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红

　　（闽南师范大学 历史地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论题，往往来自田野调查的实物对比及其结合理论思考而获得的新认知。笔者关于“闽南红砖建筑”与“荷兰红砖建筑”间关系的田野调查与思考，不自觉中恰好应对了国内关于闽南红砖建筑起源的学术争论，说明这是一个来自现实的真问题。关于这一论题，没有找到直接可以证明二者有直接关系的历史资料，故而，以学术逻辑研究“证实”与“证伪”，亦或没有确切结论，探讨过程同样具有价值。

一、问题缘起与现有研究的学术旨趣

2014年笔者访问荷兰瓦格宁根、鹿特丹、内梅亨等城市所在的大学，行车途径阿姆斯特丹，并在所到市镇进行了文化田野调查。瓦格宁根小镇是以中世纪的同名城堡扩张而成，古城遗址及现在小城地面铺砖、房舍建筑，全是红砖。再联想到阿姆斯特丹，桥梁街道、车站码头，城市整体色调，也多为“砖红”。闽南吾乡，红砖大厝，出砖入石，连栋比屋，排压成阵，气势非凡，是闽南日常生活中转角即见的风景。在中国民居建筑艺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因其特殊的地域与人文内涵，在国内外建筑史上享有独特声誉，被业界名之以“闽系红砖建筑”。红砖建筑在闽南分布主要在莆田、泉州、漳州、厦门以及台湾。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竟有如此巧合类似的民居色彩审美？

　　无独有偶，新航路开辟初期，荷兰东来，入南海诸岛邦国，并开始长达350多年的殖民活动，其后主导了新航路印度洋至太平洋西岸航道的商贸与殖民网络建构。从台湾台南、马来西亚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城郊等地的田野调查来看，似乎荷兰人驻足之处，均多红砖建筑。

　　问题是：闽南的民居建筑多用“红砖”，是特定区域日常生活自然选择，或受荷人东来其“红砖”建筑审美影响？若有，启于何时？影响了闽南民居建筑的什么内容与形式？建筑史、艺术史以及考古学、历史文化领域学者对此问题有过一定关注，但所论数量极少，而且至今未有定论。尤其是荷兰红砖建筑风格与闽南民居建筑“砖红”风格之关系，少人论及。我们先从闽南红砖建筑研究的相关文献梳理入手，把握涉及此论的学术立场与观点。

　　闽南红砖制作与使用的地方文化与历史，缺乏基础资料，涉及区域、抑或闽南地方建筑文化方面史料，尤为少见。工匠造作皆尊师授，口传心记者多，如何使用红砖等专门识记建造技法者寥寥。民间建筑取材方便，匠人熟视而无睹，未予专门关注和记载有关。但在建筑学与历史学各自学科，已有学者对闽南红砖建筑进行过观察和研究。部分论著将闽南红砖建筑视作综合体，予以全面关注，并从红砖建筑在闽南地区传承的历史渊源及其文化特色进行论述。典型作品有张千秋和施友义先生编撰的《泉州民居》，多以红砖作为普通民居的整体色彩偏好以及建筑风格为关注点。还有杜仙洲先生从传统建筑风格角度整理撰写的《泉州古建筑》等。撰写者都是熟悉当地历史掌故的先生，写作风格重在红砖建筑遗迹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作为建筑样态生成的先在空间，以上作者从泉州城市历史发展、建设模式，对当地红砖古建筑样式、堪舆风水、建材颜色、居民审美偏好等，都作了详尽论述，同时涉及泉州红砖建筑用途种类与风格选择变迁的关系。作为专门史研究或专题研究成果，上述研究没能将整体历史中的区域样态和泉州地方文化史研究整合起来，或因跨专业交叉领域问题研究在这些成果刊登时，尚不流行，作者仅关照各自专业领域的研究，视野受限。当然，也未提及闽南民居建筑“砖红”审美与外来文化有何具体关系。

　　而后，有诸多学者始将建筑置于历史与社会发展变迁序列当中予以考察，力图得出闽南红砖民居建筑风格受历史传统影响，汲取异域文化要素，始有今日之面目。当然，文中用“海洋文化”一词笼统带过。持此观点与论述逻辑者，各取渠径，自成一说。专著《闽海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从山海相间的空间站位出发，认为海洋文化要素对闽南民间建筑和居住空间塑造，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泉州多元文化与泉州民居》则以多元文化关照的视角，论证闽南民众对红砖文化的审美偏好、骑楼建筑风格以及西洋式楼宇建筑样式本地化，正是闽南背山面海的地理形势，内外交通往来便利，西方南洋建筑文化历史性地塑造了当地建筑风格。也有学者兼行业精英对闽南古建筑的营造过程与建造技术，林文为先生以口述方式，向外界细致地展现了泉州地区民间工匠圈子师徒传承的红砖营造技艺。曹春平先生著《闽南传统建筑》则以建筑专业相关知识系统，分析了特定地理条件、气候状况与诸如社会观念、历史风俗等人文要素，对闽南红砖建筑在空间布局、屋栋结构、色彩选择、装饰样态、建造技术等方面的历史影响。以上成果将闽南红砖建筑技术与人文艺术话语，与北方建筑话语体系相连接，宋人《营造法式》中关于中国北方官方认可的土木建筑系统描述，与闽南红砖建筑群为代表的建筑风格南北互补且相辅相成。

　　在以上历史视野中，开始提到泉州作为中国历史开洋较早之海域城市，风顺帆来，西洋与阿拉伯文化因素等“多元文化”，渗透塑造了“砖红”这一规模化民居群建筑风格。但遗憾的是，依然没有说明，到底外来“多元”中的什么元素诸如颜色、设计等，影响了闽南民居对“砖红”偏爱，更未论及这些“多元文化”对闽南民居选择“砖红”审美的直接促引。

　　除系统介绍闽南建筑的论著外，也有论著对红砖建筑的技术特色，或某一历史阶段特定红砖建筑造样、局部细工如砖雕镂花、窗棂檐角、脊顶贴磁等具体建筑予以关注。但在这些论文里，追溯“红砖”在闽南建筑工艺中的运用起源，或对连片结阵式成规模“红砖区”建筑成因记载，则往往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相关文献。断简残牍式的零星证据，也只有历史考古，发掘历史遗迹过程中的偶然获得，间或民间传说留传至今的些微痕迹。近年来建筑史与艺术史领域，偶有学者涉及闽南红砖建筑运用历史及其缘起的学术尝试，相关学术刊物里也能看到诸如“月港商人回馈说”“魏晋遗风说”“海洋文化浸染说”“南外宗室遗风说”等。但遗憾的是，学界关注建筑文化的研究者至今没有提供可获得普遍接受并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成果。

　　可能由于田野调查深度与广度的缺乏，基本文献资料的匮失，且该论题跨学科领域知识论贯通其难度，无人在论述中将闽南建筑“红砖”素材及其审美形式的渊源、风格等，与荷兰红砖建筑间的关联，挂钩联系展开论述。关键又在于，若这一命题成立，首先得明确，荷兰建筑的红砖风格，在建筑学及其文化流迁的人文意义上，是否影响了南洋诸国、乃至东亚沿海区域建筑风格并塑造了当地文化对“砖红”色调的偏爱？

二、荷兰红砖建筑及其向东方延伸“砖红”审美的可能性

荷兰瓦格宁根中世纪城镇遗址，轮廓尚在，断墙折础之间，全是略显赭红的砖石墙面与地基，只是久历岁月，风雨侵驳，色泽显暗而已。

　　1493年，西班牙人达·伽马船队绕过好望角，凿通大西洋至印度洋航路，曾在印度西海岸港口城市古里驻扎，并在此与第三次下西洋的中国明代郑和船队相遇。1595年荷兰航海船载147名水手，抵达苏门答腊。1602年3月20日，荷兰议会通过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决议。1619年武装攻占今雅加达，建巴达维亚城，并以此地为阿姆斯特丹在东方的贸易据点。1644年出兵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的控制权，开始了英国人插手之前，对马六甲120多年的控制，并从此开启荷兰人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亚海域的商贸与殖民活动。当然，包括中国东南省份、台湾与日本等。

　　从田野调查与相关文献可知，荷兰早期砖木或砖石建筑多为红砖材料。国家西界北海，面积狭小，欧洲国家中人口密度最大。全国50%的国土低于海平面。近代初期，荷兰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独立以来，便开始大规模的围海造田运动，以期获得更大面积的陆上空间，阿姆斯特丹就是在沼泽地上填造起来的城市。这也导致荷兰是个缺乏历史的国度，关于国家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与水争地的空间向量上。荷兰国内社会文化与人文生活没有意识形态之争，现实生存实用主义精神决定一切。反映在荷兰建筑上，崇尚建筑与环境融合，与水和谐相处，是第一原则。

　　阿姆斯特丹每条街道，中通运河，码头岸基均由黑枕木和红砖砌成。连接北海的运河网络深入荷兰内地，鹿特丹、代尔夫特等老城，就在运河与内陆的交接岸点上。据传记文学作品《伦勃朗1642》反映传主伦勃朗·范·莱茵的情况看，从1642年，也就是荷兰自独立以来国运的黄金期开始，荷兰很多城市街道两旁还存留木屋，但建筑的主流形式已经是红砖房了。伦勃朗是荷兰乃至世界艺术史上最重要、最具开创性的艺术人物，是“融入自然和环境”美术范式的创始人，也正好是影响奠定荷兰主流建筑设计风格的大艺术家。内陆平原，低地雾湿，水气过重，建筑使用烧制红砖材质，既可防潮隔水，亦坚固耐用，又可就地取材，便于日常生活。

　　作为建筑材料，首要功能是符合人居的生活需要，而非艺术装饰。红砖的吸水性能好，砌墙坚固，较之传统木板材料，易于防火。且红砖铺地，更能隔离海水内灌导致的地下水气，从而适应荷兰低地潮湿的环境。其次，红砖与木材地板相较，不易受潮湿腐蚀，更不易受到虫蛀，安全简便。再次，荷兰阴湿天气较多，红砖代替木屋，建筑整体色彩明亮，与暗湿的自然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改变建筑的视觉感受，提振生活热情。

　　可见，荷兰参与大航海之际，国内红砖建筑成为时尚，已是事实。但这种建筑风格是否如实影响了荷兰人后来所到世界其他方的建筑风格呢？如马六甲、巴达维亚、台湾，进而中国闽南民居建筑对“砖红”的审美偏好？

　　荷兰人1595年到达爪哇，葡萄人已先在苏门答腊、马六甲站稳脚跟。荷兰人只能在马六甲以东的安汶找到立足点，并经营安汶到万丹之间的贸易。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1619年武装攻占苏门答腊岛的雅加达，改名“巴达维亚”，并在此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与管理总部，逐渐控制了苏门答腊海域至东亚海域的贸易。当年的“巴达维亚”城区，在今天的雅加达市老区，至今保存完好，成片的白色欧式建筑是其主要风格。1799年荷兰政府取代“东印度公司”接管了对印尼的殖民管理权，直到印尼独立建国。荷兰人接手之前的雅加达，属于马塔兰伊斯兰王国控制，荷兰攻取后，重新规划建设“巴达维亚”市，是当时东方最具代表性的欧式新建城市样本之一。从遗留建筑色调设计审美来看，却不是我们熟知的“荷兰砖红”，而是趋于尚白，这似乎更多考虑尊重伊斯兰社会对“白色”的崇尚，从而缓解初来乍到之际与当地社会的矛盾，以获长治久安。

　　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港口果阿，并最终控制印度半岛。1511年8月，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当时中文史籍称“满剌加”），完成其东方殖民帝国的关键一环，随后依山筑成“法摩沙城堡”，防止当地人反攻。该城堡后被英国人炸毁，但保留至今的圣地亚哥城门，厚重的红砖裸露，甚至门顶装饰图案也是红砖雕成。现存的圣保罗山相关建筑如圣保罗山顶教堂，最初也由葡萄牙人建成，是葡萄牙天主教徒的圣地，教堂四围墙壁，皆为红砖，石面粗粝。教堂前塑有葡萄牙传教士沙勿略白色雕像，基座亦红砖铸成。从1606年起，荷兰舰队在马六甲附近海域，屡挫葡军，1641年1月，攻下马六甲，取得海峡霸权。现存的马六甲博物馆，即当年荷兰总督居所，建于1641年至1660年间，墙体厚重，凿石而成，并非砖垒，与木门统统红色，被称“红屋”。建筑学史上，这属典型的荷兰泥瓦匠与木工手艺。还有位于圣保罗丘陵广场的荷兰殖民地行政官邸，1660年建成，一皆红砖，现为马六甲行政办公中心。与“巴达维亚”城相比，马六甲的荷兰式建筑是荷兰人成为海峡霸主后按照自己意愿完成的，突出了“砖红”或者建筑的“红色”鲜亮感，因为此时的他们，已是成功者。但葡萄牙人之前也修造了红砖建筑，如果说欧洲的“红砖”建筑风格向东方延伸，影响了现东南亚其所据地区的建筑色彩与空间审美，并非只有荷兰风格。或者说葡萄牙人与荷兰人都按照故土审美，在东方极力再造一个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从而彰显作为霸权的存在感。

　　以上史实与田野资料表明，即使荷兰人在南洋殖民之处所建厅宇，也未必全是砖红风格。只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切指向赢得竞争，服务公司与国家的长远目标。而且，这些欧洲建筑并没有改变南洋当地人的建筑风格与审美，依然故我。只是欧风东来，增添了原不曾有的“多元化”而已。几座零星点缀的欧洲建筑，只能说明属于自己的故事，而非整个南洋建筑的全部。

　　同样，马六甲“三宝井”，相传1409年三宝太监郑和船队驻扎于此，掘井取水，以供师饮。井沿围边，全用色彩暗红的“铁锈石”箍成，井侧有建于1673年的供奉郑和之“三宝庙”（也称“宝山亭”）等遗迹。田野口述史料表明，建庙用材一砖一瓦悉自中国。庙为两进院落，地面铺砖与郑和供奉祠正厅墙体均用红砖。地砖纹样、墙体雕刻都是闽南式红砖建筑风格。“三宝井”凿建时间早于荷兰人来赴之前，建造样式不存在受其影响一说。“宝山亭”基座也是红砖，却是闽籍华人按照闽南建筑风格在当地重构的中华文化记忆。没有资料表明，“宝山亭”的建筑受荷兰砖红风格影响。

　　1624年，荷兰人占领安平，筑建“热兰遮城”，即后来的安平古堡，城堡基座均为红砖。同时在台江对面，于1650年（清顺治7年）修建“普罗温遮城”，堡为“赤嵌楼”，乃典型的红砖建筑。立足既稳，前后在台殖民统治38年。明末清初，闽台兵灾流离，赤嵌楼颓损严重，原建筑后来毁于地震，仅余城堡大门与炮台遗迹，清代重建的“赤嵌楼”已不见当年“普罗温遮”城之模样。原基座之上建成“文昌阁”与“海神庙”，部分使用红砖，但建筑样式，均为三层重檐歇山的中国传统建筑，重檐之间为二楼部分，全是绿釉花瓶栏杆。可见重建之“赤嵌楼”，也未受荷兰红砖色彩影响。至于炮台部分现存的红砖遗迹而言，也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红砖来自荷兰。另外，建城防御，只争朝夕，从荷兰本土或巴达维亚运来砖石，花费时间过多，有违军事常识，且孤军悬远，实用主义的荷兰人只会就地取材，速成防卫。即使当年最初部分的“赤嵌楼”，也极有可能是征调台湾当地工匠，使用当地易于取就的红砖石材建成。

三、红砖建筑：闽南当地历史考古及其证据

建筑需要建材，砖石木料，泥瓦弓梁，缺一不可。但就基本材料而言，砌墙之砖是最基本的要素。闽南红砖建筑，关涉问题首当其冲，就是闽南红砖从何而来？启于何时？也就是说，闽南是否有烧制与使用红砖的传统习习俗与文化审美？

　　砖的使用在中国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学发现，陕西咸阳有中国目前认定最早的烧窑遗址。地面砖石建筑在元代开始兴起，最迟从朱明王朝，民间开始大量用砖筑房建屋。据考证，福建民间掌握制砖工艺，最晚在元代。其实，从闽粤一带墓葬考古出用砖遗留来看，东晋以前就用红砖，说明红砖烧制与使用在当地有自然条件和工艺基础。从1930年代开始，泉州地区发掘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古墓葬，其中墓室用砖多为灰砖，也有使用青砖者。多是青色泛黄，或青中带白。而且，有的墓室也使用大量红砖。不是全红色，而是赫红色、红色，后者红中泛黄，抑或浅黄，比例约占墓室用砖总数20%～40%不等。这一时期墓葬也有整个墓室都用红砖的现象，如南安丰州皇冠山南北朝墓等。可见，这一时期的泉州已经出现红砖了。

　　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建筑遗址中，开始出现大量体形小而薄的方砖以及厚重硕大的筒瓦，这些砖瓦颜色多呈青灰色、浅白色、浅黄色。泉州发现的六朝、隋唐墓葬中，泉州北峰的五代王福墓、南安李茂村北宋大观年间郑知録墓等，最具代表性，墓葬中红色质地砖瓦颇为少见。闽南古墓中营造过程中，使用红砖按历史线性时间序列可以看出数量由多到少、普遍使用，再到骤然用量爆发的脉络。墓葬考古与发掘说明，闽南地域使用红砖始于南北朝隋唐就有可烧制红砖的工艺。发掘还表明，闽南建筑群大面积推广红砖材质以构建栋宇，在宋元时期已很普遍。明清闽南民居建筑大量使用红砖，是与宋元时期该地区建筑审美结合地域气候地缘的文化心理，一脉相承。对比西欧、阿拉伯以及拜占庭古建筑资料可知，闽南红砖建筑样态早于西欧。闽南红砖色呈多样，颜色上可分褐红、赫红，桔红、桔黄及淡黄等。赫红色砖材即我们常说常见的红砖，考古发掘中，多存在于两晋和隋唐墓。其中浅黄抑或橘黄红砖，在南宋至元朝墓葬中使用最多。吸引眼球，居民情有独钟，也最耐看且独具闽南传统审美风韵砖红色彩，是黄中显红的色调，闽南人多称“胭脂红”。

　　闽南红砖红色质地中却色样丰富，关键在于闽南不同地域土壤酸碱度以及颗粒疏密相异而致，另外，不同地区土壤铁离子与其他金属元素单元配比不同。闽南地区土壤质地特殊，富含铝硅酸盐与铁等金属离子，红砖烧制过程中，砖窑内的高温密闭条件，有助铁和氧发生充分化学反应，最后生成红色的三氧化二铁，砖块烧成后，三氧化铁元素使砖呈红色。烧制砖料，前期工艺基本相同。色分青、红，若需红砖，即在停火后，尽量杜绝空气进入，并使窑火短时间内尽快熄灭。青砖烧成，程序有变，砖坯通过窑顶“饮水”，窑内高温环境遇水突然冷却，砖铁元素发生反应，生成青灰色的氧化亚铁，出窑则是青砖或灰砖。可见，红砖烧制过程，相对更为简单。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发展、材料运用与社会文化变迁直接相关，其象征、仪式、居俗是空间策略的反映。闽南建筑的砖瓦作品样态，独树一帜。闽南建筑在墙面、屋顶、地板等多处，大量使用当地烧制红砖，色彩强烈，与中国传统的帝王宫殿近似。因此漫长的历史中，身处“红砖文化区”的泉州民众，一直在试图解释自身的“僭越”之举。

　　建筑材料是人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常与自然环境相表里，建材质地、使用式样与居住空间、文化趣味息息相关。砖作为传统建筑的基础材料，最早使用源自西周，两汉王朝因数量稀缺，常作贵族墓葬箍坚以及陵寝纹图装饰之用。李唐以降，砖块作为地上建材最早使用于宗教建筑如庙塔之上。宋元后，住宅民居始用砖砌，朱明王朝，民居建筑普及用砖。闽南红砖建筑使用砖瓦，切磨打造，工艺独特，硬陶石砖在匠人手里，可在墙窗燕脊上砌塑出线条流动、色彩艳丽且转折柔和的美丽图案。故而墙体外观、地板铺饰、中脊装饰等，多红砖红瓦，与国内中原东北等地区建筑相比，风格别具特色，形成自己独特的民居类型。从闽南田野考古可知，砖作建筑普遍出现于闽南，应在宋元时期。

　　传统中国存在着严格的阶层等级制度，而且这种权力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是以民居的空间建构制度来体现的，建筑材料与色泽选取，尤其官方建筑，与社会等级制直接挂钩。闽南红砖色彩，多是透红的“黄砖”，与正色“金黄朱红”取向殊异。但闽南民间故事却有红砖色合起源的内容，似乎是民间社会挑战等级权威并以生活常态为据给出的合理由头。闽南红砖建筑布局本身也有空间构造，其文化理解看似有悖传统中国建筑等级制度，但其独特的用材及审美，却把关涉主流政治等级话语，转化为日常中安稳与平和。将其置于国家空间秩序变更过程中，试图说明：红砖的制作与起源或许有其技术与环境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卷入国家的空间秩序营造。民间对红砖的阐释起源于国家空间制度自松弛转为紧张的过程中，源自不断向下渗透的空间禁制压力。从出现到发展形成，乃至于今日现代化过程中建筑新材料的大量出现，使闽南建筑中红砖的色彩日渐淡去。红砖文化区所经历的这一漫长过程，反映国家在不同文化形态下的空间制度转型，展现了地方建筑与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变迁、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之相关性，也勾勒了闽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互动、商贸关系与技术交流。

四、结语

从闽南本地制作红砖及其使用历史的考古资料可知，其年代远远早于荷兰人东来之际。闽南当地有成熟的烧制工艺，且有红砖使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附于其上的民俗讲究和历史规定。由此断定，闽南红砖建筑文化是在本土历史序列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区域文化。内涵其中的审美意味，以及表现这种审美的建筑手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与荷兰无关，至少找不出与此有关的确凿文字记录。

　　注释：

　　[1]张千秋、施友义：《泉州民居》，福州：海风出版社，1996年。

　　[2]杜仙洲：《泉州古建筑》，天津：天津科技技术出版社，1991年。

　　[3]戴志坚：《闽海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0年。

　　[4]关瑞明：《泉州多元文化与泉州民居》，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5]林为文（口述），杨思局等整理：《闽南古建筑做法》，香港：闽南人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6]罗攀：《出砖入史：闽南红砖中的地方记忆与空间转型》，《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

　　[7]L·弗美仑：《巴达维亚的中国人与1 7 40年的骚 乱》，第6页，新加坡《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1953年。

　　[8]据田野口述悉知，“铁锈石”原为葡萄牙船队吃水压舱之用，返回时卸载丢弃，装满香料、丝瓷等东方物品，以博厚利。东南亚地区不产此种石材，物以稀为贵，当初为三宝船队所用，凿磨顿角，规以方圆，使其围井，可谓弃材复用，变废为宝。

　　[9]吴艺娟：《泉州发现元墓》，《福建文博》2005年2期。

　　[10]郑林伟：《闽南红砖窑的烧制工艺》，《中国科技史志》第26卷。

　　[11]Wang，Mingming，Empire and Local Worlds:a Chinese Model for Long－ 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Cal-ifornia:Walnut Creek，2009。