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近代中国不断受到列强压迫，能人志士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取经，另一方面也关注到了同为被压迫的民族。在这些民族身上，国人感受到了同样的苦难命运，也感受到了文学中同样的反抗精神，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正是出于这样的情感认同，文学先驱对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的兴趣陡然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被压迫民族”是对“弱小民族”加以补充厘正的概念。“弱小民族”这一概念在五四时期被广泛运用在文学领域，但“弱小”一词仍存有争议，周氏兄弟编印出版《域外小说集》之后，对其中收录的俄国、波兰等“东欧的弱小民族”文学作了这样的解释：“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迫压，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可是习惯了这样的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随后，《小说月报》在1921年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呼应了这场译介余波，引言中也点明了“被损害民族”范围，包含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等诸多地区。这与周氏兄弟所提及的国家地区基本一致。同年，郑振铎在《学灯》上发表文章介绍《被损害的民族文学专刊》（《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1月9日），与周氏兄弟及茅盾的言说几近相同：“人类本是绝对平等的。谁也不是谁的奴隶。……何况我们也是屡受损害的民族呢？我们看见他们的精神的向上奋斗，与慷慨激昂的歌声，觉得自己应该惭愧万分！我们之受压迫，也已甚了，但是精神的堕落依然，血和泪的文学犹绝对的不曾产生。”这一方面是对其“被损害、被压迫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借助报刊舆论扩大了这些民族文学的影响力。随后，鲁迅在《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被压迫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有这样界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因此，采用“被压迫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沿用了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名家的文学理念，不仅回到了历史原场，更突出了“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这一文学特性。
近几年，学界展开了对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有关它的形成背景、翻译形式、介绍以及传播的形态、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等相关专题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学界对以上问题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罗选民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谢天振与查明建编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董丽敏的《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总体而言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其难度在于：一是语言体系的不同，研究异域诗歌最好能掌握所翻译民族的基本语言并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二是这一时期对翻译误读现象，学界态度一直褒贬不一，认为被压迫民族诗歌翻译价值不高。三是有学者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是对原有文本的一种解构行为，或许与原作相去甚远。
对于翻译的误读或者再创造现象姑且不提，就文学价值来看，被压抑、被忽略的文学领域开始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的现象，这一时期的被压迫民族诗歌翻译研究仍具有一定意义。因此，在现代文学发展初期，特别是诗歌译介的时期，此类诗歌翻译在何种情境下兴起，由此产生了哪些译介作品，报刊如何选择翻译的重点，译者群体又有哪些导向成为研究的重点，以上种种都是值得研究的内容。
一、时代语境：救亡图存下的译介兴起
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为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提供了选择条件。20世纪初期，战争所造成的侵害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去巨大的影响。《每周评论》在发刊词上曾提及：“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人道月刊》也指出：“什么叫做‘畜道’呢？其界说只有四字，就是‘弱肉强食’。……这族底世界消灭以后，那族的世界就起来替代，但是代来代去，总逃不脱那弱肉强食的公例。”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市场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还波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动。将视野转至国内，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面对西方列强的崛起，自认“中央大国”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中华民国，以世界至大之民族，而拥有世界至大之富源，曾感受世界最进化之潮流，已举行现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数千年一脉相传之专制，为之推翻，有史以来未有之民国，为之成立；然而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扰乱，人民流离。”国内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围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大众渴求摆脱这种生活，迫切需要向世界学习理论来救国救民，诗歌翻译短小精悍、便捷快速，成为传播国外思想的重要途径。被压迫民族与中国之间有着不少契合点，译介他们的诗歌在传播和接受程度上也迎合了国人的精神需求。高涨的译介热情，使得这样的诗歌译介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相关情况见表1）
除了翻译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诗歌翻译更注重质量的提升，译介情况呈现三种变化：
一是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更加严苛。五四早期，诗歌翻译甚至是整个文学领域的翻译并不注重原作的质量与翻译的品质。其中，林译小说因其作品参差不齐，偏离原作而存在极多缺点。1918年，胡适针对当时的翻译乱象指出：“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并认为翻译不得法，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选择“不入流”的作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诗歌翻译并不局限于翻译不入流的作品，转而倡导符合现实的诗作，希望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学的译介达到“借他人之酒杯浇我中华民族饱受压迫与屈辱之块垒”的目的。翻译家郑振铎也多次在与读者的通信中回应翻译质量问题，如《翻译应严格》（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通信栏），《译名统一的必要性》（1923年第14卷第1号通信栏），《对于翻译作品，稍从严格》（1923年第14卷第2号最后一页）。
表1：1920—1924年被压迫民族诗歌翻译主要情况①表格中的数据统计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李强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表格中的国家、诗人、诗歌名称尽量保持原有写法。未经查证诗歌所属国的并未列进此表格。
二是增加了必要的原著者情况说明。在翻译原作的基础上，不少报刊选择介绍原作者的生平、创作情况与文学思想，抑或介绍所在国的文学概况，如五四时期的“泰戈尔热”。据不完全统计，在1920年到1924年之间，《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等数本杂志刊登有关泰戈尔的诗歌翻译达百篇以上。郑振铎在《人道》第1号上翻译了太戈尔的Gitanjali（1920年8月5日），1920年，《少年中国》上黄仲苏翻译了太戈尔诗六首（《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诗学研究号），王独清在第2卷第7号翻译了《云与波》。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更是大量翻译了泰戈尔的诗歌，晓峰、刘大白在1921年翻译多篇《园丁集》诗目，邹政坚翻译了《世界末日》（太戈尔 1924年2月19日《觉悟》）。在《晨报副刊》上，万劳奴翻译《别离》（太戈尔 1921年5月31日），徐志摩翻译了《谢恩》（泰戈尔 1924年11月24日）。
为推广泰戈尔诗歌的译介影响，各个期刊更是在其他文艺栏目发表多篇研究文章、介绍报道等，以多元化的形式丰富对泰戈尔的译介。以下以表格形式呈现这一时期的泰戈尔“译介热”（表2）。
表2：1920—1924年泰戈尔译介情况①表格中的数据统计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李强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表格中的国家、诗人、诗歌名称尽量保持原有写法。未经查证诗歌所属国的并未列进此表格。
三是对译者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大多拥有多重身份：留学者、创作者、翻译者。鲁迅、胡适、茅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巨匠，他们一方面以高超的文学创作能力引领着新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关注着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的发展，此时期译介的名家名诗对今后的文学建构产生了积极的思想效应，被压迫民族诗歌翻译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景象。
二、报刊导向：民族意识中的共同选择
五四时期，顺应新文学发展的需求，在“打倒孔家店”，高举“救亡启蒙”大旗的指引下，文学界将眼光转向被压迫民族，希冀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一支强心针。众多刊物的兴起为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提供了平台媒介，《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及其副刊、《小说月报》等等都在这一时期刊登过有关这些民族诗歌的译介文章。《新青年》是五四时期译介被压迫民族诗歌，尤其是苏俄诗歌的重要阵地，这与其编辑的民族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之时就已经关注到了此类民族的诗歌，他亲自翻译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诗集中《赞歌》4首。但由于新文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学界将眼光集中在先进的西方文学中吸取养分，对被压迫民族关注很少，并未形成气候。1920年之后，陈独秀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深入学习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引导《新青年》关注苏俄等被压迫民族的诗歌，并以专号等形式加大译介力度，传播启蒙新思想。这一时期的《新青年》“革命色彩更浓”。1921年，沈雁冰发表《哈姆生和斯劈脱尔——新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两文豪》（《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介绍挪威诗人、小说家哈姆生。同年，他又撰写了《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重点介绍了匈牙利尼古拉斯等几位诗人，称赞他们的诗歌表现“爱祖国至如此之深沉而着力”，是“匈牙利文学的特色”。1923年，瞿秋白回国主持《新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俄罗斯诗歌翻译的基本走向，同时也加大了对俄罗斯各个方面的研究介绍，如第八卷1—6号（1920年9月1日至1921年4月1日）有32篇关于俄罗斯的研究，第九卷1—6号（1921年5月1日至1922年7月1日）有35篇关于俄罗斯的研究。瞿秋白对苏俄诗歌甚至是其他文学领域翻译引起热潮的现象也做过分析：“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
与之相呼应的《晨报副刊》，也有着相同的民族追求。1920年夏，孙伏园接手《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坚持以“启蒙”为主导思想指导《晨报副刊》的发展，报刊特色逐步明朗。孙伏园本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五四时期的爱国人士，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终生。他以《晨报副刊》为园地，将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读者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探寻出路。刊登了多篇苏俄译作及评论文章，如《苏俄与弱小民族》《苏俄与被压迫民族》，其中，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最具有代表性。这篇文章最初是周作人在北京的多次讲演基础上形成的，《晨报副刊》以敏锐的眼光在1920年11月15—16日率先发表这篇讲稿，随后《觉悟》（1920年11月19日）、《新青年》（1921年1月1日）、《小说月报·俄国文学专刊》（1921年5月）等多刊转载，引起讨论的热潮。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5月这段时间里，多家报刊转载，评点这一文章，足以显示当时学界对俄国诗歌译介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这篇文章最初只是一篇讲演稿，对许多问题谈得比较浅显，很多认知也是建立在转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但其中对俄国文学的价值取向还是很有意义的。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或多或少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主观意图上将一些带有反抗、改革、斗争色彩的文学纳为俄国文学的正统，而并未提及其他类型的文学创作。排除了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之后，周作人将俄国文学简化为反映现实的文学。巧妙的是在刊登《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同一刊（《新青年》（1921年1月1日）上，周作人同孙伏园等人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这其中俄国诗歌翻译的选择原则不言而喻。
经茅盾大力革新的《小说月报》，一改往日仅追求趣味性的报刊风格，转而开始大量介绍外国思想，其《改革宣言》点明了这一主张：“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纵观这一时期的《小说月报》不难发现，译介作品比原创作品要多，翻译外国经典作品成为其核心任务，其中就包含不少被压迫民族的诗歌译介。“明年起拟多登诗歌，所以特辟此门，所登的译诗又拟每期注重一人，多译一人的译作，以免零碎介绍，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小说月报》推出了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刊，如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1年第12卷第10期）、俄国文学研究（1921年第十二卷号外期）、泰戈尔专刊等，译介了“波兰、捷克、塞尔维亚、芬兰、犹太、小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等）等民族的文学背景和状况，发表了周作人、鲁迅、沈雁冰、沈泽民、冬芬等所译的关于这些民族的作品”。为使读者更加了解被压迫民族诗歌的创作情况，《波兰文学一脔（上）》不仅翻译了波兰作品，更对波兰诗人亚斯立克、科诺布尼支加作了初步的介绍。海镜所译的《波兰文学的特性》（1922年第13卷第7号）指出了波兰诗歌中的反抗性。《俄国文学研究》（1921年第12卷号外期）专刊翻译作品达27篇，占比超过一半之多。其中沈泽民发表了《俄国叙事诗歌》《俄国的农民歌》等介绍性文章，丏尊翻译了《俄国底诗坛》介绍诗歌译介的主要情况，C.T.与C.Z.合译了《赤色的诗歌》。1922年到1923年间，《小说月报》刊登了多篇沈雁冰及其弟沈泽民翻译的诗歌作品，如裴多菲的《唯一的念头》、桐柏的《鸟与雏》，沈雁冰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1923年第14卷第1号）中介绍了裴多菲的生平及诗歌创作，沈泽民在《瑞典大诗人赫滕斯顿》（1922年第13卷第3号）中论说了赫滕斯顿的诗歌成就，还在同期发表了相关翻译作品。《捷克文坛最近状况》（1922年第13卷第6号）介绍了诗人沙伐。佩韦在《现代捷克文坛概略》（1922年第13卷第10号）中重点介绍了捷克诗人符尔赫列支奇。《西班牙诗选》（1921年第12卷第4号）、《西班牙的诗与散文》（1921年第12卷第6号）对西班牙的古代、近代诗歌进行了简要概括。《瑞典大诗人佛罗亭的十年忌》（1921年第12卷第5号）梳理其诗歌创作及重大意义。同时，《小说月报》开辟译介、文艺丛谈、文学家传、海外文坛消息等专栏，“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加大了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的力度。
1921年创刊的《文学旬刊》也紧紧跟随了这一潮流，主编郑振铎针对俄国译介的盛况，做过这样的表述：“我对于现在我们文学界里，俄罗斯文学介绍之热闹，是极抱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三四十年来的西欧文学介绍，大多是限于英法的古典主义……永不能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几十年来的努力而一无所获，不可谓非因此之故。……现在能够把俄国文学介绍来，则我们即可以因此得见世界的近代的文学真价，而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可以在此建其基础了。第二，我们中国的文学，最乏其‘真’的精神，他们拘于形式，精于雕饰，只知道向文字方面用功夫，却忘了文学是思想、情感的体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价值。俄罗斯的文学则不然。他是专以‘真’字为骨的，他是感情的直觉的表现，他是国民的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他的精神赤裸裸的，不雕饰、不束格律的表现于文字中的，所以他的感觉，能够与我们读者的感觉相通，而能受极大的效果。”在此背景下，《文学旬刊》提出“以前在世界文学界中黯然无色的诸种民族，现在都渐渐的有复兴之望了。爱尔兰，日本，波兰，吐光芒于前，印度，犹太，匈牙利，露刃颖于后”，发表了《匈牙利文学史略》（1924年第119期）等多篇介绍文章，对其诗歌发展进行简述。先后刊登了《诗人太戈尔》（1923年第4期）、《希腊的小诗》（周作人，1923年第5期）、《太戈儿诗杂译》（王统照，1923年第9期）、《夏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诗》（和，1924年第22期）、《诗二首》（梭罗古普作，素园译，1924年第24期）等诸多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作品。
五四时期的报刊有百种之多，《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报刊在众刊物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探究其中之共性不难发现，编辑主体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这一时期的主编都是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们选择的作品内容贴近生活，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以说，以上所提及的报刊都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发声导向与宣传力度，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另外，这一时期的报刊从内容的筛选到主题风格都体现出主要编辑对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问题的关注，也能看出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觉投身思想传播的前列。
三、译者倾向：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
五四初期，一大批怀有远大抱负的爱国青年走出国门，留学海外。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茅盾、刘半农、徐志摩等诸位文学大家都具有外国留学背景，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学功底，也具备了多种语言能力，进一步推动了诗歌译介的迅速发展。其中，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被压迫民族诗歌译介工作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7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传达出了他本人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也关注到了被压迫民族这一独特的领域。“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两年之后，周氏兄弟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其中收录的作品“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的文学作品，鲁迅本人在论及其译介选择时说：“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其弟周作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译介倾向：“当时我所最为注重的是波兰，其次是匈牙利，因为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他们对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的关注正悄然发芽。
1920年之后，周氏兄弟开始运用世界语阅读或校对被损害民族文学，恰巧在这个时候，运用世界语写作的爱罗先珂进入了周氏兄弟的视野。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1890—1952），俄国诗人、作家，以俄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形式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童话。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新文学先驱者注意得比较早。早在1920年之前就有人注意到了爱罗先珂用世界语创作的作品。但是一则新文学的高潮尚待时日，二则当时新文学先驱者的目光多在西方，一时还没有给爱罗先珂过多的关注。爱罗先珂来京期间，暂住在周氏兄弟位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更是增进了他们之间的了解。总观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将爱罗先珂作品的翻译置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重中之重。从作品集《天明前之歌》起，鲁迅开始加大对爱罗先珂作品的翻译力度，并提出发行单行本的想法。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大力推广，将“爱罗先珂热”蔓延至整个文学界。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为翻译爱罗先珂诗歌的重要阵地，先是在1921年推出了爱罗先珂专刊，随后美子翻译了诗歌《偶感》（《觉悟》1921年12月16日），美子更是在文艺栏目发表《天明前之歌底自序》（1922年2月20日《觉悟》），在随感录栏目发表《送爱罗先珂君去北京》（1922年2月27日《觉悟》老梅）、《送别爱罗先珂君》（1922年3月24日《觉悟》薇）。1922年，仲密翻译了爱罗先珂的《与少年支那》（《晨报副刊》1922年6月4日）。
有关爱罗先珂的研究、介绍和报道演讲等也纷纷发表在《新青年》《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刊物上。以《晨报副刊》为例，展示这一时期对爱罗先珂相关的介绍（表3）：
表3：《晨报副刊》对爱罗先珂的相关介绍①表格中的数据统计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李强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表格中的国家、诗人、诗歌名称尽量保持原有写法。
爱罗先珂之所以会受到如此的关注，与其特殊的政治经历和文学创作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文学运动常常是伴随着革命发生发展的。爱罗先珂在中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发表了包括《俄国盲诗人演讲记》（《申报》1921年11月14日）在内的多项政治讲演。也正是这样的政治经历，鲁迅、胡愈之、汪馥泉开始注意到他所具有的文学价值。鲁迅更是以“赤子之心”去评价爱罗先珂：
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没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的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爱罗先珂诗歌中的反抗与追求解放的精神与这一时期的个性解放的主题一致，使得国内的文化启蒙先驱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爱罗先珂的诗歌。爱罗先珂的思想本身是多样的，加之各个译介者的选择角度不同，对他的认识也呈现出了复杂的状态。值得肯定的是，不论是崇敬还是审视的态度，不论是肯定或否定态度，都促成了爱罗先珂在现代中国刮起的这一阵旋风。
结 语
当然，被压迫民族诗歌不仅仅是描写人生苦难的诗歌文学，也有活泼、轻灵的，神话、怪诞的，实际上远远超出于当时的译介范围，但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得文学先驱们在认识被压迫民族诗歌之时，带有了一定的筛选条件，他们希望看到所希望的诗歌，希望译介所希望的诗歌，以求在这样的一种诗歌译介中找到一种“为我所用”的发展思路。五四时期的编辑主力及主要译者，在译介这些民族诗歌，特别是俄国诗歌的热潮中所流露出的，不单是以他们的诗歌为镜像的创建中国诗歌发展的意愿，更是在效仿，在寻找相似性中，为创建新文学而改造社会，而创造出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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