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汶大学 英语和比较文学系，比利时 鲁汶 3000；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3.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南海 528225）
在《江城》一书中，美国作家彼得·赫斯勒描述了他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四川涪陵一所师范学院教授英语的两年经历。通过对当地生活和所在大学生活的观察，赫斯勒发现，无论是莎士比亚、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有外来的东西，在进入中国后都会呈现出“中国特色”。王宁、张江、朱立元这三篇文章是本期《现代语言季刊》的核心文章，他们论述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是如何呈现出中国特色的，张江甚至用“中国特色”来形容他在《论强制阐释与文学理论的中国建构》中所呼吁的文学批评。
其中，朱立元的文章最直接。他追溯了中国文论界对2000年希利斯·米勒在北京一个会议演讲的复杂接受过程——其演讲题目为《文学研究能否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下来》——在中国所引发的热烈争论。一些中国学者赞同他们所认为的米勒关于“文学终结”的预言，而另一些学者则强烈反对这一观点。在米勒发表演讲18年后的今天，朱立元重新解读了这场辩论，将其解读为中国比较文学家在电子媒体激增的时代与西方理论达成妥协的一场精彩实践。朱立元认为，米勒预言的不是整个文学的终结，而是一种在18世纪末已经成为西方文学代表的个别文学的终结。不过，既然米勒在演讲标题中用的字眼是“文学研究”，我们可以说他实际上完全不是指文学的终结，而仅仅是指过去两个世纪西方对文学研究的程度和方式的终结。事实上，在米勒演讲开头引用《明信片》的一段话中，雅克·德里达提到了“所谓的文学”，他说，“这个文学时代”“无法存在于电信技术体制之下”。
从朱立元所指的米勒随后对德里达文章的“拆解”可以看出，米勒并不是在预言文学本身的终结，而是文学在过去两个世纪对个人和公共关系的正式和非正式影响的终结。这一问题在当时的西方也引起了争论，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和《人文涵养：博雅教育改革的古典辩议》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米勒对德里达的《明信片》所作的解释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他预言书面媒体在西方社会的主导影响地位将在音频特别是视频电子媒体的冲击下走向终结。毫无疑问，如果要做后一种解读，就必须参考米勒对德里达“情书”一说的引用，尽管这引用初看上去有些随意和偶然。
朱立元认为，米勒的演讲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论，是因为它暴露了当时和现在中国学者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分歧。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对中国身份和独特性的威胁，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视为机遇。事实上，朱阐述道：“世纪之交关于‘文学终结’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同时共存的还有很多关于其他问题的辩论，这些辩论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并把这些与西方及其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进行对比。朱立元最后分析道，“（关于文学终结的）争论是中国文学理论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把中国文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方向，使其在许多不同声音的滋养下焕发出新的活力。”
王宁和张江同样用西方的理论来协调中国国内的争论，特别是对中国及其文学和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持续讨论。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一种对中国力量及其独特的“中国特色”与日俱增的信心。朱立元的文章主要关注中国对单一文本的接受所引发的争论，只是在文章的最后才大胆地得出了更广泛的结论，王宁和张江则明确地以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探讨的出发点。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也极具概括性。张江断言，中国所需要的、容易做到的，是纯粹的中国文学理论，而没必要把中国特色套上西方理论的外衣。不过，我接下来首先要谈谈王宁的贡献。
王宁的文章《法国理论在中国和中国的理论建构（重构）》的第一部分主要是描述性的：它记述了自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让－保罗·萨特、雅克·德里达和阿兰·巴迪欧理论的接受。萨特的作品引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伤痕文学”的共鸣。不过在王宁看来，德里达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对中国文学理论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法国理论家。只是当王宁和张江谈到西方理论时，他们指的主要是美国的理论。王宁指出，詹姆逊的早期作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的汉译版对近些年中国接受萨特的影响颇大。当然，刘康在本期《现代语言季刊》上发表的文章表明，詹姆逊的其他著作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数在中国流传的西方理论都是通过美国的翻译、解释和改编而来的。因此，王宁眼中的德里达不是法国人德里达，而是美国学术界出于美国目的而塑造的德里达。
在美国的“旅行”（爱德华·W·赛义德的著名表述）中，德里达以及他同时代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等人的理论，转变成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后者本身往往是对“本土的”美国新批评的一种便捷的转换——事实上，是一种“违反常规”的细读：不是阅读有什么，而是阅读没什么。将法国理论应用于美国目的也意味着绕过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所发源的特定的法国历史情境。从本质上讲，与其说解构主义反对或摒弃“传统”的美国文学方法，不如说它为了美国的使用方便而“净化了”法国理论。与它的前身新批评一样，解构主义也容易被指责为反历史和政治冷漠。例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批评多克特罗1975年出版的关注20世纪初纽约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历史小说《拉格泰姆时代》，认为尽管书中提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缺乏“真正的”历史所指对象，因此未能达成就其主题而言本应完成的社会使命。
在詹姆逊看来，这是作为后结构主义文学创作变体的所有后现代主义的通病。同样，当美国最著名的解构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保罗·德曼因二战时期为比利时（他的祖国）报纸所撰写的许多评论而被质疑曾以某种方式与比利时纳粹政权合作时，解构主义的所谓反历史特征即被看作是否定或至少回避任何历史或当下的责任。事实上，与所有其他后结构主义的化身一样，解构主义也被置于与后现代主义最著名的哲学家利奥塔所定义的构成后现代状态的“语言游戏”同等的地位。所有这一切，即使未能让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真正敞开大门迎接多元文化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正确”形式，也因为解构主义方法的频繁使用，而使得它们在1990年前后开始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西方“理论”的新发展，构成了张江攻击的主要对象。
就王宁而言，他更关注德里达对中国后现代主义而不是解构主义及其后果的影响。正如他所说，德里达“有时成为争议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解构主义批判理论通常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理论”。王宁曾多次从中国的角度探讨后现代主义。他在本期的文章中区分了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六个版本的中国后现代主义。不过他坚持认为，与其他后现代主义形式不同的是，“德里达的批评话语”“仍然渗透到当代中国人文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
王宁首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反映的巴迪欧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接下来他探讨“以西方同行的成就为基础的批评话语的理论重建”。他指出，在比较文学方面，“（他的）一些中国同行受到法国和美国学派的启发和刺激，也打算建立一种中国学派，尽管他们的努力尚未得到国际同行的充分认可”。王宁在这里没有说明是谁，但很可能指的是四川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曹顺庆及其《比较文学变异学》。斯文·埃里克·拉森认为曹顺庆旨在“为文学研究引入新的平台，从而使这两大传统（西方和东方，这里特指中国）相互融合”，其前提是“文学是由跨文化的基本交流构成的，而文学研究‘本身’必须尊重相互的异质性，而不是概念和话语之间的单一的、垄断性的比较”。由此可见，从拉森的表述来看，曹似乎是在主张一种与西方理论并肩而立的、特征鲜明的中国比较文学变体，因此与张江的主张相当接近。王宁的表述则更加婉转，在他看来，“我们更重要的是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旨在与西方和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对话”这个词非常关键，因为对话的目的是建构“一种具有共同美学原则和普遍标准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真正的世界诗学不应该仅仅是“西方诗学的拓展版”，而应该“与其他人文领域和其他表现方式进行开放式对话”。此处王宁指的是米勒以2000年的演讲为基础发表的文章，以及朱立元文章所讨论的“文学的终结”之争。当然，这样的世界诗学应该有助于翻译。
张江对西方理论的最新变化（特别是受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启发的变化）以及世界文学感到不满，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反映了西方的普世化（王宁称之为“世界主义”）野心。当然，即使在西方，对后一种说法的理解也是存在歧义的。对康德和歌德来说，它代表一种令人满意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将有更大的和平与理解。而对于继歌德之后的许多德国文学史学家来说，世界主义削弱了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世纪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时尚。丹麦批评家和文学历史学家乔治·布兰德斯则在他20世纪初出版的关于世界文学的著名文章中对这一点持保留意见，他得出的结论是：“直接为世界而写的作品几乎不能成其为一件艺术作品。”
在张江看来，西方理论——或者说，美国理论，或者是受美国启发的实践——遭受着“强制阐释”，即“基于译者的主观意图和目的来解释文学文本的行为，从而偏离了文本，违背了文本的文学旨趣，采用了预设的立场和模式”。在强制阐释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混乱的认识路径”中，后两个是常见的论证错误，并不是哪种文化所特有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前者指的是广泛征用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数学矩阵学、物理学和其他文学之外的学科理论工具，并且无视文本的历史背景的西方理论。关于这一点，张江的观点不同于王宁，王宁认为与人文科学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是真正的世界诗学的必要前提。张江认为，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主观预设，它是“强制阐释的核心要素和方法”，使“文本沦为理论的脚注”。
针对这四个特征，张江提出了“公正对待文本”和批评的“公正性”主张。以下是他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立场：
最后，批评的公正性体现在哪里？要充分认识事物，就必须认识事物的起源，认识其实际面目。这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文本实际包含了什么，意即文本的客观存有。其二，作者意欲表达什么，其表达是否与文本的呈现一致。其三，文本的实际效应是什么，读者的理解和反应是否与作品表现及作者意图一致。这是正确认识、评价文本的最基本准则。我们赞成对文本的深度解析，承认作者意图与文本实际呈现存在的分离，欣赏批评家对作品的精彩诠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以上述三点为基准，在这个基准上开展超越文本的批评。批评的公正性集中在对文本的公正上。文本中实有的，我们承认和尊重它的存在。文本中没有的，我们也承认和尊重它的缺失。
这一立场使得他比较赞同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他认为这两者没有其他西方理论所具有的负面特征，因为它们以文学作品本身为基础，不需要也不允许借助与文学不相关的学科。
尽管如此，还是会立即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张江论述了文本、作者与读者“意图”的“客观存在”，那么，问题是文本的“意图”是什么，批评的作用是什么。所谓“意图”，就是进行字面的阅读并尽可能接近地释义文本（即它的“客观存在”）吗？是作者想要通过文本表达的意图吗？如果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明显不符合新批评的原则，因为新批评创始者认为释义和作者意图是最受诟病的两大“谬误”。此外，即使严格按照张江的苛刻原则操作，文本细读仍然可能产生超出文学领域的结果，特别是如果要从历史语境角度追溯一个文本的“起源”更是如此，而张江在谴责西方理论总是依赖文学之外的理论时却支持这种做法。
张江给出了一些因“强制阐释”而出现错误的西方文本解读实例：詹姆逊对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小说《厄舍屋的倒塌》（TheFallof The House of Usher）的生态解读，以及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对《哈姆雷特》（Hamlet）的女权主义解读。公平地说，我们应该提到，正如张隆溪在《阐释循环、文本的完整性及阐释的有效性》（即将出版）中指出的那样，在西方理论中也出现了对激进的过度阐释的强烈反对。作为例证，他讨论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真理和方法》，并引用了翁贝托·艾柯的《诠释和过度诠释》中的话语：
如何验证作品的意图？唯一的方法是将文本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加以检验。这个观点由来已久，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义》中说道：任何对文本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被同一文本的另一部分所证实，都可以接受；如果被同一文本的另一部分所质疑，都必须拒绝。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内在的文本连贯性阻止了读者做出过度诠释。
由于张江没有给出正确阅读西方文本或中国文本的例子，所以很难准确地说他心中的“公正的”批评到底是什么。也许他所想的是一种类似于西方主题阅读的、根植于中国文献学的惯例性做法。其中一个例子是钱锺书1980年11月20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的一篇著名演讲，后来引用《论语》（17.9）中的“诗可以怨”为题发表。1984年，黄兆杰将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把标题翻译为“Poetry as a Vehicle for Grief”（诗歌作为忧伤的载体），但是张隆溪最近的译本（即将出版）把标题翻译为“Our Sweetest Songs”（最甜美的诗歌），这是取自钱锺书在该文中引用珀西·雪莱《致云雀》的一行诗句：“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这个标题的英文非常恰当，与相应的中文标题对等。
钱锺书在文中首先指出，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和孔子在《论语》都曾提到，诗歌——或文学——是悲伤使然，然而，人们对悲伤或痛苦与诗歌之间的联系关注得太少。他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张隆溪译本，即将出版）在钱锺书看来，对于诗歌的这四个功能，孔子本人并不侧重或倾向哪一种，但汉初（约公元前100年）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序言列举了中国古代的伟大著作，指出这些作品大多是由于流放、压迫、悲伤等原因而产生的。钱锺书还从司马迁开始，细致梳理了历代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孔子这句话的阐述。
《诗可以怨》初看似乎达到了张江的期望，钱锺书没有偏离正确的道路，解释了“有什么”。事实上，尽管他有时辩称诗人或评论家的某些言论与他们所说的似乎略有不同，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引用并总结了相关段落，以论证他在文首所论述的痛苦与诗歌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让他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奥尔巴赫的“出发点”。同样，钱锺书满足了张江从文学本身而不是理论出发的要求。在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张江所称的“民族主义取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要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就必须关注中国文学的现实。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创作的规律，阅读文学文本，探索这些文学作品的接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就这一点而言，张江反对文学理论的普世化：“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积极创造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才能取得成功。”
但钱锺书也曾指出，有时候文本的深层涵义比人们表面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这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暗示，让人们据此来阅读钱锺书本人的作品。1980年，他的文章原稿所发表的座谈会在日本举行。张隆溪在翻译笔记中指出，钱锺书在开头几段对他的日本同行的态度似乎过于谦虚：他似乎把自己当作学者中的土包子，即使是在提到自己的文学作品时也如此。张隆溪认为，钱锺书是在含蓄地批评一种反智主义，批评那种贬低、模糊甚至抹杀中国的知识遗产，包括钱锺书在文章中如此细致和丰富引用的文学传统的倾向。事实上，他对许多中国经典名著如数家珍并积极引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考古学、谱系学和对中国传统的复兴。
与此同时，正如张隆溪在注释中所指出的一样，钱锺书正在用他的演讲及文章来解答当时的其他问题，比如，他对曹禺1978年的戏剧《王昭君》的评论。女主人公王昭君是一位著名的汉代美人，汉朝皇帝的宫女，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大致在今天的蒙古）的单于。在公元5世纪的《诗品·序》中，钟嵘把她描述为一个悲剧人物，同情她一生远离亲人和家乡，她在中国人的记忆和文学中一直是这样的形象。钱锺书将她的悲伤与中国文学中其他著名女性人物的悲伤进行了比较，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妃，感叹她一进皇宫就必须骨肉分离。然而，在曹禺的剧本中，王昭君高高兴兴地北上，很高兴能为国家完成外交使命。张隆溪对这段话的解释如下：“这种修正主义的历史重写显然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议程服务的，钱锺书利用这篇文章阐明了他反对利用文学和艺术为特定的政府政策或当代政治服务的原则立场。”
钱锺书在文章的结尾提问，中西文学普遍认为的悲伤往往比快乐更能带来诗歌，甚至是更好的诗歌，是否存在“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文章的最后几句是：
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但不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在认识过程里，不解决问题比不提出问题总还进了一步。当然，否认有问题存在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
这几句话看似随意，实则在这里提出了文学在当时中国乃至普遍意义上所扮演的角色。显然，在钱锺书看来，这个角色就是去揭露问题，而不是忽视或压制问题。
尽管需要深度挖掘才能了解钱锺书文章的主题，但是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与张江的基本相同，即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相对于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地位。虽然钱锺书是在日本作演讲，但他运用的检验标准不是日本文学，而是西方文学。他从孔子和尼采开始，把中国的东西和西方（主要是欧洲）的东西进行配对比较。随后，他将自己引用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与雪莱、弗朗茨·格里帕泽、古斯塔夫·福楼拜、海因里希·海涅、乔苏·卡杜西、贾科莫·利奥帕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贾斯汀·科纳、阿尔弗雷德·德·穆塞特、埃德加·爱伦·坡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作品进行了比较。他将贝尼代托·克罗齐和瑞士文学史学家沃尔特·穆什格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并引用了尼古拉·布瓦洛、罗兰·巴特、黑格尔和雷纳·韦勒克的理论。
在钱锺书给出的所有这些例子中，中国的例子远远早于西方的例子。事实上，当他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艺术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些实例进行比较时，他说：“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更在周楫和李渔的两段话里粗见眉目，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钟嵘生活在公元5世纪，李渔生活在公元17世纪。钱锺书把他们加以比较并不是天真地沉浸在幻想中，也不是用法国比较文学家雷纳·艾田伯一句简单的“比较不需要理由”（Comparaison n’estpasraison）就可以解释的。相反，他是在为中国文学夺回其在世界文学中的中心地位，为中国文化夺回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就像邓小平一年前为中国所做的那样。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世界文学共和国》中使用的话来说，钱锺书也在以中国古老而丰富的、与西方相媲美的甚至是超越了西方的古典文学经典来重建中国的全球文学资本。换句话说，钱锺书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却从民族层面上构成了一种有意义的干预，从全球的“世界文学”层面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正是在为中国的“民族文学”摇旗呐喊。
张隆溪在其关于阐释循环的文章中开篇就提到了钱锺书，1986年钱锺书在著作《管锥编》中把“阐释循环”概念引入了中国文论。接着，张隆溪追溯了讨论阐释有效性的中西方论述，西方有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威廉·狄尔泰、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翁贝托·艾柯，中国有孟子和宋代学者欧阳修和朱熹等。张隆溪注意到，所有这些经典论述都在更严格和更宽松，更逐字逐句和更广泛意义上的阐释之间左右摇摆，他还发现，“想要理解文本，特别是经典的或规范的文本，并以一种不受艾柯所称的过度诠释控制或混淆的方式阅读文本的愿望去理解，往往意味着一个重大变革的历史性时刻。”
因此，我们或许应该把张江对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强制阐释”的坚决拒绝，理解为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所承受的压力的一个表现。他呼吁中国文学理论应植根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专注阅读，这是以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为基础的，当然，这种做法对同样拥有悠久文学传统的西方也是可行的。张隆溪的文章在阐释当今文学研究的现状时借鉴了这两种传统，这正是他文章的优势所在。不过，他也是受了钱锺书的影响，钱锺书的《管锥编》广泛运用了中西理论和哲学。
这样看来，张江所呼吁的似乎已经存在于中国文学传统之中。钱锺书的文章《最甜美的诗歌》（即“诗可以怨”）是“民族文学的”，但又不止于此。事实上，它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认为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管锥编》是如此，张隆溪的文章也是如此。我认为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从各方面来看都不是相互排斥的。我引用的布兰德斯那句话前面曾说过：“未来的世界文学将变得更加迷人，只要保留了艺术和科学等普遍的人文特征，民族的印记在其中出现得越多，它就变得越多样化。”“也许未来的世界文学理论也将是如此？”王宁、朱立元、张江等人的文章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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