956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可以视为他在后斯大林时期的接近“正常”状态的批评著作。当然，这也缘于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禁”。在会上，曾任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时任《文学报》主编的留利科夫就文学批评问题做了主题报告，其中特意提到叶尔米洛夫的工作：“叶尔米洛夫对果戈理和契诃夫做了饶有趣味而且富有天才的研究。”但却不指名地提到：“应当责备的是很多文艺学家极力避免研究复杂的现象，譬如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创作。”这显然是个信号，意味着可以摆脱开意识形态的因素来正确对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了。于是叶尔米洛夫马上开始撰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著作，这就是两年后出版的这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初版8万5千册，可谓一时之盛。有评论者认为，在这部评论著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被定义为：“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现实主义作家（величайший гуманист и реалист），虽然不乏‘各种矛盾’。”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看，重要的还不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肯定性评价，而是他在方法论上对传统社会学批评所做的补充。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中，他表达了一种出色的对待艺术话语的态度，即把作家的政论叙事与作家的艺术叙事分别看待，从而说明了艺术叙事的审美力量产生的某种机制。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谈到过巴尔扎克，认为他虽然持保守立场，然而却看到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因此，“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叶尔米洛夫正是受到恩格斯这一观点的启发，他在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极力要在其作品中表达他的政治立场，但对现实的尊重使得他的真实性描写压倒了他的政治观念，因此，“现实主义在这里取得了胜利”。但恩格斯在他的信中只是从典型形象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也没有对巴尔扎克的艺术描写做出具体分析。但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其实是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评传，而这部系统的评传始终坚守的就是承认艺术叙事的独立性的方法论。
当然，叶尔米洛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的前提是，作家的政治思想是反动的，然而这种对作家政治立场的定位反而成为他肯定作家艺术力量的一种反衬，即，作家的思想越反动，越显示出其艺术创作的巨大力量。因此，叶尔米洛夫首先要区分开作家的这种双重叙事，他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宣传他的反动观点，但在艺术作品中，‘除此以外’，他还创造了艺术形象。可是，正是在艺术形象里面，暴露出艺术家的具有现实矛盾的整个灵魂和他的真正的世界观，而在政论中，有时只可能表现世界观的‘被修剪过的’、被熨平过的、跟矛盾人工地隔离开来的某一方面。”在这里，叶尔米洛夫等于推翻了他对作家思想是“反动的”的定论，因为作家的思想除了在政论中的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却表现出更为深刻的世界观。这里，叶尔米洛夫较之此前的社会学批评，更明确地强调了艺术叙事的主导性地位，即，“艺术在本质上，不愿意为反动派服务，因为它跟虚谎是不能相容的。真理和虚谎的斗争，贯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叶尔米洛夫在《高尔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还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宣扬了“奴隶的道德”，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中却又肯定了作家通过对苦难的描写而形成了一种抗争的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类苦难吸入自己的心里，拜倒在这些好像为人类理智和心灵所‘不可捉摸’的无边苦难之前，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似地卑躬屈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基督教的痛苦的爱，赫尔岑对这种爱说过几句严酷而真挚的话，‘痛苦的爱可能很强烈，——哭，诉说，然后擦眼泪，主要的是，什么事也不做。’谢德林在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一文中）时着重指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必须表现为号召他们去向暴力作斗争，而不是表现为‘侮辱性的慈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里，借主人公的嘴，对于这种对穷人的侮辱性的慈悲表示了有力的抗议。并且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许多形象也都反对了侮辱性的慈悲！”
在那个刚刚解冻的时代，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完全客观地、完全从艺术创作规律的角度来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们从叶尔米洛夫的批评技巧中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地从长期以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定性评价——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贡献”——中逃离出来，即，不是从作家的某些言论以及作品某些割裂的片断中放大作家的“反动”思想，而是从艺术的客观效果来历史地评价其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例如书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无情地、清醒地排斥一切反动的谎言、苦难的理想化、内心分裂的理想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同时也敬重在这位俄国和世界天才艺术家的矛盾的、反叛而又顺从的、艺术力量十分惊人但有时又显得背弃艺术性的、激动的、探索的、惨绝人寰的作品中，怀着那样巨大的热情和痛苦表现出来的关于强权社会中人类生活的严酷的真实。”从这种表述中不难看出，叶尔米洛夫看上去否定了作家的“反动谎言”、“对苦难的理想化”和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достоевщина），但重点在后面一句，即对作家以巨大的激情对强权社会中人类生活的真实性的揭示。书中在分析索尼娅形象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就这个形象对苦难的隐忍的描写，叶尔米洛夫先是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理性微弱和不可靠，而人类的苦难是无底的，整个生活安排得这样不合理，骇人听闻地残酷，因此理性就不可能拥抱这些苦难，不可能理解生活的不合理。剩下的就只有为大家感到的苦难的爱，人类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人类的无限苦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变成了反对理性，反对对那以人们受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论据’！”这样，看上去是否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的“妥协”，但接下来话题一转，又强调了这种描写的客观意义：“在进行评价时，它的决定的意义，毕竟还是具有凶残、愚钝、自私等特性的卢仁先生们统治着的那个强权社会中的非人生活的深刻真实。留存在我们心里的，不是苦难的理想化，不是无可奈何和无可救药之感，而是对整个人压迫人的世界的不妥协的仇恨。”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叶尔米洛夫较之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是开拓了一种从艺术叙事的角度来揭示作品社会真实性的批评途径。这种批评方法甚至对巴赫金后来在修订《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时有所启发：“这里很有必要强调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要激情，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充分明确地理解物化的深刻经济根源，据我们所知，他没在任何地方使用过‘物化’这个术语，但正是这个术语能最好地表达他为人而斗争的深刻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以异常的洞察力发现：人由于物化而贬值的现象已渗透到他那个时代的各个时期，渗透到人的思维的基础之中。当他批判这一把人物化的思维时，有时正如B·叶尔米洛夫所说，他‘弄错了社会的门牌’，迁怒于一切革命民主倾向的代表和西方社会主义代表，而后者在他看来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但是，再重复一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他这种批判的抽象理论方面或政论方面，而是他的艺术形式所具有的解放人和使人摆脱物化的意义。”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形式，或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殊的艺术叙事，使得他的现实立场融入了对一种充满矛盾与斗争的“严酷的真实性”的揭示。
二
当人们在因为叶尔米洛夫作为一个有极左倾向的批评家而指责他以政治立场代替艺术分析的时候，也许我们忽略了一点，即，在苏联集体主义理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叶尔米洛夫一直是一个为人的个性进行辩护的批评家。
在1962年出版的《论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书里，叶尔米洛夫借助于对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的分析，格外强调了个人的价值：“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没有可以替代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着某种他个人的、只为他所固有的贡献。只有共产主义才会肯定个人的独特性这个原则，个人是唯一的、独有的价值这个原则。”尽管叶尔米洛夫是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来谈这个问题，但作为党内批评家，即使在解冻时代，能够有这样前沿的认识，看上去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种认识几乎回到了西欧人文主义的原点。而实际上，叶尔米洛夫虽然身为左派批评家，但对于人的问题却素来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活生生的人”（живой человек）的概念而受到批判这个历史事件，那么，在 60 年代他再度提出“个人的独特性”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尔米洛夫提出“活生生的人”这一概念是在1928年出版的批评文集《为了文学中的活生生的人》一书，这本书是他自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所写的文章合集。那时叶尔米洛夫还是个只有24岁的年轻人，曾因为书中把吉卜林称为美国人而被“拉普”的论战对手嘲笑，“山隘”派的代表A.列日涅夫便在《新世界》发表文章讽刺叶尔米洛夫的无知：“如果你们要去向叶尔米洛夫证明，吉卜林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那只会白费劲……用咖啡渣来占卦，吮着自己的大拇指胡思乱想，那是叶尔米洛夫的灵感和学问的唯一源泉。他现在着手写起研究小品文的大作来了。几乎从第一页起就叫我们吃惊。‘众所周知，在法国人那里“小品文”的概念即是“拨弄细故”的意思’，我们给弄得手足无措。‘众所周知’，“小品文”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单页’……叶尔米洛夫的书有三百十一页，每一页上都是妙语如珠。”
实际上，提倡描写活生生的个性的问题是当时“拉普”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共同意见，这在今天看来，是那一批年轻人（1928年时阿维尔巴赫25岁、李别进斯基30岁）向公式化的写作风气提出的一种挑战，这一概念强调的就是把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描写成“实际的样子”，而不是按照某种公式进行刻板的描写。叶尔米洛夫在书中分析Л.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贼》时便提出，塑造活生生的人乃是当时的苏联文学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根结：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和艺术感染力，那么问题就在于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新的人物形象，而这种形象就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背着千百年的忧患重负的，怀着疑虑和痛苦的，热狂地向往着幸福的活生生的人，那个将祖祖辈辈的古老遗产带到新时代，经常承受不住时代的超负荷的人”。由此可见，叶尔米洛夫所说的这种“活生生的人”就是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真实、并且带有对未来生活向往的“新人”形象，这一提法并无问题，当然，至于列昂诺夫的《贼》是否成功塑造了这类人物则是见仁见智的事。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叶尔米洛夫提出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不仅要描写人的“理智”，还要描写“某种比理智更深刻的东西”。1927年他在发表于《在文学岗位上》杂志的《寻找和谐的人》一文中即已表达出他对“深入的心理描写”的兴趣。那么，这种“深入的心理描写”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是“下意识”。这正是弗洛伊德当时被引介到苏联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反响的表现之一，“拉普”的年轻人自然对这一新潮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叶尔米洛夫便把“下意识”概念用于文学人物描写的要求。即，要塑造新时代符合“党的路线正确性”的新人，不仅要使他们在“理智”层面认同党的要求，还要在“下意识”中成为这样的人。他认为谢尔盖·谢苗诺夫的长篇小说《娜塔利娅·塔尔波娃》（1927）中，工厂的党组织工作者里亚比约夫便是一个这样的人，因此，叶尔米洛夫称赞谢苗诺夫成功地学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法。虽然，“拉普”关于艺术人物的“活生生”特性的观点受到了“山隘派”和“列夫”的否定，但却一直被当时同属“拉普”、后来成为苏联作协领导人的法捷耶夫所肯定。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法捷耶夫显然在内心是认同叶尔米洛夫的艺术理解的。当然，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大清洗时代的开始，对于描写现实中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的提法也就销声匿迹了。
斯大林去世之后，叶尔米洛夫重新开始活跃起来。1953年底，他在《文学报》分三次发表长文《论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民性》，又开始涉及文学如何描写人的问题。文章的主旨是谈人民性，但隐含的论题则是否定脱离人民的个性，尤甚是对“个人崇拜”（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的否定。他借助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的分析，提出人民不能仅仅作为陪衬出现，而应该以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出现。他写道：“以插图和装饰的方式来处理人民主题，对于一个人的不可复制的命运缺少着重其自身价值的、实事求是的、忐忑不安的关注，这些都导致某些电影和演出的冷漠的排场，对奢华属性、外在细节的迷恋，使得现实主义被某种形式的伪古典主义或伪浪漫主义所替代，——导致各种形式的远离现实苏维埃人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发生。”由此可见，叶尔米洛夫还是主张文学应当回归现实中的人，这就又回到他当年提出描写“活生生的人”的主张上来了。这里，他使用了一个人的“不可复制的命运”（неповторимая судьба）的概念，实际上是说明了他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尽管他整篇文章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反对将个性（личность）脱离人民性。
1962年5月，在苏联作家协会和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人道主义与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叶尔米洛夫做了《论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长篇报告。这可以说是他对文学与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的系统阐述，其核心内容也由他此前倡导的“人民性”转变为“对个人的和个性原则的肯定”，而这一点，他认为正是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伟大传统：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拥有伟大的力量，“正是由于肯定个性原则，肯定人的个人伟大，俄罗斯文学之所以特别有力、特别热情地维护每个人是整个世界这一真理，是因为人能够把全世界汇聚于一身，而又给全世界带来新的、自己的成份。个人被看作实体的、世界的本原，这种本原只有在同整体有实际的、发生积极作用的联系时才能得到自我实现，这也等于是否定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使个人离开世界和使世界离开个人的形式之一。在俄罗斯文学中维护个人同时也就是维护人民：从个人的状况‘观察’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民的状况”。在那个仍然处于“解冻”时期的情形下，叶尔米洛夫不还不能单纯地来谈论个性，所以他一定要强调个性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把个性与“个人主义”区别开来，并将其与人民性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叶尔米洛夫仍然是在借助于对整体性价值观的维护来倡导对个性的重视。
叶尔米洛夫这个报告的副标题是“个人因素与全体因素的主题”，显然，全文的重心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带有“拨乱反正”的色彩，即修正斯大林时代过于强调“全体因素”的倾向，而在全体因素与个人因素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基础上，确立个人因素的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甚至借助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论述来加佐证，认为其中甚至包含了与共产主义理想极为接近的内容，并指责国内有人对此重视不够。1957年，批评家彼得罗相发表文章批判了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学说，因为后者主张某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如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曾说：“有德之士不是那种为了总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习惯和至情大欲的人——那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有德之士是这样的人，他的至情大欲与社会利益是如此协调一致，以致他几乎总是不能不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彼得罗相则认为这种思想是与当代社会主义道德——为了社会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相违背的。然而，叶尔米洛夫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起码爱尔维修的思想比彼得罗相的更为可贵：“爱尔维修不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对立起来，不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他极其接近于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完全融洽无间的思想，在这里，社会利益同时就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也就是社会利益。爱尔维修在宣称社会福利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时，同时就谴责了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谴责了把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对立起来的观点。”
从这个立场出发，叶尔米洛夫认为，俄罗斯传统文学的批判性就是对那个把人“多余化”的社会的抗议。通过对果戈理、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分析，叶尔米洛夫认为，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人是被社会孤立化了，丧失了人与人相结合的可能，也就是说，他们失去了融入一种整体的可能，因此也就无法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而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下，俄罗斯经典作品中的人物都表现出为个性而奋争的特点，甚至“深刻细腻而复杂的心理分析”，以及在这种分析中表现出来的个性的发展、变化、成长等心灵辩证过程，都成为俄罗斯文学“肯定人、肯定个人的个性特点、肯定个人的不可重复性和本身价值、肯定一切人性的自由”的表现形式。
三
叶尔米洛夫把传统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性理解为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反抗社会的压制，因而在这种批判性中蕴含着对理想的追求。由此看来，他的理解已超越了此前的所有社会学批评理论对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现实性的理解，殊为难能可贵。
别林斯基当年借用保守派批评家的概念把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称为“自然派”，就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文学真实地描写了“动物性的、丑恶的、谑画的生活的全部庸俗和卑污”。不过别林斯基还没有提出“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批判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概最早是由高尔基提出来的，他在《和青年作家谈话》中谈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时提出，“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因此，可以叫做“批判的现实主义”。尽管自别林斯基起，俄国的批评家们也都指出过俄国文学的理想的一面，但对于19世纪的文学评价的基调还是“批判”，甚至这成为苏联时期评论界的统一口径，即把这一点视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根本区别。然而，叶尔米洛夫在论述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批判性时，却一直强调这种批判性的最终指向是对理想的向往，而对理想的向往便是肯定人的“严整的性格、热情而果敢的行动、人的自由表现领域”等内容：“批判因素表现得愈是有力，对理想的向往也就表现得愈是有力，因为在这里前者同样是后者的条件。因此，批判因素本身乃是积极的、肯定的因素。”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叶尔米洛夫引用了别林斯基的话来加以佐证。别林斯基曾说：“真正的批判揭示出长诗的那种激情，这种激情就体现为俄罗斯生活的社会形式与生活的内在的实体本原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实体本原至今还是隐秘的，至今还没有向个体意识所敞开，并且没有被任何定义所辨清。”在叶尔米洛夫看来，“俄罗斯生活的社会方式与生活的内在的实体本原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人民与个人的受压制状态同人民与每一个个别的人的本原、历史作用、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这种理解可以说是一种有意的“误读”。别林斯基说这个话，是因为有人将果戈理的《死魂灵》与荷马史诗相比，而在别林斯基看来，《伊利亚特》中的全部内容就构成了该民族“实体性原始元素”（субстанциальная стихия），两者是统一的，不存在矛盾；而果戈理的“史诗”则表现出，他所描写的社会形式与这个民族固有的“实体性本原”（субстанциальное начало）构成了矛盾。这才是果戈理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叶尔米洛夫将这个“实体性本原”解释为“个别人的本原”，实际上已经不是别林斯基所要表达的含义了，别林斯基指的还是民族的整体性，而叶尔米洛夫说的则是个体性了，这是在借助于别林斯基的表述来为人的个性正名。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尔米洛夫的观点已经具有了20世纪的色彩。
也就是说，社会形式与个性本原构成了矛盾，其实质是社会形式形成了对个性的压制——这就是叶尔米洛夫对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的理解。不论他怎样论述个性与人民性的整体性联系，他还是表达出了对个性被毁灭的关注，这在整体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中堪称先锋意识。
叶尔米洛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社会意义：只有这种文学，才能揭示出人与现实、人与社会形式的对立，尽管它还没有表现出人应当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它所揭示的更为深刻的悲剧是，人不仅与围绕着他的实际的、庸俗的世界相对立，而且与其所希望获得的理想的诗意世界同样格格不入。“庸俗的现实排斥他，因为这里没有他的地位，同时，他所达不到的诗意世界也在排斥他。”于是，人只有毁灭，“然而即使是这种毁灭本身也像主人公的整个形象一样在反复地肯定个人的伟大，即使肯定的是被异化所歪曲了的个人。伟大的源泉在于个人勇敢地提出人在世界上的状况的根本问题”。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叶尔米洛夫在千方百计把问题引向对个性的维护与肯定。这一点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述中尤其明显。针对有的批评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作个人主义的歌手，叶尔米洛夫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作家塑造了“个人主义变节负义者的无数肖像”，而“这些形象的感动力既然在于反对‘个人的’、分离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式的（分裂，分离，分隔！）掠夺性的个人主义的原则，那末，我们还能把这些形象的创造者称为个人主义的歌手吗？”当然不能。但是，不能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了个人主义，便同时否定他作为“人的人格的歌手，个性权利的捍卫者”的地位，在叶尔米洛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归根结蒂说来是一位捍卫人的人格来对抗畸形社会条件的压迫的伟大的艺术家。这是他对人类做出的不朽功绩之一。”在1962年人道主义讨论会上的报告中，他也明确地阐述过这一观点：“他的作品的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恰好在于以叛逆的精神维护人的个人不可重复性。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位主人公所说的那样，人所做的，永远不过是在证明他不是小螺丝钉。这句话当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反动思想发生矛盾，因为，如果承认在人之上有着一种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人必须整个儿牺牲，那么由此，人也就下降为‘小螺丝钉儿’了。”能在《地下室手记》这部被很多人视为反动作品的小说中，发现个体对整体的反抗与对个性人格的维护，在那个时代中显得十分深刻。尽管叶尔米洛夫也时不时对自己这个结论表示质疑，并表现出那个时代“解冻”的不彻底性，但总的来说，能够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人格捍卫者的结论，在那个时代仍然是一种深刻的见解和批评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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