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学建构的态势及问题分析*
宋宝伟
新世纪诗学理论建构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态势，主要表现在代际划分与抽样群体并存、神性诗学与低俗主张同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和草根诗学和谐共处等方面，诗学理论层次丰富、充满活力。但同时也反映出当下诗坛缺少“沉潜”精神、略显“浮躁”、“焦虑”的侧面，值得警醒和深刻反思。
新世纪诗歌诗学建构神性诗学草根诗学
纵观新诗发展历程，那些诗歌创作呈现繁荣局面的时代，一定也是诗歌理论兴盛的时代，譬如“现代诗派”辉煌的20世纪30年代、“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双峰并峙的40年代以及台湾地区“现代主义”与“古典主义”交相辉映的60年代等。同样，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显示出“复兴”的强劲势头，与之相生相伴的就是诗学理论建构也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复杂局面。这其中包括有关涉诗歌写作精神的“完整性写作”、“第三极神性写作”；彰显写作姿态的“低诗歌运动”、“荒诞写作”、“下半身写作”、“草根性写作”、“垃圾写作”；具有流派和团体特征的“第三条道路写作”、“70后诗人”、“80后诗人”、“中间代”；涵盖地缘意义的“诗歌地理学”、“地缘写作”；关注民生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灾难诗歌”、“生态写作”；也有关于诗歌内部写作技艺的“新叙事写作”、“新口语写作”；以及“废话写作”、“灌水写作”、“反饰主义”、“后政治诗写作”、“智性写作”、“物写作”、“存在写作”、“非诗主义”、“字思维”等等，异彩纷呈，交相辉映，诗坛俨然处在一个命名膨胀的时代。其中既有鸿篇巨制的诗学理论阐释、流派宣言，也有支言碎语的零星感悟；代际划分与抽样群体并存，神性诗学与低俗主张同在；严肃与荒诞、灵魂与肉体、“中产”与“草根”等对立主张可以“和谐共处”。总之，作为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它们共同组成了新世纪诗学的层次丰富的多元建构，是新世纪诗歌研究无法绕开的理论高地。
一 代际划分层次丰富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就习惯用“十年为一代”这样的理念对文学艺术创作进行断代处理，而且越来越显得“底气十足”、“顺理成章”了。新世纪以降，诗歌及诗人被代际划分的命运同样不可避免，并且是多个年龄段的断代划分同时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70后”、“中间代”以及“80后”诗歌群体理论的共时存在，这在以往的诗歌史中并不多见。新世纪最早出现的代际理论是“70后诗人群”概念。资料显示，早在1996年2月，南京的陈卫在自印的民刊《黑蓝》的封皮上打出“70年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字样，首次亮出“70后诗人”旗号。而对“70后”主张产生重大影响的是2001年6月黄礼孩主编的《70后诗人诗选》以及2004年康城、黄礼孩主编的《70后诗集》的出版，以强有力的庞大阵容显示“70后”主张的正确性。70后诗人安石榴认为：“70年代出生诗人恰好遭遇上时代的转型期，诗歌的理想主义色彩和贵族习性已进一步在现实生活中褪失，除了诗人们内心尚被这种理想激励之外，已不可能再在现实的众人中掀起诗歌的浪潮。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70年代出生诗人所面临的写作背景：在70年代出生诗人的背后是一片空白的存在，在他们的面前，同样是一片空白的存在。无背景、无意义，正是70年代出生诗人当下的境遇。”尽管安石榴的“无背景、无意义”的结论有武断的嫌疑，但是他道出了“70后”诗人在遭遇理想褪色的“时代的转型期”时所面临的尴尬。黄礼孩也指出，“70后”诗人的诗歌元素中既有继承也有独立，是一种交织着新与旧多种矛盾的符号，诗学观点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和复杂的价值判断。在“70后”诗歌中，诗学理论阐释最为充分、诗歌表现最为“前卫”的当属“下半身写作”一派。由“肇事英雄”沈浩波领衔，盛兴、马非、朵渔、李红旗等人倾力加盟的“下半身写作”横空出世，他们高喊“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其核心理论“就是诚实地遵从肉体法则”，“以‘选择’的可能性对抗社会的‘给定性’，以激情、疯狂和热情来捍卫人的原始力量”。新世纪初期整个文学界都曾经历“身体写作”的过程，卫慧、棉棉、九丹的小说以及“木子美日记”等都是身体写作的经典范本。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追求质朴自然的原创性写作，在写作中体验快乐，在阅读中体验快乐，强调快感是原创艺术的根本。掀掉附着在身体之上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沉重枷锁，尽情释放身体内部的“力比多”，还原诗歌写作终极意义的游戏本质，应该说，“下半身写作”在反本质主义层面上具有巨大意义。但尽管“下半身写作”盛极一时，对新世纪初期诗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很快这一主张就被主将们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其中原委不言自明。与“70后”诗学相比较而言，“80后”诗学主张及创作的出现，显得平静许多，远没有“70后”那般的狂飙突进、不可一世。2000年8月《诗参考》率先设立栏目“80年代出生的诗”，这被认为是最早的“80后”提法；而2001年4月老刀主编的《冬至》首次提出“80后”概念。仔细考察发现，“80后”诗学概念与“70后”在出现时间上远没有他们实际年龄差距那么大，属于概念的“早产儿”。诗人春树认为，在“80后”诗人成长过程中，缺乏关心，缺少扶植，只有自己关心自己扶植自己。同时也承认，“80后”诗歌还没有形成“气候”，就是因为“青春本来就需要轰轰烈烈的事件来点缀”。由此不难看出，“80后”一代诗人在新世纪初期，也就是至多二十岁的时候，就要通过带有炒作嫌疑的“轰轰烈烈”的“事件”使自己破壁而出。“80后”诗人也许是受张爱玲“出名要趁早”这句名言影响最深的一代。他们有青春的激情，成长在物质与时尚较为发达的时代，尤其是在信息、网络环境中培养长大的“游戏的一代”。没有经历刻骨铭心的集体受难，也没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造就虚妄的理想，却没有培养出承受失败的勇气和敢于担责的气魄。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80后”诗歌“游戏”心态很浓厚，“当下，我们玩诗”是典型的“80后”诗歌写作态度。游戏是他们寂寞成长过程中的“玩伴”，也是这一代人精神的缩影。“快乐至上”原则使得他们在诗歌写作中不追求神圣感、使命感，也很少做价值判断，一切都是无以负载的“轻”。在诗歌技巧方面，因为有前辈诗人如“第三代”、“中间代”以及“70后”的开疆之功，“80后”诗人则完全可以坐享其成，肉身写作、口语狂欢、日常主义、知性写作等元素做到“信手拈来”，随意游走笔底。尽管“80后”一代渴望摆脱一种“影响的焦虑”，但是“与第三代相比无根本性的文本突破，缺乏生活的底蕴，对生命的体验不足。在题材的书写上，整体地与城市生活和阴暗、性、毒这些东西亲密接触，显得过于局限。时间一长，必然流于对语词的虚妄痴迷，离审美的底色越来越远。”对于“80后”诗人及诗歌我们无法做“盖棺”式判断，毕竟这一代诗人正在成长，当时间的脚步走得更远些，也许才能看得更清楚、更准确，“不宜写史”用在这里还是非常合适的，也是必要的。
至于“中间代”理论及流派的出现就要显得“尴尬”许多，令无数诗人“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2004年6月，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横空出世，这部超过200万字的厚重的诗选将“中间代”这一诗学命名重磅推出。“中间代”诗群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活跃的诗人，从代际划分的角度看，属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但又不列入“第三代”的诗人，同时又因为“70后”概念出现在先，因此说是“积淀在两代人中间，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代表性诗人有莫非、非亚、臧棣、伊沙、朱朱、赵丽华、马永波、桑克、黄梵、潘维、李青松、森子、海男等。“中间代”概念的出现可谓异常艰辛，此前在诗歌评论中也曾出现诸如“中生代”、“新世代”、“第四代诗人”、“第三代后”以及“60年代出生的诗人”等的命名、称谓，但是都没有形成深远的影响而被人们逐渐放弃。“中间代”概念产生的艰难，有着多重且较为复杂的原因。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间代”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之时，正经历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煎熬，理想主义逐渐淡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改弦更张之际的精神阵痛深深刺激、折磨着这一代诗人。其次，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立场让“中间代”诗人远离诗歌团体，因为他们早已从前代——“第三代”诗人那里看到“拉帮结派”、“山头主义”的种种弊端，因此，他们宁愿忍受“荷戟独彷徨”的寂寞，也绝不再陷入“帮派”的泥淖之中而保持一份独立与淡然。安琪、黄礼孩等人力推“中间代”概念不单纯停留在为一代人“正名”的意愿上，而更多地在于“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仔细考量“中间代”诗人写作会发现，“中间代”是一个“异”大于“同”的概念，仅仅是一个笼统的“大帽子”，里面却是一个个卓尔不“群”的独立诗歌写作的个体，每个人都以诗歌文本或是文论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主张，而恰恰是每个人的个性写作却组成了“中间代”集群性的“个人化写作”形态，也是切近“中间代”诗学的必经之路。同时，尽管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和“口语化”并非为“中间代”诗歌群落所开创，但却是在“中间代”诗人那里日臻成熟，共同成为90年代诗学理论中的重要支柱。
“中间代”、“70后”与“80后”诗人是当下中国诗坛最核心的、最可倚重的力量，对他们的诗学主张的细致梳理，可以很好地把握当下诗歌发展的脉络、走向，任何回避都是极其不负责的表现，尽管这一理论爬梳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关于代际划分理论的诗学意义，借用著名学者洪子诚评论：“中间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做‘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并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新世纪诗学中的代际划分理论，尽管层次清晰，理论阐释深刻，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诗歌中的代际划分理论的提出明显滞后于小说界，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理论有步别人后尘的嫌疑，因而缺乏一种理论的原创性意义，这是当下诗坛理论命名无法逃避的尴尬。
二 “崇高”与“崇低”主张的两极竞速
新世纪关于崇高与崇低的诗学争执，其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战火持续到新世纪，直接影响着新世纪初期诗歌版图的形成。在两派缠斗正酣硝烟弥漫之际，“70后”诗人一彪人马斜翅杀出，在新世纪诗坛横冲直撞，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尤其是“70后”群体中的“下半身写作”掀起的肉欲风暴，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天旋地转。“下半身写作”之后出现“垃圾写作”，从此拉开了中国诗坛的“低诗歌运动”浪潮。根据“低诗歌运动”理论阐释家张嘉谚的说法，“低诗歌运动”除了“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之外，还包括“北京评论”、“空房子主义”、“反饰主义”、“中国话语权利”、“军火库艺术联盟”、“中国平民诗歌”、“诗歌海平面”以及“民间说唱”、“狼心狗肺”、“诗奴隶”、“战旗先锋”、“放肆”等。当下诗坛何以存在如此庞大的“低性写作”，竟然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低诗歌运动”？张嘉谚的回答是：凡属具有自由精神独立品格，以“崇低、向下”的“低性写作”姿态（这种姿态里往往隐藏着“崇高、向上”的诗性冲动），循着“审丑、解构、反讽、反饰、体制外、不合作、非暴力对抗、反权利话语、后政治批判”等诗写路线，参与需求“人”的终极解放的写诗者与爱诗者，都自然地成为“低诗歌运动”的一员。从张嘉谚的话语中不难发现，“低诗歌运动”不是一个小团体、小流派，而是一个具有共同或相似写作特征的诗歌大潮流，分支众多，声势浩大。这就牵扯出一系列不能回避的问题：新世纪里“低性写作”如此众多，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低性写作”究竟能不能代表当下先锋诗歌的走向？诗歌一味地“走低”，其“谷底”在何处？“崇低写作”如何隐藏着“崇高”的诗性追求，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张嘉谚这样认为，“低诗歌运动”的出现是这个垃圾时代的合理产物，是社会现实假货泛滥的必然反映。当下是一个“假、大、空”泛滥横行并且所谓“崇高”、“显耀”、“正确”招摇过市的时代，诗人就是以“崇低”的精神信念，采取“以下犯上”的挑衅姿态，让诗歌走向底层，浸染人间烟火，完成诗歌“审伪”、“审丑”、“审恶”的批判性使命。“低诗歌运动”用这样看似“极端”的方式，极尽所能突破写作禁区，寻找诗歌独立自主的地位，争取诗歌应有的话语权力。应该说，这是所有先锋诗歌突破固有诗歌观念、创立全新诗歌写作模式时的惯常作法。新世纪初期以“下半身写作”为代表的“低诗歌运动”掀起的惊涛骇浪确实改变着诗坛的格局，也让人们在为诗歌复兴欢呼的同时发出一声惊叫抑或是一声叹息：诗歌怎么啦？！尽情表现混乱、庞杂、肉欲、色情、暴力、死亡、垃圾、歇斯底里的诗歌真的是时代需要的吗？这里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面对新世纪诗歌写作的“混乱”局面，有识之士向诗坛发出警告：“长此以往，诗将无存！”必须清除诗歌写作中的垃圾，还诗坛一片纯净的天空。这其中“神性写作”与“完整性写作”诗学理论颇具代表性，表达出人们渴望诗歌纯洁、崇高、向上的积极诉求。强调诗歌伦理、责任和勇气，诗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良知、怜悯、羞耻和爱，回归人性的大地。判定好诗的标准在于：向上、有益、尖锐，面对现实要有担当、反抗的勇气，在现实的基础上寻找精神之光。
“再神圣化”是当下“崇高”诗学理论追求的终极理想，让诗歌恢复精神与美的尊严是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在“去”字当头的后现代主义时代，过去漫长历史所建构、培植起来的社会与人生的许多价值观念，都在当下时代分崩离析、灰飞烟灭。就连爱、美、责任、道义、尊严等这些人类最基本、最普世的价值观念，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挑战，对其评判的标准混乱不堪。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进步，其实却是人们价值观堕落的表现，因为对许多事物的评判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底线，美丑不分、道义失范、尊严贬值在这个时代是司空见怪的事情。人的内心深处因为一种极端的“自我”，已经没有了对事物的敬畏感和神圣感，在凡俗化社会里“去神圣化”成为响当当的“口号”和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诗歌在当下时代唯有“再神圣化”方能拯救自身日益破碎化的现实，并使自身获得永恒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低诗歌运动”面对当下“垃圾的时代”主张诗歌回归人间、走向底层，从根基上汲取最丰富的营养。不仅面对垃圾，索性把自己也变成“垃圾”，通过不断地“去神圣化”，将诗歌引向剥除伪饰、回归本真之路。而“完整性写作”与“神性写作”同样面对“破碎的时代”却选择诗歌一路上行，倡导诗歌回归“爱、责任、尊严、美”的本位，不断地“再神圣化”。这一“低”一“高”的选择真实代表着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多元化特征，都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无论是“崇高”还是“崇低”，其中有一点是二者公认的诗歌本质——真。二者都强调诗歌要回归本真，“低诗歌运动”认为，掀掉一切覆盖在诗歌之上的伪饰，也抛弃诗歌写作中刻意的精雕细琢和意趣的晦涩难懂，让语言直接呈现诗意；而“完整性写作”同样认为，当下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艺术活动，都要最终指向“是”而不是“非”，也就是要从最高的哲学角度追索、追认世界的本真存在。简单地说，就是正向肯定的“是这样”的存在，而不是反向否定的“不是那样”的存在，这是两种带有根本性差异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从大思潮角度看，“低诗歌运动”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维，“去”字当头，去中心、去象征、去神圣化，祛魅是一个核心词；“完整性写作”则属于现代主义的结构思维，“归”字引领，回归人性、回归自然、回归神性，诗人坚定而开阔地活在诗意的大地上，无所畏惧。
尽管“崇高”与“崇低”两种诗学主张在本质上属于“殊途同归”，都在追求诗歌走向本真状态，但在新世纪诗坛里二者呈现出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态势，甚至二者都是以对方为批判对象，从而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新世纪里很多诗学理论就是这样以一种多元、混沌甚至对立的姿态而存在的，这就是新世纪诗歌的“现实一种”。
三 “中产”与“草根”理论的对立互补
文学艺术总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折射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到目前为止，这依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化速率也在逐渐增大，社会阶层日趋分明。带之而来的是社会阶层思想的喷涌和细化，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新世纪诗学建构过程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诗歌主张，并且经常能发现相反或对立的主张同时存在，譬如“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和“草根性诗学”就是新世纪以来颇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诗学主张。针对当前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种种弊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提出“重塑现代汉语、反对伪先锋、干预周围生活以及直接叙写”的诗歌主张。他们认为，现代汉语诗坛正充斥着无数的“伪先锋”，制造了不少热闹的诗歌假象，衍生出了许多畸形的诗歌怪胎，严重破坏了健康的诗歌生态，具体表现在低俗化的欲望狂欢写作、空洞化的城市写作以及美学策略化的“底层诗歌写作”等；而据此提出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可以从现代汉诗的当代性、汉语性和自足性三个层面重塑现代汉语，使得现代汉语在世界语言体系中更伟大、更辉煌，也更具魅力和活力。同时还认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作为第一个真正具有“国际背景”的、真正有能量与国际接轨的“自生性”写作，是完全有能力承担起现代汉诗复兴的历史使命的。
当下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所有制关系层面上的阶级，而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概念，更多具有文化和经济意义上的概念。“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基于对当下时代诗歌发展现状的深入探察研究，颇具有理论的严肃性和前沿性。诚如卡尔·雅斯贝斯所说的：“时代意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意识最初是少数几个人的精神生活。这些人知道自己是时代的真正代表。他们的时代意识首先着迷于建立秩序良好的政治生活，其后就指向了人的实存本身。”20世纪90年代以降，社会生活已然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舞台，这是不争的事实。诗人北魏认为，中产阶级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他们是积极与消极的承担者，是正直与悲伤的承担者，是理想与现实的承担者。作为社会生产和分配中的“中间群体”，中产阶级无疑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这不仅仅在经济领域内，更发生在文化范畴内。中产阶级写作者认为，作为代表中产阶级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左派“精神中产”，正在强劲地介入现实，关注现实，实现着“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陈超语）。中产阶级写作对现实的干预，既不等同于人道主义式的干预，也不等同于政治干预，更不是“反英雄、反崇高”式的反文化干预，而是属于热切瞩望、绝非冷眼旁观式的“道义”干预。由于中产阶级属于体制内的受益者，这不同于西方世界里的独立知识分子，因此虽然汇聚着多层次的社会矛盾，但绝不会采取极“左”的斗争方式，同时受制于自身良好的教育，也不会采取“右倾”妥协方式，更多地采用温和的呼告方式，“呼吁人们对于善意、良知和责任的发现”。
面对当下同样的诗歌困境，诗人李少君则提出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几乎是相“对立”的“草根诗学”主张，期望以此来解除当下诗歌面临的种种弊端。李少君认为，诗歌目前正处在一个异常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诗人队伍庞大，诗歌写作异常活跃，各种名目的诗歌活动频繁举办，诗歌价值观念、评判标准多元且悬殊，诗歌仿佛正昂首阔步地走在繁荣的大路上。但同时也要看到，诗歌雷同、单调、重复的现象十分显著，真正的好诗和诗人屈指可数。那么，问题的根源在何处？李少君认为，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诗歌缺乏原创性，当务之急要寻找当代汉语诗歌的原创性或者说是新的生长点。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倡一种诗歌的‘草根性’，就是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的一种生命力的诗歌。……一首诗或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
应该说，“草根性”诗学理论的提出，是具有很大的现实紧迫性和指导意义的。当下诗歌写作的游戏化、狂欢化、娱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肉身写作”、“新荒诞写作”、“低诗歌运动”等诗歌充斥诗坛。同时也有一部分诗歌写作越来越走向“小众化”，貌似很严肃，其实很自闭。尤其是某些“知识分子写作”本土化意识不强，过度依赖西方诗歌资源而罹患“水土不服”的顽疾。诗歌伦理关怀淡漠，自我抚摸远远超过对底层社会的关注。诗学命题频出却不见深邃与严肃，多数是属于诗歌噱头只为博眼球。尤其是新世纪初期，诗坛因为“盘峰论争”——“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对峙而四分五裂，许多诗坛重量级诗人和理论家卷入其中，主动或被动站队，然后拔刀相向。面对诗坛诸多困局，李少君提出“草根性”诗学主张，有助于打破当下诗歌游戏化、仿写化、西化等困境，整合起日益分裂的诗坛，推进诗歌走向本土化和原创性，这是诗歌长足发展的基础所在。刘复生曾这样评价“草根性”诗学理论：“草根所指称的诗歌写作，是当前正在出现的一种革命性的潜在写作趋势，李少君以他的理论敏锐率先发现了这个潜在、隐形的诗歌世界，并最早对它作出了命名，作出了阐释，而且尽力扶持它的健康生长。……草根性不仅指称一种写作趋向，同时还是裁量诗歌的一种尺度与标准，指一种和切身的经验息息相关的原创性的诗歌品质。”新世纪诗歌确实处在一个兴盛火热的态势中，诗歌朗诵会、研讨会、颁奖会此起彼伏，诗歌网站、论坛和诗人博客数以万计，各种诗选、诗集、民刊持续涌现，诗歌一路走高的局面让无数人为之兴奋不已。但从“草根性”诗学的主张来看，李少君对当下诗歌的火爆态势持一种冷静态度，认为当下中国正处在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而新伦理规范尚未建立的时期，需要解决人们日益强烈的灵魂迷失与精神空虚的危机，而诗歌恰逢其时地填补了当下人们信仰情感的真空，属于“借诗还魂”。在物质化、欲望化的时代，人们迫切地需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媚俗低下、诗意淡薄的伪诗劣诗充斥诗坛，根本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好诗真诗的需求，相反是一种伤害一次绝望。诗坛可以热热闹闹一些，但是诗歌写作却不可以浮躁，“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诗歌才是生命力持久、艺术感染力强烈的好诗真诗，因此说“草根性”为诗坛确立了“去伪存真”的标准和尺度，它不单单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趋向。
正是基于社会多元化的现实，新世纪诗学主张呈现出多元并举的态势，诗歌表现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小的褶皱与纹理之间，“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与“草根诗学”主张看似“对立”实则“并存”的现象现在看来已经不足为奇。可以说，二者都是在以自己的诗学理想构建新世纪诗歌健康生存的“家园”，都是为当下诗歌寻找永不枯竭的前进动力，尤其在对待汉语诗歌的传统与现代的继承和转换的问题上，可以说，态度是相同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认为，若要真正将汉语诗歌从“后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重建汉语诗歌的自信与辉煌，当务之急是完成现代汉语诗歌的转型。具体来讲，就是终结假想敌对、收拾心灵残局、修正介入姿态、发展叙述策略以及重塑现代汉语。而“草根诗学”同样主张“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当我们的诗歌还在试图寻找被西方承认的突破点时，恰恰忽略了诗歌作为存在的“根”，一条深植在民族文化土壤上永不腐朽的“根”。通过这条根吸收的不仅仅是丰富的艺术手段，更有博大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后者对当下诗歌的意义更为巨大而重要。
新世纪诗学主张尽管呈现出一种强势的“井喷”状态，但深究细察后会发现，这些主张绝大多数属于诗歌外延性理论阐释，注重对诗歌诸如团体、流派、代际、属性等问题进行“标签”化分类分期，而缺少对诗歌本体问题———语言、叙事、口语、意象、语感、结构等诗歌技艺的深入阐发。从当下诗学建构的整体状况来看，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种诗学理论与诗歌文本实践“脱节”的态势，简单地说就是理论“空置”而诗歌写作“特立独行”，很难找到一种与文本实践完全“合拍”的诗学主张，这就造成人们阅读诗歌文本时有一种强烈“分离”感。诗学理论在提出时，并非出于诗歌写作本身的志趣、方向、特征等共通之处而集结成群，往往是一两个“理论家”出于片刻的“灵感”而提出某个主张，然后“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地集结了一些诗人，完成“英雄聚义”继而“呼啸山林”。这样的诗学主张往往形成的结果就是“理论大于实践”，空有所谓“振聋发聩”的理论宣言，罕有能与之匹配的诗歌作品。“帮派”意义远远多于“流派”的意义也是当下诗坛很重要的问题之一。
究其原因，首先是当下诗坛长期弥漫着一股追名逐利的“浮躁”之气，造成了无论是诗歌写作还是理论建树都缺少一种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沉潜”之风。诗人及某些理论家醉心于“啸聚山林”，喜欢拉帮结派，很多诗歌主张或口号的提出随意性很大，缺少深入的理论阐发，造成很多诗学理论与诗歌写作“貌合神离”甚至没有丝毫关系。真正成熟的诗学理论一定是在大量诗歌文本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推敲、提炼、升华而获得的，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这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冷板凳”精神作支撑。然而当下很多人恰恰没有这样的定力与耐心，总是幻想通过“外家功夫”就能江湖扬名，甚至不惜“割袍断义”就是为了掀起诗坛纷争，“四面树敌”是他们“扬名立万”最佳途径。诗坛纷纷扰扰间全是意气之争，反而将真正的诗学问题弃置一旁无暇顾及。这不仅是诗坛浮躁之气的有力折射，更是诗坛需要充分反思之所在。其次是诗坛中充斥着强烈的焦虑情绪。一种是“影响的焦虑”，新世纪诗坛“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人辈出，可谓“五世同堂”。这其中“第三代诗人”及90年代成名的很多诗人，甚至还有“朦胧诗人”如王小妮等不断有佳作问世，给年轻的诗人们以巨大的写作“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年轻的诗人们喜欢用“诗外功夫”冲破前辈们的“包围圈”，从而让自己在诗歌的江湖中立稳脚跟。于是就有了在很多人看来是“非理性”的举动，如公然挑衅、四面出击，制造各种能吸引眼球的诗坛“事件”，诚如某位诗人所说：如果能够被人们议论，这件事已经成功一半。新世纪很多诗学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心态下生成的，当很多人还在一片懵懂之时，他们却早已在一旁“没事儿偷着乐”呢。另一种是“文学史焦虑”，能进入文学史是当下许多诗人秘而不宣的梦想。许多诗人觉得自己“纵横”诗坛几十年，“佳作等身”，写进文学史是“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认为只有“佳作”远远不够，还必须有远播江湖的“名号”，于是靠着不断造势而获得的“名望”倒逼文学史家，从而强行进入文学史，这种“终南捷径”式的盘外功夫在当下很多诗人手中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了。新世纪诗歌理念与口号的不断亮相，随便抛掷，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造势”手法，因为很多的诗歌口号只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噱头”，经不起任何的理论推敲。
尽管新世纪诗学理论建构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依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积淀下许多诗学经验，与诗歌写作共同成为新世纪诗歌复兴的重要标志。多元化仍然是新世纪诗学建构的最重要特征，有关诗歌标准、诗歌伦理、代际承续、社团流派、诗歌地理以及语言、叙事、结构等问题，都得到较为持续的理论探究，只是有些理论探索还很不平衡。同时关于诗歌的凡俗与高贵、肉体与灵魂、崇高与低下、生命与死亡、城市与乡土等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商榷，这对构建一个健康、丰富、理性而充满活力的诗学体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也要警惕诗学建构过程中一些非诗化因素的侵袭，从而让新世纪诗歌在丰富、坚实的理论支撑下，自觉而稳健地行走在没有终点的诗意之路上。
（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ccumulation and Choice in M ultidimensional Ideological Trend—Analysis on the Status and Issues of Poetical Construct in the New Century
Song Bowei
Theoretical construct of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is having a diversified status.Scholars have different idea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coexistence of sample groups,coexistence of divine poetics with vulgarity,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middle class writing and grassroots poetry, which enable poetic theory to develop vigorously.However,it also reflec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current poetic circles are lack of“deep and profound”spirit,appearing to be somewhat“fickle”and“anxious”.We should be on guard and reflecting on these aspects.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Poetical Construct;Divine Poetics;Grassroots Poetics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诗歌批评研究”（编号：12BZW115）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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