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施耐庵传说成为证明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重要证据，虽然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否定，但都存在着问题，没能从单纯辨正的角度单独审视施耐庵传说。其实，只要推断出苏北施耐庵的大致生卒年，辅以《水浒传》在明朝流传的事实，加上从《水浒传》中寻找出相应的内证，然后以之与流传于苏北大地的施耐庵传说相比照，就可以对施耐庵传说的真伪进行鉴别；联系《水浒传》流传的事实和版本衍变规律，从源头上推断施耐庵传说出现的时代，揭示施耐庵传说与苏北地区合流的规律与特征，就可以看出苏北施耐庵传说的问题。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究竟是哪里人？是身世神秘的钱塘书会才人施耐庵，还是元末明初的苏北人施彦端（以下或简称“苏北施耐庵”），抑或二者同为一人？这是当前学界争论得较为激烈的问题。在坚信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的学者提供的各类证据中，苏北地区流传的关于施耐庵的形形色色的传说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与上述观点对立的是，有些学者则坚称苏北地区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对论证《水浒传》作者根本没有意义。
一 学界对施耐庵传说的对立观点及否定派的局限
有些学者坚持认为苏北大地流传的施耐庵传说具有重大意义，正可说明施耐庵就是苏北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刘冬、欧阳健、张惠仁、黄俶成、浦玉生、曹晋杰、朱步楼、莫其康、卢兴基等。兹举数例：我以为有关施耐庵的数十则至今人们还在讲着的，分布在江阴、沙洲、兴化、大丰、淮安的传说，至少也是施耐庵实有其人、在这些地方活动过极重要的历史的证据。……这大量的传说，如果没有施耐庵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为根据，任何人也无法造出来，并流传至今的。
施耐庵究竟是哪里人？对其籍贯的研究认定，我认为，关键要看“三项基本标准”：一看是否在当地有广泛影响，群众是否普遍认同；二看是否有地方特色的历史传说或文字记载；三看是否有遗址、图片等实物资料。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不是江苏兴化一带施姓一族自认的祖先施彦端？本文从我国通俗小说的文学生态和传播史出发，认为一个地区口耳相传中的错杂纷乱、疑信参半，恰是它历史悠久的证明。而清代晚近施姓族谱、碑志的文字楦入，是《水浒》普及以后与口传系统的合流，施彦端应即施耐庵。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有些学者则认为苏北地区施耐庵传说根本不可信，这些学者有聂绀弩、刘世德、马幼垣、张国光、蔡美彪、黄霖、李伟实、马成生、应守岩、洪东流等。他们都认为与苏北兴化施氏先祖施彦端挂钩的施耐庵传说是后代才兴起的。至于施耐庵传说究竟兴起于什么时候，否定者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也举几个例子：
如蔡美彪先生认为：
咸丰四、五年间，施埁父子在陈广德参与下，改谱修墓，建祠立主，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成为当时施氏家族的一大事件。而自此以后，所谓元朝辛未进士施耐庵便代施彦端而成为白驹施氏的始祖。施氏世代相承，民间的许多传说也随之产生了。
也就是说，从咸丰年间施氏第十四世孙施埁修谱造祠依附施耐庵为先祖以来，施耐庵的传说才和施氏先祖挂上了钩。与蔡美彪先生的观点相比，李伟实先生则将施耐庵传说产生的上限又向后推移了几年：
大约就在这光绪后期，施氏家族内部和族外一些人，便以“东都施耐庵”和“钱塘”施耐庵为根据，敷演出一些关于施耐庵（即指施彦端）写《水浒传》的传说来。这些传说不胫而走，讲述中又添枝加叶、施氏子孙既以此为门第荣耀；当地绅民更觉其为家乡争辉，渐渐的由传说成为定论。
这里将施耐庵传说兴起的时间定为“光绪后期”。张国光先生则认为：
事实上这些传说不仅不是从元末明初而来，甚至也不曾在清朝流行；它只不过是民国以来的传说耳……至于淮安、兴化、大丰的传说也显然是胡瑞亭的文章发表以后才逐渐传开的。哪里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张国光先生将施耐庵传说兴起的时间定为民国以后，至于流传于苏北地区的施耐庵传说，则是1928年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刊载《施耐庵墓志》之后。
综合而论，否定苏北施耐庵的学者认为施耐庵传说出现的时间在咸丰四五年之后。
情况就是这样：流传于苏北大地的有关施耐庵的传说对于论证《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究竟有没有实际意义，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泾渭分明，莫衷一是。就否定施耐庵传说的观点来看，这些观点往往存在着三个问题：
其一，对施耐庵传说的否定主要出现于辨正施耐庵“史料”——如《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等——的论述性的文章中，都是先否定了苏北施耐庵，揭示出苏北施彦端挂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年代，然后以此为基础断定施耐庵传说出现在挂靠之后。这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赞同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学者（以下或简称“赞同者”），一直坚持认为施耐庵传说就是从元末明初一代代口头流传下来的，就算施耐庵“史料”不能充分证明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赞同者当然不会轻易承认这个观点），这些传说中仍然包含着施耐庵著《水浒传》的事迹，因而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从单纯辨正的角度单独审视施耐庵传说，并且从源头上证明这些传说是不可靠的，那么在否定施耐庵“史料”的同时，将这些传说一并忽略就是不妥当的。这不仅不会让赞同者信服，而且也的确有可能会湮没一些历史真相。
其二，否定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的学者，一般将施彦端挂靠《水浒传》作者的时间定为清咸丰四年（1854）施埁修谱造祠开始，以此断定施耐庵传说开始于咸丰四年之后，殊不知在咸丰四年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了施耐庵传说，只是这些传说与苏北施彦端以及施氏家族毫无瓜葛。所以，将所有施耐庵传说都断定为咸丰四年之后出现，就将咸丰四年之前与之后出现的施耐庵传说一并混淆，将所有施耐庵传说一并归结到苏北施氏始祖施彦端身上，就有了以全覆偏之嫌。
其三，如同前文所论，前贤在施耐庵传说兴起的时间问题上观点很不一致，甚至差别很大，例如蔡美彪先生的咸丰四五年之后说和张国光先生的1928年之后说时间相差竟然达到80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流行于苏北地区的施耐庵传说真是虚假不实的，但以上对其兴起时间很不统一的结论对论证这些传说的虚假性又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不能令赞同者充分信服。
正因为以上三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苏北大地流传的施耐庵传说就成了苏北施耐庵存在的重要证据；进入21世纪以后，对施耐庵传说的重视愈发明显。如2012年4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和兴化市联合举办的“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江苏兴化举行，会后发表《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述要》，该《述要》认为：“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新的研究角度，从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三重证据综合分析，肯定了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今属兴化、大丰两市）施耐庵的存在。”其一再强调：
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在兴化白驹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
这里将施耐庵传说作为证明“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这个结论的坚实的三重证据之一，可见对传说的重视程度。那么，苏北地区流传的形形色色的施耐庵传说究竟有没有可信性？换言之，这些传说究竟是不是从元末明初代代沿习而来？如果是，这些传说当然有着重要价值，从中我们当然可以寻觅施耐庵在元末明初活动的轨迹；如果不是，这些传说的价值无疑要大打折扣，甚至其价值接近于零。
二 以三项标准否定施耐庵传说
当前，以施耐庵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图书主要有张袁祥、胡永霖所编《施耐庵的传说》和马春阳所编《施耐庵的传说》，两书书名完全相同，出版时间也都是1984年，不同的是，前者为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内容而言，两书也大致相同，非常丰富庞杂。为论述方便，笔者以马幼垣先生根据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施耐庵研究》，曹晋杰、朱步楼《施耐庵新证》和张惠仁《水浒与施耐庵研究》等材料大致描摹出的施耐庵的生平大纲为例进行阐释。马先生描摹出的施耐庵的生平大纲也是对上述两本《施耐庵的传说》中施耐庵事迹的概括：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二年（1296），十三岁入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与刘基同榜中进士，成莫逆之交。中举前（泰定年间，二十多岁），任郓城训导，广集梁山传说。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官钱塘二载，秉公断案，教民种花生，茨菰、荸荠，后与当道不合，复返苏州。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善（或云为表兄弟）。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于称诚王后两年定都苏州，时施六十岁，不应张之聘（或谓曾入士诚幕，谏阻其降元不纳而辞去）。后流寓江阴，曾在祝塘徐麒家坐馆，七十一或七十二岁，避战乱，迁兴化，定居白驹镇施家桥。朱元璋兴起，礼聘再三，终不应。旋《水浒》书成，朱元璋斥为倡乱之书，逮入天牢，幸获刘基保释，始免于难。洪武三年（1370）卒于淮安，享寿七十五岁。然后马先生说：“利用这大纲去串联各种施耐庵传说和杂闻，在件件合用、任何矛盾均可以解释过去的立场下炒成一碟的李公杂碎。20世纪以前全无所闻的施耐庵三两个回合就主要资料、基本数字，样样俱备。历代多少名人都没有这样齐全的档案。这不是可以配置出来的神话是什么？！信者却大不乏人。”
马幼垣先生将施耐庵传说定义为“配制出来的神话”，对施耐庵传说的否定与批驳可谓有力。笔者也赞同马先生这一结论。施耐庵的传说究竟可信还是不可信，笔者以为应当遵循如下标准：其一，利用出土文物与可靠的传世文献，推算出苏北施彦端的大致生年，以此与施耐庵传说相比对，看看在年代上是否有矛盾龃龉的地方；其二，看这些传说与《水浒传》在明清时期流传的事实相符还是不相符；其三，以《水浒传》中的具体描写为内证，看一看传说中有关施耐庵的内容是否能与小说中的内证相吻合。
如果三者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则施耐庵传说根本不可信。
（一）施耐庵的生卒年与传说相矛盾
传说认为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二年（1296）”，“洪武三年（1370）卒于淮安，享寿七十五岁”。这究竟有没有可能性？施耐庵生于元贞二年（1296）、卒于洪武三年（1370）的说法实际上来自伪《施耐庵墓志》。可是在今天传世的各种施耐庵文物中，明景泰四年淮南一鹤道人杨新为施耐庵之子施让（字以谦）所写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明确记载着施让“生于洪武癸丑”（1373）。如果真像《施耐庵墓志》所说施耐庵卒于洪武三年（1370），则施让出世时，施耐庵已经去世三年了。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莫不成施让是施耐庵死后由施门过继之子。刘冬先生就持这种说法：“施耐庵无子，死后三年或更多几年，才由未亡人决定，过继让为子。一个人死后数年，方过继兄弟之子为子，这在旧中国并非罕见，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刘冬的结论纯属臆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再者，如果施让真是过继之子，何必要等到施耐庵75岁高龄去世后至少三年方才过继？更何况20世纪70年代末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流，“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施让施以谦，确定无疑就是施彦端的亲生儿子。
施耐庵卒于洪武三年（1370）的说法本就够荒唐的了，那施耐庵生于元贞二年（1296）年的说法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我们不妨推算一下：
《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不仅记载了施让的生卒年，而且还记载了施让的第二个妻子陈妙贞“生于洪武戊辰”（1388）。她与施让结婚后，对施彦端很孝顺，“孝养舅姑，始终弗怠”。既是“始终弗怠”，当然要有较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究竟是几年？不妨假设为三年（实际上极有可能不止三年）。古人普遍早婚，《施让墓志铭》记载陈妙贞出身“名门”，陈氏应当不会是童养媳，我们姑且就算陈妙贞年方二八（实际上极有可能大于二八之龄）嫁给施让的，则陈氏出嫁当在1404年左右；婚后陈氏“始终弗怠”地侍奉公公施彦端和婆婆三年，则1407年左右施彦端应该还在世。就算施彦端在1407年走到生命的尽头，按照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享年七十五岁的说法，则施彦端当出生在1332年左右。
苏北施彦端出生于1332年左右，应当是比较客观的。我们再来看看当今学者对施耐庵生年的推断：李伟实先生推算大约为1333年，李灵年先生认为施耐庵大概生于元文宗天历、至顺年间，至迟不会晚于元惠宗元统初年（约1329—1334），张惠仁先生认为施耐庵出生于1320年，王同书先生认为是1328年，陈辽先生认为是1332年左右，马成生先生认为约1334年左右。比较而言，张惠仁1320年的说法不大可信，因为按照这种说法，施让洪武癸丑（1373）出生时，施耐庵已经54岁了，可谓老来得子。如此大喜事，杨新为施让所写的《墓志铭》中竟然没有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实在不大可能。其他几种说法，将施耐庵的生年集中于1328年至1334年之间，最大误差仅为6年，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
所以，苏北地区流传的施耐庵传说中，无论施耐庵的生年（1296）还是卒年（1370），都是禁不起推敲的。传说中的施耐庵生年竟然与推算出的较为客观的施耐庵生年相差至少30岁以上，足足是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这就招致了严重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传说中施耐庵的事迹全部发生了动摇。例如施耐庵与刘基同榜中进士、泰定年间任郓城训导、官钱塘二载、辅佐张士诚等等，都是不值一驳的，因为此时大致生于1328年至1334年间的施耐庵只能是个欢蹦乱跳的孩童，最多也只是个年仅束发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以上事业？
（二）《水浒传》在明朝流传的事实与施耐庵传说不符
施耐庵传说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施耐庵因为著《水浒》宣传造反思想，最终惹怒了朱元璋，施耐庵被逮入天牢，后被刘基所救。归结为一句话：施耐庵因为著《水浒传》吃尽了苦头。然而，联系《水浒传》在明朝流传的现实，类似传说也根本禁不起推敲。因为在几乎整个明朝，《水浒传》都是以“忠义”思想示人的。姑且举几个例子：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云：
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贼地，非贼人，故仅以“水浒”名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也。其居海滨之思乎？罗氏之命名微矣！张国光先生认为《发凡》之意为：“意谓‘水浒’泛指水滨；用它作书名，是为了显示宋江等身在梁山泊，而心实向朝廷。他们是暂时于此避难，并非在此建根据地。……《发凡》既否认梁山为‘贼地’，又肯定宋江非‘贼人’，以为宋江为首的百另八人，就是忠义的化身，而宋公明则是‘忠义之烈者’，这更能突出主题。”此种阐释可谓切中肯綮。袁本“忠义”之说在《水浒》各类版本序言中并非独树一帜，再看下面几个例子：
明五湖老人《忠义水浒全传序》云：
兹余于梁山公明等，不胜神往其血性。总血性发忠义事，而其人足不朽。……兹余于《水浒》一编，而深赏其血性，总血性有忠义名，而其传亦足不朽。……嗟嗟！恨不亲炙公明辈，犹喜神遇公明辈也。今天下何人不拟道学，不扮名士，不矜节侠，久之而借排解以润私囊，逞羽翼以剪善类，贤有司惑其公道，仁乡友信其义举，茫茫世界，竟成极龌龊极污蔑乾坤。此辈血性何往，而忠义何归，必其人直未尝读《水浒》者也。此序不仅大赞梁山好汉“血性忠义”，更认为假公济私者之所以缺失“血性忠义”，是没有读过《水浒传》。对《水浒》“忠义”的揭示，何其深刻。
藜光堂本《水浒忠义传叙》云：
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观其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颛图报效。至于犯大难，成大功，卒罹大冤，报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谓宋公明真有智有力，有忠有义之人可也。此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有智有力，有忠有义，投之宋公明其人可也。忠义名传，讵曰不宜。“有智有力，有忠有义”是此序对以宋公明为首的梁山好汉特质的总结概括，而且此序还特别指出《水浒》“忠义名传，讵曰不宜”，即以“忠义”命名《水浒》，正恰如其分，一矢中的。
评林本余象斗《题水浒传叙》曰：
先儒谓尽心之谓忠，心制事宜之谓义。愚因曰：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若宋江等其诸忠者乎？……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余象斗认为梁山好汉不仅有忠有义，而且都是“并轨君子”，绝非“民之贼，国之蠹”，这是由众好汉的行事特征决定的。
《水浒传》的“忠义”主题一直被明人所认识。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云：“《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序言中直接指明水浒英雄“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可谓对《水浒》主题的全盘审视与总括。从今天所见的明代《水浒》刻本来看，书名始终离不了“忠义”二字。1975年发现的署名为《京本忠义传》的《水浒》残页更是告诉我们，明人宁愿丢弃“水浒”二字，也不愿舍弃“忠义”的主旨。明人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引袁无涯之言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正是明人对《水浒传》“忠义”主题的集中体现，这正如马幼垣先生所说：“明版《水浒》绝大多数都标榜忠义二字作为书名的一部分，而明人评《水浒》更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忠义的观念上。”
既然《水浒传》在明朝是以“忠义”的观念示人的，当然不可能受到统治者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施耐庵著《水浒传》又怎么可能受到朱元璋的迫害。再者，施耐庵因为著《水浒传》而遭到朱元璋的迫害，这种传说如果是正确的，则《水浒传》只能诞生于元末明初，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嘉靖年间的高儒与郎瑛之前，我们尚看不到任何关于《水浒传》的记载；再从现有文献来看，明清两朝统治者禁《水浒传》，最早的官方禁令出台于明朝末年，即崇祯十五年（1643）。而在之前，我们也从没有看到明朝统治者禁毁《水浒传》的法律条文，更没有看到过朱元璋对《水浒传》的评价。既然如此，所谓施耐庵因著《水浒》遭迫害的传说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三）从《水浒传》中的“内证”看施耐庵传说之伪
传说认为施耐庵“十三岁入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或三十岁中举”，王同书先生说施耐庵“从小喜爱文学，富有文学天赋，‘精于文’，并擅诗词曲”。那么，我们就从《水浒传》中词的格式看一看施耐庵究竟是不是“擅诗词曲”的才子。《水浒传》中明确出现的词牌及其数量，计有《鹧鸪天》3首、《临江仙》11首、《水调歌头》（《水浒传》中名《水调歌》）3首、《西江月》20首、《浣溪沙》3首、《念奴娇》（又名《百字令》）3首）、《满庭芳》3首、《沁园春》1首、《满江红》1首、《绛都春》1首、《渔家傲》1首、《减字木兰花》1首，共计 12个词牌，51首词。且看以下几首词：
1.《水浒传》第九十四回张顺计划从西湖潜入杭州城，于是来到西陵桥上，观赏杭州之景。书中有一首《临江仙》写西湖之好处：
自古钱塘风景，西湖歌舞欢筵。游人终日玩花船，箫鼓夕阳不断。昭庆坛圣僧古迹，放生池千叶红莲。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雷峰塔上景萧然，清净慈门亭苑。三天竺晓霞低映，二高峰浓抹云烟。太子湾一泓秋水，佛国山翠蔼连绵。九里松青萝共翠，雨飞来龙井山边。西陵桥上水连天，六桥金线柳，缆住采莲舡。断桥回首不堪观，一辈先人不见。笔者按：词牌《临江仙》，双调小令，唐教坊曲，共四种格式。58字；后柳永演为慢曲，93字。《水浒传》说此词为《临江仙》格式，完全错误。仅从字数来看，此词共106字，大大超过《临江仙》格式的58字或93字。
2.《水浒传》第七十回梁山好汉攻打东昌府，没羽箭张清向梁山搦战，有一篇《水调歌》（笔者注：当为“水调歌头”）赞扬张清的英勇：
头巾掩映茜红缨，狼腰猿臂体彪形。锦衣绣袄，袍中微露透深青；雕鞍侧坐，青骢玉勒马轻迎。葵花宝镫，振响熟铜铃；倒拖雉尾，飞走四蹄轻。金环摇动，飘飘玉蟒撒朱缨；锦袋石子，轻轻飞动似流星。不用强弓硬弩，何须打弹飞铃，但着处，命归空。东昌马骑将，没羽箭张清。笔者按：词牌《水调歌头》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上下阕，95字。此词102字，仅从格式上来看，就与《水调歌头》95字根本不符；从每句的固有格式看，也与《水调歌头》大不相类。就拿大众熟知的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来看，开首两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与描绘张清的开首两句“头巾掩映茜红缨，狼腰猿臂体彪形”在格式上完全不吻合。总之，赞扬张清的词从词牌来看绝非《水调歌头》。
3.再看词牌《渔家傲》，双调，定格，62字。《水浒传》中仅第八十一回燕青见徽宗时出现过一次。燕青唱道：
一别家乡音信杳，百种相思，肠断何时了！燕子不来花又老，一春廋的腰儿小。薄幸郎君何日到？想是当初，莫要相逢好！着我好梦欲成还又觉，绿窗但觉莺声晓。笔者按：燕青所唱之词，从词牌上看，根本不是什么《渔家傲》，而是《蝶恋花》。《水浒传》作者竟然在这里张冠李戴。
据统计，《水浒传》中有明确词牌可查的词达12种之多，计51首，其中在格式上或多或少存在错误的达到23首，占了总数的45%，将近一半之巨。12个词牌中格式全部正确的仅有《鹧鸪天》与《浣溪沙》两个词牌，此外10种词牌的各类词都存在不同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像《减字木兰花》《水调歌头》《沁园春》《满江红》《绛都春》《渔家傲》6个词牌，格式上的错误竟然达到惊人的100%，没有1首完全符合格式。这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水浒传》作为一部百万字之巨的长篇巨著，书中的词数量众多，要求每首格式都准确无误，当然是吹毛求疵。但小说中以明确词牌出现的词，总数上却出现了近50%的错误率。既然如此，苏北传说中的施耐庵乃精通诗词的才子，有可信性吗？
由《水浒传》中词的格式的错误，可以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在施耐庵传说中，施耐庵曾经给鲁渊、刘亮写过一篇散曲《秋江送别》。该散曲成就较高，格式完全正确，分为“新水令”“驻马听”“沉醉东风”“折桂令”“沽美酒”“太平令”“离亭宴带歇拍煞”7个曲牌，这七部分格式全然无误。这就令人大为怀疑：一个对词的格式都糊涂不明的人，竟然还能作出格式完全正确的散曲？难道这位苏北施耐庵仅仅精通散曲但连词的格式都弄不清楚？这和元明时期的散曲、小令大家同时又兼擅诗词的现象不符。再者，既然施耐庵精通散曲，何以在《水浒传》中连一首散曲的曲牌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谁又能解释得清楚？
当然，从诗词格式的讹误来判断施耐庵绝非博古通今的大才子，只是众多鉴别手段中的一种。施耐庵为大才子的传说的制造者，显然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施耐庵能够写出享誉千古的经典名著《水浒传》，当然是可以比肩屈原、司马迁、李白等人的绝世天才，殊不知“我们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版本变迁中可以看到，‘施耐庵’的诗词功底和文字功底是不太强的”。
总之，只要我们推断出苏北施耐庵的大致生卒年，辅以《水浒传》在明朝流传的事实，加上从《水浒传》中寻找出相应的内证，然后以之与流传于苏北大地的施耐庵传说相比照，就可以看出传说中的施耐庵事迹完全是凭空捏造的“齐东野语”，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与可信的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将这些无稽的传说作为研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生平事迹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也必然缺乏可信性。
三 施耐庵传说溯源与流变
赞同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学者认为施耐庵传说就是起源于明朝初年。如张良明、黄同诞、王同书等人就认为：“自明以来白驹、施家桥一带人民群众对施耐庵有口皆碑，世代相传。”徐放先生也说：“在苏北兴化一带，有关施耐庵的传说，用施家后人或一般群众自己的话说：都是听上人讲的，是故老相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并不在什么书上有记载。”这些论述都说施耐庵的传说是“自明以来”、“故老相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显然认为施耐庵传说历史悠久，是可信的，但这些传说“不在书上有记载”。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就现有文献来看，最早提到《水浒传》作者为“钱塘施耐庵”的是明嘉靖年间高儒的《百川书志》和郎瑛的《七修类稿》，而苏北施耐庵生活于元末明初，距离嘉靖年间已经相隔了一个半世纪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看不到任何记载施耐庵的文献史料，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鉴于《水浒传》的巨大影响，如果说从元末明初流传下来的大量施耐庵著《水浒传》的传说仅仅保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诉诸纸面，这的确不太可能。远在造纸术与印刷术尚未出现的西汉，司马迁编纂《史记》中的上古史，就很注意对传说的利用：“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不离古文者近是”说明司马迁听到的传说尚有“古文”即古代的文献记载可以印证；而从元末明初至嘉靖时期漫长的年代里，造纸术与印刷术已相当发达，却说此时大量的施耐庵传说仅流传于口头形式而没有被记载，能有多大的可能性？
现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施耐庵传说的资料是清代雍乾年间的《顾丹午笔记》，这是各种施耐庵传说的源头。如果联系明清时期《水浒传》在社会上流传的现实，是可以推算出这条传说出现的大致时间的；如果推断出的时间远在元末明初之后，那么所谓从元末明初流传下来的施耐庵传说就没有可信性，是为釜底抽薪之举。
《顾丹午笔记》中云：
施耐庵钱塘人，与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荐耐庵，命访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顾丹午笔记》于1983年发现于苏州博物馆，作者顾公燮。当时博物馆的同志有校注一篇，云：“顾公燮，字丹午，号澹湖，又号担瓠，生活于乾隆年间。”刘冬先生根据笔记之跋款识“嘉庆己卯先立秋三日冰玉居士识”推断说：“根据冰玉居士于嘉庆己卯（1819）作跋及‘余弱冠时犹及见之’这两条因素，如冰玉居士作跋时已当老年，而顾丹午本人亦年事较高，则顾丹午亦有可能是雍乾间人。”此论很有道理。如果顾公燮真是雍乾间人，距离施彦端所在的洪武年间也已经三百多年了。但《顾丹午笔记》的确是现今能见到的最早的记录施耐庵传说的书面资料。此条记载，大概就是关于施耐庵与刘伯温之间关系的种种传说的滥觞与源头，然说到施耐庵的籍贯，仍旧说是“钱塘人”，这正说明此时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尚未与兴化地区挂钩。
从内容上看，《顾丹午笔记》记载刘基拜访施耐庵，看见刚刚完成的《水浒传》，便在明太祖朱元璋面前不再推荐施耐庵了。这非常耐人寻味。很明显，刘基看到的《水浒传》是一部梁山好汉冲州撞府，处处与朝廷对抗的“诲盗”之书，其中必然删去了梁山好汉招安、征辽国、打方腊的“忠义”之举。《顾丹午笔记》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由刘基放弃对施耐庵的推荐之事完全可以看出来。
然而，此条传说的编造者没有想到的是，在金圣叹之前——从古本《水浒》诞生直至明末清初——从没有文献记载说出现过将“招安”之举全部删除的《水浒传》。如果《水浒传》真的产生于元末明初，并且《顾丹午笔记》的记载可靠的话，洪武年间刘基看到的《水浒传》应该是包括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之举的全本（起码有征方腊内容）。
如同前文所言，《水浒传》在崇祯之前都是以“忠义”的主题面世的，我们也看不到在崇祯之前有任何关于禁毁《水浒传》的记载；相反，统治阶级中甚至包括一些显宦勋戚，都对《水浒传》高度赞扬。例如嘉靖五年进士王遵岩与嘉靖八年进士李开先、熊南沙、陈后冈同属“嘉靖八才子”之列，他们是活跃于嘉靖初年社会文化舞台上的名士。李开先《一笑散》有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这可谓对《水浒传》极高的评价。武定侯郭勋甚至刊刻了《水浒传》。试想一下，如果《水浒传》真是一部连刘基看过都不愿意推荐给明太祖的书，何以“嘉靖八才子”和郭勋等人对《水浒传》如此赞赏？
联系《水浒传》在明朝的“忠义”主题和显宦勋戚对它的推崇，再联系禁毁《水浒传》的条令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水浒传》真的产生于明初，刘基将这部梁山好汉最终走向“招安”之路的名著推荐给明太祖观赏是再合适不过的事；这样的结果就绝不是刘基放弃推荐施耐庵了。
那么，《顾丹午笔记》记载刘基放弃推荐施耐庵，这条传说的出现只有一种可能，即只能出现于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出现之后。因为只有此本删去了招安、征辽国、剿方腊的“忠义”之举，梁山好汉成了冲州撞府、处处与官府作对的法外强徒，《水浒传》自此获得了“诲盗”的恶名声，与明人对《水浒传》“忠义”的评价完全相反，由此招致了统治阶级对《水浒传》的禁毁举动。这样，传说中出现刘基看了《水浒传》就放弃推荐施耐庵之事就在情理中了。
贯华堂本《水浒传》问世于崇祯十四年（1642），那么《顾丹午笔记》只能出现于崇祯十四年之后。这与生活于元末明初的施彦端相距近三百年。用近三百年之后才兴起的传说来证明三百年前的人物，这样的传说可有可信性？
而刘冬先生则认为《顾丹午笔记》：“不仅因其年代最早（乾隆年代），也因其来自苏州。不仅因为他是白驹传说（刘至白驹访施）的有力印证，而且可以证明那访问只能是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年的事（因洪武四年春初刘基已归青田），而且施耐庵此时‘著《水浒》甫竣’。”且不说这种说法完全是强行附会——《顾丹午笔记》中明明说施耐庵是“钱塘人”，根本没有“白驹”之说，怎么能成为“刘至白驹访施”的有力印证——而且还与苏北学者提供的证明施耐庵的证据相矛盾：苏北学者一直坚持认为明景泰年间淮南一鹤道人杨新为施彦端之子施让撰写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是可信的，刘冬先生也持此说。但据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记载，施氏始祖施彦端“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此处说得清清楚楚：“世平”之后施彦端回到故乡兴化。“世平”与施让之铭中的“国初”相应，当然是在刘冬先生所说的“洪武元年到洪武三年”期间，此时施彦端已身居兴化白驹了。刘冬先生说施耐庵此时“著《水浒》甫竣”，这就产生了一些无法弥缝的大漏洞：明人记载《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如果他就是苏北施彦端，这个施彦端既然是在兴化著《水浒》“甫竣”，《水浒》成书后是怎么传到“钱塘”并在“钱塘”流传开的？施彦端明明在兴化完成了《水浒》，而不是在浙江，他怎么可能以寄籍为名署上“钱塘施耐庵”而非“兴化施耐庵”？怎么明人各类记载都写“钱塘施耐庵”而与兴化全然无涉？此类疑惑，又有谁能解释得清楚。
《顾丹午笔记》保留了现今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施耐庵传说，而这条传说只能出现在明末清初金圣叹贯华堂本《水浒传》刊行之后，不仅与生活于元末明初的苏北施耐庵全然无涉，而且在时间上出现了大断层。如果施耐庵传说真是从元末明初流传下来的，那么在印刷事业相当发达的元明时期，我们无法想象一直到近三百年之后的明末清初才出现施耐庵传说的记载、之前则是口头流传的情况，何况《顾丹午笔记》中的施耐庵传说尚看不到任何苏北施耐庵的影子，此时的传说尚未与苏北施耐庵联系起来。
那么，《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传说与苏北施耐庵的传说挂钩合流的条件是什么？这同样要说到金圣叹的影响。
前文已经说过，在嘉靖之前，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关于施耐庵的记载；嘉靖之后至金圣叹贯华堂本问世之前，只能看到明人记载中的“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或“越人施某”之说，而这个施耐庵的生平资料，则完全阙如。可是金批《水浒》出现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金批《水浒》问世于崇祯十四年（1642），其影响十分巨大。“自此本盛行，世人乃多半不复知尚有一百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回等‘全书’之《水浒传》在。”于是，恰如张国光先生所说：“金圣叹的批本一出版就‘盛行吴下’，而后又‘风行海内’，在事实上成了《水浒》的定本。因此被金圣叹极口称颂的‘第五才子施耐庵’也被公认为《水浒》的唯一作者，古代的大文豪。于是施氏子孙不惜伪撰家谱，还编造了他的墓志铭。”也就是说，直到金圣叹的手里，之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施耐庵一跃成为了“第五才子施耐庵”，古代的大文豪。施耐庵的传说才开始出现，但此时的传说尚没有与兴化施氏挂上钩。到了咸丰四年，施埁修谱建祠拉施耐庵作为先祖，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与始祖施彦端合二为一（详见下文），于是苏北施耐庵传说开始大量出现。施氏子孙攀附施耐庵为始祖，正是看中了施耐庵的大文豪身份及《水浒传》在民间的巨大影响。拉拢这样的人物作始祖，正是增光添彩的大书特书之笔。
可能有的学者会说：天下施姓多得是，何以仅有苏北兴化的施氏攀附施耐庵而其他地方的施姓却对这个施耐庵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又不能不提到金圣叹。
金圣叹本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狂人。他不仅“腰斩”《水浒》，而且伪造施耐庵序一篇，并声称自己“腰斩”的七十回贯华堂本为《水浒》真本。更严重的是，金圣叹竟然莫名其妙地在七十回本上署上“东都施耐庵”的名字。人人都知道，在金氏之前的各类明人记载中，称呼施耐庵都是“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或“越人施某”，从没有出现过“东都施耐庵”说法。说到“东都”，人们往往会想起洛阳，殊不知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也曾以苏北扬州为“东都”。金圣叹笔下的“东都”究竟指的是哪里？他说施耐庵为“东都”人的根据又是什么？全部不得而知。但“东都施耐庵”的出现，正好给了苏北地区依草附木的机会。正如丁正华先生所说：“金圣叹节本署作‘东都’，不知何据。但《南唐书》及《重修扬州府志》都载南唐曾以扬州为东都。则‘东都’不必死解为东京（开封、汴京）甚明。兴化向属扬州府，不论金圣叹有据无据，他说的‘东都施耐庵’与我们说施是兴化人也可以相通。”既然“东都”与兴化相通，再加上兴化地区恰好又有着施氏家族，于是苏北地区，尤其是兴化地区，就以金圣叹之说为契机，各式各样的施耐庵传说便甚嚣尘上。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小国，曾以扬州为“东都”，而兴化隶属扬州。正因为兴化与“东都”相通，于是兴化施氏便以金圣叹之说为依据，将金圣叹之言当作施耐庵为兴化人的依据。例如陈辽先生就认为：“至于说施耐庵是‘东都’人，也不为无稽。《南唐书》、《重修扬州府志》都说南唐曾以扬州为东都，兴化属扬州府，因此说施耐庵是‘东都’人，又和施廷佐墓志铭上说施彦端‘故居兴化’相一致。”
“东都施耐庵”之说，本是金圣叹自以为是的向壁虚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信口胡说，竟然在陈辽先生眼里成了联系兴化与施耐庵的重要证据。如果说金圣叹真的知道“东都”之兴化乃施耐庵的故乡，请问证据何在？这可是之前任何学者都没有提到过的说法。金圣叹凭什么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这里的“东都”，凭什么就是指“扬州”而不是“洛阳”？其实，就有学者认为金圣叹笔下的“东都”就是指河南洛阳，如20世纪40年代鲍雨先生就说：“耐庵的家世，未见详传，偶然在几种笔记里，见到一点零星的关于他的记载，知道他是河南洛阳人……”硬要说“东都”特指“扬州”并不令人信服。金圣叹本身就善于造假，其既然能撒弥天大谎说自己所得贯华堂古本乃《水浒》真本，出自施耐庵之手，在书中又将梁山好汉的“忠义”之举连根砍掉，并伪造施耐庵序言一篇，其说“东都施耐庵”来标新立异又有何不可。所以，不能说出自金圣叹之手的“东都施耐庵”之说就是联系兴化与施耐庵的证据，恰恰相反，苏北兴化兴起了一系列关于施耐庵的传说，恰恰证明施氏后人正是看中了“东都”之说正与兴化地理相符，从而萌生了作伪之念想。
再回到《顾丹午笔记》上来。顾公燮生活于苏州，《顾丹午笔记》这条记载自当流行于苏州地区。而兴化正与苏州相邻，此条传说由苏州流入兴化是自然而然的事。此时的苏北因为地理方位正与金圣叹“东都”之说相符，于是逐渐兴起了施耐庵的各种传说，但尚未与兴化施氏发生关联，因为此时施氏后裔的“慕名认组”行动尚未开始。
兴化施氏后裔挂靠始祖施彦端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什么时候的事？按照前文蔡美彪先生的说法，开始于咸丰四五年间施埁父子的造假。此论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如刘操南先生说：“施埁建立施氏宗祠，重订族谱，始提耐庵为始祖，杨新铭文，彦端夺目，遂加点窜，‘先公彦端’改为‘先公耐庵’谅始此时。‘罗列’木主学衔功名，疑亦遂加彩饰。”又强调说：“兴化施氏自清咸丰间于白驹建立宗祠，纂修族谱，从而施彦端与施耐庵挂钩。施耐庵为集撰《水浒传》者，于是集撰《水浒传》之施耐庵与兴化施彦端结不解缘矣。文人笔健，道听途说，遂有为之撰传与墓志矣。”曹晋杰、朱步楼将《施氏长门谱》、《施氏族谱》和出土文物施让地照、施廷佐墓志铭、施奉桥地券及施子安残碑加以比对，指出“支谱”（即《施氏族谱》）中的“彦端，字耐庵”，以及中“进士”、“著《水浒》”的记载，出自《长门谱》所无、《族谱》特有的两则史料，即陈广德的《施氏族谱序》和施埁的《建祠记述》，同时进一步指出：“《施氏族谱序》和《建祠记述》表明，首先提出施彦端即施耐庵的是施埁（字峻峰）、施振远（讳铎）父子。”洪东流先生更是明确指出：“兴化特产‘苏北施耐庵’，就是由《施氏宗族建立纪述》撰者，施族第十四裔孙施埁首倡，会同其堂侄施金和族侄施永昌、施永茂等人，借口重新建祠和修谱，作伪造假的产物。”咸丰之后，随着施氏家族成为施耐庵的后人，兴化逐渐兴起苏北施彦端乃《水浒》作者施耐庵的传说。类似《丹午笔记》中刘基与施耐庵相契的传说在由苏州进入兴化后，经过添油加醋，逐渐与兴化施彦端合流，于是施耐庵的籍贯发生改变，由“钱塘”变为“兴化”，并且逐渐出现了兴化施耐庵与刘基为契友的传说。
结论
总之，苏北施耐庵的传说，完全不考虑《水浒传》内容与版本衍变的规律，苏北地区施耐庵传说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封建统治者眼里，《水浒传》是“倡乱之书”，因而施耐庵生平一直不得志，并不断遭到统治者的迫害。这些传说完全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金圣叹之前的《水浒传》，是一部宣传“忠义”之书，而绝非金圣叹贯华堂本的内容。明朝崇祯之后，尤其是金圣叹贯华堂本流行之后，《水浒传》才不断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压制，而崇祯之前，封建统治者激赏《水浒传》的记载倒是有很多，从没有《水浒传》被禁毁、摧残的史料记载。以金圣叹之本代替《水浒传》原本，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施耐庵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的传说故事。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施耐庵反抗暴政的各类传说故事中得出一个结论：与苏北兴化尚未“合流”的施耐庵传说，只能出现于金圣叹之后而不可能出现于金氏之前，此时距元末明初的施彦端已经过去了近三百年。至于传说与苏北兴化施氏“合流”，只能出现于咸丰之后，因为咸丰年间就是兴化施氏“慕名认祖”的开始。苏北兴化施氏关于先祖施耐庵的传说，自产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时间，正因为时间短暂，“把在苏北施族关于他们祖先的某些口耳相传下来的‘家史’，都看成是‘民间传说’，或以‘民间文学’视之，不一定是妥当的”，可为确论。既然如此，说施耐庵传说对论证施耐庵的生平价值重大，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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