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 文学院/国学研究所，河南 开封 475001）
清代士人游幕之风盛行，士人游幕大多是在年轻时期，而且基本上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如汪中入就沈业富幕府，不过二十五六岁；洪亮吉入就沈业富幕府，也是二十五六岁；黄景仁入就王太岳幕府，不过二十来岁。游幕过程中，尤其是那些青年才俊，由于学养有待充实，文学风格尚未定型，因而不断地进行探索；同时由于眼界的开阔、学养的日益丰厚，以及接触到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游幕士人的诗歌主题、题材、形式以及创作风格往往会发生改变，与游幕前差异较大，有时候甚至判若两人。关于这一问题，学界目前尚未予以探讨。以下即以游幕士人诗歌创作为中心，探讨乾嘉时期士人游幕对其诗歌题材、形式以及创作风格嬗变产生的影响。
一、游幕与诗歌题材的拓展
士人的诗歌创作题材，往往受他人生阅历的制约。拘守于乡曲一隅的士人，阅历有限，诗歌题材一般来说相对狭窄，大多是表现周遭的生活琐事、有限的人际应酬以及家乡四季风物变迁所带来的人生感慨等等。题材的狭窄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文学才华的发挥，因而这些士人的诗歌陈陈相因，大多比较平庸，缺乏新鲜感与陌生化，难以创作出为人称道的杰出作品，也难以在诗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相反，有过游幕经历的士人，不但创作题材有较大突破与拓展，而且，对新题材的书写能更好地展现文学才华，显示较高的艺术水平。士人游幕，固然有在家乡附近者，但更多是远赴异地他乡。异乡的自然环境、风物人文，都能引发他们的好奇心与新鲜感，从而情不自禁地形诸笔墨，以诗歌的形式予以表现。如史善长（1750—1804），本为江苏吴江人。因父游幕丧于陕西彬县，他前往奔丧，先后被甘肃布政使冯光熊、陕西按察使王昶等聘为幕宾。在游幕之前，史善长的诗大体描述个人的流连光景与人际应酬，视野不广，无论情感体验还是生活体验都相当单薄。如他29 岁这一年所作《同赵二基集吾亦爱吾庐》《寄汪丈某》《接顾七涛都中手书却寄二首》《三月二日自郡归舍杂咏四首》《答陈丈毓升惠访后寄赠之作》《庭中有老树四首》《梦忆十二首》《夜饮山塘酒楼忆徐大晋亨二首》《徐二豫吉侍其尊甫于盩厔官署昨归未浃旬复将趋省口占送之》等，从诗题来看，多为应酬或无病呻吟之作，缺乏深刻的社会现实体验。而当其成为幕僚之后，与幕主以及幕府中同僚周旋，加上游幕途中所见所闻颇多，情感体验与生活体验与游幕之前大为不同，诗歌主题与题材也有了很大差别。如其33 岁在冯光熊幕府时所作《寂寞行》：
二、游幕与诗歌形式及创作方式的改变
一般地说，士人游幕之前和之后，诗歌形式会有一定差别，但变化不大；而其创作方式则会产生明显差别，这种差别是其身份差异造成的。游幕期间士人诗歌形式的一个明显变化是次韵诗、联句诗、应命诗增加。原因在于，幕府中人数众多，包括幕主在内，少则三五人，多则一二十或几十号人。作为幕僚，周旋于幕主与同僚之间，有时候还得与幕府之外的名流周旋。游幕士人免不了送往迎来，并参与一些集体性具有仪式感的活动，诗歌创作是这些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这类诗歌中，次韵诗、联句诗、应命诗所占的比例较高。
乾嘉时期，士人游幕后次韵诗创作往往以倍数增长。在这一方面，方正澍（1743—？）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方正澍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基本上寓居南京，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周边浪游。而自这一年开始，他随孙星衍入就河南巡抚毕沅幕府。根据我们对其《子云诗集》（共10 卷）中的次韵诗所作的统计，他游幕之前所作次韵诗不过25 首（含同题组诗，详见诗集第一至五卷）；而游幕之后，仅在毕沅幕府的五六年间，所作次韵诗便多达105 首（含同题组诗，详见诗集第六卷、第七卷前半），是游幕前的4 倍多。如果加上后来在扬州曾燠幕府等所作，方正澍游幕期间所作次韵诗近150 首，数量不能说不多。另如金学莲，在进入曾燠幕府之前，所作次韵诗不过2 首（其中《玄墓山遇雨次用东坡〈书林逋诗后〉韵》一首是次苏轼诗韵）；而在进入曾燠幕府之后，与乐钧、王芑孙、陆继辂、刘嗣绾等才士朝夕相处，所作次韵诗多达19 首（详《三李诗集》），几乎是游幕前的10 倍。虽然不是所有终身游幕的士人都像方正澍那样热衷于次韵诗，但士人游幕后所作次韵诗远较游幕之前增多，这是不可否认的文学事实。
三、游幕与诗歌风格的转换
游幕士人在游幕期间的诗歌，题材、形式以及风格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诗歌主题更具现实关怀，题材更为丰富，形式更多元化。这种改变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幕主影响，一是江山之助。幕主影响力的发生，既有幕主作为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在学术与文学观念上对青年才俊施加的熏染，也有作为幕宾的文学书写主体对幕主好尚的曲意顺从、迎合，诗歌风格的改变其实是游幕士人对自己文学道路的积极探索。江山之助，则不但使游幕士人诗风改变，而且使其诗歌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色彩，提升了游幕士人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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