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由此可见，四库本《考索》所据之底本为何，《四库总目》所题“内府藏本”究竟是何种版本，这二者是否一致，四库本文本面貌的真相是什么，学者所论，仍聚讼纷纭。今不揣浅陋，试为分梳。
一
我们可以依《四库总目》所题“内府藏本”为线索，来考定《四库全书》所收《考索》所用之底本，如果清楚了所谓“内府藏本”是什么，即可确定四库本的版本来源。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卷9“明版子部”：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有所见天禄琳琅藏元刊本《考索》，其卷14“子部”云：
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
“延祐庚申圆
沙书院新刊”
缺卷叶如下：
前集：五十九至六十三，计五卷。卷六十六第七至十二叶，又十四、十五叶。
后集：卷六至八。
续集：卷四十七第六叶至卷末，卷四十八、四十九两卷，卷五十一全卷，卷五十三第九至第十二叶，卷五十四第四至六叶，又卷五十六第十六至十八各半叶，第十九至末叶共四叶。
通缺十一卷又二十余叶。
每册前后钤“乾隆御览之宝”大玺及“天禄琳琅”小玺。
傅氏所见乃天禄琳琅旧藏元延祐庚申（1320）圆沙书院刊本，缺《别集》25 卷，所存三集又统共缺去11卷又20 余叶。《天禄琳琅书目》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均未见著录，傅氏以为或因残缺太甚之故。其实，《天禄琳琅书目》和《后编》所录，并非藏书全部，今所见尚有不少有钤印的目外书籍，元本《考索》正是这种情况。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元本《考索》，框16.1×10.5 公分，半叶15 行，行24 字，注文小字，字数同，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附注曰：“此帙纸墨清洁，字画明晰，元建体字型，为圆沙书院原版早印本。”存前、后、续3 集，56 册，《前集》目录后有“延祐庚申圆/沙书院新刊”双行木记，钤有“天禄琳琅”朱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大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等印记，所缺卷、叶及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宋章如愚撰 缺别集二十五卷
元刊本，十五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双阑。题山堂宫讲章如愚俊卿编。前集目后有牌子，如下式：钤印与傅增湘之描述完全符合。可知台北所藏即傅氏所见之本。
据《湖南省志》记载，湖南省藏有一元刊本《考索》残本，存《别集》部分，注明是四库本之底本：
此本正是傅氏所见及台北所藏元本之缺者。此《别集》卷中粘有《四库全书》馆签条及四库校官校勘讹字之签条，由此可推测四库本《考索》所用之底本，应为圆沙书院本。《四库总目》所谓之“内府藏本”，指的是元圆沙书院本，不是《天禄琳琅书目》所著录的明慎独斋本。
二
通过上文之考察，我们推测四库本《考索》之底本当是元圆沙书院本。但观察比对四库本《考索》与圆沙书院本，彼此之间颇有异同。元圆沙书院本和明慎独斋本孰为四库底本，仍然需要具体的证据。我们通过对勘元圆沙书院本、明慎独斋本、清《四库全书》本，别白异同，从标题、条目、编次、本文等四个方面予以观察和总结。
（一）标题
慎独斋本《前集》卷22《文章门·评诗类》有标题“诗品上”、卷40《仪卫门·卤簿类》有标题“历代卤簿”、卷61《地理门·历代所尚》类有标题“商”“周”“齐”“鲁”“秦”、《后集》卷6《官制门》有标题“中书通事舍人”“监修国史”、卷10《官制门·秘书类》有标题“秘书”、卷11《官制门·军器监类》有标题“军器监”、卷33《士门》有标题“唐之诸儒”、卷39《兵门》有标题“府兵”、卷45《兵门》有标题“又论车战”、卷56《财赋门》有标题“榷盐”、卷65《刑门》有标题“刑类”、《别集》卷1《图书门》有标题“太极总论”。圆沙书院本皆无，四库本与之同。
（二）条目
慎独斋本《前集》卷3《六经门·诗类》“训诂传授”条下“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分作四段、卷5《六经门·礼记类》“文王世子”“文王为世子”“世子之学”分作三条、卷33《礼门·禘祫类》“一祭二名之辨”“时享”“月祭”“荐薪”分作四条、卷55《历数门·历类》“精密”条下“张胄玄历”“皇极历”“麟德历”“大衍历”分作四段、卷60《地理门·州郡类》“唐藩镇”条下“魏博”“成德”“卢龙”“淄青”“苍景”“宣武”“彰义”“泽路”分作八段、《后集》卷3《官制门·总序类》“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下都督府”分作三条、《续集》卷29《官制门》“省冗官”与“权行守试”分作两条。圆沙书院本皆总为一段，一贯不分，四库本同之。
（三）编次
（四）文字
慎独斋本《前集》卷5《六经门·礼记类》“中庸”条下六处、“大学”条下六处皆无夹注。圆沙书院本皆有，四库本同之。
圆沙书院本《后集》卷9《官制门·九卿类》首段“太府少府太仆”一句上有“梁天监中，象四时置十二卿。春卿，太常、宗正、司农。夏卿”一段；卷10《官制门·秘书类》“徽猷阁”条下“直阁，政和中置”后有“待制大观二年初置”数字；卷20《官制门·武阶类》“横行十三阶”条“忠亮大夫”下有“政和新制”四字；卷21《官门》“唐登瀛之选”条末有“褚亮传”三字、“黄元礼崇官制”条首段末尾有“正献吕公著”五字；卷60《财用门·铜钱类》“宋朝铸钱之目”条下“神宗元丰增至五百”后有“万出东南者三百八十万”数字；卷63《财用门·鬻僧类》“太宗”条“太宗作新译经之首教序”后有“仁宗作景祐天竺字原序以赐之”数字。慎独斋本无。四库本同于圆沙书院本。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四库本面貌近于圆沙书院本，而异于慎独斋本，可以证明四库本之底本是圆沙书院本，而不是慎独斋本。但实际的情形是，对于圆沙书院本，四库馆臣并非原本照录。从湖南图书馆所藏《别集》残卷内粘贴的签条可以看出，圆沙书院本是四库收录《考索》的工作底本，四库本的面目并非全同于圆沙书院本，是经过校理和改定而形成的。四库馆臣的校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校勘，二是删改。如圆沙书院本《后集》卷33《士门》“两汉诸儒”条一段文字：
虽然，两汉诸儒之经术岂苟然哉！若丁宽之读《易》精敏，而作《易说》三万言。字子襄，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训故。后苍之兼通《诗》《礼》，而作《后氏曲台记》。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后苍，字近君。宽与王子中、周王孙又皆著为《易传》，显名儒林。此段文字错乱之处甚多，难以卒读。后经四库馆臣校改，则怡然理顺：
再如圆沙书院本《别集》卷11《经籍门·春秋》类“春秋讥失礼”条：
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春秋》之法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是夷狄矣【程氏】。
此条节抄自《二程遗书》，明显具有侮辱夷狄之意，故四库馆臣抽换其文，以《二程遗书》中另一段论述《春秋》的文字来替代它，并改标题“春秋讥失礼”为“春秋意在示人”，其文如下：
三
四库《考索》一书，《四库总目》所题“内府藏本”究为何本，论者多从《四库提要》论述和《天禄琳琅书目》之印象加以判断，或仅就元、明二本和四库本分门标目的异同判定，或误谓为明慎独斋本，或猜测类同元本而未能取证责实。通过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之记载和台北、湖南馆藏记录可知，天禄琳琅确实收藏过圆沙书院本《考索》，而湖南图书馆所藏元本《考索·别集》之残存，正是四库编修的工作本。我们进而考察元、明二本和四库本的文本异同，可以看到，在标题、条目、编次、文字等方面，四库本与圆沙书院本高度类同，而异于慎独斋本。这进一步确定了四库本之底本是圆沙书院本，《四库总目》所题“内府藏本”即指圆沙书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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