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辉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一、晚明本朝四六文选本所见四六文发展之情形

四六文的艺术成就自宋以降，呈持续衰弱的态势，至明代中叶，遂一蹶不振，出现了“多门面习套，无复作家风韵”的弊病。清人诟病明人四六文作家“抄袭皮毛，转相贩鬻，或涂饰而掩情，或堆砌而伤气，或雕镂纤巧而伤雅”，明人自己对这些弊病亦有所察觉，沈德符以隆庆二年为分界点，云“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以故陈玉垒、王对南、于毂峰辈，犹以四六擅名，此后遂绝响矣。”至近代，骈文研究渐为火热，明四六文一隅却鲜为问津，以其创作缺乏作为文学内核的情感，被视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学”。

　　然而，明代四六文创作所处的时期比较特殊，四六文在此衰落，又在此崛起。清代骈文的中兴，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在晚明即万历中期迄清初大概半个世纪间，不少文人对有明以来的四六文创作进行重新审视、批评、总结，力图一改时人骈文创作疲敝之风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从当时刊刻的四六文选本中的凡例、序言即可见出。明人选本朝作品的选本，最能代表明代四六文创作的成就。虽然明代四六创作整体成就不高，不过经过选家的排沙简金，仍能找出不少优秀作家及优秀作品，如金门作家蔡复一即是其中之一。

　　本文将从晚明明人选本朝四六文选本切入，考察处于晚明四六低潮与清代四六中兴之间的过渡期中，蔡复一四六创作的思想及其成就。蔡复一所处的时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不管在诗坛，还是在文坛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四六云涛》《四六新函》《四六金声》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当时的主流创作观。但因钟、谭二人与蔡复一的密切关系，又不能排除他们在选文的时候带有偏见，故另选晚明张师绎的选本《四六灿花》作为主要参考对象之一，对蔡复一的四六文创作进行研究。

二、选本中选文标准所体现的蔡复一四六文创作的特点

蔡复一（1576～1625），浯屿（今金门）山兜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明熹宗时官至兵部右侍郎，贵州土目安邦彦乱，操劳军中，病卒于平越，赠兵部尚书，谥清宪。著有《骈语》五卷、《续骈语》二卷等。明代以八股文为时文，诗歌创作一度被视为“小道”，四六文就更不用说了。时人在评价他人创作水平高低时，基本上不会言及四六，更不会以四六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标准。以致于就算有此种文体的创作高手，也往往被忽视。蔡复一即是如此，《明史》对此根本只字不提，只有在其友人的著作及地方志的记载中对其四六创作大加称赏。

　　比如同乡友人蔡献臣称其“学博才高，下笔千言，弱冠尤工四六”；晋江何乔远诗云“有时四六尺书通，翩如入海戏群鸿”，书信云：“读《爨余全编》，如入武库，用字用事，天作之合。”又在《闽书·英旧志》中说“复一博学才高，下笔千言，兼工四六。”可见，蔡复一的四六创作在其友人中甚有名气，那么是否只是其友人的过誉之词呢？其实这些赞誉并非虚语，从四六选本的选文情况中即可看出。笔者对张师绎的《四六灿花》及钟惺的《四六新函》中的收录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钟惺《四六新函》所收录的作家共计219人，作品580篇，选蔡复一作品23篇，数量仅次居于收录数量第一的许以忠之后，占全书选录篇数的3.9%；另外，张师绎《四六灿花》所收作家共计194人，作品523篇，选蔡复一作品25篇，收录数量在该书收录作家中居于首位，占全书篇数的4.7%。两部选本中涵盖的作家大部分只收录一篇作品，仅蔡复一一人就收了二十来篇，可见选家对蔡复一的作品评价相当高。如果说钟惺与蔡复一为好友，在选录上或许存在偏好，那么与蔡复一毫无交往的张师绎则甚于钟惺选了25篇，就说明蔡复一好友对其四六创作的赞誉并非虚语。

　　两本明人四六选本中，收录数量居前四位的作家分别为许以忠、蔡复一、吴明郊、诸葛升；蔡复一、卜豫吉、樊王家、毛应翔，这七位作家中，除蔡复一以功名著于《明史》外，其他六人皆无记载。再次印证四六文这种文体在明代文坛中地位低下，且不受关注的事实，难怪蔡复一说“雕刻而至于四六，益下矣。”蔡复一的四六创作成就因选本才得以昭彰，不仅如此，选者的选编思想、选编体例还突出了蔡复一四六文的创作成就及特点。

　　《四六灿花》选录蔡复一作品的数量已经表明其对蔡复一四六文创作成就的肯定，换句话说，蔡复一的作品是符合张师绎四六文创作观的，那么张师绎所言的四六文创作标准、特点，蔡复一被选的作品亦应具备。《四六灿花》凡例云：

　　四六之体，始基于汉魏，淫裔六朝，严于唐，逸于宋，而滥觞于我明。无论黄初之丽藻阒如、建业之繁华妙当，乃仿唐者多矜饰未圆，学宋者辄散缓弗饬。又有一种跳于不唐不宋之外，间出无聊杂于或唐或宋之间，只寒暄而已，几成嚼蜡。仅伛偻为恭，何用镂尘。

　　很明显，虽然四六文的创作唐代严整、宋代轻逸，但是张师绎却以汉魏为宗，指斥时人模仿唐代只知道雕饰却不能浑融、学宋代的轻逸却疏散而不知整饬。卜履吉在序中批评这些作品“黄白是图则惟其灿然而已矣”。还有更甚者，所作出于汉魏六朝唐宋之外，将四六俚俗化，以为自成一格，实际上味同嚼蜡，毫无美感。又所作四六文“仅伛偻为恭”，感情色彩势必浅薄。这些不过是以“复古”及“求新”两种方式寻求四六文创作的新道路，不过皆以失败告终。钟惺《四六新函·序》亦病自唐以后的四六制作或“止习虚词，藻缛纷华，全无旨趣。”陆雨詹在《四刘云涛·序》中，更以厉词谴责那些当时四六文皆“谀语衣衣，寒士酸词，令人面赧入心，呕作噫羞矣。”

　　针对这些弊病，张师绎等人对四六文创作的各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张师绎《四六灿花·凡例》云：

　　（四六）果如王骆诸贤，神采陆离，庶不贻讥于浓艳，何必似眉山兄弟，情辞爽恺，乃可无憾于寂寥。且奉上答下，祝颂不废箴规，即抒愫写悰，祛练仍兼洒脱，隔千里如面谈，合万形皆肖貌。斯邮简之秘宝，骈语之稀珍也。若以襞积而涂蜡泽，爰从枵腹而运枯毫，自谓名流宗派，实为先正罪人。

　　钟惺《四六新函·序》言四六制作要：

　　有如措词天设，寒暄尽恰其素心，命意日新，妍强各开其生面。双声叠韵，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连珠，爰立其端严之体。

　　卜履吉《四六燦花·序》则言：

　　古之大臣所以贡陈宣略于庙堂者，语皆灿然，特未尝以意铸炼之，而要其对尊严之体常，贵整齐而不尚纷错，即谟训足以境也。又奚俟格调之下衰至李唐、赵宋乎？又陆雨詹《四六云涛·序》云：

　　（钟惺《四六云涛》所选作品）迨披之新灿景云，标丽流丽，行云飞采。既脱从来尘垢，亦无系来痴之横溢。声之镗鎝，若鸱鸮披素旌以前导，而天吴鼓以随之。

　　关于四六文的辞彩，也就是四六文的形式问题。“丽”自不必说，这是自骈体文成型以来，作家的共同认识，也是骈体文的特点之一。骈体文与汉赋的渊源关系不言而喻，最初汉大赋乃是庙堂文学，它的功用是“奉上答下，祝颂不废箴规，即抒愫写悰，祛练仍兼洒脱”，即在具有传统讽谏功能的同时兼以讽谏。汉赋自张衡以后才发生转变，抒情小赋的创作蔚然成风。不过齐梁以来，徐、庾承汉大赋的“丽”“偶”的特点，于庙堂上一扇骈风。既然是庙堂文学、贵族文学（这种情况到宋明以后发生变化，张师绎自己在《凡例》中也说“四六之用，上自金门紫闼，下迄冷局散官”，已经不局限于庙堂了），就必然要严肃，对“丽”的程度也就有所限制，即可以有“神采”而不能“浓艳”。要使四六文达到“神采”与“严肃”兼顾的方法在于“未尝以意铸炼之”“恰素心”，就是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然抒发，词语“天设”与情感“素心”的自然结合。如果只是“襞积而涂蜡泽，枵腹而运枯毫”的丽辞堆砌，且不说文章无生气，对作品的接受者（帝王、师友）来说是不尊敬的、对骈文这种“端严之体”来说也是一种亵渎。所以，张师绎才会谴责末流骈文作家是“先正罪人”，并强调“素心”和“愫悰”，就是要使四六文的创作回归到抒情的路子上。

　　而文辞和情感只是四六文创作的基础，要写得出彩，还需要在声律和新意上格外注意。四六文不仅在形式上整饬，高手在声调上更是讲究，运用“双声叠韵”等创作技巧来达到朗诵时“镗鎝”的艺术效果。而要出新意就比较难了，新意能从两方面出之：一是用僻典，表达同一种情感；二是以不同的词句组合，使用同一个典故；三是典故的反用；四是在题材上出新。以上不仅是四六文鉴赏家的四六文创作思想，也是这些四六文选家的选文要求。也就是说，张师绎与钟惺所选的58篇蔡复一作品，大致都具备上述的特点及要求的。这58篇作品在某程度上代表着蔡复一四六文的创作成就，是蔡复一四六文研究的重要作品。

三、蔡复一四六文创作观及其创作实践

蔡复一现存作品中，涉及四六文创作观的文章仅有《爨余骈语引》一篇，其内容为：

　　雕虫刻鹄，壮夫不为。雕刻而至于四六，益下矣。余初尝拈笔，友人李端和曰：‘子则工矣，然今去为两司，屠龙之技无所用之矣。’逮入楚，酬酢不能费，敢办咄嗟，安得从容？问代斫间，以缓者属诸生草创，而其词皆袭也、腐也、谀也，意不能已，复自拈弄，积四年得五卷。学问政事之晷，十夺其二。刻之以志苦，且志愧。刻成，自覆之，仅不能袭而已，而其腐与谀，固自若也。噫！即使不腐不谀，亦虫丝鹄毳，壮夫不屑唾，况腐且谀之无以逾代斫者，而敝敝焉，役精神为之，以夺其学问、政事二分之晷乎？专此精神于学，学必成；专此精神于政，政必举。是吾过也。

　　引文中所阐述的对四六文的观点比张师绎等人更为激进，张师绎等人认为四六继承了汉大赋这种庙堂文学的讽谏箴规功能，具有实际意义。而蔡复一却认为汉赋是“雕虫小技”，四六文更是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而且还非常耗费精力，会影响到学问的研究和政事的处理。蔡复一会对四六文产生这样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骈文作为汉大赋这种“庙堂文学”的遗绪，到明代已经变为“官场交际文学”，其严肃性已不同往日，变成了“寒暄体”，内容空洞，毫无真情可言；另外，文辞上的抄袭、套用风气已经使当时的四六文创作称不上是创作了，只不过是词句的拼接。由此与汉赋进行对比，四六文自然是更下一层。

　　针对时人四六文创作“袭、腐、谀”的弊病，蔡复一在进行四六文创作的时候自然会尽力避免出现这些问题。不过出于“雕刻而至于四六，益下矣”的看法，又以官场应酬而不得不为作为创作动机，以上三种弊病自然也难以完全规避。所以他在评价自己的四六文时认为“仅不能袭而已，而其腐与谀，固自若也”。蔡复一《爨余骈语》五卷、《续骈语》三卷，合计作品616篇，其数量之大，要蔡复一每篇都规避掉“三病”，从整体上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显然是有困难的。而选本的功能就是从616篇中选出符合上述四六文创作思想及规避了蔡复一所说的“三病”的作品，张师绎、钟惺合计选了58篇，这58篇经笔者统计，重复的篇目有12篇之多。这说明了二人在选文标准上的相似性，并且这相同的12篇作品是58篇中的精品。现以其中《与郎署同志》为例，看看蔡复一是如何规避“三病”的。原文如下：

　　汉署谈兵，常笑为郎之老；武溪听曲，始知作吏之劳。何者？千里鸿哀则心痛如病，两衙蜂拥则体顿若酲。况乎苗横备驰之乡，饷竭兵骄之会。狺犬非舞干之能格，牢乍补于亡羊；饥儿岂折箠之可笞，眠无殊于报虎乎？翻思曩者，官枝月闰，署冷云闲，得以晤语名流，醉心往牒。拄西山之笏，似是马曹；赏流水之琴，非无钟子。清都旧福，忽飘堕于修罗；山鸟今笼，犹低回乎故岫。情所至也，岂不然哉？

　　缅惟台丈鸣佩握兰，居则胜矣；高牙大纛，行亦随之。则咏风築金之台，醉月击筑之市。异书可购，胜友相过。言开肺腑之言，事舒眉目之事。此官此地，何日何年。勿如弟梦里役夫，空自哂于列子；车中新妇，复同叹于曹公也。然鹿骥性乖，鷃鹏见隔。如或君民之志，惟许忧先；文武之才，偏推宪远。则固宜染俊豪以恢识，量横今古以酿经纶。曼倩陆沉，难预翘才之馆；山公水镜，岂入步兵之厨？信抟风吹电之羽毛，绝丰草茂林之拟议矣。若某者长短有分，流坎随缘。偶成郢客之书，几作楚狂之态。高张迷路，徒握草以彷徨；班尹竟宵，或开函之仿佛。能忘将伯，不尽跂予。

　　万历三十八年，蔡复一在京师服官刑曹,万历三十九年归里，同年迁湖广参知，疾驰入楚。根据该文提及的楚苗兵变事件，可以得知该文作于万历四十一年兵变后不久。起句所用典即紧扣书信的接受对象“郎署”，“汉署谈兵，常笑为郎之老”连用颜驷、冯唐两个与郎署相关的典故。冯唐事广为人知，兹不赘述引（见《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颜驷事引自《汉武故事》：

　　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尨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冯唐与颜驷的共同特点是都为郎署武官，且老来得志。一般引用此二典都是用来表达不得志的悲郁，蔡复一反用之，以“笑”来表现当时年少有为的得意之态。不过对句却以反对的手法来反拨前句，“武溪听曲”指的是朱熹游武夷山所作的《九曲棹歌》，“始知作吏之劳”，说的是蔡复一见了《九曲棹歌》所描写的闲情逸致，才体会到做官的辛苦，写得生动自然。“千里鸿哀则心痛如病，两衙蜂拥则体顿若酲”一联，张师绎、钟惺皆于该句注“《小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其实不过是直述而已，何必说是用典。蔡复一入楚以后，事务繁忙，四年未尝归家，看见鸿雁生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以下两联则用典兼直陈，“苗横备驰”“饷竭兵骄”都是当时实地情况的描写。蔡复一《上叶台山相公》：“苗生聚日繁，而我兵政日坏，共兵六千余，一参将、一守备、十八哨官，积弊相沿。内则尅兵财以肥己，外则虚兵粮以奍苗，而饷半派外郡，逋十余万，额缺三年不给。去岁二月初十日，兵譟而出。”这封写给叶向高的信作于万历四十二年，“狺犬非舞干之能格，牢乍补于亡羊；饥儿岂折箠之可笞，眠无殊于报虎乎”与信中的内容一对，句句皆是实录。

　　之后笔锋一转，回忆以往在郎署清闲的日子。“翻思曩者”一联都是散句，却写得不失文采。“拄笏”一联又用事对来描写闲散的生活，一以东晋王徽之“拄笏看山”典，一以钟子期“高山流水”典。后者比较常用，蔡复一借以表达自己与郎署同僚深厚的友情。王徽之典出自《世说新语·简傲》：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用以表达当初在郎署时，虽身处宦途仍有如王徽之一般的闲情逸致，能够忙里偷闲。接着笔锋再转，把往日所居比作清都、故岫，今日所处比作修罗、鸟笼，这一联也算不上是用典，只是以形象的比喻，突出今昔的差异。然后以高渐离、曹君弘事直陈自己与郎署同志不忍离别的深切之情，又以《庄子·逍遥游》中鷃鹏的故事、《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自比“禽鹿”的典故自惭才能不及郎署诸友。接以东方朔、司马徽这样的智囊型人物喻郎署友人，以“楚狂”自比。此处“楚狂”典是反用，来说明孔子有一套行得通的救世之法，他的积极入仕是正确的，而楚狂自己不懂治国之方，只能以佯狂、嘲讽孔子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湖广天灾人祸，难以料理，蔡复一殷切地期望远在京都郎署的友人能够给如“楚狂”的自己指点迷津。

　　这篇四六文笔锋频转，在今与昔之间来回跳跃，呈现今与昔境况的天差地别。今日的描写不失事实，以直陈、比喻来描述；昔日的生活及与友人的友情则以直陈、用典的方式来呈现，不仅没有刻板的毛病，而且文意清晰，骈散结合恰到好处，无生硬之病。不仅如此，这篇四六在声律上也有些讲究，如一联之中：

　　

　　基本上每联的尾字都平仄相对，个别句子在句内偶数字处也与对联相应处平仄相对，使该四六文不仅具有对偶的形式之美，更兼律诗的声律之美。

　　可见蔡复一的四六文能够“情”“丽”兼备，不为文体所牢笼。另外，其在四六文的题材上更有开创之功。钟惺《四六新函》和张师绎《四六灿花》都是以四六文的接受者的官职分为十二卷，而且蔡复一擅长于以兵部、刑部、蕃臬为对象的四六文创作（此类收录蔡复一作品最多）。不过这种分类方式，只体现了四六文作为官场交际文学的一面，并不能体现四六文创作的题材范围。谭元春《四六金声》的分类方式则是以节序、庆贺、敦请、候问、上陈、复答、寿旦、婚姻、送迎、拜谢分为十卷，这种分类方式显然更具四六文题材的参考价值。其中张师绎与谭元春所共选的蔡复一的《慰张黔台断弦启》一文，可以说在四六文题材上具有创新意义，该文内容如下：

　　伏以方耀法星，胡沈宝鹜。乃知下车之雨，果有入灶之风。象服宜并于山河，鹭台遂归于瑤岛。恭惟台臺方忘家而图国，孰与襄中；待旦而勤民，独孤问夜。盖大臣之失德配，缺陷系于家邦；然良翰之显大，师荣哀垂乎国史。在下吏宁忘开戚之怆，冀达人勿殢悼亡之诗。某执奠无阶，奉慰偏后。惟贤内助，何敢云漆园叟之无情；以理豁哀，聊复述宗少文之故事。伏惟义怀君民之重，命通昼夜之知。解释腹悲，陶写神律。益弘覆露，以为物天。

　　以丧偶为主题的四六文不太多见，出彩之作自然更少，该篇就是以丧偶为主题的难得之作。关于这位张黔台的具体身份，查《贵州通志》巡抚都御史条，万历至天崇祯间张姓巡抚只有张鸣鹤一人，故张黔台应为张鸣鹤无误。开篇即以“宝鹜”“法星”分别指这位张鸣鹤和他的妻子。《晋书·天文志上》：“石氏云：‘（北斗七星）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也。’”“宝鹜”不知出自何处，不过前句既以“法星”指女主，对句“宝鹜”自然不能再重复，以此推测“宝鹜”应指张鸣鹤。接下来盛赞张鸣鹤潜心事务，颇有政声，即“下车之雨”之所指，典出《礼记·乐记》：“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黄帝之后于蓟。”后引申下车为到任之意，而“雨”则喻指恵政。对句“入灶之风”或用蔡邕焦琴典，参读沈炯“为我弹鸣琴，琴鸣伤我襟。半死无人见，入灶始知音”句可以得知，沈炯以枯桐自喻不为人识见，待到被当废材掷入灶中才被如蔡邕一般的知音者所察觉，故此处化用焦琴典无疑。蔡复一亦用此典，来体现张鸣鹤夫妻二人的相知之情，也是以此引出下文言其妻子的辅佐造就了他如今之成就的结论。然后就是劝慰张鸣鹤不要过度悲伤，通过事对兼以反对的手法来表现。事对一引“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事，一引南朝宋宗炳“妻罗氏，亦有高情，与炳协趣。罗氏没，炳哀之过甚，既而辍哭寻理，悲情顿释。谓沙门释慧坚曰：“死生不分，未易可达，三复至教，方能遣哀’”事。前者反用，以与后者形成反对。“何敢”二字就说明了蔡复一深知张鸣鹤夫妻二人感情之笃，张鸣鹤不可能对生死看得如此之淡，若用庄子“击缶而歌”事来劝慰他，显然是不近情理的，故对句用宗炳事来达成他劝慰的目的。宗炳妻死，他有一个从“哀甚”到“哀遣”的过程，这与庄子事相比显然是更符合情理，而且更符合张鸣鹤当时的际遇。这一联不仅是“反对”艺术技巧的巧妙运用，从典故的选择上更体现了蔡复一站在接受者的角度考虑，真心实意地想要达到劝慰张鸣鹤节哀的目的，而不是流于形式上的问候。

　　综上，可以见得蔡复一在进行四六文创作时，能够兼顾到典故引用的恰当、声律的和谐、情感的真实表达。马士奇在该篇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曰：“丧内之启，无套可袭。此公亦铺列词华，犹见作手。欲使节哀，先说不得不哀，甚至操纵之法。”

　　“丽”作为四六文的标志性特征，蔡复一可以说是完美地把握了具有严肃性的“丽”的呈现。但是其四六文的成就并不在此，而是四六文创作中作家“真情”的复归，从上面两篇作品即可看出。蔡复一试图将僵化的四六文的创作拉回言情、叙实事的正轨上，而他的作品又被选家广泛收录，证明了晚明四六作家和选家已经意识到四六文创作所存在的弊病，并自觉地通过选本的出版和理论的构建以期革除这种弊病，后来清代的骈文能够中兴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清）孙梅辑：《四六丛话》，《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9页。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0页。

　　[4]（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5]（明）何乔远：《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6]（明）何乔远：《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7页。

　　[7]（明）何乔远：《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44页。

　　[8][18]（明）蔡复一著，何丙仲点校：《遁庵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37页。

　　[9][12][17]（明）张师绎：《张梦泽先生评选四六灿花》，《故宫珍本丛刊》第620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4页。

　　[10][13]（明）钟惺选注：《四六新函》，明末刊本。

　　[11][15]（明）钟惺辑并注，（明）陆云龙增订：《新镌选注名公四六云涛》，国家图馆藏明崇祯六年本。

　　[14]（明）张师绎：《张梦泽先生评选四六灿花》，《故宫珍本丛刊》第620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6]谭家健：《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19]（明）蔡复一著，何丙仲点校：《遁庵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707页。

　　[20]（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6年，第663页。

　　[21]（明）蔡复一著，何丙仲点校：《遁庵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44页。

　　[22]（南朝宋）刘义庆撰，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15页。

　　[23][30]（明）谭元春选辑，（明）马世奇评释：《简远堂辑选名公四六金声》，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间本。

　　[24](清)鄂尔泰等监修，（清）靖道谟等编撰：《贵州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0页。

　　[25]（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0页。

　　[2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4页。

　　[27]（南朝陈）沈炯撰，（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侍中集》，光绪五年乙卯（1879）信述堂重刻本。

　　[28]（清）郭庆蕃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14页。

　　[29]（南朝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