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是指一九一九年新文学运动时期或之前的中国文学，作者是民国早期留欧学者宋春舫（1892-1938）。宋氏以《宋春舫论剧》（共出版三集）等中西戏剧论述著称，堪称晚清以来有系统地引进西方戏剧知识的第一人。返国之初任教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宋春舫以法语著述《海外劫灰记》（1917），借留学海外期间之见闻一抒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怀抱。《书城》在二○一五年分期刊出该书译文，让这本清新真挚的少年游记重为国人所见。
《海外劫灰记》并非宋春舫唯一一本法语著作。一九一八年，他在清华学校短暂任教后转赴北京大学，翌年即五四运动这一年出版第二本法语著作《当代中国文学》（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该书的出版者为《北京新闻》（Journal de Pékin）报社，而《北京新闻》系由法国外交部支持，于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在中国出版的综合性报刊。该书分小说、诗歌、戏剧三大部分，以中西比较文学的方式，重新检视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夹叙夹议，且附有部分作品的法语翻译。书的封面上特意标注宋春舫“北京大学教授”的头衔，可见是有意凸显其内容的可信度。
宋春舫不是第一位以法语介绍中国文学的作者。晚清驻法外交官陈季同（1851-1907）所撰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著作，如《中国人的戏剧》等，已是个中翘楚。然而，如果说陈季同是借由笔下明快流利且优雅的法语，让法国读者见识到中国古典文学之魅力，那么，宋春舫则是将目光转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当代”文学，注重晚清以来白话文学的发展，间接证明了中国文学的活力及与时俱进的潜能，而非只是供奉于高脚书柜供西方读者品味赏玩的精美古代文物。
另一方面，清末以来赴欧留学者固然大有人在，但以法语撰写的著作主要限于学位论文，如焦菊隐、陈绵、蒋恩铠、沈宝基、吴益泰、贺师俊、郭麟阁等学者，都曾以中国文学的单一文类或单一文本作为学位论文主题，而鲜少有人能像宋春舫一样长年优游于中西文化之间，持续在法语报刊撰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朱家健、张天方、敬隐渔等人未以学术著称，虽出版有简介性质的中国文学著作，然篇幅较为短小简省，在写作广度上也不比宋春舫。此外，曾仲鸣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过三本以中国文学为主题的论文、译作，然仅限于诗歌，未涉及其他文类。一九三二年，徐仲年出版《中国诗文选》，全书自先秦到民初按历史编年排列，于每一章节内又区分为诗歌、戏剧、小说、哲学、历史等五类，分项论之，最后一章论及白话文运动，还增列“散文”类，是一本带有文学史通论性质的文选。相较于曾仲鸣、徐仲年两人的诗、文选论，宋春舫的《当代中国文学》不但成书时间较早，不限于关注单一文类，且书名点出“当代”角度。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此次翻译，是根据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原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当代中国文学》法文本，感谢北京大学孟华教授、北大图书馆特藏部张红扬主任在译者调阅书籍过程中提供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译者
一、当代中国文学
事实证明，一个民族若难再产出文学杰作，多少便可说是其衰亡的征兆。中国文学给我们提供的例证最为撼人。中国的政治在过去五十年间衰败无力，莫说守住古代文学的光辉，就连延续唐代与元代傲人的文学传统，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少之又少，甚至可说是根本什么也不做。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作家之中没有谁对世界文学有什么贡献，让世界文学的分量再多增加那么一点。能跟泰戈尔相提并论的作家，在中国一个也找不到。
中国文学的光芒是暗淡了，但导致它衰颓的原因却很刺眼。明初以来，文学是古文的天下。康熙年间，桐城派蔚为主流。正是在这期间，出现各种无益的约束与规范，让文学作品个个像是同一个模子浇灌出来似的。古文派本质上敌视一切个性的表现，并且反对各种创新。谁要是想挣脱古文派的桎梏，谁就会遭受古文派群贤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其影响之大，钳制了一切意图自由的跃进。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重获新生且再度朝气蓬勃的社会里，自然而然会孕育出新的文学。正是如此，所以说法国大革命乃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古典艺术委身以符合其所用的贵族政权，大革命将它铲除了，从此宣布凡人便得享有思想的自由，普天之下，人人皆有容身之处。工业革命不也间接启发了左拉的作品吗？只有中国不是这样。纵然改朝换代，但中国仍然静滞不动。中国作家差不多可说是自外于世界其他民族，新兴的思潮沾不到一点边。结果就是把中国作家硬生生推到死胡同里，叫他们越发困在里头，到头来只知小家子气地膜拜形式。他们难以将目光放远，心态排外，而艺术的观念仍然相当幼稚。
虽然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作家不乏精彩杰作，但无可否认的，却是我们当前使用的语言着实硬生生缺少弹性，以致几乎不可能翻译外文作品。中西双方可说心无灵犀难点通，衍生的后果是中国文学作品始终笼罩在愁云惨雾里，没法拨云见日。
古典诗仍是文坛大宗。王闿運以《湘绮楼诗集》为题名出版的诗选，极可能继续受到青睐。此名士与家中老妈子之间的艳情，叫人想起米尔博（Octave Mirbeau）知名小说里的某些段落。之后陆续登场的诗人还有樊增祥、陈三立、郑孝胥等。这几位是作古典诗的能手，作品出色，其中樊增祥的诗作特别充满谐趣。然而他们忘记的是，诗作一旦写成，其读者就不是只有诗人自己，还得给其他平民大众阅读。这是他们的重大缺失。
以散文见长者，则有马其昶、林纾、缪荃孙等。他们延续桐城传统，恪守古文典范。其他作家则已受到外国影响。接下来略述之。
梁启超自然是个中翘楚。梁师事康有为，历年编纂报刊有《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其著作收于《饮冰室文集》。梁启超是当代中国作家著述量最多者。尽管他二十余年间参与政治活动未尝停歇，屡屡出逃，但他仍不断在各种报刊上刊载文学与政治方面的文章。其所擅长者，无疑是懂得如何普及欧洲的思想，并使其符合中国民众之心理。
创办《不忍》月刊的康有为，是个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即便一九一七年复辟失败后仍未改其志。无论如何，康有为足以自诩的是他树立了一家之言，诸多有分量的文人皆出自其门下，例如梁启超、谭嗣同、文廷式等。谭嗣同著有《仁学》一书，其英年早逝，颇遭惋惜。
同一范畴的文人还可列入蔡元培、章太炎、严复、刘师培等。蔡元培系专研哲学与美学之学者。作家章太炎之文章深入但晦涩难解。翻译家严复译有孟德斯鸠、斯宾赛、赫胥黎、亚当·斯密等人著作。刘师培则主办《国粹学报》。
中国小说有着光荣的过去。《西游记》《聊斋志异》，还有其他多本小说，皆为欧洲读者知悉。然而，不管是从形式风格或是叙事内容方面来看，中国小说现状实为凄惨可悲。总的来说，中国小说甚至完全不值一评。
欧洲小说汉译始于十九世纪末。然而译者对外国语言与风俗的认识不足，是故致力于译介事业者并不总能忠实传译原作旨趣。由于林纾的努力，让中国民众得以接触到大小仲马、司各特、欧文、狄更斯，甚至哈葛德等作家的诸多作品，虽说林纾译本常大为扭曲了原作。
欧洲戏剧在欧美当代文学里占有一席之地。萧伯纳、高尔斯华绥、辛格（Synge）、麦凯（Percy Mackaye）、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白里安（Eugène Brieux）、埃切加赖（José de Echagaray）、契诃夫等，都是广受欢迎的剧作家。不过中国作家却从来没写过什么严肃的戏剧作品。皮黄戏登台之后没多久，中国的戏剧与纯文学就此分家。中国作家完全摒弃了戏剧创作。
文学月刊《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初复刊，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翻开新页，让我们隐约看到不那么暗淡的未来。
《新青年》对语言、社会、宗教等主题都有相当明确清晰的观点。此为该刊特别出色之处。
中国语言之困难重重，不只外国人，就连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中国语言建立在庞大的文学基础之上，典故与譬喻繁多。就像掌握各种不同文学形式一样，要掌握中国语言少不得一番苦功。
所以，中文主要缺点就在于其繁复。前述《新青年》月刊的目标就是要将中文简化。
怎样达到这个目标呢？唯一之计就是彻底弃绝文言，仅用白话文。不只日常对话如此，诗文写作也当如此。此番改革恰似现代意大利语及法语形成之过程。当时人们召来这些语言，取代数个世纪以来早已被淡忘的拉丁语。原本在中古时代是常民使用的粗言俗语，如今已是温文尔雅，足以完美述说人类最微妙细腻之思想。
早在上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各种革新潮流已显而易见。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场文学运动如此激进又如此全面，也从未遇过如此强烈的反对声浪。某些因循守旧的文人装作满不在乎，认为这场运动既不理性也无关紧要。有些人则故意宣称，废止文言将会导致中国文学消亡。
《新青年》以先锋自许，让当代文学为中国所认识，其中讨论过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梅特林克等作家，以及柏格森、尼采等哲学家。他们的一部分作品已经以白话文译成中文。
若想通过生动精确的方式体会一个民族的心理与社会状况，当代文学事实上要比古典文学更占有优势。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可以了解俄罗斯农民受的苦难，以及上层阶级的贪污腐败。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历史小说扣人心弦，描绘波兰的不幸、历史之美，乃至其被并吞的惨况。相反地，认识但丁或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作家，或即便是较为晚近的雨果、司各特同一时期作家，只能给我们呈现历史方面的趣味……
二、文学革命辩说
元代戏曲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熟稔现代戏剧之技巧，更不是因为其风格形式之美，而是因为它彻底洞悉人生。无论什么时代，洞悉人生乃是各种不同文类的同一目标。俄国现代作家比其他地方的作家更深知个中道理，所以名列最优作家之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夫（Leonid Andre?ev）以及其他许多俄国作家都有这项共同特质：正因其本质来自于人性，是故作品具有普世性。
“为人生而艺术”，这是今日的文学唯一当接受的理论。与此相对的理论，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个理论既错误且危险，然而却曾在王尔德的作品以及十九世纪的法国喜剧里占有一席之地。固然他们笔下尖酸刻薄的神采迄今无人可及，其处理文学主题的手法世代留芳，然而文学到底源自于人生，难道其唯一目标只是就艺术层面精心雕琢吗？如果美与真实不过只是一体两面，那么诗人、剧作家与小说家在面对社会与道德问题时，是否真能毫无立场地保持中立呢？更何况，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正是决定人类幸福的关键呢。
毋庸置疑，元代以前的中国文学不幸正受到“为艺术而艺术”论点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文学贫乏枯槁，欠缺创造精神。
文学很快便沦为工具，仅供少数文人所用。事实上，到底什么是“八股”，什么又是“骈体”呢？“八股”自明代伊始以迄清王朝结束，宰控中国文人精神，而骈体则是一种格律工整的流行文体。无疑地，这些文学形式虽然经常可以将作者的文采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其作者却忽视了文学的根本原则，乃是文學即生命本身。
贫瘠苍白、矫揉造作，于是成了中国文学的特色。因此，现今没有什么比文学革命更迫切的了。《新青年》月刊正为其喉舌。它不但是这场文学运动的先驱，也是革命灵魂之所系。《新青年》之后另有两份期刊出版，即《新潮》与《每周评论》。这些刊物一开始的创立宗旨，是要鼓吹不管文学内容本质为何，写作时都要彻底使用“白话”。“白话”就是一般人平常说话所使用的语言。这一新兴运动发展极快，令人出乎意料。今天，《晨报》《国民公报》等两份北京的日报，以及上海的《时事新报》，都采用这种新的书写形式。就连中国现今最有声望、产量最多的作家梁启超，也都经常使用白话写作，这叫人看了怎不欢欣。
同意或反对使用“白话”者，各有各自提出的道理，在此我无意一一讨论。只需提醒诸位，以民众教育为诉求的呼声，如今到处皆可听闻，旧的文体已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文学应为众人皆可亲炙，而非少数文人之乐趣。一如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文论里所说，文学乃人生的批评。
因此，新文学运动先驱的作为并不令人惊讶。他们宣称，使用“白话”本身不过只是推广一种既精且简的形式，问题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他们力求把新的道德与社会规范灌输于民众精神里。对新文学的先驱来说，孔子的教诲已不足矣。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教诲相距现代生活甚远；另一方面，根据演化法则，经年累月的旧思想应该腾出位子给新的思潮。尽管在某些老一辈的士子文人眼中，推翻老祖宗的法则是多么大逆不道，但有识之士显然是同情新文学运动的。而那些老一辈的文人可总也不明白天下大势，固执且绝望地捍卫着某种过时的理想，即使这理想只有他们自己还觉得珍贵。
三、 中国小说：历史研究
中国小说的起源，一如中国戏剧的起源，同样被层层难解的谜团所包围。尽管有人认定小说在宋代已经勃兴，但若要说全面发展，恐怕还是元代以降的事。
然而，知名史家、《汉书》作者班固相信，非口传而用文字写下的小说可溯源自朝廷设立稗官之际。这是一种特殊的低阶文官，其职责在于记录民众的风俗人情与经济生活。根据张衡的说法，“小说八百，本自虞初”。《虞初》乃《汉书》提及的许多著作之一，小说应当起源于此。只是《汉书》所言的这些著作今已无一幸存，吾人难以论断其優长。到了汉代，“小说”一词所指的，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小说呢？恐怕并非如此。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这么说：《汉书》提及的大多数作品，其本质同于弗洛里昂（Florian）的讽世寓言或是《圣经》故事。另外还有一些作品的作者是以带有神秘色彩的笔法，论断长生不老之类的问题。
两本短篇故事选集出版于汉、魏、唐时期。它们分别是《汉魏丛书》与《唐代丛书》，收录志怪、想象故事，有时杂糅人物传记概略。其风格通常清楚明晰，其形式出奇精省，直至今日仍受赞赏。
就结构布局及角色人物方面来说，这两本选集里的某些短篇故事无疑可与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相提并论，且被中国文人视为同一文类中之最优者。因此《虬髯客传》毫无疑问可说是中国的罗宾汉故事。《扬州梦》真可说是世上最哀戚的短篇爱情故事，其字里行间皆有哲思，且充满戏剧效果，这是中国短篇小说里少有的特质。
公元二○○年到一○○○年间，小说产量之所以稀少，可以有好几种解释方法。其中最说得通的理由，就是中国人从没把小说看成是好的文学形式。错就错在孔老夫子。他对作家的影响，直到他过世后还继续不断扩大。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此话可真要了小说家的命。接下来的时代以复古为尚，打压无所不在，新思想的抒发、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批判，在在受到抑止。接下来的另一个时期，则是由于蛮族入侵，大唐陷落，导致时局动荡，中国内部纷乱。这给文学带来致命一击。
然而，中国小说很快就迎来它最好的时光。宋代不只小说产量惊人，就连诗词创作、思想论述也一样多产，虽说此一时期的诗歌与哲学多少有点卖弄的味道。据说宋仁宗非常喜欢听故事，没有一天不叫人给他说说奇闻轶事的。仁宗也热衷读小说。统治者的宠爱，往往是有利的刺激因素。自此，中国小说持续稳健发展。或许以下几种变化是观察的重点：
第一，小说家用以创作的语言是口语而非文言。这项进步至为关键，因为只有通俗的语言能够以更为生动且精确的方式描绘人事物，同时在表达思想时更为自由。若语言没从文言改为口语，小说或许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受欢迎。
第二，从这一时期起，小说的篇幅开始变长，以部或章节为区分。“章回体”于焉建立。元代戏剧成就出色，小说同样也取得长足发展。《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就是在元代末期出现的，并且广为流传。成书于清代的《红楼梦》是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无疑可与《洛娜·杜恩》（Lorna Doone）相提并论。此外，笔者还要特别指出《儒林外史》一书。大多数我们当代的作家都以这部作品为模范。
然而，在这些中国小说里，却似乎总可以感到作者对贫穷略而不见。知名的小说家几乎不太会在作品里谈到穷人。《红楼梦》描述的是富贵人家，《金瓶梅》讲的是地方乡绅，《儒林外史》说的则是书生文人。《水浒传》虽刻画行凶逞恶之徒，但他们并非贫穷之人。为什么我们笔下没有像哈特（Bret Harte）的《矿工》（Les Mineurs）那样的世俗即景，也没有像左拉的《酒店》（LAssommoir）和《土地》（La Terre），毛姆的《兰贝斯的丽莎》（Liza of Lambeth），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等等诸如此类的作品呢？原因在于，中国迄今鲜有或根本没有工业建设，所以工人阶级几乎还没诞生。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则是生性和顺，就跟旧俄时代的庄稼汉一样，内心自得其乐，不同之处只在于中国农民从不会耽溺于伏特加或者其他酒类之中。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大费周章，去抱怨那些本来就不需要抱怨的人呢？即便在当代的写实小说里，这种对于人生困境无关紧要的态度，仿佛也没有多大改变。
受到西方现代思潮涌入中国之影响，过去数十年间出现许多相关作品，兹列举其中数本如下：
《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描绘妓女生活。当中固然可以看到像《莎弗》（Sapho）里的芬妮·莱葛虹（Fanny Legrand）或是《茶花女》的玛格丽特那样的人物，但书中描写的大多数女性却是任性自私且无情的。其他写实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留东外史》《广陵潮》等，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优者。这六部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写实主义已经彻底胜过浪漫主义。
四、中国小说的特点
不得不带点羞愧地承认，每当我拿起托尔斯泰的小说，总是没有勇气卒读。长篇大作《战争与和平》卷帙浩繁，彻底让现代人打退堂鼓。比起十九世纪的人来说，这一代人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耐心要少得多了。这个现象甚至可以充分解释为何现代文学乃诗歌、短篇故事、独幕戏剧的天下，势力远胜过其他各种文类。话虽如此，但司各特、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还有，别忘了也得提一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长度来说，还远不及中国小说哩。《红楼梦》有一百二十回，分为二十卷。《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长度也不相上下。不过，说起篇幅延伸最长的，要算把故事编成用来说唱表演的底本。这种本子构成的文类，我们称为“弹词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有《凤双飞》，长度二十六卷。其他还包括《再生缘》《天雨花》等。这类型的小说特别符合中国妇女的口味。对她们来说，人生或许就只是无止尽地重复家里的烦心琐事呀！她们存在于世上的每一天都如此单调，充斥着无聊时光，而阅读弹词小说就是她们排遣无聊时光的唯一办法。
狎邪小说在欧洲自然也有，但数量微不足道。此外，这些小说过去不曾，未来也不会在欧洲大受欢迎。然而，带有淫意的片段却是中国小说的常客，几乎每本中国小说里都能找到。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中国小说里的淫意不过就是意淫，不能用写实主义的角度去看，也不同于薄伽丘、左拉等作家某些作品里的元素。例如，布兰托姆（Brant?me）的《风流夫人》（Les Dames galantes）就不等同于《金瓶梅》，因为这类型中国小说里所营造的淫意并非建立在鱼水之欢的事实本身，而是通过什么方式去描写这件事情。虽然有这类作品的存在，但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是个放荡淫欲的民族，因为中国人对性爱的态度，甚至到了今天都还被视为是全世界最纯洁的。之所以有这些败德诲淫之书，唯一该负责的或许就是中国语言，因为它不但巧妙，并且丰富。像中文这样叙事能力强大的语言，我想在其他现存的语言里恐怕很难见到，除了波斯语以外。
中国小说的另一项特点，乃是历朝历代除了史官笔下保留的正史年鉴之外还有小说，虽然这些小说不管涉及朝代为何，几乎全是宋代以后写成的。《开辟演义》和《女娲补天传》通篇描述开天辟地的经过。关于后续各个朝代历史的小说，根据其时代先后次序则为《少康中兴记》《封神榜》《列国志传》《兩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征东征西》《岳飞传》《英烈传》。
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历史是取之不竭的文学素材。所有历史人物都带点浪漫色彩。就算一开始没有，后来也很容易变成有！
中国古典小说少不了套数。要是小说主题无关乎历史或爱情，那还真不知道在故事里能放进什么哩！中国小说每一回起首，固定不变要放上“却说”两字，翻译过来差不多就是“关于”的意思；每一回结尾则必定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意思就是“如果您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请您听好下一章回里将向您说的事”。这两句相对称的表达法就好像章回标题一样，用稍微不那么直接的方式，略点出下一章回里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因而激发读者的兴趣。当代小说作家完全不打算抛弃这些套数，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仍然倾心喜爱结构工整对称的诗句，像是“白玉钏亲尝莲子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云云。
中国小说发展迟缓，基本上可以说是受了“团圆主义”这种奇怪的人生观影响。莎士比亚说“凡事结局若好，就是好事一桩”，这句话大概是唯一可以用来解释“团圆主义”人生观的，而且意义还算接近。为了让诸君明白，此处以一出著名的中国戏剧《目莲救母》说明。目莲的母亲原本极度虔诚，乐善好施。见有僧侣化缘必定以斋饭供养，并且长期烧香念佛。有天她的儿子莫名离家，远游修行，自此杳无音信，不知下落。失子一事让目莲之母完全转变，以致不久之后，她对宗教的态度有了十万八千里的彻底改变。
过去，她曾带着无以名状的喜乐供养衣食予僧侣，如今却开始将他们悉数赶除，斥责殴打。她甚至毁弃灶神神龛，哪怕从前她在灶神面前说尽多少内心话。无比绝望的她在痛苦中病倒了，五鬼将她搜捕带回。在另一个世界的主宰面前，她承受各种难以想象的酷刑，然后被押送到阴曹地府去。多亏她儿子无与伦比的善德美行，她最终被释放了，而她的儿子之前之所以四处杳无音信，纯粹就只是因为他想外出追求长生不老之道。
这出戏的结尾，如果是目莲的母亲对宗教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该会是多么有意思啊！打倒偶像自然令人振奋，而且根本上是很有戏剧性的。不过，若是对离经叛道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让其受到惩罚，中国观众恐怕要坐立难安的呀。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不怀疑宗教的。中国人不能相信正直之人常无回报，而作恶多端反而常常逍遥法外！
爱情小说的结局如果不是结婚，一般总被读者认为不合乎情理，要不就是被认为不符合道德教化。《红楼梦》是世上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之一，故事以女主角香消玉殒作结。光是这样，就足以引起许多人的责难与不悦。于是自此之后衍生出许许多多续作，让读者看到林黛玉死后还魂，结局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是中国最重要的戏曲作品之一，可惜原作第四本结局没让男女主角成婚，于是就有另外的剧作家，特意给它加上第五本，让男女主角终成眷属。《水浒传》的结局是亡命之徒从此安居乐业，但是中国读者看到逞凶作恶之徒竟也可安详度日，心里肯定格格不入。于是俞仲华编写续集，让一百零八条好汉陆续被逮捕、斩首。诸君若读过吉卜林小说《消失的光芒》（The Light that Failed），就不免想起这部伟大的英国小说竟不幸地与《水浒传》续篇有相似之处。
中国人被这种谬误的人生观欺瞒着，一旦失去反而难于度日。正因为这种观念影响，以致外国人从没法真正了解绝大多数的中国小说。即使中国小说之中肯定不乏佳作，但也从来无法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五、小说在中国的影响
小仲马宣称戏剧有一种纯粹绝对的力量，在民情风俗方面所展现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不过小说倒也不能不说是从一开始出现时，就已经在社会与政治领域里扮演着举足轻重且具体有效的角色。吾人岂敢质疑《爱弥儿》（?mile）、《尼古拉斯·尼克贝》（Nicolas Nickleby）、《黑奴吁天录》的影响？各种思想正是从这些想象的作品里渐渐孕育且落实成形，而这些思想继之成为一连串既定事实，使民族律法得以修订，启发个体的所作所为，不但促进社会前行，并且激励个人心灵。中国小说一如其他国家的小说，为证明此一真理给我们提供了最肯定的证据。根本上来说，所有小说—中国小说也绝不例外—都有个道德难题摊在读者眼前，经过争辩之后，最终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解决。有朝一日当我们自己身陷类似的境况时，书本里的记忆就不知不觉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了。从小说书本里衍生出的想法，甚至可普及于不读小说的人身上，因为这些想法在我们周围四处飘荡扩散，形成一个时代的道德氛围。
《水浒传》 史上首度成功地完全占领天朝帝国的外族，乃是蒙古人。这个种族的人豪放纵情恣欲。于是乎，他们自然完全不懂统御之术，特别是要统治一群柔顺服从的汉民族。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硬生生把枷锁套在汉民族的身上。只是，当社会情况实在变得忍无可忍时，施耐庵判断天翻地覆的转变时刻来临了，便出版《水浒传》，借此致力唤起同胞的反抗精神。尽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倡导人皆生而平等，但施耐庵却认为，只有在不见容于社会的边缘人群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民主与人性的正义，因为他们保有一部分人类原始的天性。这样的理论显然说不太通，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它的而确之是一股引导中国步上新命运的力量。在小说《水浒传》里，施耐庵以无比昂扬的热情，向读者描绘他理想中希望见到的新生社会。即便在这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还是有个首领，但他的地位其实没比其他人高出多少，而且他想成为首领一事也不断在作者笔下被嘲讽。
《水浒传》的影响深远，因为这是第一本以正面态度鼓励反抗与争夺的小說。正如人们一而再再而三肯定的，是这本小说的出现，导致了元朝的迅速覆灭。
《红楼梦》 《水浒传》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红楼梦》的影响却在于文学层面。这是唯一一本把爱情认真当作一回事的小说。女人可真是中国人非比寻常的民族偶像呀！人们总把心头上最好的位子留给女子。时至今日，仍然时不时听到文人欣喜若狂称道：“男人是泥做的，女孩儿是水做的。”王尔德在他一出荒唐滑稽的喜剧里，向读者昭示他对泪水的不屑。可我们这唯一一本爱情小说《红楼梦》却完全不是这么想的：女子落泪时的容颜，无非是她唯一聊以自慰之事。或许可以这么解读作者颇不落俗的想法吧？女子珠泪渐渐滴，柔情娇媚点点增！
《红楼梦》的这位感性小说家，其雅致文风及其对女子的观念，为许多后继者树立典范。言情小说迄今仍为风尚。不过就是几年前，我们同时代的一位小说家也尝试同类作品，出版一本题为《泪珠缘》的小说，堪称小型《红楼梦》。人们图的不过就是让人类的泪珠永垂不朽呀！
此外，《红楼梦》历代都被视为文学史上的谜。喜爱本书的读者在字里行间找出或者试图找出种种蛛丝马迹，在警句中看见渺不足道的隐含之意。书中人物固然是虚构或仅为寓言，可有些读者试图将他们对应到历史人物身上。其实呢，这样做就是把事情看得太过认真了呀！
根据这些人的说法，《红楼梦》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顺治皇帝和他所深爱的董妃。同类型的批评研究中不乏能者，在提供宏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为我们召唤出最微小的历史细节，而这些细节甚至是逃过史家法眼的哩。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些批评研究之中，最知名且最佳者，当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著作。
弹词小说 “弹词小说”的社会影响不容我们忽视。这类小说原本就是为传唱而编写。时而出于专业艺人之口，时而唱于私人聚会之所。这种带有部分说唱的作品，乃是女流之辈心头好，凡喜爱者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女子。女子玉洁冰清不容毁的教诲，正是通过弹词小说成功灌输于这些女读者的脑海。如果今天的中国女子远较天下女子贞节，始终无怨无悔忠于丈夫且不计较其是否值得托付终身，恐怕正是这些小说的功劳哩。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作者无疑是军事专家。他笔下规划的非凡谋略，让后世许多厮杀战役都还以此为师。清代初年某知名将领就曾对其部属坦荡宣称，说他一切辉煌战绩必得归功于《三国演义》。
中国小说对中国戏曲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容置疑。关于此点，本书后续章节会再详述。此处暂且只需指出，天朝民众将坊间流行小说改编为戏剧，本是惯常之事，其渊源起自《唐代丛书》选辑里的精彩片段被编为《会真记》演出。其实中国小说不仅在传统戏曲作家之中大受欢迎，就连现代戏剧作家也深好之，不论他们平常如何宣称自己有多激进。于是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戏院看到《馒头庵》《黛玉葬花》之类的演出。话虽如此，却很少完整演出一部中国小说。原因在于，大多数的中国小说不过就是短篇故事集结起来的。这些故事多少都称得上是匠心独具，结构精巧，分别拆开搬上舞台演出不是问题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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