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大学 东亚学院，法国 巴黎 75013）
法国哲学家、文论家罗兰·巴特1960年著文《作家与写作者》（écrivains et écrivants），文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作家与写作者的行为尽管都是写作，但二者的写作行为有根本的差别。作家的写作可以认为是没有宾语的，而写作者的写作是一定有宾语的。因为前者的写作来自一种内心的冲动，文字并非他的工具，而是他耕耘的田地，是他对生命的思考，是他在向世界发出的询问。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一定要传达什么内容，他也并不关心他的读者是谁。而写作者的行为则是有目的的，他要表达他的观点想法，因而文字是交流的载体。尽管写作者可能在文字上下功夫，讲究文体修辞，但即使讲究，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他的观点，让他的读者更清晰地理解他的看法。换句话说，对于前者，怎么写是最重要的，对于后者，写什么是最关键的。巴特举例说，作家如果想写一个人叫喊，不会满足于叫喊的内容，最终会把重点放在叫喊的动作本身，甚至在书写过程中会逐渐忘记叫喊的内容。相比之下，写作者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内容。当然，巴特笔下的这种分类是比较纯粹的，他也承认，我们的社会很少有如此纯粹的作家和写作者，通常都是两种职能的综合体，只是各有偏重。不能否认，作家的文字本身就是作品内容的一部分，而写作者首先关注的是传达思路和观点。
鲁迅在《看书琐记（三）》中写道：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文中的诗人与巴特所说的作家颇为相似，植物非开花不可，正如创作是冲动。但是鲁迅不认为诗人只被冲动或本能左右，而是社会中的人，需要物质生活，因此诗人并非只有创作冲动，而更期望被读者接受。换用巴特之言，诗人在向世界提问的同时，也是在向别人提问，在寻找共鸣。萨特在二战以后，也与鲁迅一样，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家属于他生活的时代，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到政治辩论中去。在他的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1948年）中，他认为作家是为同时代的读者写作的：“作家选择的主题决定了对读者的选择，或者说他选择读者的同时也决定了主题。（因此）任何精神产品本身都包含其预设读者的形象。”
如果说精神产品包括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翻译作品。罗兰·巴特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作者之死》中，认为读者无从了解作家的意图，尤其是过去时代的作家，唯一存在的是他的作品，唯一可能了解的就是文本。作品究竟有何意义，并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而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任由读者来思考、构建，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因此，可以设想一部外国的文学作品，作者属于上个世纪，作者的预设读者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作品能否受到读者的接受已与作者毫无关系，作品这时就好像鲁迅笔下的开在深山幽谷的花，如果有译者要翻译这部作品，他的角色就如同鲁迅所说的“园丁之流”，“要想法子”让人们欣赏这株花。按照巴特说的“作家”与“写作者”的分别，译者的行为和角色更像那个写作者，他无论翻译什么作品，最主要的问题都是把作品展示给读者，他写作的宾语就是原作的话语。而如果从萨特的角度来看，译者也可以带着翻译的话语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承担他的社会责任。
鲁迅先生是个什么样的译者，或者什么样的园丁呢？近20年来，国内和国外对鲁迅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的研究非常丰富，但是此类研究大多数不是侧重于翻译的选材，就是偏重于翻译的外围文字，也就是说偏重于对鲁迅先生有关翻译问题的书信和各方论战文章的研究，尤其是对鲁迅多部译作发表前前后后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分析得非常详尽。本文不欲重复现有研究成果，只希望通过借鉴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观点，走近翻译文本，对鲁迅1903年出版的译文《月界旅行》进行具体分析，从预设读者角度探讨鲁迅的翻译写作。
当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作为年轻学子、科学爱好者，读到了日文版的凡尔纳小说，很自然地被这一新奇的世界所吸引。1903年他翻译了该小说，给译文取名为《月界旅行》。鲁迅参考的日译本是井上勤译本（1880年），井上的译本则译自英译本（Mercier/King,1873）。间接转译的结果是，日译者井上勤以为作者是美国人，因而鲁迅也不了解小说的作者究竟是谁。尽管凡尔纳当时与译者处于同时代，但鲁迅并没有设法获取作者的信息，而把自己当作自由的读者，把他读到的这部小说进行了个人的解读和演绎。然而，对于他的翻译读者，他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一、形式结构方面的引导
鲁迅译文采取了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全文共14回，每一回设有标题，开头结尾都有套语。如第九回，“侠男儿演坛奏凯，老社长人海逢仇”，该回内容相当于原作及英日译本的第20章，本来的题目是“出击与回应”（Attaque et riposte）。原标题只用两个动名词概括，并不给读者特殊的信息，读者无法猜出这一章会发生什么事情，也看不出谁会出击，谁会回应；然而鲁迅的标题完全不同，它预报了这一回的主要情节：侠士的演讲会大获成功，老社长要碰到仇人。这时读者的好奇心就会更强烈，盼望了解细节，再加上“仇人”的字眼，不仅指明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引起读者无限的想象。“侠男儿”这种说法也明确了人物的立场和作用，给出了一种价值判断。读者不需要进行自己的阅读分析，只需在阅读过程中拿标题对照一下就一目了然。有些标题与所在章回的情节无关，而反映了译者的观点。比如第十三回，相当于原作的第25章（原文题目：细节问题）和26章（原文题目：发射）的内容。“防蛮族亚电论武器，迎远客明月照飞丸”，这个标题让人以为该回的前一半叙述亚电如何给众人讲解他带上月球的武器装备，可是正文里却只有短短的两三行涉及准备携带几支枪的事情。后一半“明月迎客”也与内容不符，因为正文内容描写的是发射火箭当日观摩人群的喧闹，以及几位主人公在发射前的紧张情绪。因此这一标题的意图并不在于概括情节，而是向读者提示故事的发展方向。即使读者看到人物角色一个个如箭在弦，他也不会担心，他甚至会忽略这些情景描写，迫不及待地去看下一回。
最后一回（第十四回）的回目更为有趣。“纵诡辩汽扇驱云，报佳音弹丸达月”，这一回基本对照原作的最后两章：“阴天”（temps couvert）和“一颗新星”（un nouvel astre）。前一章讲的是火箭发射之后乌云满天，无法观测天空，参与准备工作的各界人士都坐立不安，忧心忡忡；后一章则讲述发射数天之后，地面的观测台终于发现月球旁边有一个新的星体，沿着一个椭圆轨道围绕月球运转，天文台的研究人员推测这一新星就是刚发射升天的飞船，都认为飞船前景难以预测，而只有大炮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从始至终参与了发射项目的准备工作，执意相信飞船上的朋友们一定会归来。因此，原作的结局是模棱两可的，对于项目是否成功并无结论。如果读者等待主人公安全返回，看到这样的结果也许会重新思考发射的设计思路；如果读者本来期待飞船会降落在月球上，主人公会征服月球上的外星人，他也许会继续设想飞船终将落地。或者，如果读者担心飞船上带的食物和水用完之后的结果，他无疑认为小说的结尾预示着悲剧的发生。
然而，鲁迅的处理却无法给读者这样多种选择的可能。他给这一回取的题目是正面的：“报佳音弹丸达月”。他的正文也简化了科学推测，只留下感性的美好想象：“所幸者距离非遥，必能受吸力而落于月界，然复非立时堕落，当随月球回转之速力，以环游月世界一周。”甚至借一个人物之口说：“此时余之三良友，推窗凭眺，奇景殊物，来会目下，巴比堪氏必详记于手帖，将以报告余等，故余等宜静俟之。”也就是说，这几个英雄一定会想办法解决难题，平安归来，并带回珍贵的观察资料。译本的读者读到最后，一定对人物更加崇敬，对科学的信念更为坚定。这些回目的标题于是就像港口的导航灯，不断地给读者发出信号，指引着读者的阅读，没有丝毫松懈，甚至哪怕与内容不符，也不能给读者灰心的借口。这似乎应验了前文引述的鲁迅所言，诗人的花如果有毒，“园丁就要想法子”。鲁迅作为园丁，可谓千方百计地把“深山幽谷”的花以他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展示给读者。
除了章回体的标题，鲁迅也充分利用每一回开头结尾的套语。章回小说的套语来自传统说书人的套语，“且说”，“上回说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等等，都是为了让读者的阅读更轻松容易，以重复前文的办法使章节之间便于衔接，读者可以在中断阅读后轻易找回线索。如果按照法国文学理论家热耐特的副文本（paratexte）定义，因为“这种元素处在正文文本之外，其存在的意义是对正文进行说明，其用途则直接指向读者的接受”。此类话语与正文内容有区别，应该属于副文本，但是在这里已经完全融进了文本，甚至成为读者不可能错过的部分。
我们在回目表上可以看到，鲁迅译本有14回，可是原作和日译本都有28章，但他不是把每两章合并为一回，而是有意按照情节进行切割，精心编排了每一回的结尾，比方说就在有悬念的地方戛然而止，让情节转折更有起伏，更出乎意料，或者让情节递进的地方更引人入胜。比如，在第一回末尾，大炮俱乐部成员收到一封通知开会的信。鲁迅译文中不提通知开会，而只说收到一封信就收尾：“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这时读者的兴致就能够被牵动，而且他预感到这封信所讲的事情很重要，必须跟上这条线。
在前文提及的第九回“老社长人海逢仇”的结尾：“要知明日在斯慨挠森林，两人演出什么惨剧，且听下回分解。”其实这一结尾与原作是基本对应的，但是原作轻描淡写：二人约好次日在森林里决斗，就各自回家了。中文译本里出现“惨剧”一词，读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又担心害怕，又迫切地想知道究竟会出什么事，他的精神被控制，不可能轻易地放下。不过后面一回的情节并没有惨剧，而是描写二人和解，读者的紧张情绪又得以缓解。
二、文内点评一语道破
如果说标题和套语的主要作用是吸引和牵制读者，鲁迅还用章回体惯用的文内点评来标明小说的含义。点评的做法其实在西方的翻译史上并不少见。普鲁斯特曾经翻译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斯金（Ruskin）的随笔，他的译文每页正文占三分之一，点评以注释的形式平均占到每页的三分之二。但这是评论家的点评，而且完全置于正文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副文本。而鲁迅的评点文字则再次融在正文之内，作用不是补充背景知识，而是以类似说书人的身份直接向读者提示，甚至是解释某个情景或某个人物行为的含义，也就是说把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明白地摆到读者眼前，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不必自己考虑，不需自己判断。比如，在第一回的中间地带出现陶渊明的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卫和刑天的故事如此出现在这部外国科学小说中，译者似乎在对读者说：大炮俱乐部的成员，尽管是我们不熟悉的美国人，却与精卫和刑天一样有志向。读者读到这样的观点，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在阅读中会持续这种理解，对小说的主人公一直保留崇敬之情。此类的评点多数都在回末，例如第三回末尾，在展示天文台来信内容之后，即科学家对发射计划的可行性进行的科学评估之后，译者添加了一句评论：“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由此把科学评估的含义和盘托出，告知读者科学的伟大作用。第八回回末也有同类的话语：“天则不仁，四时攸异；盲谈改良，聊且快意。”这里的语境是，发射行动必须等待地球和月球运转到距离最近的时候才能进行，因为等待时间较长，有人开玩笑说应该把地球的运转轴角度予以修改。鲁迅用“不仁”“盲谈”这样的词语，旨在提醒读者，大自然是很难攻克的，很多事情易说而不易做，此项计划难度极大。至于这样的回末总评是否代表鲁迅当时的认知，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话题，但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一点评有着教育目的，是译者以教师的身份在向读者传播有关科学的认识。
而第十一回的回末评点为：“侠士热心炉宇宙，明君折节礼英雄。”在这一回中，法国人亚电收到美国总统来信，授予他美国公民的荣誉。尽管鲁迅在前一段讲述中已使用日文的“大统领”一词来指代美国总统，但是考虑到读者未必能够理解美国没有君主这一事实，而且对“大统领”的意义并不清楚，因此他用“明君”“折节”的字眼来做总结，使读者立即对发射项目的巨大影响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三、文外陈述直抒胸臆
鲁迅译文中的此类点评为数很多。我们可以认定，作为译者，鲁迅像是既在台前也在台后，他把副文本与文本糅合掺杂在一起，牵着读者的手，带着他一步步走进科学小说的美丽新世界。这时原作者凡尔纳的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译作和读者。那么谁是他的读者呢？在这一段真正的副文本，即正文之外的“辩言”中，鲁迅有如下论述：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月界旅行》原书，为日本井上勤氏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今截长补短，得十四回。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
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
辩言中的第一段是鲁迅借鉴日文版前言撰写的对科学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段感言。接着他就针对为何翻译《月界旅行》这部作品予以说明。这一段多次出现“读者”二字，也出现了“常人”“中国人群”“我国人”等字句，这时只有22岁的鲁迅，他心中的读者的轮廓是非常清晰的，即普通的读者，知书识字但没有特殊学识的中国人。鲁迅认为译文不应该太复杂，难度不能过大，所以他简化了细节描写，删掉了知识性过强的章节；同时译文也不能措辞无味，所以他强化了人物性格，甚至夸张了某些行为动作；他想让读者不加思索就学到知识，于是以标题、套语的方式方便他的阅读；他想帮助读者破除迷信，改良思想，于是不遗余力地添加评点，给他们解释小说的内涵与深意。当然，在辩言结尾处，译者请读者也谅解配合，“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这也符合热耐特关于副文本理论中的“避雷针”作用，旨在提前致歉，避免读者批评。
还需强调的是，这部小说译于1903年，我们今天还能体会得出，这是一个青年满怀热情的作品。鲁迅1905年还翻译了另一部凡尔纳小说《地底旅行》，但是在1909年，鲁迅和周作人出版《域外小说集》时，他的翻译选择以及对读者的预设将发生彻底转变。
四、期待读者特立独行
《域外小说集》中收录包括俄国、波兰等国的16篇短篇小说。序言文字对读者有清晰的界定：《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他说明该书期待的读者不再是之前所说的“常人”，不再是普通识字的人，而是“士”，“卓特”之士，“不为常俗所囿”，不拘一格愿意接受陌生的事物，尝试不同的“文情”，了解异域的新事物。“异域文术新宗”，就是异样的、异质的，因而需要采用特殊的文字，他声明译文“词致朴讷”。另外，他还在略例部分解释了标点、人名的用法等，处处显示出“审慎”态度。
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翻译文字是极为古朴的文言，有大段的细节描写，章节分割处也没有任何类似评点或者添加的文字，证明鲁迅的翻译意识完全脱离了他1903年翻译凡尔纳小说时的想法。从原来力争去拉普通读者的手，到期待特立独行的读者自我提升，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想法与前文提及的罗兰·巴特所强调的读者独立性的观点更为接近。
鲁迅的翻译思想后来继续发展，逐渐成为大家熟知的硬译理论。当大家都批评他硬译的文字晦涩难懂时，他强调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并给读者分类：“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
这究竟是在为自己辩护，还是鲁迅真实的想法？下面这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从这段文字来看，鲁迅对读者的真诚是毫无疑问的，要“对得起”这样的青年读者，他认为他有责任把真实的异域文学表现出来，如同“毫无顾忌地说话”。译出外国的文字，就必须在本国文字方面做一些牺牲；对于读者，必须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不应该把译作当作一部本国的作品来读。当然鲁迅也知道，对不同的读者不可能有同样的期待，所以他把他的读者锁定在“很受了教育的”甲类读者人群中，让他们思考，让他们前行。正如布莱希特提倡的叙事戏剧，与西方的传统戏剧决裂，目的也是改变观众的观看习惯。在传统戏剧模式中，台上的表演力图真实，使观众融入剧中的情景，和台上的角色共鸣，与剧中人物共悲喜；在布莱希特看来，这样的观众是被动接受型的，不必思考，也没有收获。布莱希特主张戏剧应产生间离效果，观众不必与剧中人产生认同，而是从始至终保持清醒，冷静辨别剧中的冲突和矛盾，在观察的同时思考他自身与他周围的世界，进而使他产生行动的愿望。
罗兰·巴特在《布莱希特的革命》一文中说：“无论我们如何给布莱希特盖棺定论，都必须把他的思想与当代的进步思潮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人类的苦难是掌握在人类手中的，也就是说世界是有可塑性的，艺术能够也必须干预历史，艺术应该与科学一样，与科学一起，完成同样的历史使命。”巴特所说的艺术干预历史的使命也可以用在思考鲁迅翻译方面，他的翻译让读者看到中外语言的撞击及其反映的思想的撞击，从而产生改变的意识。换句话说，翻译可以干预语言的发展，也能够干预文学。贝尔纳·多尔特（Bernard Dort），同时代的文艺评论家，在《阅读布莱希特》一书中如此评论布莱希特：“他的作品绝没有完美的收尾，也就是说，既没有回归原有的秩序，也没有建成新的秩序。”他认为布莱希特寻找的这种陌生感就是不强加给读者一种固定的解读，他强调一切都是可能的，开放的，等待读者来思考和构建。这一点跟鲁迅的翻译读者观非常相似：让读者不产生读翻译作品就跟读本国语言的作品一样的错觉，而是给读者异的体验，把他习惯的体系打乱，由他自己来构建外国作品，看到不同之处，甚至是自己语言的不足，而产生改变的愿望。鲁迅翻译实践体现了一种超前的翻译意识，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位翻译学者韦努蒂（Laurence Venuti）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韦努蒂认为，传统翻译追求透明，力求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主张译者的隐身，这从深层次来分析就是英语中心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做法否认了其他语言的特点，也否认了其他文学的不同之处，因此在他看来，译者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现身，要使读者懂得异域之异。
结 语
鲁迅在早期翻译《月界旅行》时，正是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起步阶段，当时的普遍做法是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使作品符合当时的阅读习惯。鲁迅在译文中尤其通过添加“画外音”的办法，把针对读者的副文本大量地融入正文，用以引导读者的阅读，目的在于掌控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此时鲁迅眼中的读者似乎是最普通的凡夫俗子，简单幼稚，没有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如果说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可以看作是青年鲁迅的商业考量，我们从中更能看到的是梁启超主张的“新民”思想，即借助科学小说的力量来传播科学知识，培养读者对科学的兴趣。但是鲁迅的翻译观并没有停留在这一阶段，他逐渐意识到如果继续用传统的形式来演绎外来元素，对改良思想、更新文化是起不到作用的，而翻译的用途应该是向读者展现真实的异域之异，是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的异，给读者提供观察他者的平台，使读者走向他者，与之对话，由此产生改变的愿望，在此基础上更新文化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此时他预设的翻译读者是具备思考能力的前行者。当然，鲁迅自己的创作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可以使用其他形式与读者直接交流，利用翻译的副文本来传达观点的必要也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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